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時，都禦史王質特派人到龍場驛淩辱、挖苦王陽明，還克扣他的糧餉。

王質早年在朝廷擔任禦史，熟悉王陽明的情況。王陽明到龍場驛任職後忙著種糧種菜、挖洞築房，忙著讀書悟道，忽視了官場上的那一套應酬規矩，加上又鬧出了一些動靜，王質就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來到龍場驛站。這群人來砸場子時，王陽明正在給大家講課。他們訓斥王陽明不識好歹，並作勢要揍王陽明。王陽明不動聲色，大家卻怒了。雙方開戰，當地人人多勢眾，來砸場子的人被打得抱頭鼠竄。

王質大怒，當時就想調動軍隊，但又改變了主意。他命令貴州按察司副使毛應奎督促王陽明必須向他道歉。這位毛副使也是浙江餘姚人，算是老鄉。此前王陽明還曾為他寫過一篇《遠俗亭》。於是，毛應奎就給王陽明寫信曉以利害，要他向王質道歉，哪怕就是寫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陽明沉思片刻後拿起筆來，給貴州按察司副使毛應奎寫了封信，信中說：“本地人毆打官府派來的那群差人，並不是我王陽明指使的。那些差人仗勢欺人，相信也並非是官府指派的本意。我也沒有指使大家去打人，更沒有對官府有任何不敬，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要追究，那請轉告他，王某在龍場什麽磨難沒有遇到過？幾乎一日三死，再大的事對我也不算什麽。王某雖是遭流放的官員，也應該得到尊重。”

據說，這封信一發出，知府當下慚服，立即給王陽明送來了米、肉，還派人來替王陽明劈柴擔水。王陽明明確表示拒絕。當地官員又改送金帛、鞍馬，唯恐陽明先生不開心。王陽明隻收下了糧米柴炭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的奢侈品一律敬謝不受。因為自己是被朝廷放逐之臣，要那些會很不好聽，也不太合適。

此時的王陽明博學精思，才識卓然，當地秀才、官員紛紛登門求教。

正德四年（1509年）春，一個官員來到了龍岡書院。這個人叫席書，字文同，號元山，四川蓬溪縣吉祥鄉人。弘治三年（1490年）中進士，時任貴州提學副使，相當於省教育廳副廳長。

據說席書來到貴州也是有目的的。他在戶部員外郎（財政部副司長）任上時，雲南發生了一場大地震，災情嚴重，人心惶惶。朝廷派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到雲南巡視。樊瑩的調查結果是當地政府荒於政事，救災不力，導致天災釀成人禍，於是上書朝廷，請求罷免玩忽職守的地方官員。對此，席書認為雲南發生天災，責任不在雲南，而在朝廷，結果把朝中權貴們全得罪了。於是，他就被打發到這貴州來主管教育。不過，他倒無所謂，既來之，則安之。比王陽明大十一歲的席書希望能為貴州教育做點事。

當他聽說王陽明在龍場講學的事情後，立即親自前往龍岡書院。席書在京城時就聽說過王陽明，知道他致力於聖人之學。席書對此也有一些心得，更有一些困惑，正好前來切磋一番。

席書當年在京城時與王陽明是同僚，在龍場相遇自是十分感慨。他耐心地聽了王陽明的課，通報身份後向王陽明提出一個問題：朱熹和陸九淵的學說區別在哪裏？哪一個的理論更正確，更值得學習？

這是一個不太好回答的燒腦問題。要知道大明王朝都是崇朱非陸。而王陽明的理論都繼承了陸九淵的心學觀點。如果嚐試講清楚的話，必須找好切入點。

王陽明淡定地回答道：“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這句話是他在龍場頓悟而得，凝聚了他半生的心血。這邊的席書聞聽卻一時沒有反應過來：這是聞所未聞的觀點啊！聖人還能自己修成，那豈不是人人都能成為聖人了？

然而，這句話卻也如當頭棒喝，很有啟發性。席書回去後反複思考王陽明的這句話，又有很多疑惑。於是他第二天又到龍場來向王陽明請教。王陽明以禹和稷為例，切磋一番後，席書得到了還算滿意的答複。之後席書又帶著感悟和迷惘回去琢磨。過了兩天他好像又找到新的破綻和理論盲點，感覺說服力還差了點，於是又到龍場與王陽明辯論。

