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日文著作《中國初期國家形成の考古學的研究——土器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東京：六一書房，2017年）之後，秦小麗教授又出版了她的新著《中國初期國家形成的考古學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視角》（複旦大學出版社2019）。而二書的原型，則是她2001年提交給日本京都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十餘年的時間鑽研一個課題，打磨出相關的著作，這兩本書的分量不言而喻。作者的學術背景兼跨中日和歐美，視野開闊，有“貫通”的優勢，而理論方法論的思考尤其難能可貴。就中國考古學所關注的課題而言，秦小麗教授的研究較之外國學者，則更切近問題。雖然其博士學位論文的若幹章節已陸續在中文論文中發表過，但能夠得窺“全豹”，得觀作者整體的構思與文脈，對於國內學界來說還是非常難得的。

按說，最新的譯著，對於中國學界來說已是大好事，但需要指出的是，秦小麗教授的中文新著並非其同名日文著作的簡單譯本，而是地道的“升級版”。全書共七章，其中序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陶器的社會學與陶器研究方法、禮儀性陶器與陶器的生產與流通、二裏崗文化都市文明與初期國家形成）都是為中文版新撰的；第一章“研究史”則增補了最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作為本書主幹的第二至五章（陶器的型式分類和係統識別、中心地區陶器組合樣式的變遷、二裏頭文化時期的地域動態、從二裏頭文化向二裏崗文化的轉變），也都相應增補了最新的數據，對研究結論做了適當的調整。可知，此書雖然建基於十餘年前的博士學位論文和此後的日文著作，但卻是一部與時俱進的新著。

由上引各章標題可知，這部新著是緊扣“陶器研究的新視角”這一主題的。所以，這本書的著力點和亮點在於副標題，網上推介中僅列正標題，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足以昭示這本書的分量的。

在我看來，秦小麗教授的陶器研究以及這部專著的亮點，主要顯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作者精細化的陶器研究，既是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碩果，其研究實踐又推進了這種轉型，從而具有方法論上的示範意義。

眾所周知，為完成物質文化史建構的任務，自1959年夏鼐引進了柴爾德的考古學文化界定的三原則並加以提煉概括（夏鼐1959A）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考古學文化”成為當代中國考古學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論。這種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基本上圍繞著建立新考古文化，完善某個區域內考古文化的發展序列，以及對文化進行再細分類型來進行的，而“在當代西方考古學中，‘文化’已經不再是一個很重要的詞匯。‘風格’（style），‘認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為西方考古學者分析考古材料區域特征的主要術語。這些術語被用來探討物質文化所反映的區域差異和社會界限。與歐美考古學相比，中國考古學界雖然有關於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討，對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爭論，並完全錯過了西方考古學過去三十年來有關風格的大討論。西方考古學界對文化概念的揚棄過程值得中國考古界深思”（焦天龍2008）。

1980年代中期以來，“文化因素分析法”開始在中國考古學界被提出並付諸研究實踐（俞偉超1987，李伯謙1988）。這一方法的核心是對一個遺址或考古學文化內的遺物進行分組，進而辨別本地因素或外來因素，以及它們的混合形式。焦天龍進一步分析道：“這實際上是意識到了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形成過程往往是複雜的，內因和外因都要考慮。但遺憾的是，這一方法論隻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和對比，大多數研究都用簡單的‘文化交流’或‘影響’來解釋外因的出現。所以，在理論層麵上，並沒有脫離傳統的考古文化的概念範圍。而實際上，以中國考古材料之豐富、文化現象之複雜，我們完全有條件在文化理論上為世界考古學作出獨有的貢獻。隻要我們在解釋層麵上多做探討，以實際材料來探索考古材料時空現象的形成過程，我們就有希望對考古學的這一最基本的課題提出新的解釋模式。”（焦天龍2008）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也有類似的思考：“我是一直希望能夠通過經濟學方法，就是人類學經濟史的方法來弄清這些我們現在稱之為‘文化傳統’的東西之間的區別，然後就不再說某某某‘文化’，而是說也許某一個製作傳統，或者某某一種交易網絡，或者某某一種市場範圍之類的。”“我想將來如果有時間的話，再寫一本書作為一個實驗，就是說不再提‘考古學文化’這個概念，就提某一個遺址所能看到的什麽現象，然後把它跟周圍的遺址如何聯係，把這種市場關係、經濟關係、網絡還有動力慢慢地研究出來，這當然還要考慮到古代環境、自然資產等，這些都會變得很複雜。將來如果能夠以這樣的方法研究中國早期曆史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也許可以更加具體，也更加全麵、正確地從物質文化方麵去了解它。”（《考古與文物》2012）

