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登基繼位第五天，就提出要給自己親生父母適當的稱號和相應的禮製。
這也是與張太後和楊廷和等人發生衝突的引爆點：他不是孝宗朱佑樘的兒子，他有自己的親生父母。既然他做了皇帝，那按常理，他的親生父母必然是太上皇和皇太後。
這顯然與張太後和楊廷和事先的約定有了衝突。楊廷和認為：當今聖上的親生父母不能是太上皇和皇太後，因為他的帝位是從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那裏繼承來的，而不是從親爹那裏，就應當“繼統須繼嗣”。無論是講飲水思源，還是知恩圖報，都應如此。
朱熹說過，繼承別人的皇位後，就要稱此人為父，這是天理。而對於親生父親可以稱皇伯、叔父。如此一來就可名正言順、令天下鹹服。程頤也說過：“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以程朱理學為據，朱厚熜就應當以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考”。
於是，來自禮部的一道奏折便呈放在朱厚熜麵前：“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為‘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為‘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侄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為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朱厚熜內心對此極度抗拒：“父母也是可以隨便更換的嗎？”
這楊廷和和其他大臣一共六十多人，多次上書力諫，望這位嘉靖皇帝認孝宗朱祐樘為父親，兼顧天理人情，如此才符合體統。但是，興獻王隻有朱厚熜這一個兒子，奉親至孝的朱厚熜認為，自己為了當皇帝不認親爹會遭天下人恥笑，良心上也實在過不去。
這時，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出現了：張璁。張璁，字秉用，號羅峰，浙江溫州府永嘉（今溫州市龍灣區）三都普門村人。少好經學，博學多才。但張璁運氣不佳，七次進京參加科舉都名落孫山，此時他中舉人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第八次會試考上中了進士，這一年他已四十六歲。
他沒有被選中成為庶吉士，沒能進入翰林院，而是被分配到禮部，隻是個實習生而已。不過，張璁一進入政壇，就遇到了“大禮議”事件。他找到黃綰和方獻夫這兩位王門弟子虛心請教，反複研討，寫下了一鳴驚人的《大禮疏》。文中詳細分析了楊廷和“繼嗣論”中的漏洞，他的結論是嘉靖皇帝完全應該稱自己親爹為父，於情於理都無可指責。這道奏疏簡直來得太及時了。朱厚熜在看完《大禮疏》後喜極而泣：“此論一出，我父子之情得以保全了！”
朱厚熜寫了一封手諭，尊父親為“興獻皇帝”，母親為“興獻皇後”，要求內閣為自己草詔。按朝廷製度，沒有內閣草詔，皇帝任何手諭都不具備合法性。楊廷和看到這封手諭，當即便封存不發。然而他沒有想到，張璁的《大禮疏》引發的論爭卻一發而不可收。朝野上下都卷入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之中。
由此，明代曆史上震動朝野、天下人議論紛紛的“大禮議”事件就拉開了序幕。
值得強調的是，張璁奏疏中的核心理念都來自王陽明的心學理論。文中言之鑿鑿、反複強調的“禮本人情”，成為打擊冷冰冰的程朱理學的犀利武器。
在程朱理學中，所謂“禮”是聖人依據天理構築的外在規範；在陽明心學裏，心即天理，禮緣人情。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禮才得以行萬世而皆準。即使是在儒家創始人孔子那裏，講到“仁”的理念時，也正是基於人皆有孝悌之情。
活潑、有溫度的人情、人心，天然包含了一切聖賢規製的天道人倫之理。不近人情、不得人心的“禮”注定不能長久。按此道理，朱厚熜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有發自內心的感恩行孝之情，當然不能因為做了皇帝就棄之不顧。因為這是完全合天理、順人情的。
張璁這道奏疏不僅得到了朱厚熜的激賞，也得到了不少官員學者的認同。當時賦閑在家的楊一清給老友喬宇寫信說：“張璁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南京吏部尚書石寶也暗中告訴張璁：“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王陽明得知後，也“心喜其說”。
