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很講究氣節，講究“忠臣不事二主”，認為氣節是評判一個人的很重要的根據。如果能在危急關頭舍生取義，那麽，這個人到底有沒有文才，有沒有應變能力，有沒有組織作戰的能力，是不是孝順，就都不重要了。因為他“忠”，一言以蔽之，其他的已經都不重要了，而且，因為這個人的“忠”，甚至可以說他其他的一切方麵都是好的，都是高尚的。反之，如果一個人背叛了自己的朝廷，或者其實不過是忤逆了自己的皇帝，但是因為古代封建社會都是“家天下”，忤逆了皇帝一個人，就可被視為是背叛了皇帝的整個家族，即是背叛了當時的狹義的所謂“國家”，那麽，由此也可以推斷出，這個人的其他方麵必定是不好的，因為一個不忠的人，必定也是不孝的、沒有廉恥的。哪怕他背叛的不過是一個昏庸無道的君主，那也隻能認倒黴，而不能有任何怨言或是行動。
《榮枯鑒》上說：“無羈無恥，榮之義也。”意思是說，不受道德禮法的羈絆，不以追求功名利祿為恥，這就是能夠發達的要義。《榮枯鑒》的作者馮道，曆來被認為是小人的典範，這句話可說是他的心聲：如果認定了自己要追求榮華富貴，就要摒棄一切道德和世人眼光的束縛。但是我們可以想象，馮道的所作所為是遊離在社會世俗的道德標準之外的，他的行為準則自然也不符合中國人一貫的道德標準，而與馮道有同樣想法的人，自然也就被排除在社會定義的“君子”之外。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傳說，傳說的主人公是元將張弘範。南宋末年，幼帝趙昺在大臣張世傑和陸秀夫的帶領下逃到廣東崖山，這是南宋在大陸範圍內最後的一個據點了，是複興漢族江山的最後一絲希望。元將張弘範奉命追擊趙昺等人，在崖山海域開展了著名的“崖山海戰”。有資料說，張世傑據崖山天險，卻采以守勢，不敢主動出擊。張弘範封鎖海口，切斷了宋軍淡水的來源，宋軍被困，竟取海水解渴，將士紛紛嘔吐，臉部浮腫，疲憊不堪。元軍跳上宋船後，短兵相接，結果宋軍全軍覆滅，張世傑和幼主的母親楊太後也在戰亂中相繼淹死。丞相陸秀夫背著幼主趙昺跳海而死。
然後傳說中有意思的部分登場了。張弘範其實是南宋降將，投降了元朝之後還很得元世祖的信任。他在滅了南宋之後，得意洋洋地在崖山懸崖上豎了一塊石碑，上寫“張弘範滅宋於此”，然後回歸元朝。當地百姓不齒他這種行徑，於是有人偷偷在石碑之上添加了一個字，變成“宋張弘範滅宋於此”，一字之差，謬以千裏，不言褒貶，但褒貶盡在其中，活脫脫刻畫出一個醜陋的叛徒嘴臉，頗有孔夫子微言大義、皮裏陽秋之意。
但是，這麽一個有趣的傳說，終究隻能是傳說而已，曆史上真實發生的事情不是這樣的。張弘範是漢人，然而他從來都沒做過南宋的官員，他父輩一代便已經在元朝做官。而且，經過現代史學家的考證，在崖山上也出土了當年刻有字跡的殘存石碑，當年張弘範在石碑上刻的是“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按照石碑的大小和字數推算，石碑上端也沒有空間可供百姓添字上去了。
知道了真相，就可以很明白事情的由來了。古代的士子認為，張弘範作為一個漢人，居然為異族賣命，而且消滅了被漢人士子詡為漢室正統的南宋一脈，自然就是漢奸，應該千載為人唾棄。至於趙昺這個小皇帝究竟有沒有經天緯地之才，能夠挽大廈將傾之狂瀾於即倒，這可不是他們要關心的。我們在感慨人言可畏的同時，也不免深深為儒家思想之深入人心所震撼。
雖然中國古代文人崇尚忠貞，但是人有百種，既有像文天祥這樣寧死不屈的，當然也有丟了氣節的。比如洪承疇，關於他投降清庭前後，也有一段傳聞。
公元1641年，崇禎皇帝派洪承疇率領十二萬兵馬，出征遼東。崇禎皇帝一直對洪承疇這位兵部尚書相當信任，因此，在他臨行前，崇禎親自為他送行，希望他不要辜負自己的期望，掃平遼東。崇禎皇帝說話時飽含深情，句句發自肺腑，洪承疇聽了十分感動，對皇帝說：“陛下對我如此厚望，我一定不會辜負您的囑托！”隨即寫下了一副著名的對聯“君恩深如海臣節重如山”，來表達自己誓要擊退敵軍，報答君王恩情的決心。
但是，洪承疇並沒有實現自己的誓言。他在次年於鬆山兵敗被俘。鬆錦大戰的失利，導致明朝在關外，除寧遠一地，其餘全部落入清軍手中，明朝已完全無力應付遼東局麵。由於清太宗皇太極對洪承疇極為重視，用盡方法想招降他。
