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亞大陸早期用銅遺存問題，長期以來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如何看待年代偏早的零星用銅遺存？是否存在銅石並用時代？測年技術的進步如何改變對各區域用銅史乃至青銅時代肇始問題的認識？如是種種，都有必要在新的時點上進行梳理分析。本文即擬對相關問題做粗淺的探討。
首先要對本文論述的空間範疇做一限定。作為地理概念的東亞大陸，既不限於今日之中國，也不等同於今日中國的範圍。誠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中國廣闊的大西北地區在地理上可歸入中亞範疇，在文化上也與後者保持著很大的類似性”（李水城2005），所以本文關於東亞大陸早期青銅遺存的討論，不包括出土了眾多早期銅器、地理上屬於中亞的新疆地區。
一、由對“銅石並用時代”的異議說起
20世紀80年代，嚴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之間存在一個“銅石並用時代”的概念。同時，他把銅石並用時代再分為兩期：“仰韶文化的時代或它的晚期屬於早期銅石並用時代，而龍山時代屬於晚期銅石並用時代。”（嚴文明1984）文中提出了“是否一開始出現銅器就應算是進入了銅石並用時代”的問題，作者的回答應是肯定的：“如果說仰韶文化早期的銅器暫時還是孤例，而且製造方法還不明了，那麽仰韶文化的晚期顯然已知道煉銅，至少進入了早期銅石並用時代。”目前，這一劃分方案成為學界的主流認識。
另一種劃分方案是，“把發現銅器很少，大約處於銅器起源階段的仰韶文化時期歸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可把龍山時代籠統劃歸為銅石並用時代（目前也稱新石器時代末期）。”（任式楠2003）與此相類的觀點是“僅將龍山、客省莊、齊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灣三期、後崗二期及老虎山等龍山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或文化類型視為銅石並用時代”，其理由是，“我們目前還不能僅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後段所產生的若幹新因素去推想當時‘可能’或‘應該’有了銅器，所以，將一個實際上尚未出現銅器的時期也歸並為‘銅石並用時代’應該說是名不副實的。”（張江凱等2004）
的確，在前述第一種方案中，銅石並用時代“早期大約從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當於仰韶文化後期。這時在黃河中遊分布著仰韶文化，黃河下遊是大汶口文化，黃河上遊是馬家窯文化。在長江流域，中遊的兩湖地區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嶺文化，下遊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澤文化”。其中，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嶺文化和崧澤文化中尚未發現銅器及冶銅遺存，其他地區“這階段的銅器還很稀少，僅在個別地點發現了小件銅器或銅器製作痕跡”（蘇秉琦1994B）。而在《中國通史·第二卷》“銅石並用時代早期”一節近70頁的敘述中，完全沒有對銅器和冶銅遺存的具體介紹。類似情況也見於《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一書，在關於銅石並用時代早期1000年（公元前3500——前2500年）遺存幾十頁的敘述中，僅一處提及了林家遺址出土的馬家窯文化青銅刀（韓建業2008）。由此可見，這一階段銅器及冶銅遺存乏善可陳的程度，故學者對此多采取存而不論、一筆帶過的處理方式（石興邦1986，張海等2013）。
在認可“銅石並用時代”存在的觀點之外，更有學者認為“其實銅石並用時代（Chalcolithic Age）又稱紅銅時代（Copper Age），是指介於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之間的過渡時期，以紅銅的使用為標誌。西亞在公元前6000年後期進入紅銅時代，曆經2000餘年才進入青銅時代。紅銅、砷銅或青銅4000年前左右幾乎同時出現在齊家文化中，數以百計的銅器不僅證明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表明中國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易華2014）。
關於“銅石並用時代”和“紅銅時代”的關係，中國考古學家有自己的界定：“過去一般認為，銅石並用時代是已發明和使用紅銅器但還不知道製造青銅器的時代，所以有時也稱作紅銅時代。現在看來，這種理解有些絕對化了。不錯，有些地區的銅石並用時代文化中隻有紅銅器而沒有青銅……另一些銅石並用時代的文化則有青銅……中國不但在龍山時代有青銅和黃銅，就是仰韶時代也有青銅和黃銅，這當然與所用原料的成分有關，不能因為有這樣一些情況而模糊了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界線，以至於否認中國有一個銅石並用時代。”（嚴文明1984）與此類似的表述是，“無論哪種意見所述銅石並用時代，都不能把它等同於銅石並用時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發現紅銅器較多的齊家文化，也並不能納入單純的紅銅時代。中國早期沒有形成一個紅銅時代，走了不同於亞歐其他國家的冶銅發展道路。”（任式楠2003）
