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講到明朝的外貿利潤多由中央與地方抽成瓜分，而“廣州市舶司”則作為“朝貢貿易”前沿意義非凡。
此事當然反映朝了明朝大太監劉瑾在肆意弄權，不利於正常海外貿易，但也顯示出廣東近年的富庶。
明朝弘治年間，劉瑾犯罪，被赦免後侍奉太子朱厚照。到了弘治十八年（西元1505年），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任命劉瑾執掌“鍾鼓司”，與其他七名受寵的太監合稱為“八虎”，而他劉公公則居首位。
劉瑾還弄出各種花樣來供朱厚照消遣，深得朱厚照寵幸，很快便升至“內官監掌印太監”。到了正德元年（西元1506年）初，大內總管劉公公又受命掌控了京師三大營之一的“三千營”，相當於皇帝的親衛軍。
“三千營”主要是由投降的蒙古騎兵組成的，也就是說，“三千營”實際上是以雇傭兵為主的“騎兵軍團”。
組建“三千營”時，雖以三千蒙古騎兵為骨幹，但後來隨著部隊的發展，其實際人數則遠不止三千人。
“三千營”與“五軍營”不同，它下屬全部都是精銳騎兵，盡管這支騎兵部隊人數不多，卻是明軍最為強悍的騎兵力量，平時都由皇帝親自掌控並與“錦衣衛”一起負責皇城安全，但在戰爭中主要擔任突擊的角色。
此外，大太監劉瑾還借皇帝之名圈占了三百多處皇莊。這些做法引起了朝臣們的警惕。因此，劉瑾不斷受到彈劾，但不僅毫發無損，反而還升任“司禮監”的“掌印太監”。
於是，劉瑾在“外廷”以大學士焦芳為爪牙，大肆迫害那些曾公開反對他的朝臣。自從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起，劉瑾開始掌控文武百官升降和任免，使百官見了他也得紛紛跪拜，且貪汙不計其數，權勢更是炙手可熱，被時人稱為“立皇帝”，而朱厚照則被稱為“坐皇帝”，寓意掌握大權的人是劉瑾而非朱厚照。
據傳，劉瑾相信江湖術士餘曰明之言，以為自己的侄子（一說從孫）劉二漢將來會當“皇帝”，便私藏兵甲。由於他樹敵太多，導致“八虎”另一成員張永與朝臣楊一清聯手合作，於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平息寧夏“安化王之亂”後呈上被劉瑾隱匿的安化王檄文，其中就提到了劉瑾欲圖謀不軌，致使劉瑾被逮捕。
皇帝老子在下令抄劉瑾家時，竟發現了兵甲、玉璽和藏著匕首的扇子，於是坐實其謀逆罪狀。同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劉瑾被淩遲處死。劉瑾乃陝西興平人，生於西元1451年，乃明朝中期有名的大宦官（老太監）。劉瑾原本姓“談”，也有人說他姓“淡”，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並改姓“劉”，後來淨身入宮當了太監。
“大內總管”劉瑾以“改革財政”之名，派親信到處查核庫銀，而廣東經劉瑾一查，財源便得攤在陽光下。
此後，對外貿易的所得利權已不能由廣東地方獨享，故“巡撫”陳金在正德四年(西元1509年)正式奏請對番舶“以十分抽三為率即30%，貴細解京，粗重變賣，留備軍餉，是廣東與中央平分番舶貿易利權的結果。
到了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七月，“市舶太監”畢真在劉瑾的指示下，企圖完全操控海貿利權，可是不出一個月，劉瑾便因“寘鐇之亂”的牽連而下獄處死。於是，廣東“市舶管理權”仍在地方官手中，而“抽分製度”便在這一轉折中確立，十分抽三也成為中外貿易的一項製度，從此在沿海各地嚴格執行，讓外國人痛恨。
當時，葡萄牙人在西元1514年初來“屯門”所見到的情境，其實已經是“製度化了”的海關及海港管理。
經過明朝地方官府規劃後，珠江口的海港管理已十分有秩序，且各國商船抵達後，便被安排靠泊指定的灣澳，比如來自馬六甲（馬來西亞）的商船就停泊在“屯門”，來自暹羅（泰國）的商船就停泊在“葵湧”。
這比起成化、弘治時期“灣泊不一”的情況已大有改善。當外國船泊港後，來自廣州的“市舶官”和中國商船隨即到來，由官方認可的人組成估價者登上外船對商品進行估算價值。當時，市舶官員在場監督，海關稅率是胡椒20%、蘇木和烏木50%、其他商品10%，直到估算完畢後，才允許中國人與外國人開始貿易。
