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研究文化的學者都承認，農民社區的文化與文明之間，不隻是存在著量的差別；然而，究竟兩者之間的差別界線應該畫在哪裏，在這一點上，學者們的意見卻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也許，最好的劃分標準是有無城市。甚至到了今天，人們也幾乎完全沒有認識到，城市這種人的聚集形式，是何等重要、何等獨特。它代表著一種社會發明。就其對文化發展之重要意義而言，這種社會發明完全能與任何技術發明相匹敵，也許隻有人工生產食物這一技術發明算是例外。
城市的建立需要一些先決條件。首先需要相當稠密的人口，以便生產剩餘的食物；維持城市的核心群體就需要多餘的食物。在很早的時代，這一條件隻有在河穀地帶才具備。因為那裏肥沃的土壤使栽培作物的收獲甚為豐富，而且使永久性定居成為可能。與稠密人口一樣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存在有效的技術以運輸大宗的貨物。即使在缺乏這類運輸技術的地區或時期，奢侈品也可以遠距離交換。因此，在北美洲俄亥俄地區，霍普韋爾文化[3]時期修築土方的印第安人，從黃石河地區換來了數量有限的黑曜石，從蘇必利湖換來了銅，從北卡羅來納獲得了雲母，從墨西哥灣得到了貝殼。然而，大宗貨品運輸構成的，卻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大宗產品由水路運輸比用其他任何運輸手段都要便利。如果沒有水路，那就隻好依靠畜力運輸，包括借助有輪的運輸工具和無輪工具的畜力運輸。用人力運輸大宗貨物，尤其是大宗食品，是不經濟的，運貨人必須攜帶自己的食物；這就嚴格限製了他能搬運有效載荷的距離。
在前機械化的時代裏，近東、中國和印度的所有大城市，全都在河穀和海濱。在這方麵，灌溉係統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澆灌的田地支持稠密的人口，水網又提供水上交通。在美洲用於運輸的輪子根本就不存在，用於馱運的役畜僅限於南美的部分地區，所以真正夠格的城市寥若晨星。古代墨西哥的特諾克蒂特蘭（Tenochtitlan），很可能是巴拿馬地峽以北唯一真正的城市。它位於一個大湖的湖心島上，大湖周圍土地肥沃，所以它可以從湖上運來本地的物產，以解決吃的問題。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使它可以不去考慮陸路運輸的消耗，奢侈品和比較貴重的材料靠貢品解決。印加帝國的首都庫斯科（Cuzco）也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城市，此地有役畜用於運輸，它又是一個組織程度很高的龐大帝國的行政中心，所以它能成為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無論城市在何處出現，它們都引起一連串新的社會問題。許多問題根源於簡單的生物學事實：我們這個物種尚未完全成功地適應大群聚居的生活。直到大約5000年前，人們一直生活在比較小型的社群裏，社區裏的人與外人的接觸是很少的。直到今天，世界人口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依然遵循著這種居住模式。在這樣的情況下，疾病的爆發受到局限，小型的社區難得遇上被迫對付病毒的情況。這些病毒是細菌在許多宿主的身上迅速傳播時引起的。生活在城市之中，互相傳染疾病的機會大大增加，病毒突變的機會大大增加。城市不僅使大群人密集擁塞，而且城市賴以生存的貿易使疾病感染不斷增加。曆史上**歐洲的大瘟疫，幾乎都可以追蹤到具體的城市疫源，這些瘟疫又是外國商品或外國旅行者帶進來的。
在前機械化時代城市裏，成人的死亡率已夠嚴重，嬰兒的死亡率甚至更高。這樣的城市純粹靠生殖來維持人口數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現在，盡管現代的環境衛生技術已經使死亡率降到比較合理的水平，但是否有城市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人口，仍然是值得懷疑的。雖然疾病減少，但是其他因素又冒出來控製人口增長。城市居民麵對著住房擁擠而帶來的育兒困難，麵對著與城市生活無法分離的經濟上的不安定因素，他們自然要限製子女的數目。高度緊張的生活造成不育症，這個因素亦有可能。然而，無論複雜的原因何在，結果是一樣的。城市人口不會靠生殖增長，古今如此。