鑒於上述，東亞大陸是否存在銅石並用時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這個時期？這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二、關於“原始銅合金”遺存的發現
在東亞大陸早期銅器及冶銅遺存的發現中，較早的幾例尤為引人注目。這裏試綜合學術界的發現與研究成果略作分析。
陝西臨潼薑寨黃銅片、黃銅管狀物，屬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約公元前4700年。
陝西渭南北劉黃銅笄，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約公元前4000——前3500年。
“原始銅合金”概念的引入，可以較好地解釋這類早期用銅遺存：“從礦石中帶來的雜質，其存在標誌著冶煉紅銅的失敗與早期冶銅技術的不成熟。含有這些雜質的銅與後來人類有意識進行人工合金而得到的各種銅合金，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並不能因為這些銅中含有錫或鉛，就稱之為青銅，更不能認為它們同於後世的人工有意識製造出來的銅合金。為了使二者有所區別，把這種早期的、偶然得到的、含有其他元素的銅叫作‘原始銅合金’比較合適。”因而，“薑寨的‘黃銅’片的出現，既是可能的，又是偶然的，應該是選礦不純的產物。雖然這是一件世界上年代最早的‘銅鋅合金’，但它的出現對於後來的冶煉黃銅的技術並無任何實際意義，應屬於原始銅合金。”（滕銘予1989）如此獲取的原始銅合金偶然性大且不能量產，在各地皆曇花一現，與後來的青銅冶鑄有大時段的冶金史空白。仰韶文化的黃銅、馬家窯文化的青銅刀（詳後）含渣量均很高，表明當時還沒有提純概念。
山西榆次源渦鎮陶片上紅銅煉渣（安誌敏1981），屬仰韶文化晚期晉中地方類型（嚴文明1984），約公元前3000年。
東鄉林家青銅刀
臨潼薑寨黃銅片、黃銅管
東鄉林家青銅刀，錫青銅，單範法鑄造，屬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晚期，推斷為公元前2900——前2700年（任式楠2003）。這是目前東亞地區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該遺址的灰坑中另出有銅渣，應“是銅鐵共生礦冶煉不完全的冶金遺物”，“可認為中國在冶煉紅銅、青銅之前，存在著利用共生礦冶銅技術的探索實踐階段”（孫淑雲等1997）。
嚴文明指出，“現知在甘肅有豐富的銅礦，有些礦石中偶爾也會含有少量錫石即氧化錫，用木炭加溫即可還原。所以林家青銅刀子的出現，可能與當地礦產資源的條件有關，不一定是有意識地冶煉青銅合金的結果。”而“回顧人類文化發展的曆史，往往有一些極重要的發明開始帶有偶然性質，如果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就會很快推廣和不斷發展；如果一時並不急需，就將長期停滯甚至中斷而失傳，等到產生了新的社會需要後才重新發展起來。人類用銅的曆史也有類似的情況”（嚴文明1984）。顯然，這些零星的偶然發明，由於有很大的時間空白，不排除中斷、失傳的可能性，我們還無法將其作為後來龍山時代晚期集中用銅現象的清晰源頭來看待。
另一方麵，如滕銘予所言，“盡管我們提出馬家窯文化的銅刀，作為原始銅合金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但它的出現畢竟標誌著甘青地區在仰韶時期已經出現了人工冶銅技術”（滕銘予1989）。
也有學者認為，林家青銅刀所顯現的“青銅技術的出現，仍不能不考慮西方文化滲入的可能性”（韓建業2008）。這對早期用銅遺存出現的偶然性、斷裂性以及合金的複雜麵貌來說，不失為一個合理的解釋。
三、新的測年更新對區域用銅史的認識
前引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用銅遺存的年代測定，都是早年進行的，在目前高精度係列測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審視調整的必要，但目前還缺乏最新的研究。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鑿上曾發現銅綠，該墓的年代屬大汶口文化晚期。這是一個用銅遺存隨學科進展而年代被不斷下拉的典型例證。最新的認識是，“大汶口文化結束的時間和龍山文化興起的時間約為公元前2300年前後，比傳統的認識晚了約200年”（北京大學2011）。
由是，以往認為偏早的華東地區用銅遺存的年代，被下拉約300年以上，這強化了用銅遺存西早東晚的態勢。但應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區既往的測年數據，與黃河中下遊和長江中下遊遺存的係列測年數據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區“與傳統的考古學文化譜係的編年框架相比較，新的認識普遍晚了約200至300年”（北京大學2011）。就西北和北方地區早年的測年結論而言，這是一個可資比較的參考數值。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長江黃河與西遼河考古學文化年表
