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中葉，在探索中國國家起源的路徑和商周國家形態的過程中，一些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模式，提出殷商、西周乃至春秋為“都市國家”（即中國學界的“城市國家”）的學說。如侯外廬認為中國“城市國家”的起源可追溯到殷商，而“西周時代……產生了大規模的封國運動，從東營洛邑以至春秋初年所謂‘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可以說是城市國家築城建國的一串曆史”（侯外廬1943）。宮崎市定則認為氏族社會——城市國家——領土國家——大帝國是世界古代史普遍的發展階段，在比較了古代希臘、羅馬城市形態的基礎上，認為中國的城市國家階段相當於殷周到春秋時期，其“無邑不城”的聚落形態甚至延續到漢代：“我認為像亭這樣的小聚落，其周圍也都築有城郭，之所以這樣認為，是中國上古時期人民居住在城郭之內是基本原則，是他們生活的習性。”（宮崎市定1957）
的確，在卷帙浩繁的中國古典文獻中，關於城與築城的記載不絕於書；至今仍聳立於地麵之上的古城牆也不鮮見。至於湮沒於地下、經發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鱗次櫛比的裏坊或胡同，以及將它們圈圍起來的高大城郭，構成了中古以後帝國都城最鮮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惟公眾，即便學術界，一般也是把“無邑不城”作為中國古代都城的一個顯著特色來加以強調的：“城牆是構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沒有‘城牆’的都城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劉慶柱2006）；“對於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無問題，都城的城郭是其標誌性建築，這是古代‘禮製’所限定的”（劉慶柱2009）。
但細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一特征並非貫穿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鮮明的階段性。曆數十年的田野工作與研究，學術界取得的大體共識是，擁有南北向長距離的都城大中軸線、城郭與裏坊齊備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陽城（宿白1978）和曹魏時期的都城——鄴城（徐光冀1993）。再往前，如東漢洛陽城、西漢長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時期的都城，就不是那麽形製規範、要素齊備了。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階段（本文所言中國古都的早期階段，限定於二裏頭時代至漢代，約公元前1750——公元190年）有著怎樣的發展軌跡？是單線平緩“進化”，還是有重大“變異”和波動？城郭齊備的狀態是主流嗎？其背後的動因又如何？如此種種，都是關涉中國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會發展進程的大問題，因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二、早期：二裏頭至東漢時代
通過對都城遺址考古材料的梳理，筆者認為“大都無城”——主要都邑外圍不設防（無外郭城）——是漢代及其以前中國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態，以下即分階段對此加以分析。
（一）二裏頭至西周時代：“大都無城”是主流
約公元前1700年前後，伴隨著區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後衰落，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二裏頭出現於中原腹地的洛陽盆地。二裏頭文化與二裏頭都邑的出現，表明當時的社會由若幹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麵，進入到廣域王權國家階段（許宏2014A）。
至少自二裏頭文化二期始，二裏頭都邑的規模已達300萬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確的功能分區，在其中心區先後出現了麵積逾10萬平方米的宮城、大型圍垣作坊區和縱橫交錯的城市主幹道等重要遺存。但在逾半世紀的田野工作中，卻一直沒有發現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禦設施，僅知在邊緣地帶分布著不相連屬的溝狀遺跡，應具有區劃的作用。可知，進入二裏頭時代，都邑聚落內部社會層級間的區隔得到強化，與此同時，對外防禦設施則相對弱化。從聚落形態的角度看，二裏頭都邑是“大都無城”的一個最早的典範。
到了商王朝二裏崗期，二裏崗文化不僅迅速覆蓋了二裏頭文化的分布區，而且分布範圍進一步擴大，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都有極大的飛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都圍以城郭，有極強的防禦性。鄭州商代遺址群的總麵積達15平方公裏，外城加沼澤水域圍起的麵積超過10平方公裏。而由不足1平方公裏擴至2平方公裏的偃師商城，則城垣寬厚且有意設計出多處拐折，城門狹小，加之城內府庫類建築的設置，都體現了較濃厚的戰備色彩。鑒於此，鄭州商城為商王朝主都，偃師商城是軍事色彩濃厚且具有倉儲轉運功能的次級中心（劉莉等2002）或輔都（張國碩2001）的意見應是較為妥當的。