由此可見，城市人口的增長，始終是靠村莊和農場人口的流入，這些村子和農莊位於城市的榨取範圍之內。這個範圍是城市細胞的細胞質。這些移民是原料，城市將他們加工塑造為都市化的居民。用通俗的話來說，村子和農莊把鄉下人和城市賴以生存的其他原料一道喂入城市，城市把鄉下人轉換成一種專有的產品——城裏的滑頭。
流入前機械化時代城市的農民，絕不是農村人口中一種隨機抽樣的成分。他們多半是不太適應村裏生活的人，在這個社會階梯的底端，是從來不會幹事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村裏人失去耐心之後隻好把他們趕走。這就是曆史悠久、普天相同的“到城裏享樂”的模式。在汪洋大海的城市人口中，人容易隱姓埋名，這些人可以繼續小偷小摸，而且他們受懲罰的危險遠不如在農村那樣大。有些農民喪失了地產，他們流入城市，希望找到某種就業機會。他們給城市提供了更加寶貴的材料。這樣的移民給城市提供了大量廉價的、非熟練勞動力，形成了最早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同時，他們又可以被視為商品的最早的勞工，因為他們與雇主的關係不是血緣或熟人的關係。
最後，肯定還有相當數量的人是自覺自願進城的。因為他們知道，城市環境提供了更多出頭和就業的機會。換言之，古代社會主要是從社會底層吸收人。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這就是吸收農村居民中的精華。從一開始，這就給城市人口以顯著的特色。城市的天平傾向於不穩定的個人一邊，這些人缺乏成功農民那種樂天安命的心態。
在鄰裏中生活的安全感，在與親族共同活動中的安全感，城市居民失之而不可複得。同時，城裏人的成功也不會受到窮親戚的妨礙。大家族紐帶的瓦解，似乎是一切時代、一切地方城市生活的特征。一般地說，移民城裏的人似乎覺得，他們可能得到的報償值得去冒這個風險。不妨指出，農民一旦進城，幾乎無論如何再不願意回去過鄉村生活了。昔日有首老歌的主旋律是這樣的：“你怎能讓他們再待在農場，既然他們已經看見了巴黎？”這一思想在蘇美爾人時代和在今天一樣，似乎都是說得通的。
甚至在今天，任何城市的人口在相當大程度上都是由異鄉客組成的，而且這些人是社會生活難以對付的異鄉人。這就提出了社會控製的新問題。輿論的非正式壓力在小型的、人人照麵的社群中，足以使一般人循規蹈矩；可是在城市人口中，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起作用。城裏人沒有一個人關心你在做什麽，你也不關心不相識的人在想什麽。在現代城市裏開會的人就是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他們在會議期間自由活動去城裏遊樂時，就無拘無束。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社會控製係統，這種控製係統以正式的強製模式為基礎。警察和違警罪法庭在曆史上出現極早，其形式與它們今日保存的形式相差不大。
在我們現有的曆史記錄中，有一個最早的城市生活的副產品，這就是法律和法律訴訟程序的高度形式化的模式。村莊生活既可能承認也可能不承認形式法，形式法與簡單的禁忌和民俗是不同的法律。然而，即使在形式法律存在的文化中，在小型的、人人照麵的社區中，仍然可以在不借助形式的情況下相當公正地解決糾紛。在人人都認識的小型社區中，可能犯罪的人無論如何都非常有限，罪犯肯定是有所畏懼的；在人際爭執中誰是誰非的問題，幾乎是明白無誤的。
另一方麵，在城市中，可能犯罪的人數要大得多，抓錯人的概率就相應增加。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可能做出村子裏自然而然就會解決糾紛的那種裁決，因為他不知道當事人的人格，也不知道他們過去相互關係的背景。形式法律和法律訴訟程序的整個觀念的產生，實在是城市環境的附產物，這一點似乎是非常可能的。麵對與許多當事人和糾紛打交道的需要，處在法官對案件中的實際因素了解極少的情況之中，用巫術習俗取代認證實情的企圖便應運而生。因此，倘若法庭大聲宣告，法律鐵麵無私、不尊重個人，倘若法庭堅守這一原則，它就會立即失去執法公正的可能性。法律和法庭的運演過程籠罩在莊嚴的儀式之中，既是為了給旁聽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為了給它添上一點巫術魔力的色彩。訴訟程序以僵硬呆板的形式進行，籠罩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之中，以便恰如其分地接近於超自然的魔力。人們發現，蔑視法庭所受的懲罰實際上和法庭的曆史一樣悠久。
