前清以來，壽州城東門裏就有條巷子，巷子裏全都是青磚細瓦的三進宅院。這些宅院的主人是同一個吳姓家族的近支宗親。這支吳姓家族在壽州城的東鄉和南鄉有著數千畝良田，靠著祖輩留下的家業，過著衣食無憂的殷實生活。同城裏的其他士紳家族一樣，吳家以詩禮傳家，承續著古城崇文重教的優良傳統。凡吳家子孫皆自幼入館啟蒙，稍長即讀“四書五經”。吳家雖然不求子孫出官入仕，但要求他們知書達禮、正直做人。
這條巷子居中、麵東的一處宅院，大門修成了兩層的門樓。樓下的大門兩側各有一間門房，樓上三間小屋的四麵都開有小窗。從這些小窗能觀察周圍景象，遇到緊急情況時，還能抵禦外來的侵犯。在清代的壽州城裏，這樣的門樓獨此一處。所以壽州人都叫它“吳家樓”，這條巷子也被叫作“吳家樓巷”。
清末民初時，吳家樓巷最北頭的宅院是吳氏十七世祖嫡長房的住宅。家主吳老太爺生於清同治八年（1869年）。青壯年時期他親身經曆了國家貧弱、列強入侵和清政府屢次割地賠款。同所有愛國的中國人一樣，吳老太爺備感屈辱、滿懷悲憤，但又無處伸張，因而養成了忍辱負重、沉默寡言、與世無爭的處世態度。
雖然吳老太爺生活在不幸的年代，但所幸擁有一個讓他欣慰的家庭。他生有兩兒一女，民國初年時長子伯安和次子仲安都已娶妻生子，女兒永芳也已出嫁。若論兩個兒子的性情，卻截然不同。次子仲安酷似父親，而長子伯安卻完全是另一種秉性。
吳伯安生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民國成立時他剛滿二十六歲。千年帝製被推翻，令他驚喜不已。他敬仰孫中山先生，衷心擁護民主共和製度。伯安是個性情豪爽、喜歡廣交朋友的人。他有見識、敢作為、肯擔當，總是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和公益事業，對本縣的教育事業更是傾盡全力。對待朋友，他能仗義疏財、助人於急難之中；他還能主持公道，善於調解各類矛盾。別看吳伯安年紀不算大，但在壽縣士紳階層中，已是個嶄露頭角的人物。
清末時，中國知識界就提出“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拆祠堂、毀廟宇、辦學堂”的強國主張。這些主張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各地出現了中國人自己開礦辦廠的熱潮。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洋學堂，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湧現。
壽春城自古就文風昌盛，具有崇尚教育、尊重知識的優良傳統。在“教育救國”的熱潮中，這裏絕不落後。壽州的第一所洋學堂建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是壽州富紳孫多森在縣城南街建立的私立阜財高等學堂。這是一所包括了初小和高小的完全小學。新式學堂傳授現代科學知識，用現代科學教育取代私塾裏單一的儒學教育，立即受到壽州父老鄉親的廣泛歡迎。隨後由鄉紳集資，或由宗族、家祠出資興辦的洋學堂，在壽州城鄉陸續出現。到清末時，壽縣已建成了近十所私立的洋學堂。
民國成立後，壽縣公署開始出資興辦公立學校。壽縣的第一所縣立小學，由城裏的八蠟廟改建而成。這所縣立第一小學比清末洋學堂又前進了一步。它完全按照西式教育開設課程。有些課程不但小學生們興趣濃厚，連家長們也充滿了好奇。譬如體育課，它使孩子們充分釋放了好動的天性，又強健了小學生們的體魄；音樂課讓孩子們享受到了歌唱的快樂和藝術的熏陶，使小學生們煥發了童真與活力。當人們走過校門時，常常能聽到孩子們的歌聲和笑聲。似乎古老的壽縣城也因此而煥發了青春，變得年輕活潑了。
不久，縣知事決定依照縣立第一小學的辦學經驗，將縣城東街的臥佛寺改建成第二所縣立小學。此時，縣公署下設的勸學所裏隻有一名所長和一名勸學員，籌建學校的力量顯然不足。於是縣知事決定從民眾中推舉一位協辦員，協助建校。
經過城中縉紳們的推舉，吳伯安被聘請為壽縣勸學所協辦員。伯安心中明白，這協辦員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但因是實施“教育救國”的事情，他二話沒說承擔了下來。
臥佛寺是所不大的寺院，因主殿中有一尊臥佛而得名。該寺院有前後兩重佛殿，沿西麵院牆還有十多間僧房，把它改造成一所小學是綽綽有餘的。辦學校校舍固然重要，但聘請合格的教師更加重要。勸學所將招聘教師的重任交給了吳伯安。
民國元年，教育總長蔡元培規定初等小學學製為四年，開設課程有：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體操等七門。另外，教育部對小學應聘教師的學曆有嚴格規定，不允許降低標準。
為了招聘到合格的教師，吳伯安走遍了合肥、六安、蚌埠、淮南等周圍的城鎮、鄉村。經過數月時間的努力，費盡周折，他終於陸續請到了六位合格教師。在學校籌建過程中，吳伯安的認真、努力和踏實肯幹，深得勸學所所長的讚許。不久他被任命為縣立臥佛寺小學首任校長。
縣立臥佛寺小學即將如期開學了，但是難題又來了。教師們已經準備按課程表上課了，縣公署上報省裏的教育經費卻遲遲沒有批撥下來。這六位教師都是單身來壽縣應聘的，領不到薪金，又沒有家，一日三餐如何解決？為了讓教師們能安心教書，解決他們的吃飯問題成了頭等大事。伯安征得父親的同意，從開學第一天起，即請六位教師來吳家吃飯，而且一日三餐全部免費。好在臥佛寺小學離吳家樓巷隻有一箭之地，往返很方便。就這樣，六位教師在吳家免費就餐將近一年，直到教師們領到薪金為止。
吳伯安舍己為公的舉動得到了縣公署的讚譽，也很快傳遍了全城。對於伯安的義舉，壽縣人各持己見。大多數人敬佩他、讚揚他；當然也有人不置可否；還有少數人認為他是個大傻瓜，把他當作笑柄，還給他起了個綽號——“吳大傻子”。當年的壽縣城裏，“吳大傻子”這個綽號到處傳揚，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與此同時，吳伯安在縣公署以及本縣士紳、民眾中的聲望也在不斷增長。自此以後的幾十年中，吳伯安的身影再也沒有離開過壽縣的教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