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銅時代”的時空分布模式
一般認為，青銅時代是“以青銅作為製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石興邦1986）。一個共識是，“青銅時代必須具備這樣一個特點：青銅器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偶然地製造和使用青銅器的時代不能認定為青銅時代”（蔣曉春2010），“青銅器的零星發現是不足以作為中國青銅時代開始的證據的”（井中偉等2013）。
如是，在考古學上，我們可以依銅器製造使用現象的有無和對該人群社會生活的影響程度，分別從時空的角度做縱向與橫向的劃分。
其一是把某一區域（人群）的早期文化史細分為：
1.前銅器時代，一般為（新）石器時代。
2.零星小件銅器初現的時代。
3.青銅時代（青銅器大量使用、在社會生活中占重要地位）。
4.鐵器時代。
其中，第1和第4階段的存在在東亞大陸範圍內具有普遍性，第2、3階段則依區域的不同或有或無。依各區域上述時段存在的組合不同，還可以從空間上劃分為：
1.全無銅器發現，新石器時代直接下接鐵器時代的區域（第1——4階段）。
2.從無銅器到散見小件銅器，而後直接進入鐵器時代的區域（第1——2——4階段）。
3.從無銅器到直接進入青銅時代，下接鐵器時代。青銅文化的出現具有突兀性、非原生性的特征（第1——3——4階段）。
4.從無銅器到散見小件銅器，到先後進入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的區域（第1——2——3——4階段）。
借此，我們可以廓清青銅潮的波及範圍，分析銅器的使用與否及利用程度，以及其與該地社會文化發展的關係。
梳理東亞大陸早期冶金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曆程，中國東北地區（含內蒙古東部）顯然是個較典型的例證，可以讓我們來檢驗“青銅時代”概念在時空上的適用性及其中所蘊含的學理問題。從下引考古文獻可以看出，東北地區考古同仁既往全麵係統的研究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紮實的學術基礎。
二、東北地區用銅遺存的時空梳理
依據現有考古資料，結合學術史分析，我們可以對東北地區早期用銅遺存做一個初步的時空梳理（表1）。
（一）紅山至龍山時代屬於前銅器時代
1.紅山文化無用銅遺存發現
曾有學者提出，內蒙古東部至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已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後經冶金史與考古學測年等多學科分析，這一提法已被否定（見本書《從仰韶到齊家——東亞大陸早期用銅遺存的新觀察》）。也即，到目前為止，尚無可靠的證據表明紅山文化晚期遺存中存在用銅的跡象。
2.龍山時代無用銅遺存發現
這又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年代上限能否早到龍山時代，二是遼東半島上的雙砣子一期文化是否是東北地區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
（1）關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年代上限
地處內蒙古東部和遼西山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一般被認為屬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而關於其具體的年代上限，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該文化自1960年代被初步辨識後，對其年代上限問題的認識也不斷深化，有一個逐漸明晰但又曲折反複的過程。
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指出“夏家店下層文化晚於龍山文化”，“絕對年代大體相當於中原地區的商代”（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教研室商周組1979）。隨後，有學者推測該文化早期與中原龍山文化（晚期）相當（李經漢1980，郭大順1985、1986），郭大順還依據遼西地區已發現大量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而從未發現龍山文化遺存的現象，提出遼西地區相當於龍山文化階段的遺存應當就是夏家店下層文化最早階段的見解。已有學者指出，郭氏將唐山大城山遺址下層劃歸夏家店下層文化，並據此判定該文化上限突破距今4000年，進而得出主要發展過程大體跨越龍山文化、二裏頭到二裏崗期商文化的結論（陳平2002）。而據後來的測定，早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下限在公元前2100年前後甚至更晚（陳國慶2019），已進入龍山時代晚期的範疇。另外，鄰境的冀西
