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之道，務在舉賢”。作為一個管理人員，除了要完善管理結構，還要做到知人善任，“舉賢求安”，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好的人才是管理人員的良好輔助，“如屋之有柱”，但支柱不能太細，否則房屋就會因為支持不住而倒塌，所以手下人員素質的高低，決定了管理人員決策的執行情況。
作為管理人員，要同時看到手下人的長處和短處，更要懂得把人才安排到合適的位置，最大限度發揮人才的能量。漢高祖劉邦曾說：“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我不如子房（張良）；鎮國家、撫百姓、供軍需、給糧餉，我不如蕭何；指揮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豪傑，我能有他們，所以我能夠得天下。項羽隻有一個範增還不能重用，因此最後敗在我手中。”劉邦這段話，恰好就是知人善任的完美詮釋。設想一下，讓善於做後勤工作的蕭何去指揮作戰，結果會如何？
在比劉邦早四百多年的春秋時期，也有一位善於用人的君王，他就是齊桓公。齊桓公大膽啟用與自己有一箭之仇而且名聲不好的管仲做宰相，終以春秋第一霸主的稱號聞名後世。
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但是後來家道中落，到管仲時已經很貧困。他有個好朋友叫鮑叔牙，他們曾經在一起經商。賺到了錢，管仲總是把大部分留給自己，所以就落下貪財的名聲，後來管仲又參加戰鬥，但三次都從陣地上逃跑回來，於是又有了怕死的說法，為人所不齒。
這樣的一個人怎麽能當上齊國宰相呢？管仲確有真才實學不假，但是他能夠實現自己的抱負，一展所長，在於他遇到了一個寬宏大度能識別人才的君主——齊桓公。齊桓公的寬宏大度表現在，在他登上王位的過程中，管仲首先是以一個對立者和仇人的身份出現的。
公元前686年，齊國爆發了內亂，國內沒有君主，一片混亂。這個時候，兩個有實力角逐齊國王位的人——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分別在魯國和莒國避禍。兩人聽說齊國內亂的消息後，都日夜兼程準備趕回齊國爭奪王位。當時，輔佐公子小白的人是鮑叔牙，而輔佐公子糾的，正是管仲。
當公子糾和管仲得知公子小白已經先出發回國的消息後，管仲決定搶在公子小白前麵，在莒國通往齊國的路上截擊他。管仲剛過即墨，正遇見公子小白的人馬。他非常沉著，待到公子小白馬車走近，他拉滿彎弓，箭矢離弦而去，正中公子小白！小白應聲倒下。
公子糾和管仲以為公子小白已死，認為公子糾登上王位再無其他阻礙，也就不急於趕路。他們六天後到達齊國時，沒想到齊國已有國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原來當時管仲一箭隻射中他的銅製衣帶鉤。公子小白急中生智，詐死瞞過了管仲，又從小路趕回齊國，順利登上王位，這就是齊桓公。
齊桓公即位後，急需找到有才幹的人來輔佐，因此就準備任命鮑叔牙為宰相。鮑叔牙推辭，說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擔當這個職位。齊桓公問他：“那你看誰能勝任？”鮑叔牙就推薦管仲。在任命管仲這個問題上，齊桓公是很遲疑的。首先管仲的人品就很成問題，何況管仲還曾經射了齊桓公一箭，差點要了他的小命！
就在齊桓公猶疑的當兒，鮑叔牙以齊桓公第一謀士，也是管仲好友的身份說話了：“主公啊，要說管仲曾經射過你一箭，這不假，可是您想啊，那個時候他輔佐的是公子糾，這也是各為其主啊，不但可以理解而且應該表揚啊！”齊桓公一聽，是這個道理。從他聽取鮑叔牙的建議這點來看，齊桓公就具備了一個好的管理人員的素質，能聽取合理化建議，而且不計前嫌，隻要這人適合為我所用，以前的恩怨都可以一筆勾銷！
恩怨解決了，就剩下管仲人品的問題。要說貪財怕死這些毛病放在現在也不是太嚴重，畢竟價值觀念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但是在先秦時代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連諸侯擴充實力這種在現在被視為理所應當的事情都被痛斥為禮崩樂壞，管仲一介平民，做出這種為自己謀福利的事兒，自然是被當做道德敗壞的反麵典型，那豈非已無出頭之日了？
但是，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管仲終於等來了他生命中的伯樂，一如薑尚在渭水邊釣到周文王。齊桓公是個很有雄才大略的君王，在這個問題上，不用鮑叔牙多說什麽，齊桓公的想法就是，我要任命的是宰相，隻要他能幫我把國家治理好，百姓富足，他不是貪財嗎？我給他就是了！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齊桓公的這個想法，跟現在公務員的高薪養廉政策倒是不謀而合了。
就這樣，齊桓公擇了吉日，用非常隆重的禮節，親自迎接管仲，拜他為相，主持政事。為了表示對管仲的尊敬，齊桓公還稱管仲為“仲父”，意思是像尊敬自己父親的弟弟那樣尊敬他。
管仲做了齊國的宰相以後，根據當時形勢，對齊國進行了一係列改革，齊國的經濟開始繁榮起來，呈現出一派國富民強、社會安定的大好局麵。
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在自己的霸業裏程中，先後主持了三次武裝會盟，六次和平會盟，加上擁立周襄王繼位、輔助王室，史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可見，識人、用人是管理者第一要務。
所謂識人，就是不要因為對方有這樣那樣的短處而將對方棄之不用，也要看到對方的長處；所謂用人，就是要懂得利用對方的長處，把對方安置到合適的位置。管仲貪財、怕死，這些是他的短處，但是並不能掩蓋他的政治才能，這是前人說的“用人不必賢”，還有“舉賢不避親”。漢武帝時期，大將軍衛青、霍去病都在抗擊匈奴的戰鬥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是這兩位可都是漢武帝的外戚，前者是皇後衛子夫的弟弟，後者是衛子夫二姐的兒子。如果因為兩位大將軍的身份而不顧他們的才能，可能後來陳湯那句有名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也喊得沒那麽底氣十足了。
隻要做到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雞鳴狗盜之徒也有其用武之地。何況，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全能型人才，隻要對方能夠適應他所在的崗位，就可以稱之為人才。另外，精英類型人才的使用成本也較高，所以，量才而用，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對方的才能，也節約了一定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誇誇其談、口吐蓮花的人都是真正的能人，可以為我所用。晚清李伯元（就是寫《官場現形記》的李寶嘉）在《南亭筆記》裏麵記載了一則曾國藩受騙的故事，讀來也很令人深思。
曾文正在軍中，禮賢下士，大得時望。一日，有客來謁，公立見之，其人衣冠古樸，而理論甚警。公頗傾動，與談當世人物。客曰：“胡潤之辦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季高執法如山，人不敢欺；公虛懷若穀，愛才如命，而又待人以誠，感人以德，非二公可同日語，令人不忍欺。”公大悅，留之營中，款為上賓，旋授以巨金，托其代購軍火。其人得金後，去同黃鶴。公頓足雲：“令人不忍欺，令人不忍欺！”
無他，此人不過是利用了曾國藩好名、喜人奉承的心理，以曾國藩之精明，也不免上了個惡當。管理者因為人在上位，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吹捧，因此，不能隻觀察對方的言，還要觀察對方的行。通過對人才適當的考驗，才能更確切地知道對方的所長和所短，是否值得管理者“以國士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