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強被命名為誌強那一年，全中國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誌強。在成都城北邊的星月巷附近，年齡相差三歲以內的誌強，他知道還有四個。這裏將年齡差別限製在三歲以內，隻是因為他在幼兒園待了三年。
五個誌強分別住在星月巷及周邊的五條巷弄，看起來很巧合。這片巷弄盤根錯節，在成都城北地區組合成一團宛如淩亂電線般的居民區。這裏的所有巧合背後，往往都鋪陳著刻意。何況名字不過是一枚符號，還有些“自己的東西卻隻能讓別人來用”的意思。因此星月巷的父親們隻要確保兩件事，便足夠他們順嘴說出新生兒的名，一是自己的姓，二是孩子的性別。約定俗成的注意事項當然還有，頂要緊的是須避免與鄰裏的小孩同名，否則就會給巷弄生活帶來不小的困擾。所以這條巷子但凡有過“誌強”，便不再有“誌強”了。
他是作為星月巷第一位誌強被命名的。很多年後星月巷不複存在，在位於星月巷原址的小區內，也沒有其他誌強。這是後話。誌強1970年就離開了星月巷。
他是李家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叫建軍。第三個孩子，是女孩，叫曉西。三兄妹的名字顯然出自三種思路，這似乎也能證明他沒讀過書的父親對取名這件事的部分態度。
李建軍的一生都跟軍隊沒關係，而李曉西也並沒去到祖國西方，這兩樣都由李誌強完成了。在李家，用姓名寄托寓意的想法，在他們的大半生之後再看，就顯得很荒唐。誌強的人生也基本是由“參軍”和“往西走”這兩件事給勾畫出來的，就像兩個點，誌強的故事要負責在這兩點間，畫一道崎嶇的線。不過，誰的故事又不是如此呢？
成都西邊的山區，具有很好的隱蔽性，因此誌強參軍一走，家人就再難見他了。他們的父母都不識字，在星月巷的同代人中，能認字的人屈指可數。他們的母親是丫頭出身，卻遺傳了一種富貴小姐的病。李誌強轉業工作後，母親的遺傳病發，繼而被成都第一人民醫院確診，是“什麽什麽綜合征”——因為李建軍在信中寫不出這項遺傳病的外文名稱，所以誌強始終不知道母親到底得了什麽病。他隻好相信李建軍給出的奇怪的總結，說是母親會“慢慢地沒力氣，然後就像烏龜一樣隻有力氣喘氣了，不過烏龜長壽”。
李建軍和李曉西就通過寄回成都的信來揣摩李誌強的近況了。那些年李誌強從部隊寫來的信件綜述起來大意如此：軍營在山裏，正在修鐵路，死了兩名戰友，死因是一座鐵路橋；當地山民多是少數民族，身後背著刀；吃得不錯，住得糟糕；冬天，大通鋪上的誌強與戰友抱作一團，為取暖；夏天，誌強寫，熱死老子了，或，臭死老子了。
隨信件通常會寄回兩元錢匯票，這讓李建軍和李曉西不得不給誌強回信。他們都不願意寫字，不過作為家中老大，回信一般由李建軍執筆，他認為自己天資愚笨，寫信又寫不出兩種花樣來，於是那些回信都千篇一律，先說母親和父親的身體，“如常，勿念”，自從李建軍學會寫這四個字之後，他就總這樣寫。再說李建軍自己在街道開辦的鎖廠的工作，“勉勉強強”。最後說李曉西在高中的學業，但因為已經停課，所以，李建軍寫——“管逑她的”。
事實上李曉西有整兩年時間都在扛紅旗。高個子的李曉西非常適合扛紅旗，紅旗下的李曉西跟同學們組成一支鬆散的隊伍，曉行夜宿，不知不覺就走過了全國一半省份。李曉西在少女時代就把自己腳走大了，性子走野了。因此李建軍也確實不知道她在哪裏，隻能“管逑她的”。落款之前李建軍要寫上，謝謝，是針對匯票的，之後還有，保重，是寫給誌強的。
關於李誌強去當兵的事也沒什麽好說。如果誌強和那個年代大部分少年一樣向往戎裝，抑或他迫於家庭生計不得不投身軍營，那麽誌強的故事都會是另一個故事。但他去當兵也是出於“傳統”，就像後來他被介紹給橡膠廠女工的“傳統”一樣。人們信賴“傳統”，尤其在大家普遍都兄弟姐妹成串的日子裏，“傳統”意味著穩妥和安全。用現在的經濟學觀點看，那時候的很多“傳統”都非常經得起推敲，是“傳統”在確保每個人口眾多的家庭作為經濟共同體能實現的利益的最大化。