經過一係列的攻心戰術，洪承疇腿一軟，投降了清太宗，成為清軍問鼎中原的領路人，為清軍攻占中原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以說是真的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辜負了崇禎皇帝對於他的信任。據說鬆錦大戰兵敗之後，朝野為之震動，傳來消息說洪承疇兵敗殉國。崇禎皇帝極為悲痛，輟朝三日，還禦製悼洪經略文明昭天下，下令以王侯的禮儀祭奠洪承疇，即“予祭十六壇”，七日一壇，親自舉行祭拜儀式。當崇禎皇帝祭奠到第九壇的時候，得到了確切的兵報：洪承疇沒有殉國，而是投降了！這個消息，比他死掉更加讓朝廷上下震驚，這也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大明江山快要保不住了。洪承疇由此也被唾棄為漢奸，在當時奉正統文化的人看來，向蠻狄投降，那是對國家的背叛，更加是對一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背叛！有人為了諷刺他這種可恥的行為，就把他在出發前寫的那副對聯給添加了一個字，改了一個標點符號，變成：“君恩深如海矣臣節重如山乎？”
後來，清朝幾乎占據了整個中原地區，很多仁人誌士奮起反抗，為抵抗外族入侵貢獻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夏完淳父子。夏完淳的父親夏允彝和老師陳子龍都是著名的抗清義士，他七歲能詩文，自己本身也是很著名的神童，幾代人都把抗清作為畢生的事業來追求。
公元1647年，夏完淳在前往投奔魯王的路上不幸被俘。後來，他被押解到南京，當時審問他的人就是洪承疇。洪承疇早知夏完淳的才名，希望勸降他，說：“你才十七歲，還是個小孩子，懂得什麽呢？怎麽就要起兵造反呢？叛逆難道是好事情嗎，你就是誤聽人言罷了！你如果現在歸順，我保你高官得做，駿馬得騎。”
夏完淳故意裝做不知審問他的人就是洪承疇，高聲回答說：“你知道些什麽！洪亨九先生（洪承疇字亨九）是我朝的傑出人物，鬆山一戰中血染疆場，不屈而亡，先帝崇禎親自書寫祭文悼念他，朝野共震。我常常羨慕他的忠貞壯烈，雖然我比亨九先生年少，但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我怎麽能夠居於亨九先生之後呢？”
兩邊的差役以為他當真不知道上麵高坐的就是洪承疇，於是就提醒他說：“上麵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聲色俱厲地大罵道：“胡說八道！亨九先生為國捐軀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天下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天子為他設置祭壇，親自到場祭拜，淚流滿麵，群臣也都哽咽難當。洪大人是我朝上下都景仰的英雄人物，你們這些逆賊，竟然敢借用洪大人的名號，敗壞洪大人的聲名！讓他在九泉之下不安生！你們這些跳梁小醜！”
洪承疇坐在上麵，臉紅一陣白一陣，無言以對，隻得匆匆結束了審訊，時值六月。九月，夏完淳被害。臨刑時，他立而不跪，神色一如平常，未嚐有絲毫改變，死時年僅十七歲。
無論是百姓更改張弘範的石刻，還是後人更改洪承疇的對聯，無一不彰顯一個事實：背叛可恥。文人應該保持自己的氣節，否則，就會成為天下人的公敵，被人人唾罵。張弘範原本生於元朝，他為了元朝賣命本也無可厚非，但是就因為他是漢人，朝野內外認為他失去了漢族人的根本，於是也愣是給他平添了“降將”的名頭，又編造了這樣的諷刺故事來譏諷於他。
在今天的人眼中，“忠臣不事二主”已經變成了迂腐的觀點，畢竟一生從事一個職業已經成為了過去，“良禽擇木而棲”才是現代人的處世原則，洪承疇信誓旦旦要以實際行動報答明朝崇禎皇帝對他的恩澤，但是又在威逼利誘和現實的考慮之後，改頭換麵，剃發換冠，成了清朝太宗皇帝的奴才，這種行為，即便是在現代人的眼中，也是一種很卑鄙的行為，是典型的小人行徑。在洪承疇投降清朝之後，天下人才知道這個道貌岸然的兵部尚書不過是個不顧民族大義、國家安危的小人，但是當他還做著崇禎皇帝股肱之臣的時候，誰能夠看清他的真麵目，料到後來事態的發展呢？崇禎皇帝自然更加不會想到，他如此信任的大臣，會在其後反戈一擊，帶領自己的敵人清軍走進中原，奪取江山。
