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修地鐵的意見，早在1953年就提出來了。1958年國務院還組成地鐵考察團到蘇聯和東德考察，蘇聯也派出經驗豐富的專家來華，幫助中國修建地鐵。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我國又遭遇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正在修建中的北京地鐵悄悄下馬了。
譚友林聽到地鐵下馬的消息時，核基地的施工正在夜以繼日地進行。當他在特種工程兵幹部大會上宣布這一消息時，會場上的怒吼聲地動山搖，錚錚鐵骨的將士們被蘇聯背信棄義的做法激怒了。“苦幹巧幹拚命幹，氣死蘇修王八蛋”的大標語，貼滿了帳篷和地窩子。譚友林因勢利導，施工任務在指戰員的愛國熱潮中加速完成。
1965年地鐵上馬。2月4日，毛澤東在《關於北京修建地下鐵道問題的報告》上批示：“楊勇同誌：你是委員會的統帥，希望你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建設過程中一定會有不少錯誤、失敗，隨時注意改正。是為至盼！”
7月1日地鐵工程舉行開工典禮，參加典禮的譚友林和領導小組的九名同誌，人人豪情滿懷，準備在北京地鐵建設中一展身手。譚友林開始聚精會神地研究地鐵建設的相關資料。他們誰也沒有料到，即將席卷神州大地的政治風浪，把領導小組的九名成員全部吞沒了。
邱雲是在譚友林音訊消失之後，從電影銀幕上看到譚友林的將軍形象的。
1960年，將軍合唱團的電影紀錄片在崇明縣城放映，銀幕上將軍們高亢的歌聲，在觀眾中激起熱烈的掌聲。邱雲聚精會神地盯住銀幕，她多麽希望譚友林的畫麵能在眼前定格啊！那一夜，邱雲在日記中錄下了唐人李冶的一首七絕——《明月夜留別》：離人無語月無聲，明月有光人有情。別後相思人似月，雲間水上到層城。詩後注明：看電影《將軍合唱團》有感。邱雲為譚友林的英武形象高興，悵然若失的心緒也從李冶的詩中流露出來。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20年前的愛情跋涉，像一堵看不見的牆橫在她的心路上，任誰也跨越不過去。踏上崇明島快五年了，給邱雲介紹對象的人何止五個，但都被她誠懇婉拒，到後來人們再也不碰邱雲這根“弦了”。同事不知道，邱雲的情感禁區別人是進不去的。
邱成武是一位開明父親，又深知女兒的秉性，對邱雲的生活、工作、婚戀和人際交往雖然十分關心，但對女兒的抉擇從來不加幹涉。1960年春節，邱雲回家同父親團聚。除夕燈下，邱雲把母親的遺像抱在懷裏，淚眼汪汪，一聲不吭。邱成武心中十分悲戚，語氣憂鬱地對女兒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眼看到了不惑之年，你總得給你自己的感情有個交代，不然我怎麽去見你母親啊！”邱成武沒說幾句就老淚縱橫，後麵的話被一陣陣哽咽堵住了。
邱成武是1950年回到安慶定居的，一直在醫院工作，五年前已退出臨床崗位。休息後把全部精神花在整理病案、著書立說上。邱雲自懂事起，從來沒見過父親這樣傷心，想伸手替父親擦淚，自己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
燈光下的父親沒有了當年的豐采，歲月刻在額頭的層層皺紋，記錄著起落浮沉的滄桑。想到70歲的父親自母親去世後，再未續弦另娶，走到哪裏都要把母親遺像安放在床頭，邱雲不禁放聲痛哭起來。母親的青春早逝，父親的用情專一，自己的坎坷心路，全被淚水從心底衝刷出來。盡管邱雲心底的夢已被時光擊碎，但她依然活在夢中。隻有在追夢的路上，她才覺得不孤獨，不寂寞。有人對戀人說過，假如有一天世界背叛了你，至少還有我為你背叛這個世界。幾十年前的邱雲也是這樣的心情。