星月巷的“傳統”，簡單說是這樣的：家中第一個男孩要當家，最好盡早參加工作，盡可能端上國家提供的“鐵飯碗”。日後星月巷的這些長子們，普遍都成了家中挑大梁的“當家人”。他們掙來全家的衣食花銷，說話便很硬氣，有著一言九鼎的家長地位。哪怕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很多年後丟掉了這種硬氣，他們內心也習慣性延續著一種家長式的優越感。多年後，如果你到星月巷，看見那些在竹椅上喝搪瓷缸裏的“飄雪”的人，不用說，他們多半都是家中長子。他們喝茶時也會聊到早年謀生的不易，但更多懷揣的還是一種撫今追昔的自豪感——一個顯著的標誌是，他們竟會把“比試工齡長短”這一點作為談資，誰的工齡長一年，大家就會多尊重他一些。再後來，星月巷這片巷弄區域大規模拆遷的時候，這些普遍擁有漫長工齡的長子們，又擔負重任，為自己的拆遷賠償款衝鋒陷陣。
家中第二個男孩，就較隨意了，去工作或讀書，取決於家裏的經濟條件，但最好都去報名征兵，試一試。第二個男孩自己的意願，在這裏倒不太重要，因為參軍很難，要求很高——難以企及的東西還想什麽呢，不就是全看運氣嘛。
但是運氣這東西，最大的特征就是會突發奇想，所以運氣時不時會臨幸那些毫無準備的人，讓人出乎意料。李誌強就是個例子，星月巷的人時常把他拿出來說事，說李誌強是被這種去參軍“試一試”的“傳統”，和突如其來的運氣，給毫無準備地送進了部隊的。往後誌強會知道，這一年征兵人數最多，是因為一些事突然發生在遙遠的地方。至於到底發生的是什麽事，卻有很多不同的說法，總之結果都一樣，是部隊因此比往年需要更多兵源——要不這大好事怎麽會輪上他？
是父親送誌強去區武裝部戴大紅花的，這也是“傳統”。不過誌強剛戴上大紅花，就被父親罵了句“小地痞流氓樣”。大概在父親眼裏，他“點頭哈腰”的樣子實在沒有半點軍人的樣子。父親對軍人是格外尊重的，父親在武裝部臨時搭建的用來接待新兵和送行家人的帳篷裏，對每個穿軍裝的人都立正，畢恭畢敬地稱對方為“解放軍同誌”。誌強從沒見父親像這一天說過這麽多話，在當時他經曆過的十幾年的生命裏，父親始終都在以沉默來宣示著威嚴。他們父子從來也不親密。他覺得父親的表現更像是如釋重負，就是人們預知自己“往後就輕鬆了”的時候會有的那種表現。
誌強在軍營的日子過得如何？無論他身在成都的家人，還是此後鐵路局的同事，都知道得不多。但有一點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那就是誌強的轉業工作安置在鐵路局電務段，是因為他在部隊弄明白了電是怎麽回事，一是碰不得，二是紅藍線分清，因為他自己就常這樣說，在給那些比自己年輕的電工介紹經驗的時候。
其實誌強的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再往後的故事都是別人的故事。誌強的故事結束的時間，應該放在他坐火車去縣城參加工作那一天，作為鐵路職工，往後他極少為火車票掏錢。隻是直到很多年後他哪裏都沒去過，他的列車終點始終是同一個地方，成都。
誌強的故事結束的那天，如果是他坐火車去縣城的那一天的話，那麽他會發現，川西山區的天空比成都盆地低沉，天氣變化無常。一會兒下起小雨，在火車玻璃窗上劃出一道道裂痕似的銀線；一會兒又放晴了，豔陽斜照著高大的山體，鐵軌上被投下一塊塊濃重的陰影。因此車窗玻璃上很快便凝結出大片渾濁的白霧。如果他抹開一片白霧，還會在玻璃窗上看見自己的臉。這張臉貌似就投影在窗外間或**的紫色土壤，還有那些茂盛生長的低矮茶樹上，一路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