表1 中國東北地區龍山至西漢時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示意北壺流河發現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疊壓在龍山期文化遺存之上的地層關係（張家口考古隊1984），也表明至少在該區域，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上限不早於龍山時代。嗣後，李伯謙在係統分析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論著中則明確指出，夏家店下層文化“不可能早到與龍山期文化同時……它基本上是與中原夏——商前期同時的一種文化遺存”（李伯謙1990B）。作者引用鄒衡的觀點，將夏文化限定為二裏頭文化（鄒衡1980）。
1.為簡潔計，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稱謂(某文化、類型或某類遺存)一律省略。
2.括號內為學界對西漢時期各考古學文化所屬族屬的推斷意見。
3.本表依下引論著改製。趙賓福：《中國東北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年；趙賓福等：《吉林省地下文化遺產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17；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黑龍江》，文物出版社，2011年。
東北早期文化區分布示意（據趙賓福2009 A圖1改繪）
1. 嫩江流域 2. 遼西山地地區 3. 遼西平原地區 4. 遼東南部地區 5. 遼東北部地區 6. 西流鬆花江流域 7. 圖們江流域
此後，雖然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年代仍被表述為約當公元前2000——前1400年間（徐光冀等2001），但一般認為“大致同中原地區二裏頭文化和早商文化相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3）。而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係列測年研究的不斷深入，“其所得到的年代結果也從最初由單一樣品年代校正，而且其誤差也相對較大的條件下得到的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年代範圍，逐步明確到二裏頭一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880年，再到目前的將二裏頭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不早於公元前1750年，顯示了年代結果由模糊到相對清晰，由粗泛到細化的變化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4）。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年代上限顯然也應做相應的下調（表1）。
（2）雙砣子一期文化銅器質疑
遼東南部區指遼東半島區域，該區域被認為屬於青銅時代的有四種考古學文化，即雙砣子一期文化、雙砣子二期文化、雙砣子三期文化和雙房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雙砣子一期文化，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100——前1900年（趙賓福2009A）。在屬於雙砣子一期文化的大連大嘴子遺址第一期文化層出土了一件殘青銅戈。多有學者認為這標誌著雙砣子一期文化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陳國慶等1993，徐建華1994，趙賓福2009A）。
在最初的簡訊中，此器被稱為“戈形器”，正式報告則肯定為戈，且認為此件銅器的出土層位無誤：“因事關重大，銅戈殘段出土之時，我們反複核對了地層，同一地層出土有第一期文化彩繪陶片，確係第一期文化層出土。”
