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這一章霍妮一共闡述了五個觀點。
觀點一：如何探查無意識的衝突？
主要有四個方麵：1）無意識衝突會導致各種症狀；2）無意識衝突會體現為不協調性，所謂心口不一、言行不一；3）無意識衝突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以表麵化、被意識到，雖然會發生很多變形；4）無意識衝突可能外化，形成對環境的不適應。
這四個方麵今天仍然適用，但有一點需要補充——探查無意識衝突，最有效的方法是記錄係列夢日記，但是霍妮似乎很少討論夢及其作用。霍妮在這一章構想出一個衝突結構圖，其中包含了一個最基本的衝突，所以就有了觀點二。
觀點二：個案的基本衝突是願望的衝突。
在這一部分她的論點顯得有些混亂，比如她一開始反駁弗洛伊德的觀點，認為弗洛伊德的觀點——“本我和超我”沒有體現基本衝突，她認為有些人的本我就是衝突的，但是她筆鋒一轉，又提出弗洛伊德有關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衝突說和她的觀點一致。這一部分正如總論導讀中所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都存在衝突。
觀點三：人會有一種基本焦慮，它來自環境中的敵對太多和成人世界的偽善，這造成了孩子的不安全感。
這個觀點，可以理解為不同層次多種衝突的混合，環境中的敵對，接近於第一層次的衝突，而成人世界的偽善，則接近於敵對夫妻、專斷教師、功利長輩這些客體表象。
觀點四：為了防禦基本焦慮，形成了親近人、對抗人、疏遠人三大傾向。
這個觀點構成了後麵第三章到第五章的內容。我們到後麵再來詳細論述。
觀點五：親近-對抗-疏遠三大心態盤根錯節，不僅影響外在人際關係，而且會像腫瘤一樣影響整個人格組織。
這個觀點被霍妮命名為“外化”。在第七章，她用了整整一章來討論它。外化，在今天被稱為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投射性認同=一個人內心的投射與認同＋兩個人之間的交互投射與認同。簡單地說，就是兩個人的內心和外在都被彼此的自體-客體關係配對感染和影響。在第七章的伴讀中，我會更加詳細地討論這一點。
第二章 基本衝突
在神經症中，衝突的重要性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大得多。然而，想要發現衝突絕非易事——部分原因在於其本質上是無意識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神經症患者竭力否認衝突的存在。那麽，有什麽標誌讓我們有理由懷疑衝突正在潛伏呢？前一章所舉的例子裏，有兩個均十分明顯的因素可以表明存在衝突。其中一個標誌是衝突導致的症狀——第一個例子裏的疲憊感，第二個例子裏的盜竊行為。事實上，每個神經症症狀都指向一個潛在的衝突；或者說，每個症狀都或多或少是由衝突外化形成的。我們可以逐漸看到懸而未決的衝突對人的影響，以及衝突如何引發焦慮、抑鬱、猶豫、懶惰、孤僻等諸多心態。理解這方麵的因果關係有助於我們調整注意力，雖然無法揭示其根源的確切本質，但可以從外顯的亂象聚焦於其根源。
表明衝突正在起作用的另一個標誌是不協調性。在第一個例子裏，可以看到一個人一方麵深信程序錯誤讓自己深受不公，另一方麵卻無意反抗；而第二個例子裏的人珍視友誼，卻又盜竊朋友的錢財。有時他本人對這種不協調性心知肚明，但更多情況下，即使對未經訓練的旁觀者而言，這些跡象也已顯而易見，而當事人自己卻對此一無所知。
就像體溫上升是身體生病的特征一樣，不協調性是衝突的明確特征。常見的有：有的姑娘恨嫁，卻又躲開任何靠近的男子；有的母親為孩子操碎了心，卻時常忘記他們的生日；有的人對別人總是慷慨大方，而自己卻省吃儉用；有的人想自己清靜，卻從不設法獨處；還有的人對別人寬忍為懷，對自己卻苛求太過。
