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時候，董仲舒使得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說儒家思想到了此時才真正成熟並且發展壯大起來。董仲舒提出的道德標準五常，也就是“仁、義、禮、智、信”，主要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但是其中也有積極的部分，可以說是為人所要遵從的道德原則，一直到現在我們都在提倡。
但是，古人也說：“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實際上，也是為人處世要靈活，不能拘泥成法，受形式主義所束縛的意思。何況，仁義道德往往被小人作為要挾的武器，口稱仁義，實際上行的是卑劣之事，為的是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個時候，就更加不能因為所謂的仁義道德，而放棄行使自己的正當權益，給小人以可乘之機。《榮枯鑒》上說：“仁堪誅君子，義不滅小人。”就是說，仁義有時候被用做攻擊君子的武器，但是對小人來說卻是沒有絲毫威懾力的，因為小人根本不會在意仁義這樣虛幻的東西。
春秋時期的宋襄公，一直被當做迂腐的人來嘲笑。宋襄公因為在齊桓公死後，曾經幫助齊桓公的兒子公子昭重回內亂的齊國當上了國君而小有名氣。宋襄公自以為幫助了齊桓公的兒子，自己也算是霸主了，但是其他大國的國君可不這麽想。公元前638年，宋國和楚國在現在河南的一個地方打了一仗，史稱“宋楚泓水之戰”。當時，宋軍先在泓水岸邊紮好了營寨，楚軍才來到對岸。公孫子魚對宋襄公說：“我國實力弱小，沒有必要和兵強馬壯的楚國硬拚，不如講和吧。”宋襄公不同意，他說：“楚國的確是兵強馬壯，但是他們是侵略的國家，道義不在他們那邊；我國的軍隊雖然不如他們，但我們是仁義之師。仁者無敵，我們必定能夠取勝。”他不但不聽從公孫子魚的話，還特意命人做了一麵大旗，在上麵繡上“仁義”二字，要用此來擊敗楚國。
第二天，楚軍開始渡河。公孫子魚向宋襄公建議說：“既然要作戰，那麽就要把握有利時機。現在楚軍開始渡河，我軍應該在他們渡河一半的時候主動攻擊他們，他們猝不及防，一定會很混亂，我軍定能取勝。”宋襄公還是沒采納公孫子魚的建議，他說：“我們是仁義之師，以仁義取勝，人家沒渡完河我們就出兵，豈不是乘人之危嗎？那哪裏是仁義之師的做法。”
楚軍渡河已畢，開始亂糟糟地布陣，公孫子魚見此良機，又跟宋襄公說道：“趁楚軍還沒有布好陣，我們快發動襲擊吧，現在我們還占據一定的優勢，現在衝鋒還有機會取勝。”宋襄公不但還是不聽從，反而發怒，訓斥公孫子魚說：“你怎麽隻會出這種壞主意！楚軍還沒布好陣，我們就去打他，還算什麽仁義之師！”
正說著，楚軍已經布陣完畢，做好了作戰準備了，宋襄公這才下令擊鼓進攻。可是楚國軍隊善於作戰，宋軍根本不是對手，剛一接手便敗下陣來。宋襄公還指手畫腳地指揮戰鬥呢，結果一支冷箭飛來，正中他的大腿，他一下子跌下馬來。宋襄公平日也素行仁義之事，對大臣很不錯，所以下屬都很擁戴他。見他受傷跌下馬來，左右拚死護衛他，終於成功掩護他逃跑，保住了他的性命。
宋襄公帶領手下的殘兵敗將逃回了都城商丘，手下的人都說宋襄公不該跟楚國開戰，更加不該跟敵人講仁義。宋襄公說：“可是，仁義的人就應該這樣打仗，不傷害已經受傷的敵人，不俘虜敵軍中頭發花白的人，不借助有利的地勢襲擊敵人，不主動攻擊尚未布陣完畢的敵人。這可是從商周就傳下來的規矩，你們都把行不仁義之事當做理所應當，真是禮崩樂壞的年代啊。”周圍的人都搖頭歎息，覺得宋襄公實在是很迂腐。
公元前637年，晉國的公子重耳出逃路過宋國，宋襄公秉承自己一貫的仁義之風，好好款待了重耳，又送給他二十匹好馬。這樣的大禮對於剛剛戰敗受到了很大經濟損失的宋國來說，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是宋襄公認為這樣做才符合“仁義”的原則。他這一舉動，對於窮困潦倒的重耳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後來，重耳回國即位，是為晉文公。公元前632年，楚國聯合陳、蔡、鄭、許四個小國的兵力，聯合攻打宋國。宋襄公的兒子宋成公趕緊向晉文公求救，晉文公感激宋襄公當年的義舉，發兵攻打衛國和曹國，解了宋國的圍困之厄，宋國於是免於國滅，轉危為安了。
現代人提到此事，常常譏笑宋襄公的迂腐和所謂的仁義，認為他在泓水之戰中沒有把握有利戰機，一再強調要行仁義之事，最後不免落得兵敗的下場。但是實際上，宋襄公難道不是在堅持著自己的一種原則嗎？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情，就堅持去做，哪怕所有人都以堅持仁義為恥。行詭計自然可以取勝或是減少損失，但是堂堂正正地與敵人決一死戰，哪怕失敗也不失為光明正大。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宋楚泓水之戰中，仁義成為了束縛君子的桎梏，並沒能幫助宋襄公的“仁義之師”取得戰爭的勝利，而如果按照行“詭”計的公孫子魚的建議來做，雖然算不得“仁義”，但是宋軍就有了取勝的機會。