關於二裏崗國家的性質，學者多有論述。由大規模城郭的出現，以及對晉南和長江中遊等地的擴張和據點建設，有學者認為商周王朝“戰士國家”的特質，在這一時期就已顯露無遺（岡村秀典2008）。可以說，“商代晚期以安陽為中心的政體顯示出商王室政治影響力複蘇，但始終無法獲得像二裏崗時期那樣的霸權地位”（劉莉2009）。有的學者在對全球早期文明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甚至提出了二裏崗文明是否應屬東亞大陸最早的“帝國”的問題（Wang Haicheng2014）。這些特征，都有助於我們理解城郭兼備的形態在二裏崗時代出現的曆史背景。
隨著以鄭州商城為典型代表的二裏崗文化的衰落，以洹北商城為中心的洹河兩岸一帶作為商王朝的都邑崛起於豫北，殷墟遺址群開始走向繁榮，殷墟文化也自此發端，成為商代後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就殷墟遺址群的總體分布看，殷墟從建都伊始就是跨洹河兩岸的，其內部格局在殷墟文化的不同階段有所變化。建都初期，其城市重心在洹北。以洹北為中心，開始營建宮殿區和麵積約41萬平方米的宮城，但不久大片宮殿建築即被火焚毀，在聚落周圍挖建了圈圍麵積達4.7平方公裏的方壕。出於目前還不知道的原因，剛剛挖就的方壕隨即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都城的重心即移到了洹南（嶽洪彬等2011）。以洹南小屯宮殿宗廟區和洹北西北岡王陵區為中心的200餘年的時間裏，殷墟都邑經曆了規模由小到大、結構逐漸複雜的過程，聚落總麵積達36平方公裏。但在80餘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樣未發現外郭城的跡象。
無論如何，在相隔了100餘年軍事攻防色彩濃烈的二裏崗時代後，殷墟的聚落形態又呈現出與二裏頭都邑相近的狀況，並正式進入了至西周王朝結束近500年“大都無城”的階段。
安陽殷墟宮廟複原區鳥瞰
位於陝西關中西部的周原遺址，總麵積約30平方公裏，先為周人滅商前的都城，終西周王朝則一直是周人祖廟之所在，也是王朝諸多貴族的重要聚居地。在數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一直沒有發現城垣的跡象。有學者認為這是不同於夯土圍城的另一種城的類型，即“因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加以塹修（挖掘）而成的河溝台地塹城”（彭曦2002）；而長安豐鎬和洛陽洛邑遺址，也應類同。
西周王朝的都城——豐京和鎬京遺址，地處西安市西南灃河兩岸。據最新的勘查結果，豐京遺址總麵積約8.62平方公裏，鎬京則為9.2平方公裏。新發現的麵積廣大的自然水麵或沼澤地構成了天然的屏障，迄今尚未發現夯土城垣或圍壕等防禦設施。
西周初年，周王朝即著手在洛陽營建東都洛邑，作為經營東方、鞏固政權的重要基地。西周時期的洛邑究竟為一城還是分為王城和成周兩個城邑，其具體位置何在，長期以來莫衷一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時期並無所謂的“王城”（梁雲2002）。從考古發現上看，西周文化遺存集中分布在瀍河兩岸一帶，但迄今未發現城垣。其興盛於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應即金文和傳世文獻中的成周（洛邑）（葉萬鬆等1991，劉富良等2005）。
據分析，周代主要諸侯國都城曲阜魯國故城，可確認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屬兩周之交或稍晚（許宏2000）；臨淄齊國故城範圍內西周晚期遺存的發現與文獻所載齊國始都臨淄在時間上大致相合，但目前發現的零星西周時期的城垣性質尚難以遽斷。
在拙著《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中，筆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國都城中，城垣的築建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後世嚴格的城郭製度在這一時期尚未最後形成”（許宏2000）。此後長時段的都邑觀察和深入思考，使我們意識到這樣的歸納尚不足以把握當時都邑與社會發展的切實脈絡。顯然，除了商代前期這一特殊曆史階段的城郭形態，“大都無城”是廣域王權國家時代都邑製度的主流。
（二）春秋戰國時代：興於亂世的防禦性城郭
進入春秋戰國時代，政治上列國分立，各自立都，軍事上兼並戰爭頻繁，具有防禦功能的城郭布局應運而生。徐蘋芳將其概括為宮城加郭城的“兩城製”的形態（徐蘋芳1995）。
在春秋時期的都邑中，我們還能看到上一個時代“大都無城”形態的殘留。首先是位於侯馬的晉國都城新田，在40餘平方公裏的範圍內分布著具有宮城性質的數座小城及宮殿基址，盟誓、祭祀遺址及手工業作坊遺址、居住遺址和墓地等大量遺存，整個都邑遺址沒有外郭城。另一個例子是洛陽東周王城，對以往發掘材料的分析表明，“東周王城城牆的始築年代不早於春秋時期”，結合“新的考古發現證明東周王城東牆始築於戰國時期，而與東牆一體的其餘三麵城牆的始築年代也應相同，則東周王城的城牆始築年代是在戰國時期”。從春秋遺存的分布上看，平王東遷之王城也應在遺址範圍內，隻不過春秋時期的王城沒有郭城（徐昭峰2007）。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看，位於荊州的楚國郢都紀南城在春秋時可能並無大城城垣，現存遺跡應主要反映的是戰國時期郢都的形態（許宏2000，梁雲2006）。