與症狀不同，不協調性常常有助於我們對深層次衝突做出試探性假設。例如，嚴重的抑鬱隻能說明此人身陷困境。但是如果一個看似盡心盡責的母親卻忘掉了孩子的生日，我們則更可能傾向於認為，這位母親更專注於其“做個好媽媽”的理想，而非專注於關心孩子。我們也可以看到，她的理想狀態很可能與挫敗孩子的無意識施虐傾向相衝突。
有時衝突會浮出水麵——人們可以有意識地體驗衝突。我曾斷言神經症衝突是無意識的，而這一現象看似可以反駁我的論斷，但實際上，顯現出來的衝突已經被扭曲或者修正過。於是，他發現自己必須做出重大決定時，即使他有逃避的技巧，除非手段高明，否則有意識的衝突仍然會將他的內心撕裂。此刻他無法決定是娶這個女子還是那個女子，抑或是否還要結婚；是去做這份還是那份工作，或者是維持還是解除夥伴關係。隨後他便要經曆最大的折磨，在對立麵之間來回碰撞，完全無法做出任何決斷。心情沮喪的他可能會求助於精神分析醫生，指望醫生理清相關具體事務的頭緒。然而他必然會失望，因為外顯的衝突隻是內心種種阻力最終的爆發點。不踏上發現潛在衝突的漫漫長路，上下求索，困擾他的具體問題就無法避免。
在其他例子裏，內心衝突可能外化，並在當事人的意識中表現為其本人對環境的不適應。或者，當他發現無來由的恐懼與禁忌擾亂他實現心願，就可能會發覺內心洶湧的橫流來自更深層次的源頭。
我們越了解一個人，就越能發現衝突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相關症狀、不協調性以及表麵衝突——但我們也必須補充一點，矛盾的數量和種類越多，局麵就顯得越為混亂。所以我們不禁要問：在所有這些具體衝突之下，有沒有一個基本衝突，是所有具體衝突的罪魁禍首？我們能否畫出一個衝突結構圖，就像一個不和諧的婚姻裏，數不勝數的分歧、爭執，涉及如交友、育兒、理財、用餐、雇用人等方麵，看似互不相關，卻都指向關係中某個根本性的不和諧因素？
相信人格中存在基本衝突，這個古老的觀點在眾多宗教和哲學中有著顯赫的地位。光明與黑暗、上帝與惡魔、善良與邪惡，這些是這種古老信仰的部分表達方式。在現代心理學中，弗洛伊德在這方麵和在其他諸多方麵一樣，是一位開拓者。他首先假設在基本衝突中，一方，即本能的驅動力，盲目渴求滿足，而另一方，即家庭、社會等外部環境，則加以禁止。環境施加的禁令在人的幼年時期就被內化，從此表現為嚴苛的超我。
這裏，我們很難以應有的嚴肅態度恰當地討論這個概念。這將需要重新列舉所有反駁力比多理論的觀點。我們不如自己來理解這個概念的含義，即使我們拋開弗洛伊德的理論前提，餘下的也是這樣一個主張：自我中心的原始動力與嚴格的良知相互對立，這一對立關係正是層層衝突的根源。後麵也會講到，我也認為這一對立關係——或者我認為大致相當的事物——在神經症結構中有重要作用。我是對其本質有異議：我認為這一衝突雖然重要，但卻是次生的，是在神經症的病情發展中的必然。
我提出異議的理由將在後文闡明，這裏隻提出一點：欲望與恐懼之間的衝突，並不能完全解釋神經症患者內心自我割裂的程度，也不能完全解釋危害如此之大的結果——患者的人生都可能就此毀滅。弗洛伊德假設的精神狀態認為，神經症患者仍保有全身心追求某個目標的能力，他隻是在追求過程中被恐懼所阻礙。如我所見，衝突的根源則圍繞著神經症患者失去全身心追求任何願望的能力這一點，因為他的願望是割裂的，也就是說總是南轅北轍的。[5]事實上，這將導致的情況比弗洛伊德所見要嚴重得多。
雖然我認為基本衝突對內心的擾亂比弗洛伊德所認為的更為嚴重，但是我認為可能的最終解決方案比他提出的更積極。弗洛伊德認為，基本衝突無處不在，原則上無法解決。達成更好的妥協，或者施加更好的控製，便是我們所能做的一切。而我認為，基本的神經症衝突首先並不必然出現，即使出現也有解決的可能——前提是當事人願意承受深重痛苦，並且迎難而上，這一過程無法回避。這個區別不在於積極與消極之分，而是不同的前提必然導致的結果。
從哲學角度看，弗洛伊德此後對基本衝突這一問題的回答很有吸引力。再次把他思路上諸多暗示放在一邊，他提出的“生”與“死”的本能的理論，可以歸結為人類建設性與破壞性力量之間的衝突。相比於兩種力量組合的方式，弗洛伊德對引入這一概念並與衝突相關聯這方麵就興致索然了。例如，他就看到了有這樣一種可能，即施虐與受虐的驅動力可解釋為性與破壞兩種本能相融合的產物。
