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986年首次發現三星堆遺址兩個填滿寶藏的器物坑後，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兩個坑之間發現了密集分布的另外六個器物坑，一時在學界和公眾中引發轟動。俗稱“方艙”的密閉式考古工作室和考古工作者全副武裝的防護服，構成了疫情時代特有的一道亮麗的考古風景線。在慨歎當年的“燈下黑”，遺憾於如此寶藏沒能早日麵世的同時，大家又不約而同地懷有慶幸與欣慰：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隻有在當下，才會有如此高規格的條件，讓考古人得以“精耕細作”，最大限度地做好文物保護工作，更多地攫取其中的曆史信息。
關於三星堆，有太多的話題可以說。這裏，我們隻采擷其中若幹的問題點，一窺其間已知或仍然未知的奧秘。
從多元到一體的軌跡
要先幫大家梳理下三星堆文明出現的大的曆史背景。在中國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研究對象因年代相隔久遠、資料支離破碎而顯得撲朔迷離，研究結論也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者所在多有，學者在諸多問題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如果說這其中還有可被形容為“最大公約數”的認識，那就應該隻有中國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的“多元一體”論了。如果我們認可華夏文明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那麽，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史，就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三星堆2號坑發掘現場（1986）（上）
三星堆3號坑發掘現場（2021）（下）
第一個大的階段相當於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年代則大致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1700年之間。這一階段最大的特征就是無中心的多元，也即沒有所謂的中心或核心文化可言。在廣袤的東亞大陸，分布著眾多先後進入社會複雜化甚至早期國家階段的區域性文明，如環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長江中遊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陝北地區的石峁文化等。那是個“滿天星鬥”的時代，考古學家一般稱其為“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分布於成都平原，作為三星堆文化前身的寶墩文化，也是這些星鬥中的一分子。
第二個大的階段約當考古學上的青銅時代，年代相當於公元前1700——前500年之間，也即以二裏頭文化為先導的中原夏商周王朝時期（下限至春秋時期）。這一階段最大的特征是有中心的多元，中原雖然出現了廣域王權國家，也即史書上記載的三代王朝，有點中央之城、中央之邦的感覺，但無論是最早的二裏頭文明、二裏崗文明，還是殷墟文明和西周文明，都還隻是國上之國，相當於“盟主”的地位吧。考古學家一般將這個時代稱為“王國時代”。進入殷墟時代，原來一枝獨秀的中原青銅文明鑄造複雜禮容器的技術“泄密”，這類高科技手段被若幹區域的土著方國部族所掌握，東亞大陸的國際局勢自此為之改觀。舉其要者，譬如關中、漢中、江西、兩湖、四川地區的青銅文化等，都相對獨立，異彩紛呈。盡管中原王朝的崛起因“月明”而顯得“星稀”，可稱為“月明星稀”的時代，但總體上看，“滿天星鬥”的大局麵依然存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當然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星。
第三個大的階段，約當考古學上鐵器時代的成熟期，先是戰國時代的兼並戰爭，然後以秦王朝的統一為先導，東亞大陸進入了中央集權的、郡縣製的“帝國時代”。隻有到了此時，華夏族群在社會組織上才開始一統化，原來異彩紛呈的各地土著文化逐漸退出曆史舞台，融入帝國的洪流之中。這一時代，可以用“皓月淩空”來形容，雖然各地文化還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由於政治上的大一統，星月爭豔的時代也就大致終結了。
半月形傳播帶與中國弧