但已有學者指出，“從北方地區大文化背景看，中原二裏頭文化始進入青銅時代。在此之前，整個黃河流域包括山東龍山文化在內，銅器的出土地點和種類雖有不少，青銅器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尚沒有達到鑄造青銅戈那樣的工藝水平，而東北同時期遺存更無確切實例可證。大嘴子青銅戈還有待進一步考實。”（朱永剛1998）另有學者認為此銅戈的援部應係“商代早中期”（二裏崗文化或稍晚）的風格（郭妍利2014）；或認為該器所在的雙砣子一期文化晚段地層的年代“約當商代”，而此器僅可稱為“戈形器”，而無法遽斷為戈（王成生2003）。《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和關於青銅戈的係統性研究著作《早期中國青銅戈·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3，井中偉2011）則未述及此器，已能顯現作者對該器類別和時代的存疑態度。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學》一書，也沒有把相當於龍山時代晚期的雙砣子一期文化歸為青銅時代（井中偉等2013）。
無論如何，此殘器圓柱形中脊的形製具有相當的先進性，是可以顯見的。在該區域，晚於雙砣子一期文化、與膠東半島的嶽石文化大體同時且有一定關聯的雙砣子二期文化，尚基本無青銅製品發現（趙賓福2009A）（表1）。鑒於上述，對這件屬於孤例的銅器持慎重的態度是合適的。
（二）無緣青銅時代的區域
排除了青銅時代縱向上溯至更早時段的可能性之後，我們再看看空間上青銅時代覆蓋區外緣的情況。與青銅時代無緣的區域又可以分為基本不見用銅遺存和僅見零星用銅遺存兩種情況。
1.基本不見用銅遺存的區域
小興安嶺——長白山脈以東的圖們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鬆花江、烏蘇裏江、黑龍江匯流的三江平原及其周邊區域，在進入鐵器時代之前，基本上無青銅製品發現（宋玉彬2002，李伊萍2004，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趙賓福等2017）。這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下接鐵器時代的區域。有學者指出，“鏡泊湖南端鶯歌嶺遺址上層距今3000年左右，年代比許多青銅文化更晚，但這裏並沒有發現銅器，意味著當東北大部分地區正經曆著青銅時代，領受著金屬文明帶來的燦爛光輝和濃重陰影的同時，這裏的主人可能還仍然停留在原始古樸的新石器時代。”（王承禮等1982）“與東北其他地區相比，圖們江流域應該是一個相對比較封閉、文化自身很少受到外界影響、發展水平稍顯落後的地區。”（趙賓福2008）而三江平原，在相關學者論及中國東北地區夏至戰國時期或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時，都未列為專門的一區加以討論（趙賓福2009A，井中偉等2013）。
2.僅見零星用銅遺存的區域
在進入鐵器時代之前，僅見有零星用銅遺存而未進入過青銅時代的區域，可舉鴨綠江流域為例。在此區域，相當於商周之際的萬發撥子二期文化不見用銅遺存，而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萬發撥子三期文化則發現有環、墜飾等小件銅器（趙賓福等2017）。其後的西漢時期，該地區進入鐵器時代。
（三）漸次進入青銅時代的區域
這類區域包括遼東南部區、遼西平原區和鬆嫩平原區。
1.遼東南部區
如前所述，遼東南部區的遼東半島，在雙砣子一期文化和雙砣子二期文化時期，都沒有用銅遺存的發現。雙砣子三期文化中開始出現青銅鏃、魚鉤、環、泡等小件製品，其年代約當商代晚期，下限可到西周初年（井中偉等2013）。
“到了兩周時期的雙房文化階段……開始出現該文化係當中最具特色的曲刃矛、柱脊曲刃劍、方銎斧等青銅武器”，“伴隨著青銅兵器的出現，‘雙砣子文化係’由原來的弱勢一度發展成為強勢。分布地域也由原來夏商時期的遼東半島南端迅速擴張到西周至戰國時期的整個遼東地區，而且影響範圍甚至還波及遼西山地地區、朝鮮半島和第二鬆花江流域”（趙賓福2012）。顯然，隻有到了這一時期，整個遼東地區才真正進入了青銅時代。
2.遼西平原區
這一區域相當於夏商時期的遺存主要有平安堡二期遺存和高台山文化，其中前者“應該是處在該地區新石器時代結束之後，高台山文化形成以前的一種考古學文化遺存”，其“年代應處於夏代的紀年範疇之內，大體和旅大地區雙砣子二期文化的早期年代接近，即相當於夏代早期”（趙賓福2009A）。
研究者推斷平安堡二期遺存“應該是處在該地區新石器時代結束之後”，但在該遺存中並未發現用銅遺存。此外，如該遺存與雙砣子二期文化早期大體同時，則其年代應不早於嶽石文化，也即最早與二裏頭文化（早期？）大致同時，但這又與上述推斷中的“夏代早期”不相符合。正如張忠培在給上引書所撰序言中指出的那樣，“目前學界基本共識的意見是將夏代起止年代定於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7世紀，同時認為二裏頭文化並非最早的夏文化，這本著作對此注意不夠，有時將與二裏頭文化同時的遺存，視為夏代最早的遺存。”（張忠培2009）其實這類用法在研究中較為普遍。這也正是筆者提出下述建議的緣由：“鑒於關於‘夏時期’‘夏代（早期）’‘早期夏文化’這類狹義史學及從中衍生出的複合概念人見人殊，具有極強的不確定性或模糊性，建議在對具體考古學文化遺存的敘述中慎用為好，尤其是在罕有甚至全無早期文獻關聯的中原以外區域。”（許宏2019）
