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導論包括四個要點。
要點1：霍妮首先提出了神經症是人格問題。神經症的治療，需要理解神經症的人格結構。這裏有了兩個概念——神經症和人格障礙——需要解釋一下。
神經症這個概念，在弗洛伊德和霍妮時期，幾乎是所有心理障礙的代名詞。後來才逐漸分化為多種神經症的亞型，如強迫神經症、恐懼神經症、焦慮神經症等。
弗洛伊德等人在這些神經症的描述和命名上有不小的功勞。但後來隨著精神醫學的發展，“神經症”這個術語被徹底放棄，因為它的本義是指“神經官能症”。神經官能症和器質性疾病是反義詞。而當時的精神科和神經科醫生認為前者是神經係統的功能出了問題，並沒有器質性損傷。
隨著神經科學和精神醫學的發展，現代的觀點是：其一，把器質和功能截然對立的思路不對；其二，當年沒有發現器質性改變，是當年的儀器不發達造成的；其三，被命名為“神經症”的這一組疾病，其實並沒有共同的病因和病理過程，所以現在把它們分開，分別命名為焦慮障礙、強迫障礙、創傷後應激障礙、人格障礙等。
人格障礙，是指一個人的性格長期偏離常態。它包括多種人格障礙，最常見的是抑鬱型人格障礙、回避型人格障礙、表演型人格障礙等。[1] 霍妮當時已經發現了人格障礙這一組心理障礙，她覺得弗洛伊德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她有自己的觀點：神經症是由文化因素引發的，是由人際關係障礙導致的。
要點2：在本章第四段，霍妮總結了自己的驅動力觀，並反對弗洛伊德的驅動力觀。霍妮認為弗洛伊德的觀念是：驅動力等於本能，驅動力具有強製性，強迫一個人跟著它走。[2]而霍妮的驅動力觀是：驅動力來自人際關係，如果一個驅動力具有強製性、強迫性，那麽它本身就發生了病變。
要點3：霍妮認為力比多（愛本能）的性質，是尋求我們今天說的安全依戀感，並且認為這是由文化決定的，童年因素沒有這麽重要。這兩個觀點都在她的另外一本書《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裏麵有討論。
要點4：在第六段，霍妮引出了她在《自我分析》這本書裏麵的觀點，一是神經症人格結構中有各種子人格一樣的微觀結構；二是精神分析可以擺脫分析童年的傾向，不用那麽執著於還原分析，而是聚焦於分析這些子人格一樣的微觀結構。
在導論的最後一部分，霍妮簡單介紹了本書的內容，也就是本書附上的思維導圖中列出的三種人格傾向和三種手段，這些傾向和手段，相當於總論中說的防禦機製和應對策略，在本書的後麵幾個章節，霍妮自己也使用了“防禦機製”這個詞來指稱這些內容。
[1] 有關人格障礙的診斷標準和治療，可以閱讀亞倫·T. 貝克等人的著作《人格障礙的認知行為療法》，如果想要了解人格障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可以參考童俊主編的《人格障礙的心理谘詢與治療》。
[2] 大概所有想要反駁弗洛伊德的人都會被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弟子強烈反駁，一是因為弗洛伊德本人寫作時就會同時闡述多個觀點；二是因為弗洛伊德發現別人反駁他之後，就會寫一個腳注把他的理論完善一下。對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論和驅動力理論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弗洛伊德的《本能及其變遷》《精神分析綱要》等著作，也可以參考《精神分析辭匯》等工具書。
在當代，如果一個人想要就精神分析進行學術論辯，首先需要學習一種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即概念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其中一個步驟是把《弗洛伊德全集》中有關的字句列舉出來，然後進行邏輯分析和反駁，歸納出弗洛伊德本人的概念，並且和同行討論。霍妮的時代顯然還沒有建立起這樣的學術規範，所以霍妮書中所說的弗洛伊德和榮格的觀點如何，往往和這些人實際的概念有一定偏差。
導論