邱雲擦拭落在母親遺像上的淚水，擦來擦去老是擦不幹淨。邱成武看到自己幾句話引得女兒傷心不已，連忙把話岔開，讓邱雲把春節期間探親訪友的事好好安排一下。他低聲囑咐女兒，廬山會議精神已經在上層傳達，彭老總的事情可能還沒有完，讓邱雲多關心時事，說話把握好分寸。
邱成武曆經滄桑，閱人無數，他對時局走勢的判斷，讓邱雲對廬山會議的餘波更為關注。過了不長時間，邱雲漸漸發現，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名字從廣播和報紙中消失了。到了年底連譚友林的消息也聽不到了。
一個解不開的疙瘩在邱雲腦子裏越挽越大。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都當過譚友林的領導，如果有人要搞株連，譚友林也可能在劫難逃。給錢瑛寄出兩封航空掛號信都不見回音，邱雲心裏像壓了一塊石頭。直到春節過後錢瑛才回信告訴邱雲，譚友林一切均好，已被提升為工程兵副司令員兼特種工程兵司令員。別人隻知道他執行任務去了，執行什麽任務，到哪裏執行任務，誰也說不清楚。錢瑛叮嚀邱雲不必擔心，也不要再找人打聽。邱雲心裏的石頭落地了。
邱雲沒有料到，五年之後，她同錢瑛、譚友林和許多熟悉不熟悉的人，一起被裹進聲勢浩大的政治風暴中去了。
史無前例的“**”拉開了帷幕。
如果說在戰爭的殘酷和死亡的威脅麵前，戰士譚友林的血性經受住了考驗；那麽在“文革”的誣陷和七年的囹圄麵前，將軍譚友林的黨性則經受住了考驗。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大塊頭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報》加按語轉發了這篇文章。
遠在核基地組織施工的譚友林，拿起報紙瀏覽了一眼，一看是文人打筆墨官司，就扔到一邊去了。20多年後譚友林回憶說，真正讓他大為吃驚的，是12月召開的上海會議。這次會議把他尊敬的羅瑞卿大將打倒了。
羅瑞卿是在會議開了三天之後，才從西南趕到上海，聽取會議對他的宣判的。罪名：“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判處：“撤銷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職務。”
羅瑞卿被打倒的消息，如同五雷轟頂，把譚友林擊蒙了，好幾天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有時他把自己反鎖在屋子裏，頭靠椅背，雙目緊閉，在一片茫然中尋找答案。他的腦子被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占滿了：“全國人民都知道，羅總長可是毛主席的大警衛員啊！”當譚友林腦子裏的問號被拉直的時候，“**”的暴風驟雨正在席卷全國。
按照毛主席1962年的安排，林彪養病期間，軍委日常工作由賀龍負責，賀龍成了軍委實際上的二把手。一個是軍委副主席，一個是軍委秘書長而且兼著實權在握的總參謀長，林彪感到自己被人架空了。他用告禦狀的辦法，使毛澤東失去了對賀龍與羅瑞卿的信任。這次批判羅瑞卿，賀龍是趕到上海才知道的。在今天看來這很不正常，但在那個年月卻並不反常，“集體領導”、“民主集中”隻是書本上的兩個詞匯罷了。
羅瑞卿被撤職，賀龍受到株連，上海會議後，賀龍不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禍根已經埋下，惡果開始坐胎。林彪窺測政治風雲，抓住時機調轉槍口，瞄準賀龍扣動扳機。這時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林彪聽到衝鋒號聲，與陳伯達、江青、康生等相互勾結，由康生捏造彭真與賀龍準備調部隊進城搞“二月兵變”的彌天大謊，煽動北京幾所大學的造反派，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賀龍。
