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本章一開始，霍妮就把三種傾向改成了三種人格，分別是屈從型人格、攻擊型人格和孤僻型人格。
霍妮所說的三種傾向，大概相當於現代心理學的兩套術語。第一套是創傷心理學中說的戰鬥-逃跑-僵住-討好這四種應激反應；另外一套則是依戀理論，包括安全依戀、回避依戀、焦慮依戀、恐懼依戀。第一套創傷心理學的術語更貼近霍妮的描述，畢竟它們都是在描述人類的防禦機製。
而她說的三種人格，就非常接近今天說的人格障礙了。她描述的這種親近人-屈從型人格，非常接近今天說的抑鬱型人格障礙和依賴型人格障礙。依賴型人格障礙可以參考《人格障礙的認知治療（第二版）》（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4）的第十二章。抑鬱-受虐型人格障礙可以參考《精神分析診斷：理解人格結構》的第十一、第十二章。
另外，有幾個流行心理學術語[9]——討好型人格、取悅症、聖母人格——其實更加通俗和貼切地反應了這幾種人格特質。這方麵可以參考的自助書籍有：《取悅症：不懂拒絕的老好人》、《討好型人格》（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21）。
第三章 親近人
要想僅靠舉一些個例就能說明基本衝突的作用機製是不可能的。基本衝突擾亂人的精神，對此，神經症患者圍繞基本衝突構建了一套防禦體係，一則可以將這些衝突從視野裏抹掉，二則可以將衝突深埋，使之不能單純以本來麵目出現。其結果就是，表麵上能看到的更多是尋求解決衝突的各種嚐試而非衝突本身。因此，僅僅仔細分析病史細節無助於充分揭示其所有暗示與微妙之處。這種闡述必然千人千麵，內容也會過於混雜。
此外，上一章構建的大綱仍須豐富完善。要想理解基本衝突涉及的方方麵麵，我們就必須對每個對立元素分別研究。要想實現這一點，我們就要觀察不同個案類型裏，哪個元素占據主導，以及它為何呈現出更可接納的自我形象。為了行文簡潔，我將這些類型分為屈從型人格、攻擊型人格以及孤僻型人格。[10]在每個案例中，我們都應關注當事人更易接受的態度，盡可能不觸及其掩蓋的衝突。在每個類型裏，我們都會發現，對他人的基本態度創造了，或者說至少滋生了某種需求、品質、敏感性、禁忌、焦慮，以及某種特定的價值體係。
這種講解方式可能有一些缺點，但也有明顯的優勢。首先選擇態度、反應、信仰等相對明顯的人格類型，對這些因素的作用和結構加以觀察，更有助於在模糊不清的病例裏發現類似的組合。此外，觀察整個病例有助於揭示三種態度的內在不一致性。再拿“區分民主與法西斯”這個例子來說：要想指出民主與法西斯在意識形態上的關鍵區別，我們不會研究一個信仰某些民主理想又暗中傾向法西斯方式的人。相反，我們會首先試著從國家社會主義文獻、行動中理解法西斯思想，然後將其與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典型表達方式相比較。兩套信仰體係的對比會給我們留下清晰的印象，有助於我們理解那些試圖在二者之間達成妥協的人和組織。
第一組，屈從型人格，顯示出各種親近人的特質。這類人明顯需要情感聯係和他人的讚許，並且有一種對“夥伴”——朋友、情人、丈夫、妻子——的特殊需要，“夥伴會實現屈從型人格者對生活所有的期望，好事壞事責任一肩挑，於是確保讓他心想事成成為這位夥伴的主要任務”。[11]這些需求符合神經症的所有共同特征：強製性、盲目性，欲求受挫則會引發焦慮或依賴。這些需求的作用，幾乎不依賴於相關“他人”的內在價值，也不依賴於當事人對他們的真實感受。這些需求的表現形式再多變，其核心都是對親密人際關係的渴求，因對“歸屬”感的渴求而產生。由於這種需求本質上的盲目性，屈從型人格者往往覺得自己與周圍人興趣相同、意氣相投，因而無視與他們的區別。[12]他對別人產生這種誤解，不是因為無知、愚蠢或者無法觀察，而是由於自身的強迫性需求。患者感覺自己就像一個被一群陌生而可怕的野獸包圍著、威脅著的嬰兒——一位患者畫的就是這樣。她站在那裏，渺小而無助，站在整個場景的中央，周圍有一隻巨蜂要蜇她，一隻狗要咬她，一隻貓要撲到她身上，還有一頭公牛要用角頂她。顯然，其他生物的真正本質已無關緊要，關鍵是這一點：誰的情感越不可或缺，誰的攻擊性就越強，誰就越可怕。總而言之，這種類型的人需要有人喜歡、有人需要、有人渴求、有人愛戀；需要被人接納、受人歡迎、有人讚許、有人欣賞的感覺；越是重要的人，越要離不開他，這樣他才覺得自己對別人越重要；要有人幫助他，有人保護他，有人關愛他，有人引導他。