值得欣喜的是，大致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心正處於由原來的建構文化譜係、描述文化過程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會、資源和環境及其相互關係為主的社會考古學研究方向轉移”（欒豐實2004），“這是一場整個研究體係的變化。當考古學開始關心物質文化背後的社會時，它就立刻發現，這個任務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趙輝2018）。

筆者也曾有類似的思考。當學科的主要著眼點逐漸從建構分期與譜係框架的所謂文化史的研究轉向以社會考古為主的研究，曾立下汗馬功勞、作為考古學基礎作業的“考古學文化”當然仍將扮演重要角色。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考古學上的“文化”是一種為便於聚類分析所做的人為設定，並非純客觀的一個存在。文化的時空邊緣既不清晰可斷，文化的內部也非鐵板一塊。人的思想和行為極為複雜，加之又移動交流，這就決定了曆史發展的高度複雜性。這樣的早期人類群團的圖景，是大而統之，略顯粗糙的“考古學文化”所無法涵蓋的。

尤應指出的是，社會進入了複雜化階段，考古學文化的麵貌也變得複雜起來。與史前考古學文化的均質性不同，社會複雜化階段的共同體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著上、中、下層文化及複雜的外來文化因素，次級中心聚落中包含著中、下層文化，普通聚落則僅有下層文化。這似乎可以稱為聚落的異質性，它構成了社會複雜化階段考古學文化的一大特質。一個文化的中心聚落，在這個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座孤島，一座文化多元化的孤島；次級中心的“純淨度”則介於它和普通聚落之間，“文化”內部的複雜性由此可見一斑。粗線條的、適應文化史構建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已難以作為細密的社會考古研究的解碼。

在社會考古學的視角下，研究的細化仍勢在必行。“文化”之下有“類型”，以往學界主要在這兩個層麵上做文章；再下則為聚落，這是人類早期史的基本生產生活單元，也是社會考古的最佳切入點。隨著學科的發展，一種可稱為“聚落本位”的社會考古學研究方法，也將呼之欲出。這種方法強調精細化的背景關係研究，它可以理解為對存在於時空框架內的遺存及其關聯性的深度把握。這應是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路向。以聚落和最小的聚落組群為起點，在人地關係的視角下，進行縝密的個案分析，進而擴展至區域乃至區域間的地域整合，方能描繪出新時代的社會考古學畫卷。對於傳統意義上的“考古學文化”來說，這必將是一個超越和升華。唯其如此，社會複雜化階段的考古學研究也才能最終有禆於廣義曆史進程的建構（許宏2011）。