譚友林的心被憤懣與悲哀吞噬著。難道南昌起義的總指揮，葉挺親口讚揚有大將風度的賀龍——共和國的元帥，也成了“大軍閥”、“走資派”？
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被打倒了，現在又要打倒賀龍，毛主席知道嗎？毛主席不是要保賀龍嗎？他老人家的話可是“一句頂一萬句”啊！譚友林把拯救賀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毛主席身上。譚友林不清楚，這時候毛主席對林彪的信任和倚重，已經超過了健在的所有開國元勳。毛主席與林副主席的關係已成為統帥與副統帥的關係。
譚友林反複學習理解毛主席的大字報，差不多可以倒背如流了，但越學越糊塗，越學問題越多：什麽是當權派？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譚友林苦苦思索，還是找不出能說服自己的答案。
譚友林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過三年多，在高等軍事學院又學習過三年，工作之餘，讀書是他的唯一愛好。他的理論功底，足以回答自己腦子中的問題，但事到臨頭總覺得腦子裏裝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法找到他對毛主席大字報疑問的答案。
理論向現實低頭了。就在譚友林百思不解的時候，他的腦袋又被政治榔頭猛擊一錘。1966年9月8日，林彪主持召開軍委小型會議，以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在總參外事局“八二五”大字報上簽名為由，作出王尚榮停職反省的決定。同時授意總參領導，掀起以追查王尚榮“後台老板”為重點的揭批查**。
這個會議軍委常委差不多都參加了，唯獨賀龍沒有接到通知。這次會議是圍剿賀龍的又一顆“信號彈”。
聽說王尚榮停職反省，譚友林開始意識到什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了。
王尚榮是什麽人，沒有幾個人比譚友林更了解他。王尚榮是賀炳炎的入黨介紹人。賀炳炎、譚友林任紅二軍團紅五師師長、政委時，王是他倆屬下的團長，後來到師裏任師參謀長。賀炳炎負傷後，王尚榮繼任師長，成了譚友林的搭檔。紅五師改編為紅九十六師後，師長、政委還是他們兩個。從長征開始前到長征結束後上保安紅大，他倆甘苦與共，生死不離。到北京後工作再忙，兩人也會偷閑見麵，把盞淺酌，談古論今，盡興而歸。
戰爭年代，賀老總、任弼時曾多次向人炫耀，二方麵軍的儒將非王尚榮莫屬，誰都知道王尚榮是個智勇兼備、文武兼資的人才。解放後，讓王尚榮長期在作戰部當副部長、部長，不是這個老中將不堪大任，是他的文韜武略為高層器重，毛主席、周總理和老帥們離不開他這個軍事顧問，用起來放心、方便。
譚友林隱隱約約地感到，賀老總肯定要大難臨頭。他後來說：“那段日子真難熬啊，每天夜裏，失眠的時間都比睡眠的時間長。老是想，一邊說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一邊又打倒老帥老將，萬一敵人搞突然襲擊，誰來統兵打仗？說不定真會‘抓瞎’的！”
譚友林不是杞人憂天。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頻繁挑釁，亡我之心昭然若揭。共和國的將軍們深知，國家安全出現任何閃失，他們都無法向曆史作出交代。這種憂心所內涵的崇高責任是常人難以體察的。毛澤東是怎麽想的，譚友林無法揣度，“但林彪肯定沒有想，他想權力都想得變態了，發瘋了，要不怎麽能連戰功赫赫的賀老總，都欲置於死地而後快”！譚友林內心的憤慨，在平反昭雪後，不止一次地向王尚榮、張竭誠宣泄過。
