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稱：“故君唯其政，臣唯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強調了君和臣的責任和義務。在這個前提下，諸葛亮提出了“親賢遠佞”的說法。他在《出師表》中曾經規勸後主劉禪吸取前人治國的教訓，他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又列舉了幾位賢臣的名字，然後說道：“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在管理大師諸葛亮看來，親近賢臣，也就是親近有能力而且道德品質高尚的人，疏遠奸佞小人，是皇帝能夠政治清明的首要條件。
據說當年唐太宗李世民雖然能虛心聽取臣下意見，但畢竟是一國之君，麵子還是要的，一幹大臣，尤其是魏徵，經常在朝堂上當眾駁斥李世民的意見，經常語出不遜，把李世民氣得半死。有一次李世民實在是氣壞了，退朝之後跟長孫皇後怒氣衝衝地說：“總有一日我要殺了那個鄉巴佬！”
長孫皇後聽了大為詫異，問：“你說的鄉巴佬是誰啊？”
李世民說：“除了魏徵那家夥還有誰！他總是當眾不給我麵子！”
長孫皇後又問：“那他說的道理對不對呢？”
李世民還是很生氣，說：“道理倒是對的，可是他居然敢這麽跟我講話！他眼裏還有我這個皇帝嗎？”
長孫皇後二話沒說，到後堂換了朝服，出來以最莊重的禮儀向李世民行禮。李世民很吃驚，急忙扶起長孫皇後，問她為什麽這樣做。
長孫皇後回答說：“我聽說有什麽樣的君主就有什麽樣的臣子，有明君才有敢於直言進諫的臣子。現在魏徵直言敢諫，說明您是個明君啊。”
聽了長孫皇後的話，李世民苦笑著搖搖頭，他也知道魏徵都是為了國家社稷，隻是因為魏徵太不給他麵子所以才生氣，此時長孫皇後這樣說，他的氣也消了，自然就此揭過不提。
此事一般是作為李世民能夠虛心納諫的佐證來談的，但是換個角度看，我們就會發現，有什麽樣的管理者就有什麽樣的下屬，反之，有怎麽樣的下屬也可以推斷出管理者這個方麵如何，古今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想象在商紂和夏桀的手下有敢於直言的大臣——當然也曾經有過，不過後來都被殺光了。人們常說有怎樣的因，就有怎樣的果，管理也不外如是。明代中葉，在嘉靖皇帝幾十年不上朝的情況下，朝廷統治也並沒有就此停下滾滾車輪，全國行政機構還是維持正常運轉，這跟朝廷上下有一些賢臣是分不開的。盡管皇帝不管事，有賢臣輔佐，也足以維持機構運轉，漢惠帝無為而治也有這個意思；反之，如果代替皇帝進行統治的都是些奸佞小人，比如曆史上有名的一些把持朝政的奸臣，那就隻有一片混亂、百姓受苦了。
李世民自然是親賢臣，遠小人的盛名君主。無獨有偶，春秋末年的趙鞅也是這樣一個能夠分辨宵小賢能的人。
說起這個趙鞅，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但要說起三家分晉的故事，很多人就都知道了。三家分晉的趙家，當時的家長叫做趙襄子，趙鞅就是趙襄子的父親，正是因為有了他在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方麵向晉國的宗法製度發起了猛烈的衝擊，嚴重動搖和瓦解了晉國奴隸製度的基礎，加速了晉國向封建製度的轉化，為趙氏建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趙鞅所作的改革也涉及到文化、商業、建築等方麵，可以說他對春秋戰國的曆史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趙鞅為人十分禮賢下士，能夠任命賢臣。我國曆史上有三個著名的亂世時期，分別是三國鼎立、南北朝和五胡亂華，可那是封建製度完全確立之後了，要說在春秋戰國時期，那才叫真正的亂世，連政治製度都沒有成形，孔子評價說禮崩樂壞，在這種時期能夠發展壯大自己實力的，那才是真正的有手腕的管理人才。而之所以能夠指哪兒打哪兒，那就跟管理者手下有賢臣能吸引賢臣分不開了。
趙鞅有賢臣，而他也能夠用賢臣。
