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要達到怎樣的管理目的，其次便是要考慮怎樣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即實現方法。就像在外領軍作戰的將軍，必須先製定用兵的謀略，然後依計行事。“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管理人員也要先製定管理目標，然後形成管理方案，最後才是去執行方案。目的和手段，缺一不可。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的第一個終極老板，秦始皇能從一個邊陲王國的王，成長為統一天下的強大帝國的皇帝，不能不說是在這一點上做得相當好的緣故。

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鏟除了呂不韋和嫪毐兩大阻力，開始親政，此時嬴政的目標很明確——統一六國。但是僅僅有這個目標是不夠的，當時的秦國，雖然在商鞅變法之後，國力有了一定提高，軍隊戰鬥力有所增強，但是戰國時期綿延了一百多年，七個國家也相持了一百多年，統一天下的想法哪個國家都有，這可不是說實現就能實現的。目標是有了，方法呢？

我們在這裏擔心到底如何統一六國，秦王倒是信心滿滿：有李斯在，沒問題！我們早就開始為實現這個目標做準備啦！李斯早年師從荀子，學成之後便來到了秦國，做了丞相呂不韋的門客。他有機會覲見秦王的時候，便趁機闡述了自己的主張。他對秦王說：“做大事的人都必須懂得抓住時機。秦穆公的時候因為時機沒有成熟，沒能完成統一大業。各國之間連年戰爭，我們秦國地處邊陲，很少戰亂，趁機強大了起來。現在我國軍事力量強大，百姓富足，大王賢明，這正是統一天下的大好時機啊。”李斯的話正中嬴政的下懷，所以他很是高興，趕緊問：“那照你看，我應該怎麽做，才能抓住這個好時機呢？你告訴我吧！”

李斯一聽這話，明白自己已經抓住了成就功業的時機了，於是開始侃侃而談：“雖然秦國已經很強大了，但是畢竟統一天下，要麵對的是六個敵手，所以也不能輕敵啊。因此，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削弱六國的力量。在攻打六國之前，不但要離間六國之間的關係，破壞他們合縱的陰謀，還要讓各國內部上下離心，要大規模地采用離間的計策。凡是各國有名望的人，能夠用錢財收買的，就送給他大量的財物來收買他；不能收買的，就派刺客幹掉以除後患！凡是內心向著秦國的才能保有性命，跟秦國作對的人一定要殺掉！如果能堅持按這條計策辦，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五年之後，大致的情況會是想跟秦國作戰的人占七成，偏向我國的人占三成；十年之後，則兩者力量必將平分秋色！等到那個時候，六國的鬥誌已然衰退，隻想著投降了，秦國大軍一出，秦王您就等著好消息吧！”

李斯一席話說得秦王是越聽越愛聽，連連擊掌叫好。於是，秦王就按照李斯的計策，破壞六國的合縱策略，從內部分化瓦解敵人，又繼承範雎“遠交近攻”的策略，製定了先弱後強、先近後遠的具體戰略，一點點吃進鄰國，各個擊破。一場雄才大略的統一戰爭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正確的目標加上正確的方法，結果自然是順利地達成願望；又或者能夠審時度勢，雖然不能完全實現目標，但是已經在現有基礎上作了努力，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任務，也算是得償所願。《三國演義》中，劉備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恢複漢室，因此求賢若渴，他三顧茅廬終於見到了諸葛亮，諸葛亮作《隆中對》，闡明了自己對天下形勢的看法。他先分析了曹操和孫權的優勢所在，然後說：“將軍既是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意思是說，將軍你本來已經占了天時，如果能占領荊州和益州，就又占了地利；再結交孫權，則又占了人和，如此這般，你的想法就能實現了！這段話其實就包含了諸葛亮的戰略部署在裏麵，他一直是以取得荊州和益州為第一步的，第一個目標實現了，然後才考慮其後“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的成敗，而他也正是這樣做的，因為以三者的實力對比來看，劉備想打敗曹操和孫權談何容易！倒是實現天下三分，成鼎足之勢是一個比較現實的目標，後來事態的發展也證實了諸葛亮判斷的正確性，他雖然沒能實現劉備的遺願，中興漢室，但無論如何，他已經努力取得了他在當時條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

1＋1＝2，正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方法缺一不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有句名言，他說：“目的正確，那麽無論采取怎樣的手段都是正確的。”關於這句話的正確與否一直被爭論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開始的目標選錯了，那麽即使有很好的實現目標的方法，也隻能是南轅北轍，手段越正確，離管理者想要達到的狀態距離越遠。

可以說，宋代皇帝是目的錯誤、手段正確的絕對典型。有宋一代都奉行重文輕武的國策，導致宋朝積弱，屢被外族所侵，到最後，兩代皇帝一起被金兵擄了去，死在五國城內。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何在？這要從頭說起。宋太祖趙匡胤自己在做皇帝之前，本是前朝後周的殿前都點檢，手握重兵，發動了陳橋兵變才得以黃袍加身，所以當了皇帝之後對其他掌握兵權的武將很是忌憚，尋了個由頭便奪了他們的兵權。宋朝其後的皇帝也就把這個傳統保持下來了。這是宋朝重武輕文的個人原因，還有曆史原因。唐代末期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麵，社會動**，以致五代十國數年、十數年便有朝代興亡更替，短短五十年內竟然更換了五個朝代、十幾個皇帝！後周雖然大體上結束了這種局麵，但仍然沒能征服北漢，統一大業最後還是由宋朝皇帝來完成的。追究這一局麵產生的根源，主要是唐朝統治者錯信胡人，任其建立軍隊代替唐朝軍隊守衛邊疆，終致尾大不掉。宋朝政府由此得出結論，不能讓一個武將掌握同一個軍隊太久，否則這個軍隊容易成為他的私人軍隊；不能讓一個武將在同一個地方駐紮太久，否則該地容易成為其私人地盤。吸取前人的教訓是應該的，但是也應該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像宋朝皇帝這樣，為了避免同類事情發生，未雨綢繆不假思索地架空武將的權力，結果是能打仗的武將在家賦閑，不能打仗的文官跑到戰場上指手畫腳，然後夾著尾巴逃跑。不可否認，宋朝此製度確實有效地解決了地方和中央分權的問題，使得地方再也沒有能力威脅中央的統治；但此舉隻能安內，無法攘外，遇有強大外敵入侵，便一塌糊塗了。但就是這樣，宋朝還是出現了幾個很會打仗的將領，比如北宋中期領兵對西夏作戰的範衝淹和南宋初采石之戰一戰成名的虞允文，隻可惜兩宋政府隻顧秉承祖訓，一直不肯吸取自身的教訓，終致破敗滅亡。

縱觀曆史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管理人員需要有正確的目標和正確的手段才能達到正確的目的，因此，在製定了目標然後確定執行方法並加以實施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吸取前人的教訓，總結自身經驗，不能盲目地堅持既定方針，看不到計劃的優勢和疏漏。發揚好的，避免壞的，才是成功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