有學者主要依據文獻資料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城郭布局進行了複原，認為將宮城置於郭城之中也即“內城外郭”是這一時期城郭布局的正體。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現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戰國時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為之一變，出現了將宮城遷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為宮城的新布局（馬良民1988）。
這種變化似乎還可以更為簡潔地概括為從“內城外郭”變為“城郭並立”。這一觀察結果在對相關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驗證。就城、郭的相對位置而言，戰國時期的列國都城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宮城在郭城之外，如臨淄齊故城、邯鄲趙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為宮城，如曲阜魯故城、新鄭韓故城、易縣燕下都（東城利用河道分割宮城與郭城，西城則為附郭），洛陽東周王城、楚都紀南城似乎也可歸入此類（許宏2017）。如果說“內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時期“衛君”的最佳設防，那麽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各國統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棲身之所脫離居民區的包圍並滿足其恣意擴建宮室的奢欲，似乎就成為戰國時期各國都城新格局出現的主要原因。而軍事、國防設施等的長足進步，也使宮城單獨設防成為可能。
邯鄲趙故城“龍台”鳥瞰
燕下都西城南垣城牆
（三）秦至東漢時代：“大都無城”的新階段
已有學者指出，與上述興盛於東方列國的“兩城製”的城郭形態不同，“從雍城到鹹陽，秦國都城一直采用了一種‘非城郭製’的格局，並對漢代國都的城市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梁雲2006，韓國河等1992）。的確，在戰國時期城郭布局盛行的大勢中，秦都鹹陽尤其給人以“異類”感。
戰國中晚期秦國及秦王朝（秦代）都城鹹陽遺址，地處關中平原中部的鹹陽原上、渭水兩岸。雖然數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在這一區域發現了大量與秦都鹹陽密切相關的各類遺存，但迄今尚未發現外城城垣，都城的布局結構也不甚清楚。
有學者對秦都鹹陽遺址不見城垣的考古現狀做了如下解釋：“秦鹹陽實際是個有範圍而無軸心，有宮城而無大郭城的城市，在布局上呈散點分布的交錯型，政治中樞隨時間轉移，所以中心建築也未定型，這一狀況的出現，應該說由於秦國處於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所形成的。”（王學理1985）總體上看，秦都鹹陽是一個缺乏統一規劃思想指導的不斷擴展的開放性城市，其範圍從渭北逐步擴大到渭水以南，最終形成了橫跨渭水兩岸的規模（韓國河等1992，李令福1998，徐衛民2000）。
位於現西安市西北郊的漢長安城，是西漢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據新的測繪結果，其城垣圈圍起的麵積近34.4平方公裏（董鴻聞等2000）。該城址究竟是內城還是外郭？抑或屬於“非城郭製”城市？學術界莫衷一是。針對漢長安城發現以來的主流觀點——30多平方公裏的城址就是漢長安城的外郭城，楊寬認為其“很明顯地屬於宮城（即內城）的性質”，“長安城內，主要是皇宮、官署、附屬機構以及達官貴人、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裏’所占的麵積是不大的”（楊寬1984）。對此，主持長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劉慶柱則認為“確認漢長安城為宮城的論點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宮城是圍繞皇宮（或王宮）修築的城”（劉慶柱1987）。
二者對宮城概念的不同解釋，差異在於楊寬取的是廣義，而劉慶柱取的是狹義。其實，內城、小城、宮城本不易做明確的劃分，三者在一定情況下是可以通用的。《漢長安城》一書（劉慶柱等2003）的章節和附圖，就包括城外的禮製建築、離宮和苑囿，甚至漢長安城附近的諸陵邑。可見即便堅持認為漢長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學者，也不否認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屬於漢長安城的重要組成部分。
或許，漢長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們的認同有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有學者推測長安城“橫門外夾橫橋大道的市，當屬漢朝臻於極盛時，長安城內工商業高度發展，為城市布局所限製，不得不向外蔓延的產物”（劉運勇1992），這些認識都已得到考古發現的印證。可以認為漢長安城的“郭”有一個擴大的過程，且從延續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轉變為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進一步彰顯出巍巍帝都的氣勢。