“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概念，出自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科幻小說作家、四川大學教授童恩正（1935——1997）的筆下。他指出，從東北大興安嶺、內蒙古的陰山山脈、寧夏的賀蘭山脈、青海的祁連山脈，到四川西部通向雲南西北部的橫斷山脈，這一北一南兩列山脈及其鄰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雙有力的臂膀，屏障著祖國的腹心地區——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這一地帶則自有淵源，特色顯著，構成了古代華夏文明的邊緣地帶。
他用生態環境相似從而導致文化傳播來解釋這一地帶出現的各種文化相似現象，指出這一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位置，恰好從兩麵環繞了黃河中遊的黃土高原。其主要地貌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1000～3500米。此外，太陽的平均年度輻射值大致相近，此地帶的年平均溫度相當接近，農作物及木本植物的生長期接近，降水量大致位於年降水量400毫米及600毫米兩條等雨量線之間，是一種基本上由高原灌叢與草原組成的地帶。這條傳播帶上分布著漢藏語係、阿爾泰語係的各族群，麵向歐亞草原的宏闊空間，是中國與中亞、西亞、歐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
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童恩正1987）
英國藝術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牛津大學教授傑西卡·羅森爵士，正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特殊的人文地理學概念，她稱之為美麗的“中國弧”。她認為，古代中國的版圖可以從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為三個區域：一是東南的中原地帶；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帶；三是在這兩個氣候、經濟、文化頗為不同的地理區域中間的那個彎彎的像半月形的區域，就是“中國弧”。
羅森教授認為，在“中國弧”的西側，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步伐和整個歐亞大陸中心地區同步；在“中國弧”的東側，古代中國則是另一種獨特的麵貌，與歐亞草原的發展步伐並不一致。而正是這個美麗的“中國弧”，成為東西方交流的紐帶和橋梁。“中國弧”是理解歐亞曆史長時段效應的一把鑰匙，是一個“超穩定結構”。更有學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帶的形成顯然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出現有很大關係。可以說，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和“中國弧”，就是我們從歐亞大陸文明史的視角解讀早期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是，西來的權杖文化和中原地區以鼎、爵為代表的禮器文化都見於半月形地帶或“中國弧”區域，但權杖基本沒能進入這一地帶所圈圍的東亞大陸腹心地區，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禮器，則沒能突破這個半月形地帶或“中國弧”。而既出現了金質權杖，又有中原風格的禮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恰好就位於這個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或“中國弧”上。
西卡·羅森的“中國弧”概念
三星堆文化年代之惑
圍繞三星堆大發現引發的種種糾葛、困惑，大都源自對相關概念及其年代的混淆、誤讀乃至誤解。學者有意無意地混著說，公眾囫圇吞棗地混著聽，導致迷霧重重、混沌不清。
首先要區分的是三星堆遺址與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遺址，指的是坐落於成都平原北部的一處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遺址。這處遺址最為興盛時段的遺存，考古學家稱之為“三星堆文化”。考古學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時空範圍內，麵貌相似、經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組合，這裏的物包括“不動產”的遺跡如城牆、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動產”的銅器、玉器、陶器等各類遺物，甚至還有遺痕，如工具的痕跡。三星堆遺址上還有早於三星堆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寶墩文化”遺存，和晚於它的、屬於青銅時代的“十二橋文化”遺存。再舉二裏頭遺址的例子。二裏頭遺址最早的遺存約當仰韶時代晚期，後麵還有龍山時代的遺存，然後才是作為遺存主體的、延續約200年的二裏頭文化，後麵還有相當於商代和漢代的遺存。