譚友林終究被推到賀龍案子的漩渦裏去了。林彪、江青一夥為整倒賀龍，不僅株連到他的妻子兒女、親朋故舊，而且株連到他領導過的紅二方麵軍、八路軍一二○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西北、西南軍區，國家體委和國防科工委等軍隊、地方上的一大批黨政軍高級幹部。其中屬於“賀龍專案組”的有許光達、廖漢生、黃新廷、王尚榮、成鈞、譚友林、榮高棠等23個分案組，含省、軍級以上領導幹部19名，政治局委員2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各1名，受牽連遭迫害的幹部群眾成千上萬。
平心而論，林彪是賞識譚友林的，但賀龍救過譚友林的命，林彪也是清楚的。“若無漁夫引，怎得見波濤。”救命之恩大於天啊！林彪長期觀察，發現譚友林和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不同，雖說是他的湖北老鄉、抗大學生，又是四野的老人，但譚友林不登他姓林的門，不向他姓林的靠，他總覺得譚友林的心是同賀龍拴在一起的。
林彪幾經分析推斷後認定，譚友林肯定是賀龍安在工程兵的釘子，是賀龍在工程兵的一顆“定時炸彈”。賀龍搞“二月兵變”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賀龍把譚友林安插在工程兵，就是為將來搞政變作準備的。
林彪“拔釘子”、“挖炸彈”的話一出毛家灣的元帥府，工程兵黨委常委已經端坐在會議室了。譚友林和幾位常委互相看著，弄不清突然開會幹什麽，但發現個別常委沒有到會，感到氣氛有些異常。人一到齊，會議一字不落地傳達林副主席的指示，當即決定：改組“文革辦公室”，撤銷譚友林“文革辦公室”主任職務；以工程兵黨委名義貼出公告，點名批判譚友林，勒令譚友林交代反黨罪行。
林副主席發話了，群眾發動起來了。工程兵機關一夜之間就貼出了一百多張批判譚友林的大字報，“打倒反黨分子譚友林”的標語隨處可見。
對於厄運即將臨頭，譚友林沒有心存僥幸，但風雲突起，譚友林卻沒有想到。譚友林對魯方說：“既然林彪點名了，批判公開了，我也該露麵了。我一不反毛主席，二不反共產黨，我怕什麽？我是紀檢委書記，有些人亂搞女人，我能裝聾作啞嗎？現在他們要打倒我，我不敢露麵，他們會說我心裏有鬼，害怕群眾。”譚友林想親自出去看看，大字報都寫了些什麽東西。
魯方知道譚友林嫉惡如仇，平時工作要求嚴格，批評過一些同誌，還對一些人發過火。她怕譚友林看見大字報上的誣陷後控製不住自己，想讓丈夫消一消氣，便半開玩笑地說：“別去看了，有人手裏拿著釣魚竿，就等著你上鉤呢。”
魯方見譚友林執意要去，幹脆實話實說：“揭批你的大字報一貼出來我就看了。都是扣政治帽子，沒有任何實質內容。本來你就沒有把柄，他們抓什麽？”看看夜已過半，便催譚友林早點休息。
譚友林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他被大會批鬥之前，魯方已經大難臨頭了。1966年8月，魯方被隔離審查，之後又被造反的學生剃成陰陽頭批鬥遊街。魯方成了北京“文革”中第一個被剃陰陽頭的女“走資派”。
1967年5月9日淩晨12點到2點，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到北京芭蕾舞學校講話，一邊說“我們是反對武鬥的”，一邊又說“你們要願意武鬥，我們也不管，你們大家願意打就打，反正我們不反對！”還指名道姓，要求學生造反，揪鬥副校長、黨支部書記魯方。在戚本禹的蠱惑下，北京芭蕾舞學校的師生竟然對他們平素敬仰的老革命、老書記魯方施以拳腳。批鬥連續升級，看管也更加嚴格。