其實，曆史上還有一個我們熟悉的人物，他也像宋襄公一樣，堅持自己心中的“仁義”準則，慷慨赴死，他就是抗金英雄嶽飛。
馮夢龍《智囊全集》中有一則名為《朱仙鎮書生》的故事。
朱仙鎮之敗，兀術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嶽少保且退。”兀術曰：“嶽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嶽少保且不免，況成功乎？”兀術悟，遂留。
故事講的是南宋時候，金兵南侵，遭到了廣大南宋軍民的抵抗，其中以嶽家軍最為著名。嶽家軍在朱仙鎮大敗金兵，金兵將領完顏宗弼在百般無奈之下，準備放棄開封後撤。在他率領大軍準備離開的時候，有一個書生拉住他的馬韁繩，說道：“太子你完全沒必要放棄開封，嶽少保（當時嶽飛的官職）很快就要退兵了。”完顏宗弼覺得很奇怪，問他：“嶽飛用五百騎兵就打敗了我十萬大軍，他具有奪得開封的軍事實力；開封的百姓日夜盼望，希望宋朝的軍隊早點過來，民心所向也不利於我們。你為什麽覺得我能守住開封呢？”書生鎮定自若，回答道：“自古以來沒有朝中權臣當道而武將能在外立功的。嶽飛自身難保，更別說攻占開封取得北伐的成功了。”完顏宗弼恍然大悟，於是留在了開封。
這裏書生所說的權臣，就是指奸臣秦檜。果然如書生所料，嶽飛沒能實現自己直搗黃龍的願望，在他北伐成功在望的時候，連續接到了朝廷的十二道金牌，命令嶽家軍班師，嶽飛本人前往當時的南宋都城臨安朝見皇帝。關於宋高宗趙構這種控製戰局反複無常、放棄眼看到手的勝利的行為，現在有些人認為是與嶽飛念念不忘攻打黃龍府、迎接被俘的徽、欽二帝會影響到趙構的皇位穩定問題有關，也有些人認為趙構有努力做到戰局不敗不勝便於議和的嫌疑。不管趙構下達這種命令的原因何在，這種行為始終與當時北伐的形勢不符，也不利於中原地區的統一，但是，嶽飛並沒有選擇繼續完成自己抗金大業的使命，而是選擇了“忠君”，聽從皇帝的命令，班師回朝。盡管他在撤兵之前大喊著“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但是並沒有努力去改變這種局麵，原因就是因為他固守著自己“忠君”等於“愛國”的觀念，一切以君王的意誌為轉移，把君王的利益淩駕於自己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嶽飛父子到達臨安後，被秦檜以謀反罪名逮捕加以審訊，幾個月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害於杭州風波亭內。而宋高宗和奸臣秦檜剛剛削奪了嶽飛的兵權，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宋、金兩國簽訂了“紹興和議”，南宋向金稱臣，屈辱投降。
嶽飛在返回臨安之前，應該對當時南宋國內的形勢有所了解，能夠想象到自己前往臨安的後果如何。作為當時南宋幾大主力部隊之一的嶽家軍的將領，他完全可以選擇不遵從皇帝的命令，擁兵自重。但是這是後人的想法，或許也曾在時人的腦海中一閃而過，但是這種想法不可能出現在“精忠報國”的嶽飛的心中。嶽飛是仁人誌士，是君子，對於他來說，皇帝的命令就是他行動的準則，盡管壯誌難酬，盡管有莫大的冤屈，他也隻是在臨刑前寫下了八個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而未加任何反抗。君子的自縛手腳使得小人有機可乘。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小人身上，小人畢竟是小人，不會為了遵從皇帝的旨意、顧全自己忠君愛國的名節而搭上自己的性命。
孔子當年曾經說過“大道之不行，已知亦”，但他仍然為了自己的理想奔走列國。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強者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者矯”，意思是君子為了理想，堅持自己心中的道義是沒有錯的，更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如果隻是愚忠，明知道道義是小人用來束縛自己達到不堪目的的道具，仍然不改初衷，明知是陷阱也要義無反顧地跳進去，未免太不懂得變通。原則應該是有一個底線的，在不超越這個底線的範圍內，可以有彈性地堅持原則。或者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想，為了小我的原則而落入小人的圈套，卻不免因小失大，沒有能力實現大我的遠大目標，難道不是得不償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