如前所述，早於高台山文化的平安堡二期遺存如與雙砣子二期文化早期年代接近，則高台山文化早期應不早於二裏頭文化早期，而高台山文化晚期相當於商代晚期（趙賓福2009A），那麽高台山文化早期應大致相當於二裏頭文化晚期至二裏崗文化時期。隻是到了此期，遼西平原區才開始發現零星的耳環、小刀等銅器，如遼寧彰武平安堡遺址所見。其中的銅耳環呈喇叭口狀的U字形，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同類器近同。比至相當於商代晚期的高台山文化晚期，始有管銎戰斧、鹿首刀等器形稍大的武器和工具出現，或可認為其迎來了青銅時代的曙光。
3.鬆嫩平原
鬆嫩平原地處歐亞草原東部，是歐亞草原文化分布的最東端，因而在遼西山地區出現了東北地區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的同時，也在這一區域發現了零星的銅器。這是東北地區較早出現用銅遺存的一個區域。
最早出現零星銅器的是約略相當於“夏至早商時期”的小拉哈文化（趙賓福2009A），出土的銅器有小刀、笄、雙聯泡飾和節狀飾件。這是前殷墟時代東亞地區銅製品分布最北的地點。相關發掘報告稱“小拉哈文化的發現填補了長期以來鬆嫩平原早期青銅時代考古文化的空白”，其實很難認為如此零星的發現即表明鬆嫩平原在此期就進入了青銅時代，何況小刀和笄還都是失卻了層位關係信息的采集品，暫且存疑。
小拉哈文化之後的“古城遺存”，約當中原地區的商代晚期，該文化中未發現青銅器，但出土有製作青銅斧、刀、鏟的陶範（趙賓福2009B），表明該文化的人群已能批量製作青銅器，或已進入青銅時代。而該區出現較多青銅器和鑄範的白金寶文化，已晚至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結合陶質鑄範，可知應有斧、刀、錐、環、連珠飾等。到了相當於戰國至西漢時期的漢書二期文化，出土的青銅器和鑄範仍主要為小型生產工具和裝飾品，大安漢書遺址出土的一件屬於青銅短劍附件的石枕狀器，表明該文化應已存在青銅短劍（趙賓福等2017）。鐵器的出土，暗喻著至少自戰國晚期始，該文化或已進入鐵器時代。
（四）直接進入青銅時代的區域
可能由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青銅時代的區域有遼西山地區、遼東北部區和西流鬆花江流域。
1.遼西山地區
遼西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小河沿文化之後，就是發現了較多青銅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該文化的年代上限早不到龍山時代，已如前述。僅在其中心聚落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遺址的26座墓葬中，就發現了50餘件銅器以及零星的金器和鉛器等金屬器物，包括權杖頭，冒、鐓等斧柄飾件等，大宗者為耳環和指環。已檢測的樣品皆為青銅，鑄鍛兼有。其中絕大部分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早期，約當二裏頭文化時期。在其他遺址則散見有銅刀、削、針、耳環、指環和青銅碎屑等，此外還出有用來製作飾品的陶範。遼寧錦州鬆山新區水手營子出土連柄銅戈，年代相當於二裏頭文化四期或夏商之際，其製作工藝代表了這一文化鑄銅技術的較高水平（井中偉2008）。
夏家店下層文化青銅器：錦州水手營子連柄戈（左）、敖漢旗大甸子杖首（右）
這一區域青銅時代的遺存紛繁複雜，學者間看法不一。這裏僅據研究最為係統的《中國東北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一書的意見，羅列其大致的發展脈絡。在相當於“商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晚期之後，這一區域的青銅時代文化分別是相當於商代晚期的以魏營子文化為代表的遺存，相當於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和“淩河遺存”早期，而相當於戰國早中期的遺存則以“淩河遺存”晚期、“水泉遺存”、“井溝子遺存”（含“鐵匠溝遺存”）、“五道河子遺存”為主（趙賓福2009A）。到了戰國晚期，燕文化遺存成為主流，該區域也大致進入了鐵器時代。
2.遼東北部區