另外一個出乎意料的小人，則是一個真正的鐵杆漢奸。說他出乎意料，是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聞名天下的愛國詩人。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中國人曆來都比較相信血統論，認為勇氣和忠誠等素質是可以遺傳的。古代在選孝廉及科舉製度之前，主要在現有官員的子弟中提拔官員。所以，如果指著一個愛國詩人的兒子說他以後要成為一個漢奸，那恐怕是要被人駁斥並且挨揍的，但是，曆史就是這樣不可思議。
更多的人熟悉龔自珍，都是因為中學課本中的那首著名的《乙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詩人，卻很不幸有一個不肖子。
很多人知道龔自珍的兒子，想必都是從他的外號得知的。龔自珍的兒子名叫龔橙，外號叫做“龔半倫”。封建宗法社會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五倫”，這也是儒家宗法思想的一部分。孟子認為，君子之間有禮義之道，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夫妻之間有恩愛之情，兄弟之間有長幼之序，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是為“五倫”。那麽，龔橙為什麽會叫做“半倫”呢？因為他在這五倫之中，隻知道小老婆，五倫中去了四倫半，隻剩下這半倫，於是自然就有了這個雅號，實際上就是諷刺他平日風流自賞，目中無人，不識人倫。
這些都還隻是他一個人的事情，勉強說得上是名士派頭。但是他最為世人念念不忘、不能原諒的，則是在庚子事變之中，他為英法聯軍帶路，火燒了圓明園。
傳說龔自珍死後，龔橙無以為生，流落於上海，李鴻章見他可憐，按月資助他二百兩銀子。但是他拿著這二百兩銀子吃喝嫖賭，揮霍**。後來，龔橙不知道通過什麽關係，結識了英國公使，被其招至麾下，周旋於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之中。後來，英法聯軍進犯北京，龔橙自告奮勇做聯軍向導，並對聯軍說道：“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將其引到圓明園，並且搶先一步進入其中，搶掠財寶無數歸家。如此行徑，非“漢奸”二字不可形容也！他的確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代著名學者、詩人、圖書校勘專家冒鶴亭的《孽海花閑話》記載，龔橙所攀附的英國公使在禮部大堂與清政府議和之時，龔橙在座，並一直對清政府的代表恭親王奕語多不敬，百般刁難。奕十分生氣，質問他說：“龔橙你是我大清子民，世代生活於我大清朝，怎麽能夠為虎作倀呢？”龔橙卻沒有絲毫廉恥，不但不覺得理虧，反而大聲說：“我父親詩名滿天下，卻不能名列翰林。我窮困潦倒，淪落到要靠外國人為生。大清國對我有什麽恩典？！”奕愕然不能回答，不是不能辯駁於他，實在是沒有見過龔橙這般無恥之人，不知道該對他說什麽才好了。
同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癸亥之諭》裏有這樣一段話，“該夷去國萬裏，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這話也足以為龔橙漢奸行徑做最好的注解。上諭中出現的“漢奸唆使”等語，一定是具體指有名氣之人物，不會是平民百姓，矛頭自然指向龔自珍之長子龔橙，龔自珍地下有知，不免被氣得跳出棺材。
由此可見，以前人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但是即便是真的親眼所見，事情沒有發生、小人行徑沒有暴露之前，你未必能分辨出來。世事錯綜複雜，大抵如此。小人難防，既是因為難以預料小人要采用的手段，也是因為並不能時刻認清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啊。隻有時刻擦亮眼睛，不因自己的疏忽給小人以可乘之機，才能保護好自身，不受小人侵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