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1]，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2]而詢芻蕘[3]，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傳習錄（中卷）·答聶文蔚》）

【譯文】

諸如“不臆不信”“不逆詐”“先覺”等說法，您認為隻要能誠，即便是旁支小道、委曲防禦，也均為致良知的運用。這種認識很對很對，偶爾有摻和搭配之處，我在前麵已經提到過了。惟濬（陳九川）所說的，也不能說不對。就您來說，應該汲取惟濬的說法才完備，而對惟濬來說，又需要汲取您的主張才能明確。要不然，則難免各有偏頗的毛病。舜思考淺近的話，並且向割草打柴的人請教。這並不是說淺近的話應當思考，割草打柴的人應該請教，所以他才這樣做，而是因為良知的顯現運用，光明圓瑩，沒有一點障礙和阻隔，這就是被稱為“大知”的原因。隻要帶了一點執著和“意必”，他的“知”就小了。在講學中，自然有取舍和分辨，但是，在心地上切實用功，隻有這樣才行。

【解析】

“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聶文蔚的這一主張得到了陽明的認可，意思是隻要內心堅守良知的準則，即便在具體的手段上，以曲為直，也都是良知的作用。

比如漢武帝時的寵臣東方朔，性格詼諧，言辭敏捷，滑稽多智，常常在漢武帝麵前耍寶取樂，漢武帝也一直把他當作排憂解悶的俳優看待。而事實上，東方朔是一個有著遠大政治抱負的人，隻不過時勢使然，一直沒有被漢武帝重用。不過東方朔並沒有因為政治上不被重用而像賈誼那樣，鬱鬱寡歡，憂思成疾，英年早逝；也不像陶淵明那樣官場失意，卻不為五鬥米折腰，掛印而去，歸隱田園。他采取了一種大隱隱於朝的策略，並且以見縫插針的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找到了一個能夠最大限度展現自己存在價值的位置。他不在乎自認為是正人君子之人的訕笑側目，堅持自認為正確的信念和做事方式，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

他的滑稽幽默，更像是一種取信於皇帝的手段。借助高超的進諫藝術，東方朔多次規勸了漢武帝在治國施政方麵的過失，而又不用上演一場場“文死諫”的老把戲。其於國於民於己，都做到了問心無愧，這不也正是良知之用的體現嗎？

隨後，陽明又諄諄教誨聶文蔚，要和陳九川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隻要保持良知明澈顯現，則智慧、能力自然會日進。

[1]曲防：委曲防禦。

[2]邇言：《中庸》第六章有“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淺近之言）”。

[3]芻蕘（chú ráo）：割草打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