如果再放開視野，可知漢王朝繼承了秦代的京畿製度，改秦“內史”為“三輔”；又在京畿地區建置陵邑（《漢書·地理誌》），這些陵邑也是西漢京師行政區和經濟區的組成部分。關於西漢長安居民的分布問題，王子今的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西漢長安城內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就當時的居住習慣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間顯然過於狹小。然而通過‘鄉’的設置，推想有部分長安戶籍資料統計的民眾居住在城外的可能。”（王子今2007）
類似的爭議延伸到了對東漢洛陽城性質的論定上。與敘述東漢洛陽城僅限於城圈的主流觀點（王仲殊1984）相左，楊寬認為“洛陽城依然屬於內城性質。南宮和北宮不僅麵積很大，而且占據城中主要部位……宮殿、倉庫、官署，和西漢長安一樣，布滿整個都城之內”，“洛陽整個城屬於‘皇城’（內城）性質”（楊寬1993）。的確，總體上看，東漢洛陽城內宮苑麵積也達全城總麵積的二分之一左右，仍處於以宮室為主體的都城布局階段。相比之下，對居民裏閭與商市的安排則處於從屬地位。
另外，東漢洛陽城已有較大的郭區，但尚無具有實際防禦作用的郭城城垣。楊寬據《洛陽伽藍記》的相關記載指出，漢魏洛陽與西漢長安一樣，“以天然河流與新開漕渠作郭區的屏障，同樣以橋梁與郭門作為郭區的門戶，或者以橋梁與外郭亭作為郭區的關口”，而“漢魏洛陽之所以會有與西漢長安如此相同的結構，該是東漢都城的建設沿用了西漢的製度”（楊寬1993）。
《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對洛陽城外的遺存做了較詳細的介紹：“據文獻記載，當時在洛陽城周圍，最高統治者同樣精心營造了為數眾多的宮、觀、亭、苑，近城地帶，更是各種重要禮製建築的所在地和人口較為密集的居民區”，“曆年來勘察實踐顯示，當時的手工業遺址主要分布於城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0）。顯然，上述種種，構成了郭區的內涵。
三、晚期：魏晉至清代
隨著曹魏鄴城和北魏洛陽城外郭城垣的興建，“大都無城”的都邑形態才最終退出了曆史舞台。總體上看，從魏晉到明清時代的中國古代都城，具備了下列三個重要特征：城郭兼備的總體布局，全城大中軸的設計理念，裏坊街巷的統一規劃。這三者又是互為表裏，大體同步的。
對曹魏鄴北城、北魏洛陽城、東魏北齊鄴南城、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等城址的發掘與研究表明，以都城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城市至此逐步發展成為布局嚴整、中軸對稱的封閉式裏坊製城市。
三國時期的曹魏都城鄴北城，開始出現方正的布局，連接東西兩大城門的大道將全城分為南北兩大部分。北區為宮殿、苑囿、官署和貴族居住區（“戚裏”），宮城建於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於宮城前的司馬門外。南區為一般衙署和裏坊等。北區大於南區。位於全城中部的南北向大道，經宮城南門，直通南垣中央城門中陽門，形成全城的中軸線（徐光冀1993）。至此，中國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宮殿區布局被中軸對稱的規劃格局所取代，曹魏鄴北城的這種平麵規劃，對後世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北魏洛陽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東漢至西晉的洛陽舊城，仿照鄴北城的規劃格局，宮室北移。正對外朝主殿太極殿、由宮城南門閶闔門南伸至南垣城門宣陽門的銅駝街，形成了一條明確的南北中軸線。銅駝街的兩側分布著中央官署和太廟、太社，使中軸線的設計更為突出。至此城內部分幾被占盡，於是在舊城外圍新築外郭城。外郭城範圍廣大，其內規劃了320個坊，封閉式坊製至少在這一時期已開始出現。相應地，作為工商業區的三個“市”也設置在外郭城中。（宿白1978，段鵬琦1986）
這一階段的城市規劃，到隋唐時期發展至頂峰。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是中國中古時期封閉式裏坊製城市的典範。長安城麵積達84平方公裏。宮城位於全城北部，便於控製全城。宮城之南設有皇城，是中央高級衙署和太廟、社稷所在。全城以對準宮城、皇城及外郭城正南門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在外郭城範圍內，以25條縱橫交錯的大街，將全城劃分為109坊和東、西兩市。這種方格網式的規劃，使整個城的平麵如同棋盤。隋唐東都洛陽城，除因地形關係將宮城和皇城設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與長安城大體一致。（宿白1978，馬得誌1982，徐蘋芳1982）
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商業的日趨繁盛，從唐代末期至北宋前期，封閉式的坊市製逐漸被開放式的街巷製所取代。此後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規劃及製度，均采用這種開放的形態，並有所發展。宋元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成熟階段。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臨安，都是在唐代舊城基礎上改建擴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雖不甚規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方麵有了長足的發展。汴梁全城有內外城牆三層。中間一層為內城，主要分布著中央各官署，內城中部又有宮城，即大內（丘剛1990）。這種宮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式平麵規劃，對後來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城都有很大的影響。