在分析過程中，一旦向患者指出這些需求的強迫性特征，患者往往會斷言這些欲求都再“自然”不過。當然，他是在自我辯護。而有些人，他們的精神已經完全陷入施虐傾向（後文將對此加以討論），他們的情感需求已經阻塞、陷入癱瘓；對其他人而言，可以假定每個人都想被喜歡、有歸屬、有支持等。患者的問題在於宣稱他們是發自內心地四處瘋狂尋求情感與讚許，而事實上，他們是跌入了急需安全感的無底洞，對情感、讚許的真實需求倒微不足道了。
滿足這種渴望的需求非常強烈，他的一切行為都指向這一點。在此過程中，他形成了特定的品格和態度，進而塑造了性格。其中一些稱得上暖心：在他能感性理解的框架內，他對他人的需求很敏感。例如，雖然他可能疏忽了冷淡之人保持超脫的願望，但對別人尋求同情、幫助、讚同等的情形卻很敏感。他自發地想要滿足別人的這些期望——或者說是他主觀認為別人抱有的期望，甚至常常不顧自己的感受。他變得“毫不利己”，自我犧牲，一無所求——他自己對情感的無限需求則例外。他變得低眉順眼，關懷無微不至——盡自己一切可能——過分讚美，過分感恩，過分慷慨。但是他心底並不在乎他人，更傾向於認為他們虛偽自私，而他卻對自己這一心態視而不見。但是——暫用有意識的術語描述無意識的情況——他說服了自己去喜歡每個人，相信他們都是“以禮待人”“值得信賴”的，而這個謊言不但讓他失望心碎，更是讓他對整個世界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加深。
這些品質並沒有他認為的那麽珍貴，尤其是因為他並未顧及自己的感受與判斷，而是將自己強烈渴望得到的一切都盲目地給予他人，還因為如果沒有現實的回報，他會深感困惑。
同時，除了這些特征，還有另一類特征：以躲開敵視、爭吵、競爭為目的。他往往放低身段靠邊站，讓聚光燈照向別人；他撫慰他人，謀求好感，並且——至少在意識層麵——無怨無悔。任何報複心、好勝心都被深深壓抑，他自己也常常奇怪，自己怎麽這麽好說話，即使有氣也很快就消了。此時的重點是他主動自責的傾向。他再一次無視自己的感受，不管自己是否真有負罪感，麵對明顯無理的指責或者突然襲擊，他總是把矛頭對準自己而非別人，習慣自省或者自責。
在這些心態與嚴格的禁忌之間有一段微妙的過渡。因為任何一種攻擊性行為都是禁忌，所以我們就會發現有人不願顯得武斷、挑剔、苛求、頤指氣使、令人印象太深、野心勃勃。同樣，因為他的生活都圍繞著別人進行，他的禁忌常常阻止自己謀取個人利益或享受生活。甚至，任何沒有與他人分享的經曆——無論是吃飯、看演出、聽音樂還是遊山玩水——都變得毫無意義。無須多言，這種嚴禁享樂的態度，不但讓生活索然無味，也讓他愈加依賴別人。
除了他對上述所列品質的理想化認識[13]，這種人對待自己的心態也有其特征。第一個特征便是充滿了虛弱無助感——“我這個可憐蟲”。一旦要自力更生，他便茫然若失，就像小船鬆開了係泊的纜繩，或者像灰姑娘失去了教母。這種無助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當然，實際的虛弱也被這樣的念頭助長了：自己無論如何都吵不贏、爭不到。而且，患者於人於己都坦承這種無助感。夢境也會戲劇化地強調這一點。患者往往以此作為呼籲或辯解的手段：“你必須愛我，保護我，原諒我，陪伴我，因為我非常虛弱無助。”
第二個特征來源於其妄自菲薄的傾向。患者想當然地認為每個人的地位都比自己高，他們更迷人、更聰明、更有教養、更值得珍惜。這種感覺的事實依據是，他猶豫不決、左右搖擺的態度確實有礙他的能力發揮。即使是在個人能力毋庸置疑的領域，他的自卑感也讓他更容易相信別人比自己能力更強——無論此人才幹如何。麵對咄咄逼人或驕傲自負的人，他的自我評價進一步降低。然而，即使是獨處，他也會低估自己的品格、才華、能力，甚至還會低估自己的物質財富。
