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歲的王守仁第三次參加會試，終於金榜題名、進士及第，從此登上大明的政治舞台。次年，他被授予刑部主事之職，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當地官員斷案審獄。在此期間，他查清了許多冤案，“所錄囚多所平反，民稱不冤”。
公事幹完，性喜山水的守仁兄老毛病又犯了，就跑到九華山玩了一趟。在這裏，他參訪了許多奇人異士，第一個叫蔡蓬頭，是個道士。此人貌如其名，臉有菜色，蓬頭散發，長年在九華山隱居修仙。王守仁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俗，便對他執禮甚恭，虛心請教修道之法。蔡蓬頭愛理不理，隻翻了翻白眼，說了兩個字：“尚未。”大概是說王守仁還沒資格求仙問道，說完掉頭就走。王守仁以為有旁人在場他不便說，就屏退隨從，獨自跟在他屁股後麵，一再求教，可蔡蓬頭始終就那倆字——尚未。
王守仁不死心，再三作揖鞠躬，窮追不舍。蔡蓬頭被他纏得不耐煩，就說了一句：“你自以為執禮甚恭，可我看你終不忘官相。”然後咧嘴一笑，甩甩手走了，把虛心好學、不恥下問的王大人扔在原地，半晌沒回過神來。
終不忘官相。這五個字可謂一針見血，把王守仁既愛修道又愛當官，既不舍山水又眷戀廟堂的糾結一語道破。
王守仁久久回味蔡蓬頭的話，不禁啞然失笑。
第二天，王守仁又聽說地藏洞有個異人，住的是天然洞穴，睡的是鬆枝落葉（所以不用擔心房價暴漲），且長年不食人間煙火，餓了就摘野果，渴了就喝山泉（所以不用擔心有毒食品），堪稱貨真價實的“天然哥”。這樣的神人，王守仁當然要去拜會一下。
隨後，王守仁攀峭壁，走險峰，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沒想到這哥們兒卻在睡大覺。王守仁懷疑他是假寐，也不客氣，一屁股在他身邊坐下，然後撓他的腳底。“天然哥”一個激靈就醒了，詫異地看著這個不速之客，道：“路險，何得至此？”
王守仁笑而不答，卻反問：“何為修道的最上乘功夫？”
一照麵就拋出如此重量級的問題，把“天然哥”嚇了一跳。他知道來者不俗，便不再裝酷，很真誠地跟王守仁探討了起來。兩個人聊得甚為投機，話題遍及儒、釋、道三家。二人從先儒的“盡心知性”聊到道家的“抱樸守一”，然後從程朱的“格物致知”聊到禪宗的“明心見性”，最後又聊到北宋大儒周濂溪和程明道。
臨別前，“天然哥”用一句話結束了交談：“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
周濂溪就是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其代表作《太極圖說》吸收了道家的宇宙發生論，將之與《易傳》結合，建構了儒家哲學的宇宙生成模式。周敦頤的主要思想不僅受道家影響，也受到佛教影響，如其膾炙人口的美文《愛蓮說》的中心思想“出淤泥而不染”，就被指為是對法藏《華嚴經探玄記》中“如世蓮華，在泥不染”的copy，因而被錢鍾書譏為“拾人牙慧”。
程明道就是“二程”中的大哥程顥，與弟弟程頤同為理學的代表人物。他十幾歲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誌”，然後遍學百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最後“返求六經”，歸宗儒學，與程頤共同創立了“天理”學說。宋明理學因此得名。
作為理學的開山人物，周敦頤和程顥都有非常明顯的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傾向，盡管他們自己不太喜歡承認，但這種學術淵源昭然可見。縱觀儒學發展史，孔孟儒學重在修齊治平，其根本精神是實踐的、社會的、人倫的；到了漢唐時期，諸儒重在名物訓詁、典章製度，於儒學的本體論幾乎無所致意，更無所闡發；及至兩宋，儒學才別開生麵，大談本原、心性和宇宙，並引領宋明理學走上了一條抽象的、心性的、本體化的道路，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儒學的發展。由此可見，如果沒有佛道兩家在本體論、認識論、心性論上所提供的異常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工具，理學幾乎不可能發生。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九華山的這位“天然哥”才會把周程二人視為“儒家好秀才”。因為如果不是他們對佛道兩家進行大膽copy，宋代儒學便無法實現“推陳出新、繼往開來”的曆史使命。
假如當時有知識產權法，周濂溪、程明道這幫理學大佬，估計都要被佛道兩家推上被告席。而作為理學在有明一代的重要傳承者和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在這個被告席上當然也享有一個座位。換言之，王陽明從佛道兩家獲取的核心機密，一點兒都不比他的前輩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說白了，王陽明最終之所以會從程朱理學的“格物窮理”走向心學的“心即是理”，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於對佛道兩家思想的浸**，同時也得益於佛道兩家教給他的操作性很強的修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