於是，這次“大禮議”漸漸成為一場以權力鬥爭為核心，以理學心學為武器的意識形態的較量。那些在楊廷和改革中失勢的官員紛紛跳了出來，聲援張璁，而王門一期的席書，王門二期的黃綰、方獻夫、黃宗明等人也堅定地站在張璁一邊。
另一位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也操著筆跟上來了。桂萼，字子實，號見山，江西安仁（今江西東鄉東北）人。正德六年（1511年）進士，授丹徒知縣，因為人性剛烈，多次忤逆上官，仕途頗不順利，被發配到南京刑部做了一個六品主事。
桂萼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十來年，很不得誌。他通過在京任翰林修撰的兄長桂華獲知朝中關於“大禮議”的紛爭，又親眼看見了張璁的神奇行事，悟出改變命運就在此時，便也跳將出來。他主動結交張璁，共同商討策略，決心一起將“大禮議”這場意識形態鬥爭進行到底。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又一波攻勢開始了。桂萼率先上書發難：皇上應速發明詔，追尊興獻王為皇考，並立廟於大內。稱孝宗為皇伯考，武宗為皇兄，封蔣氏為聖母皇太後。這就是要徹底翻盤、推倒重來。桂萼簡直是賭上了身家性命，公然與內閣叫板，大有分庭抗禮、勢不兩立之勢。
朱厚熜拿著桂萼這份熱度滾燙、陳辭激烈的奏折，心頭為之一熱。他邊讀邊點頭，大為激賞：“這本奏疏意義重大，天理綱常，要靠它維持了！”言畢，他馬上趁熱打鐵，下旨召張璁、桂萼、席書入京議事。然後召楊廷和集議，一起討論桂萼這份非同尋常、撓到自己癢處的奏疏。
然而，讓朱厚熜等人沒有想到的是，楊廷和選擇了退場。他神情淡然地對皇帝行禮後，歎息道：“老臣請陛下允許還鄉。”
朝堂頓時陷入一陣難堪的沉默之中。精明強幹的內閣首輔居然不戰自降了，朱厚熜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其實，此時的楊廷和確實不想幹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朝臣生涯讓他感到了疲憊和厭倦。而朱厚熜對楊廷和的跋扈和傲慢早已不滿，幹脆來個順水推舟，點頭同意了楊廷和致仕歸裏的請求。朝中一些言官紛紛上書，請求留下楊廷和。朱厚熜一律不答，扔在一邊不理。
這時，都察院左都禦史吳廷舉提議，讓兩京官員統一上書，各陳所見，以備采擇。於是論辯雙方再次上書展開論爭。朱厚熜卻隻對張、桂等人的奏疏表示肯定和讚賞，反對方的奏章一概不看，扔在一邊。
他敕令禮部，均按桂萼所奏徹底推倒重來的方案執行。禮部尚書汪俊一再以各種理由抵製也無用，無奈之下他辭官而去。朱厚熜也不挽留，讓禮部侍郎吳一鵬代署部事，一切按他的旨意來辦。
哪怕群臣二百多人黑壓壓地到左順門跪伏哭諫，也沒能扳回局麵。朱厚熜命錦衣衛連捕吏部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多人下獄，其餘的人把姓名記錄下來，強行驅散。朱厚熜大筆一揮，詔令四品以上官員奪俸，五品以下官員廷杖，結果翰林院編修王相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楊慎、王元正因帶頭鬧事，被發配邊荒，遇赦不宥。內閣大學士毛紀、石珤則致仕而去。
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朱厚熜下詔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後為“皇伯母”，追尊興獻王朱祐杬為“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蔣氏為“聖母章聖皇太後”。桂萼、張璁因為上書有功，被調到京城，位極人臣，成為炙手可熱的內閣大學士。席書就任禮部尚書，方獻夫當上吏部尚書。唯獨黃綰因事忤逆朱厚熜，最終隻為南京禮部侍郎。
經過“大禮議”事件後，朱厚熜由當初受到相權和後宮雙重壓製的傀儡小皇帝，逐漸成為主導朝政、大權在握的實權天子。此後，沒有什麽力量能製約這位嘉靖皇帝，他也逐漸變得獨斷專行、剛愎自用。
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朱厚熜命人編纂《大禮集議》和頒布《明倫大典》，對楊廷和等人強迫自己認弘治皇帝為父親的言行作了嚴厲批判，把自己的相關諭旨及支持自己的大臣的奏疏匯集成冊，頒布天下，讓全天下人知道自己對孝道的堅持，知道那些反對自己的大臣的言行是多麽荒謬！
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嘉靖皇帝朱厚熜獲勝告終。“大禮議”原本是君權與相權的權力爭鬥和衝突，也是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一次正麵交鋒。那麽在“大禮議”事件中，王陽明的態度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