第三個特征屬於患者對他人整體依賴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傾向於無意識中以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為自我評價。他的自尊隨著外人對他的褒貶好惡而時起時落。因此，他人的任何駁斥都成了他的災難。如果有人沒有回複他的邀請，那麽雖然他在意識層麵不失理性，但根據具體內心世界的特殊邏輯，他的自尊就會一跌到底。換言之，任何的批評、駁斥，或者離棄，對他而言都是可怕的危險，他會卑微到塵埃裏，去努力挽回威脅到他的人。左臉被打了還獻上右臉，他這種行為不是什麽神秘的“受虐”驅動力所致，而是其內心各種條條框框導致的必然結果。
所有這一切構建了患者與眾不同的價值觀體係。自然，隨著個人總體的成熟，這些價值觀自身也多少得到明確並固化。這些價值觀引導人追求善良、同情、愛、慷慨、無私、謙遜，而自我、野心勃勃、冷酷無情、**不羈、怙勢弄權則為人厭惡，雖然有時這些特質會因為代表著“力量”而被人暗中崇拜。
這些正是神經症患者內心親近人的元素。現在看來，用臣服或依賴之類的單個詞語形容這些特征顯然不恰當，因為思維、感知、行為的方式——一整套生活方式——都隱藏在這些特質之下。
我曾承諾不討論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不知道支配性傾向壓抑對立麵、鞏固自身到何等程度，我們就無法完全理解神經症患者是如何一板一眼地死守這所有的心態和信條的。所以，我們來快速瀏覽一下這幅場景的另一麵。分析屈從型人格時，我們發現有多種多樣的攻擊性傾向被嚴重壓抑。與表麵的過度關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意外發現，他們對他人漠不關心，藐視他人，有意無意地依附他人、利用他人的傾向，控製、操縱他人的欲望，總想勝人一籌或者成功複仇的想法。當然，被壓抑的驅動力在種類和力度上各不相同。這些部分是對先前與人相處時不幸經曆的反應。例如，一份病史顯示，五歲或八歲前，患者性格易怒，隨後則變得一團和氣。但受成年經曆的影響，其攻擊性傾向也會有所強化，並日益膨脹，因為多種因素讓他心中不斷產生敵意。此刻深入探討這些未免離題太遠。我們可以說，自我磨滅和“善良品格”換來的是別人的利用與踐踏。進一步講，依賴他人使得患者心理上特別脆弱，反過來，一旦他對情感與讚許的過度渴求得不到滿足，這種脆弱又會使他覺得被拋棄、被拒絕、被羞辱。
我所說的所有這些感受、驅動力、心態被“壓抑”，借用的是弗洛伊德的定義，指的是個人不隻對此一無所知，而且執著於對此一無所知，為此焦慮不已、時刻保持警惕，嚴防對自己或者對別人露出一點蛛絲馬跡。這樣，每種壓抑都不禁讓我們想問：患者壓抑內心某種力量能得到什麽好處？在屈從型人格的案例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回答。其中大多數人，我們要到後麵討論理想化形象與施虐傾向時才能理解。現在我們能明白的是，敵意的感知和表達，會威脅到患者喜歡他人並被人喜歡的需求。此外，任何攻擊性的或自我肯定的行為，在他看來都顯得自私。他會主動譴責這種行為，並覺得其他人也會。於是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為他的自尊太依賴於他人的認可了。
壓抑所有自主性、報複性、擴張性的感受與衝動，還有另一個功能。這是神經症患者為了消弭衝突，獲得內心統一性、協調感、完整感而做出的諸多嚐試之一。我們對內心協調性的渴求並不神秘，而是受生活中現實必要性的驅使——人不能被不斷向兩個相反方向同時驅動——也受到不斷膨脹，以至於變得極大的恐懼所驅使，害怕自己內心撕裂。以一種傾向為主導，掩蓋其他所有矛盾因素，是無意識中組建人格的一種嚐試。這是患者為避免神經症衝突而使用的幾種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發現了嚴控攻擊性衝動的兩重意義：若不如此，患者的整個生活方式就會受到威脅，其內心刻意營造的偽統一性也將灰飛煙滅。攻擊性傾向的破壞性越強，就越有必要嚴格對其加以排斥。這個人會往後退縮，絕不顯得想謀私利，絕不回絕他人，始終與人為善，始終不出風頭，諸如此類。換言之，服從、討好的傾向得到強化。這些傾向的強迫性增強了，而隨意性削弱了。[14]