不管從何處出發、路途多艱難，最終我們都將發現精神疾病的根源在於人格障礙。幾乎所有心理學發現都是如此：這其實是一種再現。曆朝曆代的詩人和哲學家都明白，罹患精神錯亂的從來不是平靜沉穩的人，而是內心衝突得四分五裂的人。用現代術語來說，每個神經症患者，不論症狀如何，都是人格上的神經症。因此，我們努力發展理論和完善療法，必然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神經症人格結構。
實際上，弗洛伊德偉大的開拓性工作日益聚焦到這個概念上——雖然他原本的理論並不允許他這樣明確、係統地闡述，但是其他繼承並發展了弗洛伊德工作成果的人給出了更為清晰的界定，這些人中著名的有弗朗茨·亞曆山大、奧托·蘭克、威廉·賴希以及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然而，他們都沒有就這一人格結構的準確本質和動力達成共識。
我自己的出發點則不同。弗洛伊德對女性心理學的假想啟發我思考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因素會影響我們對不同性別對應不同氣質的認識，這一點顯而易見；在我看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弗洛伊德的一些結論是錯誤的，因為他忽略了文化因素。我對這一主題的興趣在過去十五年裏日益濃厚。與艾裏希·弗洛姆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這一興趣，他在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兩個領域都知識淵博，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了社會因素在其特定應用中對女性心理的影響。1932年來到美國後，我的想法得到了鞏固。在這裏，我發現人們的心態和神經症病情在很多方麵與我在歐洲觀察到的不同，而唯一的解釋就是文明的差異。最終我的結論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得到闡述。該書主要觀點是神經症是由文化因素引發的——具體而言，神經症是由人際關係障礙引起的。
在我完成《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前的那些年裏，我追尋的另一條研究脈絡則是由先前假設的邏輯引申而來的。這一思路的核心是研究神經症有哪些驅動力。弗洛伊德首先指出，神經症的驅動力具有強迫性。他認為這些驅動力本質上是人的本能，旨在得到滿足並且不願容忍挫敗。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動力的影響不限於神經症本身，而會作用於所有人。但是，如果神經症是人際關係錯亂的結果，那麽這個觀點就必然有誤。簡而言之，我在這方麵的發現如下：強迫性驅動力具體來說是神經症性的；它們源自孤獨感、無助感、恐懼和敵意，代表著克製這些感受，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方式；其首要目標不是滿足而是安全；其強迫性特征源於其背後的焦慮感。這些驅動力中的兩種——對情感和權力的神經症性渴求——首先得以分析清楚，並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得到了詳細闡述。
雖然我認為我的理論保留了弗洛伊德學說的基礎，但至此我認識到，為求更準確的理解而開展的研究已經帶我偏離弗洛伊德的方向。如果弗洛伊德認為屬於本能的這些因素實際上是文化決定的，認為出於力比多的需求實際上是對情感的神經症性需求，以由焦慮催生、尋求與人共處的安全感為目標，那麽力比多理論便站不住腳了。童年經曆依然重要，但對我們人生的影響則另當別論。這樣一來，其他理論差異便也緊隨而至。因此，我有必要從弗洛伊德的學說中另立門戶，形成自己的觀點。闡明這一觀點的成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與此同時，我繼續對神經症驅動力進行了研究。我將強迫性驅動力稱為神經症性傾向，並在我隨後的著作中描述了其中十個。至此，我也已經認識到神經症性人格結構具有核心影響力。