在衝突的研究中運用這一概念需要引入道德價值觀。但對弗洛伊德而言，這是道德價值觀非法入侵科學領域的表現。基於這樣的信仰，他努力在發展心理學理論過程中避開道德價值觀。我認為，他這種在自然科學領域非常“科學”的嚐試，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論及基於其理論的療法局限性極強的原因之一。更具體地講，雖然他在神經症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卻未能充分認識衝突的作用，可見他的這種嚐試難辭其咎。
榮格也對人精神上的對立傾向給予了充分重視。實際上，個人內心的矛盾給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認為，任何一種因素的存在必然意味著其對立麵的存在，這是一條普遍規律。外在的女性化特征意味著內在的男性化特征；表麵的外向性格，意味著隱藏的內向性格；外顯的深思熟慮，意味著內在的強烈感受；諸如此類。到目前為止，榮格似乎是把衝突視為神經症的核心特征。但是，他進一步提出，這些對立麵不是相互衝突的而是互補的，目的是兼容兩者，從而追求完整性這一理想。對他而言，神經症患者是這樣一種人：他陷於部分對立因素片麵發展的窘境。榮格在其所稱的“互補規律”中闡述了這些概念。而現在，我也承認對立傾向性包含互補的因素，在完整的人格中任一因素都不可或缺。但我認為，這些因素脫胎於神經症衝突，並與之緊密聯係，因為它們代表著為解決衝突所做的嚐試。例如，有些人習慣自省，與世無爭，這些人更看重個人的感受、思想或想象而相對看輕與他人的關係。如果我們將這種傾向視為真實的傾向，那麽榮格的推理就該是正確的。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應該是向患者揭示他隱藏的“外向”性格，指出任何一方麵片麵發展的危險，並鼓勵他接納二者，活出全麵的自己。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內向性格（我更願意稱之為“神經症性孤僻”），就會發現其目的是逃避與他人處於緊密聯係中時產生的衝突，所以治療的任務不應是鼓勵其變外向而應是分析深層的衝突。隻有解決了這些衝突，我們才可以追求精神全麵均衡發展這一目標。
現在轉而闡述我自己的觀點，我認為神經症的基本衝突在於一個人對他人的矛盾心態中。詳談細節之前，我們先注意一下《化身博士》故事中對矛盾的戲劇化表現。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麵他文弱敏感、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另一方麵則殘酷無情、自我任性。當然，我不是想暗示，神經症性分裂總是符合這個故事裏的方式，我隻是想指出，就人際關係心態上基本的不協調性方麵，這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要對這個問題追根溯源，我們就要回到我稱為“基本焦慮”[6]的概念上，它指的是身處危機四伏的世界中，一個孤立無援的孩子心裏的感受。環境中的大量敵對因素會導致孩子心中產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間接的支配、冷漠無情、怪異行為、對孩子個人需求的不尊重、缺少切實的引導、盛氣淩人的態度、仰慕之情過多或過少、缺乏可靠的溫情、父母分歧中被迫選邊、責任太輕或太重、過度保護、與其他孩子隔離、不公、歧視、食言、敵對氛圍等。