就陶器研究而言，趙輝教授感慨道：“考古學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到了一個複原古代社會生活方方麵麵的一個新的階段，對陶器的研究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現象。我很奇怪，既然陶器研究這麽重要，而且我們這麽多年來積累了那麽多心得，但為什麽我們沒有一本《陶器考古學》？……我覺得這個事情值得做。我說的意思是，我們現在有必要來討論一下研究陶器的工作體係了。”（趙輝2019）我想，秦小麗教授這部新著，就是對上述呼籲的一個踐行，在解構傳統的“考古學文化”概念，建構陶器研究工作體係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秦小麗教授的研究立足於對陶器本身作為日常生活用品而產生的社會背景的再認識，其研究方法以恢複社會生活為目的。誠如岡村秀典教授指出的那樣，“其最大的特點是將數量分析方法應用於陶器研究，這在20年前的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一種研究方法。她以自己獨特的研究手段，將日本考古學中的陶器法量（尺寸——引者注）比較、陶器表麵繩紋數量測量等方法應用到她親自發掘與整理的考古遺址資料研究中，並以此為出發點對其他遺址進行相同分析。”“本書中使用了許多日本考古學的研究手法，所以不僅可以作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推薦書籍，也可以作為一本日本考古學研究方法在國家形成研究課題方麵的實踐性書籍，很值得一讀。”（岡村秀典2019）其實，豈止是20年前，據本人所知，即便到了20多年後的今天，這一細密的研究方法也沒有在中國考古學界普及開來，相關研究沒有跟上。由是可知，這部初步完成於20年前且打磨至今的新著並未過時，而是可以作為轉型期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有益鏡鑒，尤其有裨於中國學者陶器研究方法論的掌握與具體研究實踐水平的提升。

第二，大量的考古學基礎作業，圖文表並茂，縝密的推導過程，使得這部專著研究結論紮實厚重。作者通過如此頗見功力的陶器（群）分析方法，得出了若幹早期國家形成研究上的可信結論，極大地推進了相關課題的研究。

作者具有特色的陶器研究路向是基於對既往研究傾向的反思。她指出，“以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探索）為目的而開始的二裏頭、二裏崗文化研究，迄今為止經曆了近90年的探索，在各個方麵取得了許多成果。然而由於這兩個時代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古文獻記載的夏王朝和早商王朝的固定地理範圍中，並試圖在強調考古學文化或類型的時空分布的基礎上複原古代部族、民族或王朝的活動地域，而很少注意到各個考古學文化或類型之間交錯分布，難以用線條劃出範圍的地域交流的錯綜複雜的局麵，也缺少從國家形成的角度來研究二裏頭、二裏崗文化的具體實踐。”上述分析是切中肯綮的。基於這樣的反省，作者才立意要“從國家形成過程這一視點出發，並利用日本考古學中以陶器分析來闡明地域間交流的方法來研究二裏頭、二裏崗文化時代的社會支配體製和經濟模式構成狀況”。

二裏頭貴族墓隨葬陶器組合

作者不以偏於粗疏的“考古學文化”為分析單位，而是將二裏頭、二裏崗文化時代的中原腹地及左近地區劃分為若幹區域，用數量分析的方法計算出每個遺址（聚落）陶器群中各個地域風格係統的構成比，進而通過這些數據來分析陶器風格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化，對地域間相互交流的複雜化狀態做動態解讀，並以此來闡釋早期國家形成的經緯與關鍵之所在。可以說，作者最終圓滿地完成了這一學術構想。

其具體做法是，對相關遺址的陶器資料，首先觀察其形態特征、器表紋飾和製作痕跡，進行係統分類，再用數量分析的方法計算出各個遺址中典型單位出土的陶器中各係統的構成比例，以及這種比例在不同時期的變化，以此把握各個遺址的特征。在區別出本地係統陶器和外來係統陶器的基礎之上，從每個遺址中外來係統陶器要素的數量變化，來探討遺址之間的交流狀況。對於有特殊陶器構成的遺址，從其與周圍諸遺址的關係來把握其所具有的社會政治地位和在經濟模式中所具有的作用。由於二裏崗時代陶器係統所表現出的單一性特征，作者從陶器係統、器類構成、炊器容量大小和陶器表麵繩紋的條數變化等方麵的量變結果，來觀察二裏崗文化陶器組合的單一性特征在一般遺址中的存在狀況。在觀察結果的基礎上，對性質不同的幾類遺址的陶器組合進行比較，最後探討這種具有規格化和一元化傾向的陶器組合特征的社會背景。