此時，我將其視為一個宏觀結構，內部有許多微觀結構相互作用。每個微觀結構的核心都是一種神經症性傾向。這一神經症理論具有實用意義。如果精神分析不是首先將我們現在麵對的困難與過去的經曆聯係起來，而是依賴於理解我們現有人格內部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那麽在不依靠或略微依靠專家指導的情況下，患者認識並改變自我便完全可行了。精神治療需求廣泛出現，而可靠的治療依然稀缺，麵對這一局麵，自我分析看起來有望填補巨大的需求缺口。因為主要內容是關於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局限性及具體方法，我將這本書命名為《自我分析》。
然而，該書中對個人傾向的闡述並不能讓我完全滿意。雖然對這些傾向本身的描述是準確的，但我始終覺得，列舉這種表現形式太過簡單，以致這些傾向顯得過於孤立。我發現，對情感的神經症性需求、強迫性謙卑以及對“夥伴”的需要屬於同一類。當時我未能發現的是，他們共同體現了一種對人、對己的基本形態，以及一種特定的人生哲學。這些傾向的核心，即我現在歸納起來所稱的“親近人”。我還發現，對權力和特權的強迫性渴求與神經症性野心具有共性。我稱為“對抗人”的傾向所涉及的因素大體由此構成。而受人仰慕的需求和完美主義驅動力，雖然都具有神經症性傾向的所有特征，並影響著神經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但是看起來它們主要關乎個人與自我的關係。同樣，被人利用的需求，看起來不如對情感或權力的需求那麽基礎；它的影響不如後二者廣泛，仿佛它不是一個個體，而是從一個更大的整體上剝離出的一部分。
我的質疑後來被證明是合理的。在之後幾年裏，我的興趣焦點轉移到神經症中各種衝突的作用上。我曾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指出，不同神經症傾向之間的衝突使人罹患神經症；在《自我分析》一書中指出，神經症性傾向不但會互相強化，而且還會產生衝突。不過此時衝突還隻是一個邊緣話題。弗洛伊德曾發現內心衝突的影響，然而，他將其視為壓抑與被壓抑的驅動力之間的鬥爭。這時，我開始認識到衝突的性質並非如此。衝突存在於兩個矛盾的神經症傾向體係之間，雖然發源於對他人的矛盾心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包含了自我關係中的矛盾心態、矛盾的品格以及矛盾的價值觀體係。
隨著觀察工作的推進，這些衝突的影響讓我眼界大開。首先讓我震驚的是，患者對自身內部明顯的矛盾全然不知。當我指出這一點時，他們閃爍其詞，好像對此毫無興趣。一再遇到這種情況後，我意識到這種逃避表明患者內心深處害怕觸及這些矛盾。最終，猛然意識到衝突的存在後，患者的反應是驚恐，這表明我正在研究的是一種破壞力。患者完全有理由想避免直麵這些衝突：這種力量能將患者的內心撕得四分五裂，這讓他們不由得心驚膽戰。
隨後我開始意識到，為了極力地“解決”[1]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說，否認衝突的存在、刻意營造內心的和諧，患者投入了何其多的精力和智力。我發現解決衝突的嚐試主要有四種，按本書中闡述的順序列舉如下。第一種，也是最初的嚐試是打壓衝突的一方，將其對立麵扶植為主導。第二種是“疏遠人”。神經症性孤僻的病理此刻看來又有不同。孤僻是基本衝突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相互衝突的源頭心態之一，但它也代表著解決衝突的嚐試，因為與人保持情感距離可以免於引發衝突。第三種則是一種迥異的方式。與疏遠他人相反，神經症患者疏遠了自己。他的整個真實自我被其所塑造的理想化自我形象所取代，在這一新形象中，相互衝突的部分被粉飾一新，看起來像是一個豐滿人格的不同側麵，全無衝突的痕跡。這一概念有助於厘清很多關於神經症的問題，此前這些問題尚未得到理解，也就無從治療。這一概念還為神經症傾向中兩種原本未能歸入體係的傾向找到了合適的地位。現在看來，對完美主義的追求是為了努力接近理想化自我形象；渴求被人仰慕，則是患者期望得到外界的承認，即承認他本人就和自身理想化形象一樣優秀。這個形象越是脫離實際，就相應地越難以滿足。在所有試圖解決衝突的嚐試中，理想化形象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手段，對整個人格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它反過來又在內心製造了一個新的裂痕，又需要再加修補。第四種尋求解決的嚐試主要是想消除這一裂痕，隻是也像是想用魔法消弭其他衝突。通過我所稱的外化，內心活動在自我之外表露出來。如果說理想化形象與真實的自我之間是一步之遙，那麽外化就代表著更為嚴重的分裂。它同樣會引發新的衝突，或者大大激化自我與外部世界之間原有的衝突。