引自《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其中年代欄中3500應為3300，二裏頭文化與二裏崗文化之間應為3500。
北方地區紅山文化的用銅史，因測年工作的進展，也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首先是淩源牛河梁冶銅爐壁殘片，原推斷為紅山文化晚期遺存，約當公元前3000年前後（郭大順1994，蘇秉琦1994B）。後經碳——14測年，“爐壁殘片的年代為3000±333——3494±340BP，要比紅山文化陶片和紅燒土年代晚約1000多年，屬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年代範圍”（李延祥等1999、2004）。
除此之外，另兩處關於紅山文化銅器和冶銅遺存的發現則尚存異議。其中一處是在淩源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4號積石塚的一座小墓內，曾發現一件小銅環飾，經鑒定為紅銅（韓汝玢1993），發掘者稱此墓為“積石塚頂部附葬小墓”，認為“這項發現地層關係清楚，材料可靠，被冶金史界稱為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銅標本之一，也證明這一地區的冶銅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紅山文化”（郭大順1994）。
但在牛河梁遺址正式發掘報告中，該墓被列於4號塚主體之外的“塚體上墓葬”，這三座小墓“利用原塚的碎石砌築墓壙並封掩，疊壓或打破塚體頂部的堆石結構”。除了這座85M3出土了銅耳飾和玉墜珠各一件外，其他兩座小墓無任何隨葬品。報告沒有明言其年代，但顯然是將其當作晚期遺存的，在結語中也未再提及紅山文化銅器發現的重要意義。安誌敏指出，“當時目睹的一座石塚表層的石棺裏曾出土過一件銅飾，似不屬於紅山文化的遺存”，結合前述冶銅爐壁殘片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情況，他斷言“牛河梁遺址具有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存，已經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安誌敏2003）。
據報道，敖漢旗西台遺址曾出土兩件小型陶質合範，當用於鑄造魚鉤類物品，一般認為“可視為探索紅山文化鑄銅技術的重要線索”（劉國祥2006）。
敖漢西台遺址出土的陶範不止兩件，而是有若幹發現。依《簡述》，“西台遺址雖未做碳——14年代測定，從出土遺物看，屬紅山文化中期。大約在距今6500～6000年”，而陶質合範“是鑄造青銅器的模具”（楊虎等2010）。對於陶範的年代與性質的判定都不知何據，如此早的冶鑄青銅的遺存出現於東亞尚聞所未聞。另有學者推測這一紅山文化陶範的年代在距今5800～4900年之間（任式楠2004）。我們還注意到，與淩源牛河梁遺址相類，西台遺址也屬複合型遺址，“包含新石器時代興隆窪、紅山和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和夏家店上層等多種文化遺存”（楊虎1989）。看來，這批陶範是否屬紅山文化，尚無法遽斷。
也即，到目前為止，尚無可靠的證據表明紅山文化晚期遺存中存在用銅的跡象。
四、齊家文化用銅遺存的階段性變化
齊家文化雖發現較早，但一直沒有建立起綜合的分期框架。1987年，張忠培發表了《齊家文化研究》一文，可以認為是奠基之作，其初步的分期研究結束了把延續數百年的齊家文化當作一個整體看待的局麵（張忠培1987）。
就用銅遺存而言，他把齊家文化分為三期八段，指出經過鑒定為青銅製品的遺跡單位，均屬於齊家文化第三期；而早於第三期的銅器，經鑒定者全部為紅銅。他認為出土紅銅器的階段，“已進入金石並用時代的發展階段。齊家文化三期七、八段的幾件青銅器，當是製銅技術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誌”，“在中國廣大土地上孕育出來的許多不同譜係的考古文化中，還隻有齊家文化可能被認為是獨立地走過了純銅——青銅這一基本完整的製銅技術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滕銘予提出了更為係統的甘青地區早期銅器起源和發展的序列：紅銅、原始銅合金——紅銅——紅銅、青銅——青銅，認為這“反映了這一地區早期冶銅技術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滕銘予1989）。
依前述韓建業的分期方案，“齊家文化中期”相當於龍山時代後期的銅石並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2200——前1900年），河西走廊東部諸遺址發現紅銅器；而“齊家文化晚期”相當於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的青銅時代前期（公元前1900——前1500年），紅銅與錫青銅、鉛青銅、鉛錫青銅共存（韓建業2008）。
一般認為，隴山山麓地區以天水師趙村第七期遺存為代表的“齊家文化早期”（約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可看作是客省莊二期文化的地方變體”（韓建業2008），也有學者指出這類遺存“與柳灣為代表的西部齊家文化是有差異的。反之，卻與關中客省莊文化更為靠近”（李水城2001）。更多的學者傾向於這類遺存並不屬於齊家文化（籍和平1986，張忠培等2002，陳小三2012）。就目前的認識，後者的看法似更為切實。無論如何，在這類遺址中尚無用銅遺存發現。