譚友林夫婦去世多年後，譚曉芳回憶：“媽媽當時確實傷心透了，後來想通了，覺得不能怪那些小孩子，他們才十幾歲嘛。還自己開導自己，‘將來寫‘文革’史，一定少不了我這個被剃陰陽頭的第一人。’”不難相信，假如當年給魯方剃陰陽頭的學生們今天還有良知，他們看到這些話，心靈一定會顫抖的。
魯方連續幾個月下落不明，譚友林天天挨批挨鬥，孩子們被劃成“黑五類”，當不上紅衛兵，整天躲在家裏膽戰心驚。聽孩子們的同學說，魯方被關在學校一間屋子裏，白天打掃廁所，清理垃圾，晚上寫悔過檢查，交代問題，譚友林顧不上多想，立即托人找到老嶽父薑懷，請他親自到芭蕾舞學校打聽魯方的下落。
北京的6月，街上人浪沸騰，不知是哪個單位的五個“走資派”被押在大卡車上遊街。三個造反派押一個“走資派”，一個把頭往下摁，兩個把胳膊朝後擰，掛在脖子上的大牌子被車廂板擋住了。已經扭成“噴氣式”的“走資派”，被從後麵揪住頭發向上拽，麵色青黃，汗水淋漓，疼得臉都變了形。架在車廂角上的高音喇叭，傳出歇斯底裏的打倒聲。馬路兩旁的人駐足圍觀，有笑聲，有喊聲，也有輕輕的歎息聲。
薑懷一步一瘸地走著，他的一條腿是批鬥會上被人踹壞的。坑坑窪窪的路走起來低一腳高一腳，到芭蕾舞學校時，昏暗的路燈慘淡地亮了。
薑懷輕輕叩門，一位負責看守的幹部從門縫裏把頭探出來，一看是魯方的父親，立時愣住了。聽老人打聽魯方的下落，看守幹部把嘴巴向前靠了靠說：“她被隔離審查。人還活著，挨鬥少不了，主要是打掃廁所，不準親屬探視。”說完又把頭從正關的門縫中探出來說：“愛莫能助，你再別來了，讓專案組知道了，魯方和你都會受牽連的。”哐的一聲，門關上了。
老人的話還沒有說完。他想告訴這個有點同情心的人，孩子好久沒見到媽媽了，最小的還不到十歲。不管是大錯小錯，讓孩子們見媽媽一麵沒有錯啊。薑懷在門前徘徊苦等，幾次敲門再沒有動靜。
親情被撕裂的傷口不流血，看不見，但痛徹骨髓。保護不了妻子，讓譚友林終生抱愧。可那個年月他沒有能力保護啊！譚友林被關押審查時，愛妻仍然下落不明。1986年臨終前，病中向來堅強的魯方，回顧譚友林對她一生的深情和厚愛，從生命深處淌出來的淚水，成為向丈夫表達的最後一次感謝。
在被隔離審查的日子裏，魯方天天擔心丈夫受過傷的身體熬不住折磨，擔心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武鬥中闖禍。親情的心靈感應，讓魯方恍惚中感覺到對譚友林的批鬥升級了。
魯方的感應沒有錯，對譚友林的批鬥已經從口誅筆伐上升到大打出手。每次批鬥會，站在台子中央的譚友林，都被兩個戰士反剪著雙手，那根掛著“反黨分子譚友林”牌子的鐵絲，勒進譚友林的脖子。牌子很沉，汗水滲進勒破的皮膚，疼得譚友林大熱天直冒冷汗。譚友林咬牙堅持，任憑批鬥的人拳打腳踢，暴跳如雷，把譚友林打得滿臉流血，渾身是傷，他的回答隻有一句話：“我是黨的幹部，我沒有黑後台，我不知道什麽‘二月兵變’。”造反派又說了一串賀龍黑幹將的名字，讓譚友林揭發他們的反革命罪行，交代與他們的關係。
譚友林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他用盡全力抬起頭，衝著揮舞拳頭的造反派，像獅子一樣吼著：“我隻知道他們有功，不知道他們有罪！”造反派愣住了，黑壓壓的會場一時鴉雀無聲。不到一分鍾，拳頭像亂錘擂鼓一樣砸向譚友林。譚友林眼前一黑，昏倒在地。在這生死瞬間，正要抬腳踢譚友林的造反派被旁邊的人製止住了，專案組有明確交代，“隻要口供，不要屍體”。
批鬥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被打得死去活來的譚友林就是不交代。彭德懷、陳毅、羅瑞卿、黃克誠等老領導被批鬥時，譚友林也被拉去陪鬥。他緘默不語，兩眼冒火，嘴角流血，把淌出來的眼淚往肚子裏吞。讓譚友林心頭滴血、深感悲哀的是，批鬥毆打老帥、老將的這一代年輕人，正是在譚友林這一代人用鮮血染成的紅旗下出生、長大的。看著一個個老首長備受折磨而寧折不彎，譚友林獲得了更大的鬥爭勇氣。