元大都平麵呈矩形，由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合組成，中軸線的規劃更為明確。城內的九條縱街和九條橫街構成了全城的主幹街道。據此，元大都的總體布局與《周禮·考工記》所載“營國”製度最為符合。在城內南北向主幹街道之間分布著數百個胡同，今天北京城內的許多胡同就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殘跡。全城以街道劃分為五十個坊，但周圍已無圍牆相隔，呈開放之勢。元大都的城市規劃是中國王朝時代後期開放式街巷製的典型，這一新的城建規製為後來的明、清所繼承（徐蘋芳1988）。
開封曆代“城摞城”示意
明永樂年間立為都城的北京城（內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縮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內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舊製。嘉靖年間，又在城南加築一外城，實際上是尚未完工的環城外郭城的南部。中軸線仍沿元大都之舊，更為加長。所有城內宮殿及其他重要建築都沿著這條南北向的中軸線展開。皇城和宮城占據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為中心的“建中立極”的都城規劃思想在這裏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清定都北京後，基本上襲用明的都城和宮殿，此外又開辟了西郊的皇家林苑（徐蘋芳1984）。
可見，隻是在先秦秦漢“大都無城”時代之後的魏晉至明清時期，中國才進入了“無都不城”的時代。
四、餘論
通過對以先秦至秦漢時期為中心的中國古代都城發展曆程的初步考察，筆者認為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態的不同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即實用性（防禦性）城郭階段和禮儀性城郭階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國早期都城發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現象，提煉出若幹規律性的認識：
（一）在自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裏頭至曹魏鄴城前近2000年的時間裏，“宮城+郭區”而非“宮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約三分之二的時間），這一現象可以概括為“大都無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正處於以中原為中心的早期王朝和帝國的上升階段，大都不設防，應與廣域王權國家和早期帝國強盛的國勢及軍事、外交優勢，對都城所處自然條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關聯。
（二）其間隻有二裏崗時期和春秋戰國兩個時期為城郭布局的興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曆史背景，軍事局勢的高度緊張是其共性。戰國時期城郭並立的布局，是社會矛盾尖銳、列國對峙兼並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非像以往認為的那樣，屬於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都城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環節。
（三）處於都城發展史早期階段的防禦性城郭的實用性質，導致城郭的有無取決於政治、軍事、地理等諸多因素，“大都無城”的聚落形態應即這一曆史背景的產物；而後起的、帶有貫穿全城的大中軸線和嚴整裏坊的禮儀性城郭，因同時具有權力層級的象征意義，才開啟了漢代以後城、郭兼備的都城發展的新紀元。
綜上，實用性城郭和禮儀性城郭，構成了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性差異。貫穿中國古代都城演進之始終而大致不變的是作為社會上層禁地和統治中樞的宮城或內城，直至紫禁城；隨社會發展變動不居的則是都邑的總體布局結構，尤其是外郭城的有無。
已有學者注意到，馬背上的族群在征服中國廣大地域，占據國家的支配地位以後，麵臨著如何對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耕地區原住民進行統治的問題。為滿足原住民的心理需求，而在國都建設上盡可能地采用符合禮製的城郭與宮室形態，用充滿象征性的建築空間和具有隔離性、封閉式的管理來強化統治。從北魏洛陽、隋大興、唐長安和洛陽起，直至後來的元大都、清北京城皆如此（李孝聰2017）。這從另一個側麵詮釋了“後大都無城”時代上述規製產生的背景和意義。當然，其背後複雜的曆史動因，尚待今後深入的研究來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