趙鞅曾經有一位家臣叫做周舍，周舍這個人跟魏徵類似，就是也喜歡直言進諫。其實人哪裏有不愛聽好話的呢，但是好的管理者跟普通人的區別就是他知道下屬的直言雖然不好聽，但是忠言逆耳利於行，好聽與否是其次，對自己有利的就去聽從。趙鞅就是這樣做的。據說周舍在為趙鞅效力之前，曾經在趙鞅府門口站了三天三夜。趙鞅知道這事以後覺得很奇怪，想他肯定是有話要對自己說，於是將周舍請進來，誠摯地問他：“先生，你此番如此，定是有什麽可以教導我的吧？”
周舍說出了一番很有見地的話，他說道：“人貴在有自知之明。如今您貴為上卿，每天聽到的都是周圍人奉承您的話，這對您的執政是很不利的。我願意做一個諍臣，隨時記下您的過失，指摘出來。”
趙鞅覺得很有道理，於是把周舍留在身邊。管窺蠡測，由這件小事就可以推斷出趙鞅此人執政必定是成功的。因為趙鞅知道周舍的好處，所以雖然周舍屢屢跟他擰著幹，趙鞅還是一樣對待周舍，自己也在周舍的不停鞭策中吸取了很多寶貴經驗。
後來，周舍死掉了，趙鞅每次上朝議事的時候，總是麵露不快之色。
他的手下人見他總是悶悶不樂的樣子，心想是不是我們有什麽地方做得不夠好啊，讓領導心情這麽不好，於是就先作了一番自我檢討，然後問趙鞅：“你為什麽總是不開心呢？是不是我們做錯了什麽？要不這樣吧，你覺得我們哪裏做得不好，就說出來，我們好改啊。”
趙鞅回答說：“我聽說以前殷紂王總是好大喜功，文過飾非，不願意聽從別人的勸告，所以昏昏而亡；而周武王則不同，他從善如流，虛心納諫，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國家諤諤而昌；孰是孰非，不言而喻。可是再看我們的現狀，自從周舍死了以後，我再也聽不到對我過錯的批評了！我能不終日為此憂心忡忡嗎？一個執政者不能隨時聽到對他的決策的意見和建議，不能隨時聽到對自己過失的指責，或者雖然聽到意見卻不加以改正，最後必定要招致滅亡的下場。現在沒人指摘我的過失，我十分擔心自己的將來，非垮台不可。”
有人或許會說，周舍雖然好，但是畢竟已經死了，趙鞅這樣說話，完全不把手下的其他人的功勞放在心上，眼裏隻有周舍，這不是讓人寒心嗎？我偏偏不以為然，就是因為手下人不會愛聽這樣的話，才會認真反省自己的不足，向周舍學習，希望自己迎頭趕上周舍在領導心中的地位。這樣嚴厲的話未必不會取得當頭棒喝的效果，但也是剛柔並濟、軟硬兼施的領導藝術吧。
還有一件事趙鞅做得也很好。趙鞅曾經有個叫欒激的部下，有一次趙鞅令人將欒激沉水。眾人都嚇了一跳，前來求情，並且追問原因。
趙鞅說：“我曾經喜好聲色犬馬之事，欒激知道了，就幫我創造條件，讓我可以便利地遊玩享樂。我曾經喜歡華麗的屋子，欒激就幫助我達到目的，為我設計建造鳳閣龍樓玉樹瓊枝。我還曾經喜好那些馴良而騎著又很刺激的馬匹，欒激也滿足我的欲望，四處尋找馴養這樣的馬。但是我一直都更加渴望人才，可是欒激從來沒有向我推薦過一個人。他為我做得不少，但都是增加我的過錯而減少我的善行的行為；他做得越多，越是誘使我距離罪惡的深淵更近些。這就是我要殺他的理由。”
與趙鞅相同，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嬰也有過類似的經曆。據說有個叫高繚的人在晏嬰手下做了一段時間的小官，但是晏嬰突然要把他趕走。晏嬰的手下人就不解地問晏嬰說：“高繚追隨你已經有三年了，一直都隻擔任很小的一個職位。三年了，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就這樣把他趕走，道義上也說不過去啊。”
晏嬰於是解釋說：“我是個卑賤的人，都是因為我用各種標準嚴格要求自己，還有身邊的人勇於糾正我的錯誤，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高繚這個人，追隨我已經有三年之久了，從來沒有向我提過任何合理建議，更加沒有糾正過我的任何過失，我要這樣的人留在身邊有什麽用處呢？所以我才把他趕走。”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問題，趙鞅認為欒激不堪任用就要把他淹死，手段實在有點過激，但是他的初衷不可不察，確實是符合“遠小人”的定義的。晏嬰采用趕走高繚的手段，大概比較符合我們今天的社會法製觀念。但是不管怎麽說，“遠小人”實際上已經成為有能力的管理人員的共識。隻有“親賢臣，遠小人”，才能有效實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