如前所述，遼東地區從西周時期開始全麵進入以雙房文化為代表的青銅時代。在此之前，遼東南部區的雙砣子三期文化僅發現了零星銅器，更早的相當於二裏頭文化、二裏崗文化時期的雙砣子二期文化尚無用銅遺存發現。在包括遼東山地丘陵和下遼河東岸平原的遼東北部區，與雙砣子二期文化大體同時的馬城子文化（含“新樂上層文化”“順山屯類型”“望花類型”“廟後山文化”等類遺存）早期也基本未發現用銅遺存（趙賓福2009A），該文化的晚期則出現了管銎戰斧、方銎斧、鈴首刀、鹿首刀、環首刀、鏡等多種銅器，年代相當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井中偉等2013），應已進入青銅時代。
3.西流鬆花江流域
西流鬆花江，即鬆花江吉林省段，曾被稱為“第二鬆花江”。該流域直到西周時期的西團山文化，才出現了用銅遺存，其中包括作為東北係銅劍之母型的青銅曲刃矛。在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該文化中、晚期，青銅曲刃矛、曲刃短劍和方銎斧等，代表了這一青銅時代文化的發展高度（趙賓福2009A）。
（五）各區域青銅時代上下限的梯次
如表1所示，東北地區最先進入青銅時代的是遼西山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與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晚期和中原地區的二裏頭文化一道，是東亞地區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四支考古學文化之一，絕對年代不早於公元前1700年（見本書《從仰韶到齊家——東亞大陸早期用銅遺存的新觀察》）。這與其地鄰歐亞大草原、較早接受內亞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與其大體同時出現用銅遺存，但僅限於零星小件銅器的小拉哈文化地處鬆嫩平原，也是因位於歐亞草原的東端而有地利之便的，但這一區域進入青銅時代要晚到相當於殷墟時期的“古城遺存”了。
除了鬆嫩平原，在相當於殷墟時期進入青銅時代的，還有與遼西山地區毗鄰的遼西平原區（高台山文化晚期遺存）和遼東北部區（馬城子文化晚期遺存）。稍後，整個遼東區和西流鬆花江流域在相當於西周的時期也進入了青銅時代（雙房文化和西團山文化）。橫貫東亞的青銅潮也止於這些區域，沒能越過小興安嶺和長白山脈。此線以東的鴨綠江流域在春秋戰國時期僅見有零星的用銅遺存，而圖們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區，則大致在漢代由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鐵器時代。而東北地區鐵器時代的到來，顯然是戰國的燕文化和後來的漢代文化由西南向東北方向強力推進或影響的結果。
要之，東北地區不是全境都存在青銅時代，各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也有早晚之別，呈現出“南部比北部先進，西部較東部發達”的態勢（王承禮等1982）。
三、“青銅時代”概念運用的學理辨析
在“青銅時代”這一概念的運用，尤其是探討其從無到有的過程中，首先有一個內涵界定的問題。大家一般同意隻有“青銅器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才算進入“青銅時代”，但在具體操作層麵，不少學者仍把零星青銅器甚至小件飾物的發現作為該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標誌。在東北地區考古研究的實踐中，就不乏將罕有甚至全無用銅遺存的考古學文化劃歸青銅時代的例子，已如前述。
其次是主體界定的問題。要明確進入青銅時代的“人們”的主體，也即誰的青銅時代的問題。進入青銅時代的主體，應是一個（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社會，一個特定的人群，是生活於特定區域的這群人進入了“青銅時代”。如是，是否就不能把進入“青銅時代”的主體，無限擴大到這個特定的人群以外那些沒有進入青銅時代的人群及他們所處的地域？但在具體操作層麵上，這樣的做法是被默認的，甚至是主流思維。
有學者在論及黑龍江東部的“青銅時代”考古時指出，“這一地區（鬆花江、烏蘇裏江、黑龍江流經的三江地區）的‘青銅時代’與中原地區有些不同。中原地區的青銅時代是以青銅器的製造和使用為標誌的，但這樣的標準卻並不適用於三江地區的實際情況，在中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以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包括三江地區在內的一些地區並沒有製造青銅製品的能力。因此，這些地區青銅時代的早期階段仍然是以石器為工具和武器。這一點，從這個地區以及周邊地區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可以得到證明。因此，本文使用的“青銅時代”概念，隻是將其作為一個年代範疇，而並不表明這一地區青銅時代的全部文化都已經具有中原地區青銅時代的典型特征。”（李伊萍2004）這清晰地表述了在無青銅遺存發現的區域使用“青銅時代”概念的思辨邏輯。