發掘者把三星堆遺址分為四大期，其中遺址第一期一般認為應屬於寶墩文化，遺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屬於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則屬於十二橋文化。三星堆遺址雖然發現得早，但由於田野考古工作持續開展，考古資料的公布偏於滯後，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版正式的考古報告，且沒有及時地將最早的一期遺存從三星堆文化中區分出來。1990年代，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根據成都平原上新津縣寶墩遺址及其他同時期的城址群及相關文化遺存的發現，首先提出了早於三星堆文化的“寶墩文化”的命名，並得到了學界的認可。但三星堆的發掘者給遺址的第一期文化另起名為“三星堆一期文化”，因與其後的“三星堆文化”容易混淆，所以一般很少有學者認同響應。但畢竟已一物二名，所以在行文中要麽是“寶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要麽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正如我們現在在三星堆遺址博物館的陳列中看到的那樣。這種同一個考古學文化被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機構的學者各自起名的情況，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所在多有，在學界內部已頗易引起混亂，初學者和公眾聽起來更是一頭霧水，摸不著頭腦。這是我們考古圈應當反思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三星堆遺址上這幾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年代，有兩個概念要搞清楚，一個是相對年代，一個是絕對年代。絕對年代指的是通過碳——14、熱釋光、光釋光等科技手段測定的年代數據；相對年代指的是考古學家根據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等手段排定的文化遺存的相對年代序列。現有的測年手段還達不到精確到某年的水平，也會因各種因素而出現誤差，所以給出的絕對年代還隻是一個相對確切的時間段，所以說絕對年代具有一定的相對性。與此同時，相對年代由於建立在經年試錯的基礎上，考古學家摸索到了文化遺存內在的演化序列，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絕對性。
說到三星堆文化的相對年代，早於它的有寶墩文化，而寶墩文化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而晚於它的十二橋文化，約當西周至春秋時期。這樣，三星堆文化的大致時間範圍就被卡定在不早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不晚於西周時期這個時段內。由於早年學術界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下限在距今4000年前後，所以既往的說法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3000年之間。
“外來品”敲定年代上限
隨著時間的推移，考古學家在努力做進一步的年代細化工作。他們首先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中，發現了一種特殊的陶器，這種器物被稱為“盉”，屬於酒器。它有三個空腔的袋狀足，支撐著細瘦的腰身，上部封口，原應有蓋，最大的特征是有一個管狀的流口便於倒酒。不同地域的人都因地製宜地使用著不同的器物，因而器物本身就顯現出不同於他地其他人群的文化DNA。在三星堆文化眾多當地土著因素的器物中，細高的陶盉這類器物就顯得鶴立雞群。熟悉先秦考古的朋友一眼就會認出，這類陶盉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區的二裏頭文化，陶盉是二裏頭文化的典型器。那麽，為什麽不會是相反，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陶盉是“源”而二裏頭文化是“流”呢？這是由於考古學家在中原地區已經掌握了這類器物從新石器時代到二裏頭時代發生演變的清晰脈絡，也即“出身”清楚，證明它是源自中原及其左近地區的，而在成都平原，這類器物是突然出現的“外來戶”，找不到源頭。