在這種情境下，我隻想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一個因素，即環境中潛藏的虛偽帶給孩子的感受：他會覺得父母的愛、基督教的仁愛、誠實、慷慨等可能都隻是假象。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感知的對象有一部分確實是虛偽的；但另一些則可能隻是孩子感受到父母行為中的各種矛盾後所作的反應。然而，各種限製因素往往錯綜複雜。這些因素可能顯而易見，也可能隱藏很深，所以在分析中，我們隻能逐步發現它們對孩子成長的影響。
在這些幹擾條件的影響下，孩子摸索著繼續前進，設法與這個充滿威脅的世界相處。盡管他自身有弱點，而且心懷恐懼，但還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手段，應對其所處環境中特定的力量。在這過程中，他不隻發展了針對性的策略，還形成了穩定的性格傾向，並使其成為其人格的一部分。我稱之為“神經症傾向”。
若想了解衝突是怎樣形成的，我們絕不能過分緊盯著個人的傾向，而應以全局觀審視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可能並實際朝著哪些主要方向發展。雖然我們會暫時錯過一些細節，但我們必將以更清晰的視角看到孩子為應對環境所采取的關鍵活動。最初大局可能一片混亂，但不久之後，三條主要的發展軌跡就會浮現出來：孩子可能親近他人、對抗他人，或者疏遠他人。
親近他人時，他接受了自身的無助，盡管關係疏遠、心懷恐懼，他還是努力爭取他人的好感，以尋求依靠。隻有這樣，他才會感到和別人共處是安全的。如果家庭分裂、各執己見，他將站到最有權勢的個人或派別一邊。他以順從獲取歸屬感、被支持感，從而讓自己覺得自己不再那麽孤單弱小。
對抗他人時，他接受並習慣了周圍的敵意，並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決心對抗。他內心不信任他人對自己的情感和意圖，不擇手段地反抗。他求強求勝、挫敗他人，一方麵是為了自保，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報複。
疏遠他人時，他既不尋求歸屬，也無心對抗，隻想保持疏離。他覺得自己與他人沒有多少共同點，別人怎麽也無法理解他。他構建起自己的世界——或是依靠自然，或是依靠玩偶，或是用自己的書本，或是用自己的夢想。
這三種心態中的任何一種，都過度強調了基本焦慮中某個相關要素：第一種情況是無助感，第二種情況是敵意，第三種情況是疏離。但實際情況是孩子不可能隻沿著這三個方向裏的任何一個發展，因為在形成這些心態的條件下，三種傾向都必然出現。我們能從全局上看到的隻是主導性活動。
如果我們直接對已經發展成形的神經症加以觀察，這一情況將更為明顯。我們都認識一些這樣的成年人：上述三種心態中的某一種在他們身上特別突出。但是我們也會發現，其他的傾向並未停止對他們產生影響。在依賴服從主導型的人身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攻擊性傾向和某種對疏離的需求。敵意主導型的人會變得順從，也會需要疏離。而孤僻型人格者也並非毫無敵意或者不需要溫情。
然而，主導心態在決定實際行為中起到最強的作用。它代表著某人與他人往來時自己感覺最好用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孤僻型人格者當然會無意識地運用各種手段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因為任何需要與人保持緊密聯係的情形都讓他覺得不知所措。而且，占主導地位的態度往往（但並不必然）是本人在意識層麵最願意接受的。