王陽明從“知行”的角度來說明他和朱熹、陸九淵的不同。他說：“朱熹是通過經書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陸九淵是通過靜坐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二人雖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認為“知行”是有先後次序的。而我卻認為，知與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

席書又問了另一個問題：“您也提倡靜坐，和陸九淵的靜坐有什麽區別嗎？”

王陽明說：“陸九淵的靜坐是希望從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靜坐，是因為現在的人心浮氣躁，靜坐能讓他們把心沉靜下來，我並沒有讓人一味靜坐去獲取真知。”

席書問：“那您從哪裏獲得真知？”王陽明回答：“真知就在我心中，但必須在事上練，隻有去實踐了，你才能更深刻地體會這一真理。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樣。”

和王陽明反反複複有過幾次深入交流後，席書終於領悟到了王陽明開始對他說的那句話的所有背景和真正含義。席書激動得含淚感歎道：“沒想到今日能重睹聖人之學！”

在通透徹底的大智慧麵前，席書真正對王陽明的心學感到心悅誠服，越發相信王陽明確是少見的天才人物，也是自己一心想要尋找的最好老師。於是他馬上命人修建貴陽書院，並親自率領貴陽的秀才們來到龍場，禮聘王陽明擔任貴陽書院的總教習。

《陽明祠碑記》對此有記載：“陽明之學，言於天下，由貴陽始也。”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習的主要內容就是四個字：“知行合一。”當時的人多是依據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想把世間萬物的一切天理都“格”個清楚後再去實踐。這種思路既不可行，又徒耗時間和精力。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實際上也就是貫徹“心即理”和“事上練”的思路：天理既然都在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用實踐來驗證，而不是去外麵再尋找天理。

這種思路的前提是“心外無理”。它假定了世間一切天理都已在心中，不必再去尋找外在天理，而是重在行動，重在實踐，並在實踐中運用和驗證心中之理。這是王陽明心學的閃光點，也是它區別於其他心學理論的重要特質。

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王門弟子徐愛來到了貴陽書院看望恩師。

王陽明感到了他鄉遇故知的意外之喜。三個月前，正是三年一度的會試之期。在京城，徐愛考中進士，取得了二甲第一百一十三名。他從京城奔赴貴陽，這一路需要近兩個月時間。

徐愛就“知行合一”當麵向王陽明求教：“當今很多人都知道事父當孝，事兄為悌，可事實上還是不孝不悌，這難道不是說明了知跟行是兩件事嗎？”

王陽明的回答為：“這是因為知行被私欲蒙蔽，而不是知行的本體。從本體上講，知行是一致的，所謂知而不行，其實就是不知。聖賢教育人們知與行，就是要恢複知與行的本來麵目，不是簡單地告訴你如何去知、如何去行。”這裏說的本體，就是本來麵目，而不是西方哲學的本體論。王陽明強調的是知和行的本體是一致的。

他對“行”還有一個特別的定義：“一念發動處即是行。”起心動念就是“行”。愛慕美色跟厭惡臭味也算“行”。“孝”和“悌”也是這樣的。光說知道並不是真知，實踐中做到孝悌才能說明知孝悌。因此做不到就不是真知，真正的知就是能做到。知和行其實是一個整體。

徐愛一聽很有道理。但是，他心中還有一個問題：“古代聖賢為什麽要把知、行分成兩個呢？是希望人們有意識地對知和行分別加以研究嗎？”

王陽明一聽，點頭答道：“古人為什麽要把知行分開呢？是因為有兩種人，一種人冥行妄做，不求甚解；一種人好說空言，不去躬行。所以，將知和行區分開來，是古人為了補救偏弊，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如果真正領會了知與行的含義，一句話就能說清了。現在人卻把知與行當成兩件事，以為一定得先有知，然後才能行動。我現在如果隻講述討論如何做知的功夫，等到真正知了才去做行的功夫，那就會讓人終生不付諸實踐，也終生一無所知。這種弊病由來已久了，我說‘知行合一’正是為了對症下藥。”

知與行的本體就是這樣。如果掌握了知行合一的要領，就算把它們說成兩個也不妨事，本質上它們還是一回事。如果沒有領會這個宗旨，光說兩個是一回事，又有什麽用處呢？隻是些無用的空話、大話。

徐愛聞聽，頓然領悟。王陽明就是針對當時言行不一的虛矯時風來強調知行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