由是，我們可以說，陶盉、陶觚、陶豆、陶壺等二裏頭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滲入，不同文化因素的結合，導致本土的寶墩文化開始變容，最終形成了更具多元色彩的三星堆文化。那麽，從年代探索的角度看，二裏頭文化的陶盉可以成為破解撲朔迷離的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一把鑰匙。
在二裏頭文化中，這類高體、管狀流、瘦三足的盉，見於該文化的早期，確切地說是二裏頭文化第二期。而眾所周知，作為中國古代文明腹心地區的中原是中國田野考古工作開展得最為充分的一個地區。近年來國家級的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其著重點都在中原地區。相應地，這裏考古學文化的測年工作做得也最係統、更精確。目前，經係列測年給出的二裏頭文化最新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圈內人都知道相比20年前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數據，越測越晚、越測越短，是人們對二裏頭文化及相關考古學文化最新年代數據的共同感受，這是測年技術水平提高，縮小“包圍圈”，排除了更早可能性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原地區的測年數據在更新，而周邊地區的測年數據仍然選用既往測定的單個數據的話，那就有爺爺輩和孫兒輩顛倒的可能。
據上述，出土帶有二裏頭文化二期風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於二裏頭文化二期。這是容易理解的，我們說相對年代具有一定的絕對性，在這個問題的分析中即可顯見。二裏頭文化二期的絕對年代，最新測定在公元前1680——前1610年之間。地處西南的三星堆與中原腹地的二裏頭山水阻隔，且相似的文化因素最大可能是通過其他人群“接力”式地傳播過去的，而非短時間的直接長途輸入，所以，學者認為這類傳播應有個時間差。四川當地的學者即推測，出現二裏頭文化因素的三星堆文化的出現時間，大致約當二裏頭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即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間。盉、觚等陶器以外，三星堆文化中還出土有玉石牙璋和銅牌飾等二裏頭文化風格的器物，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晚到隨後的二裏崗文化時期（約公元前1500——前1300年，一般認為屬商代前期）。這就是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時空差”。
二裏頭遺址出土陶盉（左上、左下）
三星堆遺址出土陶盉（右上、右下）
但麵對這樣的最新測年數據和研究成果，有學者在同意三星堆文化與二裏頭文化大致同時或稍晚的前提下，仍說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這就有點不可思議了。人類對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結，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本位主義的想法具有普遍性，每個國家在繪製出版地圖時，都會下意識地把本國放在居中的位置，就是一個例子。上文提到考古學家各自以所在區域的地名命名考古學文化，對於本區域文化遺存的年代，也有盡可能上推其出現時間、誇大其存在意義的傾向。
與此相關的是，如前所述，三星堆遺址上曾經存在的三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經曆了起伏興衰的過程，但在有些學者的口中，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強調三星堆遺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遺存都很豐富，文化上是傳承延續的，時間跨度超過兩千年，甚至“是中國唯一延續了兩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遺址”，“即使放眼世界範圍來看，也可能都是很罕見的”。這就有點“放衛星”的感覺了。這樣的情感投入，是我們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中，應該自警自惕的。建構認同與求真逐理，一直是致力於學術上尋根問祖的本土學者和文化人需要嚴肅思考和對待的問題。
器物坑與青銅時代