如果將隴山山麓地區年代偏早、不見用銅遺存的所謂“齊家文化早期”遺存排除於齊家文化之外，而銅石並用時代晚期“銅石並用”才名副其實，那麽上述齊家文化就跨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前期兩大階段。
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葬隨葬品組合
在最新發掘的甘肅臨潭磨溝齊家文化墓地中，北區的墓葬年代較早，約當齊家文化中期。“值得注意的是，在M1202和M1467的隨葬陶器中，各有1件白陶盉，形態甚似二裏頭文化的同類器物。”（錢耀鵬等2009）從白陶盉的形態上看，與二裏頭文化第二期晚段（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650年前後）相當，可知這類墓葬的年代不早於此。這與最新估定的齊家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吻合：“暫時可以將齊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定在公元前3千紀末葉，年代下限則相當於公元前2千紀中葉，公元前2100——前1450年應當是一個可以參考的年代範圍。”（陳小三2012）可知齊家文化青銅器的存在年代上限相當於（或略早於？）二裏頭文化的起始年代，下限則相當於二裏崗文化早期。
五、關於東亞大陸青銅時代肇始的問題
青銅時代是“以青銅作為製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類物質文化發展階段”（石興邦1986）。一個共識是，“青銅時代必須具備這樣一個特點：青銅器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偶然地製造和使用青銅器的時代不能認定為青銅時代。”（蔣曉春2010）
關於中國青銅時代的肇始時間，則眾說紛紜。部分學者認為龍山文化晚期或龍山時代已進入青銅時代，年代約當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李先登1984，陳戈等1990）。因用銅遺存僅有零星的發現，並不符合上述青銅時代的特點，故可以不考慮其可能性。
1980年代以降，一般把成批出土青銅禮容器、兵器、工具、飾物等的二裏頭文化，作為中國青銅時代早期文化。由於1980年代當時二裏頭文化碳素測年的數據落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所以一般認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是中國青銅時代的上限。（張光直1983，嚴文明1984，石興邦1986）
嗣後，有研究者將西北地區的早期用銅遺存納入青銅時代，認為存在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兩大獨立起源地，但在絕對年代上，仍認為二者大體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進入青銅時代（白雲翔2002）。
據最近的研究，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當數新疆地區，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其次為甘肅、青海和陝西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900年前後，主要包括四壩文化和晚期齊家文化；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北方地區出現了朱開溝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與此同時或稍晚，在中原地區誕生了青銅時代文化——二裏頭文化；通過二裏頭文化，青銅技術還傳播至黃河下遊的嶽石文化等當中。這清晰地勾勒出早期青銅文化流播的主方向是自西向東（韓建業2008、2012B）。
由對東亞大陸各地用銅遺存最新年代學研究成果的係統梳理，認為對上文提及的四壩文化、晚期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二裏頭文化和嶽石文化的用銅遺存，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河西走廊張掖西城驛冶煉遺址的發掘，提供了串聯起馬廠文化、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用銅遺存的最新信息。西城驛遺址“一期為馬廠晚期遺存，年代為距今4100～4000年；二期文化因素較為複雜，年代為距今4000～3700年……三期為四壩文化遺存，年代為距今3700～3600年”，“西城驛遺址一期與酒泉照壁灘遺址、高苜蓿地接近，二期與武威皇娘娘台遺址接近，三期與民樂東灰山、玉門火燒溝遺址年代接近。幹骨崖略晚於西城驛遺址三期”（陳國科等2015）。