我將其稱為為避免衝突而采取的四種主要嚐試，一部分是因為在所有神經症患者內心，這四種嚐試全都以不同程度存在；另一部分是因為它們明顯地改變了患者的人格。但是，解決衝突的嚐試絕非僅有這幾種。其他不那麽常見的策略包括：盲目緊張，其主要作用是壓製內心的一切懷疑；僵硬自控，完全依靠意誌力將割裂的人格強攥在一起；憤世嫉俗，懷疑一切價值，從而消滅一切關於理想形象的衝突。
與此同時，我也逐漸發現所有這些懸而未決的衝突所致的結果，我看到這些衝突引發多種恐懼，虛耗精力，難免有損德行，並使患者因自覺深陷其中難以自拔而陷入深深的絕望。
理解了神經症性絕望的影響之後，我才注意到了施虐傾向的含義。現在我已經明白，這些代表著一種嚐試，即試圖通過讓他人受苦來找回自我，而施虐者往往為自身經曆所困而深陷絕望。這種不顧一切的**常見於施虐行為中，源於個人難以滿足的報複欲。於是我明白了，傷害他人的需求實際上並非一種孤立的神經症性傾向，而隻是某個綜合性整體的一種始終有效的表達，這個整體，我們最好稱為施虐癖。
自此，神經症理論逐漸成形，其動力來源為“親近人”、“對抗人”和“疏遠人”三種心態兩兩之間的基本衝突。患者一方麵害怕自己內心分裂，另一方麵也需要作為一個完整人而存在，因此他絕望地尋求避免衝突。這樣他雖然能成功地人為實現某種平衡，新衝突卻不斷湧現，勢必不斷需要更多補救。在為統一人格掙紮的路上，每一步都增加著神經症患者內心的敵意、無助感、恐懼以及對自己和對他人的疏遠，於是引發衝突的諸多難題愈發突出，得以真正解決的希望越來越小。最終患者陷於無助，也許會寄希望於施虐行為來恢複人格完整，但這反過來卻加深了他的無助感，引發新的衝突。
於是，描繪神經症發展過程及其所致人格結構的圖景就會非常灰暗。那我為什麽還稱之為建設性理論呢？首先，有脫離現實的樂觀主義者認為，用簡單得不可思議的方法就能“治愈”神經症，而我的學說打破了這一幻想。但這並不等於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主義。我稱之為建設性理論是因為這一理論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著手處理並解決神經症性絕望。我稱之為建設性理論，最重要的理由是它雖然承認神經症問題盤根錯節、十分棘手，但它還是提出了積極樂觀的觀點，不但讓我們有機會調節深層次衝突，還能進一步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案，從而為構建一個真正完整的人格而努力。神經症衝突不是理性決策可以解決的，神經症患者回避衝突的嚐試有害無益，但是這些衝突可以通過改變人格中引發衝突的條件而加以解決。認真完成的點滴分析工作將改變這些條件，讓患者少一點絕望，少一點恐懼，少一點敵意，少一點對人對己的疏遠。
弗洛伊德對神經症及其治療的悲觀態度源於他對人的美德與成長方麵深深的不信任。在他看來，人類的命運注定是毀滅與受苦。驅使人類的本能隻能被控製，或者至多被“升華”。而我相信人有欲望，也有能力挖掘自己的潛能，體麵地做人。如果一個人與人、與己的關係被持續擾亂，那麽他的能力和欲望就會惡化。我相信，人可以活到老、改到老。理解得越深，這一信念便越堅定。
[1] 全書中我將用“解決”一詞描述神經症患者消除內心衝突的嚐試。因為他們無意識中拒絕承認存在這些衝突，所以嚴格來講，患者本人其實並不打算“解決”它們。他們無意識的努力，目的在於“回避”這些問題。——作者注（本書正文部分注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作者本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