上麵我們說到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早期遺存，而據現有材料看，那時的三星堆文化除了具有外來因素的二裏頭文化風格的銅牌飾，青銅器物乏善可陳。所以我們說那時的二裏頭文化已率先進入青銅時代，但三星堆文化早期吸收的隻是些皮毛，二裏頭文化高精尖的青銅冶鑄技術還沒有被引進，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還沒有進入青銅時代，也即，青銅用品在人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中還沒有發揮重要的作用。在三星堆文化的幾個器物坑出現之前，成都平原還處於新石器時代，這是我們學界沒有交代清楚而公眾容易混淆的一個概念。
具體說來，公眾往往把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和三星堆文化晚期才突然出現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混為一談。即便是著名大報，在日前報道三星堆器物坑的最新發現時，還在說“這些祭祀坑的年代，被確定為公元前4000年至3200年之間”。這顯然是不對的。首先是記者誤將“距今”的年代寫成了“公元前”，但如上文我們訂正的那樣，即便是距今4000年，那也是三星堆文化的上限，而且是按照某些學者的提法，堅持不用二裏頭文化最新的測年數據來限定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屬於舊說；即便是寫距今3600年，那也是目前對三星堆文化上限的最新認識，而不是器物坑的年代。器物坑的年代，要晚到距今3200～3000年前後，相當於中原地區的殷墟時代或略晚。可見相關年代問題認識和傳播上的混亂程度。
朋友們想必已經注意到了我在上文中用的是“器物坑”一詞，而媒體和最早的考古發掘報告用的是“祭祀坑”。目前，關於這幾個器物坑的性質學界還在討論中，這些坑用於祭祀隻是可能性之一，即便與祭祀有關，這些坑也不一定是第一現場，而可能是祭祀儀式後的埋藏坑。所以，我們在提法上持審慎的態度，暫時稱其為“器物坑”，顯然，這是偏於平易和相對客觀的一種提法。
三星堆遺址出土銅尊（左）、金麵罩人頭像（中）、縱目麵具（右）
1986年7——8月間，在相隔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兩個器物坑被偶然發現，一時震驚學界和公眾。關於這兩個器物坑的年代，各類推斷意見層出不窮，最早的意見是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一期（約距今3300年），中間經殷墟後期、殷末周初到西周後期，最晚的意見是相當於春秋中期（約距今2600年），前後相差700餘年。但絕大部分學者還是同意雖然這兩個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在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的範疇內。最新發現的器物坑內含碳標本的測年，可晚到殷末周初的距今3100年前後。
這幾個器物坑裏的青銅神像、人像、神樹、容器和各類金、玉等祭祀用器以及象牙等遺物，應該都是出自“神廟”類的祭祀場所，最新發現的一座坑中就出土了被燒毀的建築殘塊。通過鑽探和發掘，可知這八個坑附近，是先用燒壞了的建築垃圾——紅燒土夯墊了一層，平整出了一個場地，然後再在上麵挖坑，埋下這些器物的，但具體的祭祀程序和祭祀內容等則無確切把握。
三星堆遺址1號坑（1986）、2號坑（1986）、3號坑（2021）（從左至右）
三星堆與金沙關係之謎
上麵說到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屬於三星堆文化早期，它大體上相當於中原地區的二裏頭文化晚期至二裏崗文化時期；而三星堆遺址第三期，屬於三星堆文化晚期，隻是到了這個階段，幾個器物坑代表的三星堆青銅文明才正式問世，且非常突兀，它與僅接受了二裏頭文化些微影響的三星堆文化早期遺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有的學者認為應該把這一階段從三星堆文化中剝離出去，另稱為“月亮灣文化”，這是一支處於新石器時代末期、三星堆青銅文明崛起前夜的考古學文化。
如果說三星堆器物坑所代表的青銅文明與所謂的三星堆文化早期之間存在斷裂，那麽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個器物坑與後來崛起於成都一帶的金沙文明（十二橋文化）反而顯現出了密切的關聯，以至給人以“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換言之，三星堆人和金沙人是一群人嗎？如果不是，是金沙人摧毀了三星堆而另立新都於成都，還是三星堆人因某種原因將其都邑從廣漢“戰略轉移”到了40多公裏外的成都？種種推想，學者們都提出過。
話說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多是憑發現時考古學家的認識甚至感覺，所以隨機性很大。當時命名為兩個考古學文化的，不一定就是兩個人群的遺存。比如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一般認為就是一個人類群團前後相繼的兩個階段。中原地區的二裏崗文化和殷墟文化，一般認為都是商文化的遺存，甚至更早的二裏頭文化，也有人認為應是最早的商文化。鑒於此，三星堆文化和後續的十二橋文化（金沙）並不一定就是兩群人的文化遺存。