律師和法官應運而生。他們是非常精細地研究法律條文的技術專家。他們征引過去的判例，案例越古老，查明它們所需要的研究工作越多，它們的魔力效果就越大。唯有在中國，對過去的判例才有意識地予以忽視，他們偏重當前的情況；中國的文明在此與別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她在其他許多方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樣。
形式法典和程式化的法律訴訟程序，也可能存在於非都市化的社會中，如多半的非洲部落和印度尼西亞就是這樣，印尼的形式法叫亞達特法（adat）。然而，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律和法律訴訟模式，小型的人人照麵的社區也能很好地正常運行，但城市卻是絕對無法正常運轉的。耐人尋味的是，雖然美洲印第安人顯然是缺乏法律觀念的，但是在城市生活出現的那幾個地區裏，卻形成了形式法典和程式化的法律訴訟程序。
城市給它所支配的地區提供專門的服務，以此回報它所得到的原材料和人口。其中最重要的服務與宗教、行政和貿易相關。城市通常是周圍居民的宗教活動中心，農民在此訴諸令人難忘並因此而大概非常有效的祈求超自然力的儀式。定期的宗教典禮使人們匯聚一堂，自然有利於貿易和交換。虔誠的朝聖者帶上剩餘的農產品，換取村子裏不能提供的貨物。在這一方麵，城市還提供了外域產品的集散地。這樣銷售異域產品，比在分散的村子裏進行小宗的銷售，經濟而省事。
廟宇和集市是大多數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毋庸贅言，城市既是交換貨物的地方，也是交換思想的場所。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文化傳播中發揮著焦點的功能。旅行者和商人不光是從遠方來走一走，這些異鄉人還有在城裏建立異域居民區的強烈傾向，結果導致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進行密切和連續不斷的交往，使思想交流的機會大大增加。在這些古代城市裏，正如在我們的現代城市中一樣，有一個雙向的文化交流過程。城內定居的異域人士借此給予並接受新事物。
早期城市作為行政中心的重要性，常常被人忽視。每一座古城都有其宮殿。宮殿不隻是君王的寓所，而且是城市管理所需的各種辦事機構的駐所。在古代城市裏，世俗統治者和宗教統治者的關係即使並非總是相互同情，至少總是相當密切的。人們常發現，宮殿和行政機構兼容在廟堂裏。
古代城市還支持著多種多樣範圍更廣的活動和專業工匠，它超過了村子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技術熟練的工匠如首飾匠、盔甲工，小型社區隻斷斷續續需要他們的服務；在城裏，他們可以變成專職的工匠，這是市場擴大的結果。許多同行工匠的存在，外域產品的進口，不隻是刺激了技術的改進，而且還提供了一批領會技藝的人，他們能鑒賞超群的技藝，賦予其威望。城市還給醫生、律師、抄書先生、教師等以連續不斷的就業機會。這些專業人員實際上依附於廟宇，協助它支配社區的精神生活。與熟練工匠的情況非常相似，同一行業中許多專業人員的存在，刺激著思想的發展。在城市裏，第一次，哲學家或原始的科學家可以與情趣相投的同好邂逅接觸，並且在與別人的思想撞擊中磨礪自己的思想。
[1] 《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Gilgamesh Epic），古阿卡德語史詩，四千多年前已在蘇美爾人中流傳；吉爾伽美什為半神半人英雄，精於土木，勇於爭戰，世間萬物無不知曉。
[2] 1英畝等於4046.86平方米。
[3] 霍普韋爾文化（Hopewell culture），北美中東部最著名印第安人古代文化，極盛期約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主要集中在今俄亥俄州南部。許多遺址上發現了土方工程，是墳崗、廟宇或其他建築的基礎。他們的製品在遙遠地區亦有發現。公元400年後，這一燦爛文化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