1966年9月13日，“死不改悔的反黨分子”譚友林被關起來了。他的家被抄了兩次。葉挺贈送的左輪手槍早上交了，劉少奇贈送的皮茄克、周總理和鄧大姐贈送的賀詞、賀老總贈送的雕花煙鬥、任弼時贈送的派克鋼筆，還有那塊寄托著無限眷戀的懷表，統統不翼而飛。魯方父親贈送的青花瓷瓶也被砸得粉碎。老人幾次月下登門，都被衛兵喝退，直到告別人世，也沒能見愛婿最後一麵。
失去爸爸媽媽的七姊妹，一夜之間長大了。大姐譚曉芳把全部心血花在照顧弟弟妹妹身上。她告訴弟弟妹妹，爸爸媽媽是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媽媽，他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孩子們在絕望的掙紮中希望奇跡出現。能夠見到父親母親，成為他們白天的奢望，黑夜的美夢。
六年多過去了，老七譚曉白已長成小夥子了，譚友林還是沒有回來。譚友林從京內轉移到京外，從河南轉移到徐州，林彪在工程兵的心腹幾次對譚友林誘導、許願，都被譚友林頂回去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林彪折戟沉沙，焚屍荒野，徐州工程技術總隊倉庫對譚友林的管製稍稍鬆了一些。譚友林怕曾經受過傷的右手右臂功能退化，讓看守戰士買來筆墨紙硯，開始用毛筆抄寫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有時也寫幾句古詩古詞。這件事被人反映到工程兵，一位領導以尚未結案為由，竟下令收繳毛筆、墨汁，讓譚友林把時間用在寫交代檢查上。一天上午，譚友林剛把紙鋪開，一個幹部走進來，把桌子上的紙抓過去揉成一團，摔到地上踩了幾腳，一轉身走了。譚友林怒斥：“你幹什麽？”
“幹什麽，不準你胡寫八寫！”
譚友林正要解釋，那個幹部竟端起墨汁盤子，朝譚友林臉上潑去，潑完把盤子朝地上一摔，扭身走了。隨著盤子的打碎聲，譚友林頹然坐到床邊，滿臉黑色的墨水，順著臉頰流進脖子，流進胸膛，流進心裏。
突然遭受這種奇恥大辱，讓寧折不彎的譚友林一瞬間腦子裂開了，他真想撲上去與這個幹部一拚了之。冷靜下來之後，譚友林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年輕幹部是受人指使才這麽做的，韓信都不計較**之辱，我一個老黨員難道還不如韓信的氣度？就是死也不能在是非顛倒中死，死也得站直身子，死個明白。他相信，欲置他於死地的林副統帥摔死了，權力回歸正常的時間不會拖得太久。他還相信，毛主席總要刀下留人。他老人家絕不會讓成千上萬跟著他浴血奮戰的老帥老將老幹部，在萬劫不複的沉冤中離開世界。譚友林打消了拚的念頭。
1973年1月，魯方請王震轉呈她給周總理的親筆信，盼望周總理過問譚友林的案子，讓譚友林能同家人見一麵。在周總理的親自幹預下，譚友林回京治病。分散在全國七個省市的孩子聽到爸爸回家的消息，連夜從各地朝回趕。譚友林同家人團聚了，歡聲笑語中的魯方不停地擦著眼淚。
為了這一天，魯方和孩子們等了七個年頭啊！
譚友林身體還未恢複元氣，便急著找總政領導，希望盡早安排工作。他已年屆花甲，還能為黨工作幾天？
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軍委副主席，2月又增補李先念、王震為軍委常務委員。譚友林看到了重新工作的希望。
三個多月後，譚友林接到總政通知，讓他隨李達副總長到東北參加演習。李達是紅二方麵軍的參謀長，對譚友林十分熟悉，一路寬慰譚友林保重身體，等待分配工作。李達又是八路軍一二○師和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參謀長，從抗日戰爭起，一直參與劉鄧大軍的決策與指揮。一回北京，李達即向鄧小平反映了譚友林遭受迫害的情況和急於工作的願望。