關於三星堆文化（二裏頭時代至殷墟時代）和十二橋文化（殷墟時代晚期至春秋時代）的關係問題，早年即有學者將三星堆文化的下限下延，囊括了十二橋文化。近年更有學者提出了“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概念，認為三星堆文化與十二橋文化並無太多實質性差異。如果再考慮到金沙遺址祭祀區與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遺物的共性，以及它們所反映的相同的價值體係等，不妨將這兩種文化理解為同一個文化傳統的早晚兩個發展階段。這次六個坑的發現似乎進一步驗證了這些推斷。這八個器物坑的年代略有早晚，但都限於從殷墟到西周的過渡階段前後，三星堆和金沙的此消彼長階段。故有學者推斷，二者的興替，或與商周更替這一大的曆史事件有關，但到了成都平原，至多應該屬於“餘震”了吧。
我們麵臨著太多的謎團，我常願提及的一個“不倒翁理論”是：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排除不了任何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
古蜀情結中的三星堆闡釋
在目前專家和公眾的話語係統中，三星堆文化屬於早期古蜀文明，似乎已成定論；有的學者甚至把早期巴蜀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但細究起來，其中問題多多。
首先是，關於“蜀”族群的記載盡管見於殷墟和周原的甲骨卜辭，傳世文獻中也有周武王伐紂時蜀人參與協同作戰的記載。但早期蜀文化是否發源於四川，尚存異議。有學者就提出四川盆地北方的漢中甚至關中地區的某些文化遺存，為尋找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尚未發現當時的文書材料可以互證的情況下，這支人群的遺存是否可以直接被冠以“蜀文化”的徽號，並不是可以遽然定論的。
其次，如前所述，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遺存之間，顯現出大致相同的價值體係；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它們與後來戰國時期的蜀文化卻有著顯著的差別。
據研究，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墓葬隨葬品較少，也少見木棺之類的葬具，沒有發現大墓。可見這個族群沒有厚葬的習俗，不用青銅器、金器和象牙等社會財富來隨葬。但在成都平原，至遲到了春秋晚期，墓葬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規模大、隨葬品種類和數量豐富，明顯有別於其他墓葬的大型墓，多見富於地方特色的船棺葬和合葬墓，船棺形體巨大，隨葬品中出現銅容器，隨葬兵器的習俗也很盛行，墓葬中湧現出大量域外文化因素。隨葬銅器包括本地銅器和域外風格銅器；已發現的大墓都單獨分布而不屬於某個墓地，這些都表明墓葬已經有了顯著的等級差別。可以說，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坑表明在當時的社會中，神權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社會財富主要用於宗教活動，相比之下，個人財富、地位的標誌，以及與此相關的喪葬活動處於次要地位。如果說三星堆——金沙文化在精神世界屬於“祭祀文化”，那麽它顯然迥異於東周時期受華夏文化影響而出現的“墓葬文化”。而眾所周知，後者才是已被確認了的蜀文化。到了戰國時期，成都平原才進入了周文化影響所及的早期“中國”或曰“華夏”的範圍。
金沙遺址出土青銅立人（左）、金麵具（右上）、玉琮（右下）
這個大的變遷的契機，大概與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由長江中遊西進入川有關，這導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會形態發生了一次大的變革。這一時期的墓葬中有大量楚式和中原式的青銅器，戰國晚期還有秦式器物。域外風格的銅器有的可能由當地仿製，有些就是直接從四川以外傳入的。應當指出的是，傳入成都平原並深刻影響了當地文化與社會的，並不限於器物和技術，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新的觀念強化了墓葬及隨葬品對於體現個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性，墓葬因此而分級，青銅製品的主要功能由祭祀用品轉變為喪葬用品。對於某一區域的文化來說，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變化，最終反映的是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統治權力表現形式的變化，這才是“傷筋動骨”的巨變。而從這些上推所謂的“蜀文化”，能夠輕易得出一脈相承、源遠流長的結論嗎？