外國商船便按稅率向市舶官員交納大筆稅金。然後，估價者才以商人身份，把從廣州帶來的商品跟外商進行船對船的貿易，這其實就是官府壟斷的“大買辦資產階級”運作模式，既方便官府收稅，也能提價。
正德中葉以前的貿易，都是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氣氛下進行的。外商、官僚和華商三方都得到了好處和滿足，並且初期關係亦算良好。盡管朝廷“海禁”，但貿易被允許，老百姓得到滿足，因此也不必去冒險。
當時，在廣州的珠江入海口沿海一帶走私貿易並不活躍，因為明朝官府對此一直嚴厲打壓。不過，這種和諧的海口貿易，隨著“抽分製度”的出現和“常態化”，以及後來貿易量的逐漸增加，再加上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對此強烈反對，導致諸藩來華貿易業受到刺激和影響，甚至慢慢地演變成衝擊與挑戰。
成化二十三年(西元1486年)，占城國王古來回國，就是由“東莞海商”張宣駕海舟二十艘護送回國。這反映出了當時“海商”與“地方官府”的密切關係，畢竟各級官府也都需要一批“大買辦資產階級”來為自己斂財。
有理由相信，張宣所率領的二十艘海船將繼續南下馬六甲等地貿易，就好像前往占城的冊封使馮義、張瑾一樣，因受賄後就冊立了安南人的傀儡提婆苔為占城國王後，又繼續轉往馬六甲“盡貨其私物以歸”。
也就是說，趁著“公幹出差”的機會，或由官員包庇的貿易，甚至是走私貿易在成化、弘治年間(西元1488年——西元1505年)已十分活躍。在這期間，很多明朝中國人的海船已遍布在南海從事著貿易活動。
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在《東方諸國記》中提及在馬六甲，經常能看到中國帆船帶來十分豐富而又多姿多彩的大批中國貨。中國帆船抵達馬六甲後，中國人無須交納關稅，隻要獻上一份禮物，便可進行貿易。
他又聽說中國有上千艘帆船正前往各自認籌合適的地方進行貿易。由此可見，沿海的貿易活動已不可能遏止。特別是“抽分製度”確立後，更引起熱潮，使得“廣州”海口貿易一片繁榮，大有利於緩解財政壓力。
“屯門“”海麵至廣州城，帆檣林立。然而，明朝官僚並未想到，那新來貿易的葡萄牙人太不懂事，把西方列強那一套“強盜思維”拿來中國實踐，於是對即將對明朝中國廣州的“外貿”製造出一場“災難性”事件來。
到了西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葡萄牙艦隊司令安德拉德率領的八艘海船抵達“屯門”。他此行的重要任務，就是把葡萄牙國王的使者托梅·皮雷斯送入中國，以實現與中國明朝之間保持長期貿易合作。
於是，安德拉德乘船抵達珠江口海域後，隨即向“備倭都指揮”申請前往廣州麵見當地最高行政長官。
但是，廣州當局遲遲未有回複，而安德拉德卻按捺不住想要硬闖珠江，這就迫使“備倭司命”不得已而派出領航員帶水。於是，葡萄牙艦隊在駛抵達廣州城之後，在懷遠拋錨停泊，而那安德拉德顯得很興奮。
按照西洋人的習慣，每航行到一處新的國度，最高長官就會按照“歐州慣例”進行鳴放禮炮表示尊敬。
於是，那葡萄牙艦隊司令便下令向中方鳴炮敬禮，並在桅杆上升起葡萄牙的皇家海軍旗幟，這就導致了“市舶提舉”吳洪對於葡萄牙人的行為極度震驚，畢竟中國自古以來的“朝貢貿易”中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
隨即，吳洪就通知了兼管海道的“廣東按察使”顧應祥，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遇見如此不懂規矩的外夷。
而“佛朗機”又非明朝“藩屬國”和“朝貢國”，故隨即將此事轉知“梧州總督”。於是，在梧州的鎮守太監寧誠、“總兵官武定侯”郭勳和總督陳金先後趕到廣州處理此事，但因中西方文化習俗迥異，導致不良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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