所謂“文化因素較為複雜”的二期遺存，被稱為“過渡類型”或西城驛文化（李水城2014，陳國科等2014）。“‘過渡類型’遺存是進入河西走廊的齊家文化在向西發展的過程中和馬廠類型融合後所產生的一支新的文化遺存”，“在河西走廊的中西部……齊家文化的陶器多與‘過渡類型’的陶器共存”（王輝2012）。這就把疊壓於這類遺存之上、原定為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四壩文化遺存的年代，下壓到了公元前1700——前1600年。而與齊家文化前期大體共時的西城驛二期銅器的材質還是以紅銅為主；到了屬於四壩文化的西城驛三期則以合金為主，合金中砷青銅為多（陳國科等2015）。
要之，以四壩文化為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在公元前1700年前後；河湟與隴東地區的齊家文化晚期（以齊家坪、秦魏家為代表，相當於張忠培所分第三期7、8段）與其大體同時。關於齊家文化晚期的用銅遺存，張忠培指出，“由於還存在相當數量的紅銅製品，和有時仍采用冷鍛技術製作青銅器，故即使把這時期歸入青銅時代，也隻能是這時代的伊始階段。”（張忠培1987）這一觀點目前看來也是中肯的。
內蒙古中南部鄂爾多斯朱開溝遺址的第三、四段遺存中出土若幹錐、針等小件銅器。其中第四段的測定年代為距今3685～3515年，相當於“夏代的晚期階段”；第三段的出土器物“與二裏頭遺址第二期遺存中出土的部分同類期都頗為一致”。如與中原地區的高精度係列測年相比照，其上限應不早於公元前1600年。從出土用銅遺存看，隻是到了相當數量的青銅兵器和容器出現的該遺址第五期，該地才進入青銅時代，已相當於二裏崗文化晚期階段。
至於內蒙古東部和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出土銅器，一般認為約當夏至早商時期，其年代多被推定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之間（白雲翔2002）。目前集中出土且經年代測定的，隻有赤峰敖漢旗大甸子遺址集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這批銅器的年代區間，在公元前1735——前1460年，如與中原地區的高精度係列測年相比照，不排除年代更晚的可能性。從大甸子墓葬的隨葬品中伴出與二裏頭文化二期風格近似的陶鬶、爵之類器物看，知其年代上限應不早於二裏頭文化二期，而下限應已相當於二裏崗文化早期。其他地點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銅器，尚未見有明確早於這一年代數據的例子。
陶寺銅鈴
陶寺銅齒輪形器（與玉璧疊摞）
中原地區在二裏頭文化之前，僅有零星的用銅遺存發現。如襄汾陶寺遺址發現有紅銅鈴和砷銅齒輪形器、容器殘片等，但未見青銅；登封王城崗遺址曾出土青銅容器殘片，新密新砦遺址曾出土紅銅容器殘片等。二裏頭文化第一期發現的銅器尚少，且均為小件器物。第二期開始出現銅鈴和嵌綠鬆石銅牌飾等製作工藝較複雜的青銅器，第三期始有成組的青銅禮容器和兵器等出土。故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原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至多是二裏頭文化第二期。依最新的係列測年結果，二裏頭文化第二期的上限不早於公元前1680年（張雪蓮等200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4）。
至於海岱龍山文化和嶽石文化中零星發現的用銅遺存，多為小件工具和裝飾品，應為中原文化影響所致，尚未在其所處的社會中顯現出“顯著的重要性”（張光直語），因而難以認為其已進入青銅時代。
要之，就目前的認識，整個東亞大陸多地區大致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約當公元前1700年前後。第一批進入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隻有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二裏頭文化。這些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間的交流關係，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
六、簡單的結論
綜上所述，東亞大陸公元前4700——前2300年所出現的零星用銅遺存，應屬“原始銅合金”，是古人“利用共生礦冶銅技術的探索實踐”的產物，其出現具有偶然性且不能量產，與後來紅銅、青銅器的生產存在大時段的冶金史空白，因而這一階段應仍屬新石器時代的範疇。而由上述觀察可知，東亞大陸應不存在以使用紅銅器為主要特征的所謂“銅石並用”時代。齊家文化銅器出現的初始階段、陶寺文化中晚期是否僅使用紅銅，還有待於今後的發現。即便它們都有一個以使用紅銅器為主的階段，其延續時間也不過200～300年。在多數區域，早期銅器的使用呈現出紅銅、砷銅、青銅並存的狀況。延續時間短、各種材質的銅器共存，暗喻著用銅遺存出現的非原生性。如多位學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樣，東亞大陸用銅遺存的出現，應與接受外來影響關係密切。至於東亞大陸部分區域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依據最新的年代學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