盜墓題材作品與外星文明
坦率地說，這是我頗不情願談的話題。
我也懷有文學夢，也曾是個文學青年，現在，也正想從田野考古學家轉身為沙發考古學家（或稱書齋考古學家），甚至成為作家。當然，限於職業背景，隻能是非虛構作家，因而我對給公眾提供精神食糧的作家懷有敬意。隨著時代的變遷，純文學作品逐漸淡出我們一般人的生活，成為考古人的我更沒有讀過那些風行一時的盜墓類題材的小說，大概也是出自一種“精神潔癖”吧。盡管常被問及，但小說中描述的那些真的跟我們的誌業完全不搭邊。
日前，某大媒體在三星堆大發現直播節目中邀請了盜墓題材小說的作家進行訪談，一時激起較大的輿情。我在網上看過這位作家訪談的文稿。當主持人問他對當天自己上了“熱搜”是什麽心情時，他的回答是“很惶恐啊！因為這麽嚴肅的一個場合，我覺得也不能太娛樂化，我覺得這種事情跟我們寫小說的關係不大，我們應該在直播前老老實實地看這個，那麽偉大的一個考古成果”。他還表示，“對於一個寫懸疑小說的人來說的話，現實，真的遠遠大於小說本身，現實是最偉大的。我就期盼著現實的謎團，可以在今年揭秘”。說實在的，感覺他的態度是謙恭的，應答是得體的。
大家都傾向於問題出在邀請方，由於這樣的邀約，該作家出現在了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作為考古人，我那天也接受了同一節目的邀請而連線做了關於三星堆相關問題的訪談。考古人和盜墓題材懸疑小說作者在一個重大考古發現的直播中相繼連線，的確給人一種違和感。畢竟，虛擬的文學作品和學術研究成果是全然的兩碼事。眾所周知，考古是嚴肅的科學研究工作，我們也一直極力向公眾闡明，考古跟盜墓具有本質的差別。對於有素養的文化人來說，這是不言自明的。我的同行委屈地抱怨此種做法，說我們多年的努力很可能由於這一“同台”而付之東流。作為考古人，我仍希望喧囂過後，經曆此事的朋友都能增強對逝去曆史的溫情與敬意，從而懷有區分正邪的嚴肅史觀，如果不避矯情的話，當然也希望給我們所從事的求真逐理的考古工作以基本的尊重。
剛讀到一篇由高校文博考古專業教師指導學生做的《盜墓類影視劇的轉向和社會影響調查分析》報告。調查結果顯示，盜墓題材影視劇在2015年後發生轉向，將盜墓這一過程中的探險和盜墓賊的“智慧英勇”作為主要賣點，追求娛樂性、刺激的觀感，不僅很難對觀眾進行正確的價值觀引導，考古工作也因為這類影視作品的走紅而被汙名化。此外，盜墓題材影視劇通過改換主角身份、汙名化考古工作者以達到上映賣座的目的，不僅換湯不換藥，還向觀眾提供了更加反麵的引導，公眾對文物和遺跡的保護產生錯誤認知。當混雜“考古”“文物”背景的角色通過盜墓場景不斷出現在熒幕上，會造成公眾潛意識中對考古工作者的反感和行為上的排斥，考古的處境分外尷尬。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盜墓題材小說作者在主流媒體報道的考古直播室中出鏡並宣傳即將上映的盜墓題材的影視劇，何以會引發被戲稱為“玻璃心”的一線考古工作者的集體憤怒了。
至於三星堆有沒有可能來自外星文明的問題，是我們圈的同事最懶得回答的問題。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銅器的造型感到怪異，那是由於我們的視野狹窄，考古發現中還存在著諸多待解之謎，我們不知道的遠比知道的多得多，這很正常。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麽發現超出了我們既有的認知範疇。至於外星文明的說法，那是開腦洞，與我們的考古研究無關。
說到我們看到三星堆青銅文明所感到的“訝異”，我常想起台灣著名學者王明珂先生的話，他說“我們對一篇文獻、一批考古發掘資料，或一個田野考古報告人的口述，感到訝異、好笑不理解，或這些資料間有些相左、斷裂時，這顯示我們的知識理性與外在現象之間，或現象與現象之間，有一段差距”。他提示我們，學者常常把自己的經驗與知識當作理所當然，對自己的認知之外的客觀存在感到訝異，這不正說明我們的認知與常識往往存在誤差嗎？我們對三星堆的發現所顯現出的訝異，就是最好的例證。以前的中原王朝漢字霸權，其中的記載往往是中原本位的，對周邊地區所謂“非我族類”的人群、對不符合所謂邏輯與正統的曆史進行選擇性的書寫與遺忘。王明珂先生的點撥應該能令我們清醒許多。
1986年發現的那兩座器物坑，就讓考古學家圍繞著它們寫了近千篇學術論文和幾十部書。最新發現的這六座坑，讓我們知道它們還隻是殘缺的一部分，許多問題要重新考慮。我常說，考古學是一門殘酷的學問，它在時時地完善、訂正甚至顛覆我們既有的認知。隨著這批發掘資料的全麵公布，又一個研究熱潮即將掀起。我們不應寄望於一兩次“芝麻開門”式的大發現，就能夠解決多年來懸而未決的曆史問題。悲觀點說，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然要懷著最大限度迫近曆史真實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