伊洛地區二裏頭文化陶器係統構成的比例變化（上：前期，下：後期）

作者通過對海量材料的量化分析和縝密的比較後指出，盡管二裏頭文化時期各區域陶器群中伊洛係的比例總體上顯現出與伊洛核心區的距離呈反比的特征，即距伊洛核心區越遠，伊洛係陶器所占比重越小，但中心聚落中伊洛係陶器的較大比重顯然突破了上述模式。原本被納入同一考古學文化的不同性質的聚落，通過細密的分析觀察，被解構為複雜的組織形態，認識得以深化，如是研究予人以深刻的印象。書中更廓清了“從二裏頭文化時期包含多係統器類的陶器組合風格，到二裏崗文化時期具有高度統一性的一元化陶器組合風格的變化這一顯著特征。伴隨著這一變化，二裏頭文化時期不曾看到的伊洛鄭州係鬲作為炊煮器替代各種罐類被廣泛使用，其法量在小型化的同時，還出現了高度劃一的規格化傾向”。她指出，“二裏崗文化時期的陶器組合風格呈現廣泛的齊一性，晉西南、伊洛地區、豫北、長江中遊地區在二裏頭文化時期都是各自具有不同的陶器組合風格的地區，然而進入二裏崗文化時期之後，陶器風格呈現出高度的共通性，而且這種共通性不僅限於器類構成的類似，在陶器的細部特征和製作技法方麵也可得到確認。因此，可以認為在二裏崗文化時期陶器的這種高度一元化的背後，不僅僅是陶器的簡單模仿，可能還反映了某種強烈的支配性製度的存在。這種一元化的陶器組合風格，在中心都城的王都、地方城郭都市和一般聚落三類性質不同的遺址中均可得到確認。從這一點也可以推測出產生二裏崗文化陶器風格這種共通性的背景裏，存在著某種嚴格的陶器生產製度和規則。”“與中心都市密切相關的地方城郭的出現，正好與二裏崗文化一元化的陶器組合風格向周邊地區擴大的時期一致。因此，可以認為二裏崗文化陶器風格在地域的一元化正是以鄭州、偃師商城為中心的勢力向周邊地區的強勢擴張和對地方影響的具體顯現。”這就把對各區域陶器（群）的具體分析，上升到了對社會生產乃至政治組織考察的層麵。二裏頭文化與二裏崗文化所代表的人群社會結構上的顯著差異，我們在聚落形態的探究上已略見端倪（許宏2016A），秦小麗教授的陶器研究，又驗證並加深了相關的認識。

除了作為全書主體的陶器本體研究，作者新撰的第七章以更宏闊的視野論及各類聚落的功能性、銅器與玉器遺存乃至手工業模式和經濟運營模式，範圍超出了陶器，但也都是圍繞陶器研究而展開的，構成了本書的又一亮點。有學者利用人類學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概念與理論來分析夏商周三代考古中存在的青銅禮器文化與陶器文化、主流禮樂文化與地域宗教信仰文化之間的關係，指出“我們不僅要關注以陶器特征和組合為標準的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的劃分和研究，也要對以青銅禮器為主要特征的‘禮器文化圈’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予以重視。兩者之間反映出怎樣不同的文化意義、社會行為和人際關係？彼此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研究夏商周三代以後的中國曆史，我們在關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麵貌，占據上層主流地位的大文化傳統時，要承認不同區域、居於社會下層非主流地位的各種小文化傳統的存在，並予以重視；另一方麵，我們在研究不同區域小文化傳統特征和彼此差異時，要重視對它們之間的共性及其背後原因，即文化大傳統的研究。隻有對大小文化傳統進行綜合考察，才能更全麵地理解中國曆史發展過程”（徐良高2014）。秦小麗教授此書專研作為“小傳統”的陶器而兼及作為“大傳統”的禮器乃至主流禮樂文化，以其為背景全方位審視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這種研究風格與視野，是值得大力稱道的。

秦小麗教授這一新著，無疑是近年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研究的一部力作。眾所周知，日本京都大學岡村秀典教授以治學謹嚴、出言審慎著稱，但他作為導師對秦小麗教授此書的總體評價卻是不吝褒揚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本書為繼新石器時代晚期而崛起於中原地區的二裏頭、二裏崗文化時期的地域交流動態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岡村秀典2019）對此，筆者深表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