上文接著論述道，“黑龍江省東部地區的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在目前還處於空白狀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這個時代，尤其是其早期階段青銅製品的缺乏，使得判斷青銅時代遺存成為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因此，即便已經發現的一些可能屬於青銅時代的遺存，也由於種種原因，或被認作新石器時代，或者被歸入鐵器時代，從而直接導致人們對新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年代範疇的模糊認識，造成後兩者外延的擴大。尋找或從已有的發現中確認青銅時代遺存，已經成為三江地區考古學研究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李伊萍2004）在這裏，“青銅時代”是在全無用銅遺存的考古學文化中“尋找”或“確認”出來的。
另有學者在專論圖們江流域的“青銅時代”考古時表述道，“至於青銅遺物問題，圖們江流域青銅時代文化堆積中均鮮見出土，是否存在青銅遺物不應該被看作分辨遺存時代的硬性指標。”（宋玉彬2002）而在關於吉林省青銅時代考古的研究論文中，通篇也全無對任何青銅製品的分析，也未對“青銅時代”的概念做出界定和闡釋。所謂“青銅時代”涉及的時間範疇始於“夏至早商”，下限則到“戰國至漢初”，文中回顧道：“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對西團山石棺墓地有針對性的發掘，首先將一些廣泛使用石器生產工具並已出現青銅器的遺存，從所謂的‘石器時代之文化’中分離出來，於此開創了吉林省青銅時代考古的新局麵。”（朱永剛等2015）再舉一例：“黑龍江地區也經曆了青銅時代這一發展階段，基本和中原地區是同步的。但在具體的文化麵貌表現上，黑龍江東部、西部地區有明顯的差異，這一時期東部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均未發現具有該時代特征的標誌物——青銅器（件），表現了顯著的自身區域特點。因此，青銅時代的概念，作為一個年代範疇，黑龍江東西部區域存在著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文化特征表現。”（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顯然，上述論文所述“青銅時代”是以中原地區的青銅時代為參照係，意指相當於中原地區青銅時代的時段，而無關該區域用銅遺存的有無。
推而廣之，“在中國境內的不同地區，金屬器（青銅和早期鐵器）在出現年代上有早有晚，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大均衡，甚至各地區因文化傳統的不同在應用範圍上也各有特色。所以，上述中國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開始和結束，我們都隻能以黃河中下遊地區為準。”（井中偉等2013）顯然，這是把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全域當作一個敘事單元，來對數千年前各地異彩紛呈的史實展開敘述的。
需指出的是，一個地區沒有青銅時代，全然不見或僅見零星銅器就由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鐵器時代是很正常的，並非所有區域都毫無缺失地經曆了所有的文化史發展階段。在中國考古學乃至曆史學領域，為什麽一定要在每一個罕有甚至全無青銅製品的區域都劃出一個與中原地區青銅時代大體同時的“青銅時代”來？中原王朝的影響波及範圍以外的區域，有些還有待建立起根植於當地的文化史分期與譜係框架，但即便這個框架建立起來，其階段劃分的話語係統可能還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中心”本位的影響。這一學術思維方式及其演變曆程，本身就值得深思，值得探究。
目下，學術界已充分地意識到作為研究對象的各地曆史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具體的田野考古與綜合研究作業也開始細密化，是時候在學術話語係統上也有相應的跟進了。這是深化相關研究的必由之路，謹以這一呼籲作為這篇小文的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