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禮儀之邦，特別注重禮節，而幾千年的“禮”文化傳承下來，卻不免變質走味，古板僵死，不為現在的人所接受遵守。現代人更加崇尚自由、個性，於是“魏晉風度”因為其不同尋常的論調而被抬到較高的地位。魏晉風流人物以建安七子起，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人物，一直延續到東晉的陶淵明，共分為五期。這些人崇尚自然，風流自賞，超然物外，因此他們的翩翩風度一直得到後人的景仰，更加一度成為模仿的對象。
不過，盡管以魏晉風度聞名的這些名士都放浪形骸，不為當時的社會風氣所限製，其行為往往有悖常理，但究其性格形成的根源並不相同。以竹林七賢為例，根據《世說新語》記載，他們七個人的真實性格就各有千秋，有些是真性情，有些不過是偽裝，更多的是為當時慘淡的政治環境所逼迫，空有抱負卻無法施展，隻有隱居山林，以清談、服食五石散、整日醉酒酩酊來逃避世事。
七人中，嵇康最是真性情，做事全憑好惡，根本不顧忌對方的身份和地位。嵇康曾經得罪過滅了蜀漢的鼎鼎大名的鍾會，要說嵇康名聲最盛之時鍾會還籍籍無名呢，他們倆是怎麽有嫌隙的呢？當年鍾會還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所仰仗的，不過是他父親鍾繇的名望。他聽聞嵇康的大名，心裏十分傾慕，但是不敢上門拜見，偷偷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嵇康家門前，敲了敲門就趕緊跑開了，連麵都沒敢見，由此也可見嵇康當年聲名之盛。後來，鍾會也有點名聲了，終於鼓足了勇氣前來拜見嵇康。
他來的時候嵇康正在自己家園子裏打鐵，沒搭理他。照理說有客人來自己家了應該打個招呼，可是嵇康就是當沒看見。嵇康就是這種脾氣，我看得上你你什麽都好，我看不上你你什麽都不好。要想讓我看得起你，總得拿出點本事來，光穿得好可不行。
鍾會在旁邊恭恭敬敬站了半天，不敢亂動，腿都麻了嵇康也沒反應，他實在忍受不了了，轉身要走。這時嵇康突然出聲了——還是看見鍾會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就是問鍾會：“你因為聽見什麽而來？又是因為看見什麽而走？”
鍾會已經生氣了，朗聲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然後轉身就走了。鍾會是說：“我聽見我聽見的而來，看見我看見的而離開。”也是個有脾氣的人。不過從此呢，兩個人就留下了嫌隙，後來出於司馬集團統治的需要，鍾會大概也沒少添油加醋，嵇康就被害死了，死時隻有四十歲。
有關於嵇康臨死的傳說，說他在臨刑時撫琴一首，慷慨激昂，然後摔琴於地，長歎：“《廣陵散》自此絕矣！”此事雖然隻見於傳說，真實性相當低，但是完全符合嵇康的性格，也說明他的真性情實際上是很被當時及以後的文人、百姓所接受的，人們對他都報以欽佩和同情的心理。
阮籍在竹林七賢中名氣最大，但他主要是秉承老莊學說消極避禍的態度，嵇康要比他激進得多。阮籍素有才名，雖然對當時的統治階級不滿，但采取了逃避消極的生活態度。據說司馬昭曾經想為自己的兒子向阮籍的女兒求婚，要是換做嵇康，肯定就痛快地拒絕了，沒準還會說出當年關羽拒絕孫權為子求婚的話來：“虎女焉能配犬兒！”但是阮籍沒有嵇康那樣瀟灑毫無忌憚，他既不願意答應這門婚事，又害怕直截了當地拒絕會招致禍端，於是他采用了一種讓人發笑但倒也有效的方法，每日縱酒，居然連續醉酒六十天。司馬昭看到他醉酒的樣子，知道他是變相拒絕，既好氣又好笑，此事遂作罷。
阮籍避世，與嵇康不同，他不曾激進地正麵與統治階級對抗，然而他之所以能與嵇康並列入竹林七賢中，才華自不必說，單就性情而言，阮籍也是真正的人物。阮籍的母親去世的時候，他正在跟人下棋。對方聽到阮籍母親去世的消息後大吃一驚，連忙說不下了，但是阮籍不肯，堅持要下完那盤棋。下棋完畢，阮籍也沒回家，而是跑去喝酒，整整喝了兩鬥，然後大哭一陣，口吐鮮血數升。
到給母親下葬的時候，阮籍也沒管家有喪事應該守孝吃素的所謂禮法，他吃了一整隻蒸的小豬，又喝了兩鬥酒。遺體告別的時候，阮籍又哀號，吐血數升。《晉書》中說他“毀瘠骨立，殆致滅性”，可見他心中悲痛之深。我每讀書至此，莫不掩卷一歎，世俗禮法視若無物，然哀慟欲絕，悲痛發自內心，這才是至情至性之人。不流於表麵形式，哀哀痛哭自然是悲傷，怎及得形銷骨立！
這兩人是避世的，然而心裏還有熾熱，總時不時地要爆發一下，心裏還是抱有一點微薄的希望，可竹林七賢中還有一個是真正的眾人皆醒我獨醉的人，當所有人都是瘋子的時候，唯一的正常人反而被當做了瘋子，如果不想跟眾瘋子同流合汙，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裝瘋賣傻，劉伶就是用沉迷酒鄉來達到他徹底避世的目的。
劉伶平素就倡導無為而治，他是老莊的信徒，崇尚老子“小國寡民，雞犬阡陌不相聞也”的生活方式。當他的政治抱負無法得到實現的時候，為了避免政治迫害，他也隻有嗜酒佯狂，任性放浪。據說他常光著身子在自己家裏喝酒，有客人來訪，他也絲毫不介意，仍然我行我素。客人看見他這樣不成體統，自然責問他。他反而振振有詞地說：“我向來以天地為房子，以房舍為衣物，你們進到我的褲子中了，我沒怪你們無禮，怎麽你們反而怪我？”
他們三人乃是竹林七賢的代表，或以文才聞名，或真性不偽，或索性什麽都不放在心上，但是人有不同，即便是相交的朋友也不能保證有相同的政治觀點和價值觀，七賢中的另外一個人，就以完全不同的性格而著名，那就是王戎。
王戎本身是大地主出身，但為人吝嗇苛刻。據說他家曾經出產一種味道非常好的李子，往往剛拿出來就銷售一空，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買了他家的李子，居然也沒有人能夠種出相同品種的李子。原來是他深恐他人吃了李子之後拿核來種，搶了自己的生意，於是居然費力在每個李子核上鑽洞，其他人自然無法播種。
王戎富有，然而貪鄙成性，雖然擁有很多莊園田產，仍然總是想著聚斂財富，白天晚上都拿著計算用的籌來統計自己的財產。以至於有一次他和阮籍、嵇康等人約好去竹林遊玩飲酒，他最後才到。其他人正言談甚歡的時候，看到他來了，阮籍居然說：“這個隻知道錢的俗物一來，真是敗壞了我的興致！”連平時相交的朋友都看不起他的為人，他的性格為時人所鄙，也就不奇怪了。
《榮枯鑒》裏麵說“俗禮不拘者非偽”，這話其實有些以偏概全了。不拘禮法的，可能是嵇康、阮籍一類的真名士，也可能是劉伶這樣奉老莊哲學為真理的消極避世者，更加可能是如王戎這樣的沽名釣譽之輩，以當時的放浪形骸作為自己時尚的偽裝，標榜自己靠近名士的姿態，不過，他也隻能做到“靠近”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