鄧小平同譚友林不很熟悉，隻是在譚友林兼任特種工程兵司令員時聽過匯報，見過幾麵。鄧小平知道譚友林是林彪親自點名打倒的“二月逆流”“黑幹將”，是周總理親自批示解除關押的老同誌，便答應李達說，譚友林的工作安排，和軍委其他同誌通通氣再定，並讓其轉告譚友林把身體調養好。沒過多久，總政幹部部果然派人聽取譚友林對工作安排的意見。征求意見的同誌說，工程兵在“四大”中搞亂了，兩派派性很大，整頓工作搞不下去，軍委有可能讓譚友林回工程兵當司令員。
譚友林要回工程兵當司令員的消息不脛而走。一時間議論紛紛，大多數人喜笑顏開，極少數人情緒低落。譚友林思考再三，打電話告訴征求意見的同誌：“感謝組織信任，但回工程兵對工作不利。聽說我要回來，一些同誌有壓力，特別是運動中陷害我、打罵我的同誌，擔心我回去後他們挨整，有的開始要求轉業、調動，有的要求住院、退休。我回工程兵就是再諒解、再寬容，他們的心理壓力也解除不了，這對工作不利。希望軍委、總政在京外單位給我分配工作，離工程兵機關遠一點更好。隻要有工作幹，當副職都可以。”譚友林沒有回工程兵，他的高風亮節感動了工程兵。不當正職當副職，這就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從大局出發的選擇。
正確的選擇，是一種睿智和遠見。對一個具體人來說，本質決定選擇，選擇反映本質。譚友林的選擇讓幹部們看清了他的人格本質，更使那些整過他的人終生汗顏。譚友林用坦**的胸襟啟示後人，一個高尚的人，應當忘記整你的人，記住幫你的人。
譚友林直到恢複工作也不會知道，他在批鬥大會上遭受拳打腳踢的時候，孤獨的邱雲也被推上運動的風口浪尖，背後的推手正是那個曾經糾纏過她的科主任。
邱雲轉業到崇明島後，醫院的同事們漸漸弄清了事實真相，那位科主任反倒遭人唾棄，成為眾矢之的。科主任的妻子深為自己選錯了男人而懊悔，希望丈夫能夠良心發現，到崇明島向邱雲登門道歉。科主任埋怨妻子人雲亦雲，多管閑事。妻子盛怒之下，一紙狀子遞上去，同丈夫分道揚鑣。科主任裏外站不住腳，隻得轉業回了上海。
1966年春暖花開時節，這位科主任上崇明島找到邱雲，把前些年自己挑撥是非的責任全推給離婚的妻子，懇請邱雲給他一次機會。隻要同他結婚，他有辦法把邱雲弄到上海自己工作的大醫院去。邱雲用大魚大蟹招待完昔日的同事，隻說了一句話：“你來一趟崇明島很辛苦，不要再來第二趟了。”
1966年10月，一群上海的紅衛兵突然登上崇明島，把邱雲架到桌子上，憤怒控訴她褻瀆革命烈士的罪行，決心把這個資產階級大小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幸虧漁民從四麵八方趕來解圍，要不邱雲當天就被揪到上海去了。
縣裏群眾組織根據上海紅衛兵的揭發，準備對邱雲下放勞動，隔離審查。在漁民們的強烈要求下，邱雲被下放到漁場醫務室，改為赤腳醫生。邱雲的行動自由、通信自由受到限製，成了強製勞動改造的專政對象。縣裏有幾個“走資派”和邱雲的資曆差不多，都是抗戰時期的老黨員，平時關係很好，在漁場隔離審查期間，勞動、開會、吃飯都和邱雲在一起，邱雲把做飯洗衣的事差不多全包了。幾個“走資派”過意不去，花了七八天時間，把邱雲四麵透風的小屋修繕一新，成了一幢名副其實的“閨房”。
1971年國慶節後，邱雲重獲自由。這時才發現她熟悉的老領導、老戰友都聯係不上了。錢瑛、譚友林也下落不明，她不能打聽，不敢打聽，也找不到人打聽，隻能在孤獨苦悶中送走太陽，迎來月亮。
回到原來的宿舍，聽不到驚濤駭浪的起落，邱雲對萬籟俱寂的黑夜有些驚悚。她打開臥室的燈，驀然發現，雙鬢上的白發，在鏡子裏特別晃眼。
邱雲一驚。沙市碼頭吻別那一刻，已經過去3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