這並不意味著更隱蔽的心態影響力更弱。例如，我們很難說，在一個看起來對人依賴、服從的人心裏，支配欲就比情感需求要弱，他隻是表達攻擊衝動的方式更間接。潛在傾向的影響力可能極強，這一點已有很多主導性心態被逆轉的案例證實。我們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這樣的反轉案例，但是這在童年之後也可能發生。毛姆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裏男主人公思特裏克蘭德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女性病史也往往揭示出這種轉變。一個女孩子，原本是個假小子，雄心勃勃、性格叛逆，但當她墜入愛河之後，她便成了個乖巧、黏人的姑娘，顯得胸無大誌。此外，被苦難碾壓後，一個孤僻型人格者也可能產生病態的依賴性。
需要補充的是，類似的轉變多少向我們揭示了以下常見問題的答案：童年以後的經曆是否無足輕重？童年經曆是否一錘定音地調整、決定了我們日後的人生軌跡？從衝突的視角觀察神經症的演變，讓我們能對此給出更確切的回答。可能的情況有：如果早期環境沒有嚴重抑製人的自發成長，那麽日後的經曆，尤其是青春期的經曆，將影響人、塑造人。然而，如果早期經曆的衝擊足以讓孩子陷入定式，那麽新的經曆也無法突破這一定式。其原因部分在於，此人自身內心僵化，已無法吸收新的經驗：比如一個過於疏遠他人的人，無法容忍任何人靠近自己，或者其依賴性根深蒂固，結果他總是被迫低眉順眼、被人使喚。另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總是按照既有定式來解釋新的經曆。以攻擊型人格為例，這樣的人若被友善地對待，他們就覺得這要麽是愚蠢的表現，要麽就是有人要利用他，新的經曆隻會強化這一既有定式。如果一個神經症患者確實改變了心態，那麽很有可能是後來的經曆改變了人格。然而，改變並沒有表麵那麽徹底。事實是內外壓力相結合，迫使其放棄原有的主導性心態，轉向另一極端。但是如果沒有衝突的存在作為線索，這種轉變也就無從談起了。
在正常人內心，這三種心態並無理由相互排斥。一個人應該能對人讓步、與人對抗並獨處。三者相互補充，構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如果一者占據主導，那隻是意味著在某一方麵發展過度。
但是對神經症患者而言，三種心態不可共存的原因有很多。神經症患者內心已經僵化；他被驅使著去服從、爭鬥或置身事外，不管這樣的舉動是否合乎時宜，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稍有行差踏錯便跌入恐懼之中。因此，如果這三種心態強勢交會，那他必定深陷激烈的衝突中。
另一個因素顯著擴大了衝突的範圍，即這些心態並不局限於人際關係領域，而是逐漸在整個人格中滲透蔓延，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整個器官組織裏擴散開來。最終它們不僅影響著人際關係，還影響著人與自己的關係，以及總體上人與生活的關係。如果對這種擴散性特征沒有充分認識，我們可能會誤認為其引發的衝突是成對的孤立矛盾，如愛與恨、順從與輕蔑、臣服與支配，諸如此類。然而這種誤導，就像在區分民主與法西斯時，僅盯著某一個對立特征，如二者在對待宗教或權力方麵的區別。這確實有區別，但是顧此失彼地強調某一方麵，反而模糊了重點：民主與法西斯有天壤之別，代表著完全互不兼容的兩種生活理念。
某個衝突，起源於人際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影響了整個人格，這種情況並非偶然。人際關係非常關鍵，它必然會塑造我們的品格，決定我們的追求和信仰的價值觀。所有這一切反過來會影響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二者相互交織，難解難分。[7]
我認為，互不兼容的心態導致的衝突構成了神經症的核心，因此可以被稱為“基本”。需要補充的是，我所稱的“核心”，不隻是以其比喻意義表示影響重大，更是為了強調它是神經症擴散的動能中心。這是神經症新理論的核心，其理論的意義將在後文闡明。宏觀來看，這一理論可以被視為我的既有觀點（即神經症是人際關係障礙的表現）的發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