自然，所有這些無意識的努力並不能通過壓抑衝動來阻止其自我鞏固或者發揮影響。但是這些衝動確實融入了人格結構。患者會以“他太可憐了”為理由提出要求，或者會以“關愛”為偽裝隱蔽地支配他人。被壓抑的敵意積累起來，也會有或大或小的爆發，從偶爾上火到大發雷霆都有可能。這些爆發，雖然與患者整體溫和有禮的形象格格不入，但在患者自身看來卻理直氣壯。從患者的角度來看，他也完全正確。他不知道自己對他人的要求非分且自我，不禁時而覺得別人待他不公，讓他忍無可忍。最終，等到被壓抑的敵意與盲目的怒火一拍即合，各種功能性混亂便隨之產生，如頭痛、胃痛等。
屈從型人格的特征大部分有著雙重動機。比如，若患者放低身段，那他是為了避免與他人發生摩擦，從而與人和諧相處；但同時這也是一種手段，用來抹去求勝欲的一切痕跡。他忍受別人的利用時，是在表現自己的順從與“善良”，但也可能回避了內心剝削他人的欲望。要想克服神經症性屈從，就要以妥當的順序將衝突兩方麵反複琢磨透。已出版的保守精神分析著作有時會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釋放攻擊性”是精神分析療法的核心。這種方法對神經症心理結構的複雜性缺乏理解，對多樣性的理解更是如此。這種方法隻有針對討論的特定類型才有效，即便如此，效果也是有限的。釋放攻擊性傾向確實讓人自由，但如果為“解放”而“解放”，那就很可能損害個人的成長。此後，要想最終構建完整的人格，就必須充分研究、解決衝突。
我們還應進而關注愛與性對屈從型人格者所發揮的作用。在他看來，愛常常是值得為之生活、為之奮鬥的唯一目標。缺愛的生活索然無味，空洞無物，毫無意義。借用弗裏茨·維特爾斯談及強迫性追求[15]時所說的話，愛成了一個幽靈，讓患者不顧一切地追逐。他人、風景、工作或者任何的娛樂、興趣，若無一點戀愛的情趣為之增色，一切都會變得毫無意義。在我們的文明的條件下，這種困擾日益頻繁，而且在女性身上體現得比男性更明顯，以致有人認為這是女性專屬的渴望。事實上，這與男女氣質無關，而是一種非理性強迫驅動力、一種神經症症狀。
理解了屈從型人格的結構，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麽對屈從型人格者而言愛情重於一切，為什麽他“瘋狂之中有手段”。從他內心相互矛盾的強迫性傾向來看，實際上，這是滿足他各種神經症性需求的唯一辦法。它能保證既滿足被喜愛的需求，又滿足支配欲（以愛為手段）；既滿足韜光養晦的需求，又能勝人一籌（依靠伴侶專一的敬意）。這讓他能夠在合理合法，甚至值得讚揚的基礎上釋放自己的攻擊性驅動力，同時又能展現出他所具有的各種和藹可親的品質。此外，因為他不知道自己人格的殘缺和承受的痛苦都源於內心的衝突，愛便被當成了治愈一切的萬能良藥。隻有當他找到愛他的人後，一切才能恢複正常。顯而易見，這種期望是荒謬的，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他內心無意識但或多或少存在的邏輯。他認為：“我弱小無助。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裏，隻要我孤身一人，我的無助便是一種危險、一個威脅。但如果我找到了一個人，他愛我勝過其他一切，那麽我的危險便解除了，因為他會保護我。和他在一起我就不需要捍衛自己，因為他會理解我，我無須要求或解釋，他便會滿足我。實際上，我的弱勢成了一種資本，因為他會愛無助的我，而我可以依賴他的實力。雖然我一點為自己做事的動力都沒有，但如果是為他，哪怕是根據他的願望為我自己做事，我也會欣然為之。”
他把思考內容重新組合成一套邏輯——這些內容有些是想通了的，有些隻是一種感覺，有些則是相當無意識的內容——他認為：“對我而言，獨處是一種痛苦。我無法享受沒有與他人分享的任何東西，不隻如此，我茫然若失，深感焦慮。周六晚上我當然可以獨自去看電影或者讀書，但這是種恥辱，因為這等於告訴自己沒人要我。所以我要仔細安排，確保自己周六晚上絕不落單，其他時候也一樣。但如果我找到了珍貴的愛人，他就會讓我免受這種折磨，我將不再孤單。現在一切毫無意義，準備早餐也好，投入工作也罷，哪怕看日落也一樣。但有了他，一切都有了樂趣。”
他還會認為：“我自信全無。我總覺得別人比我更有能力、更有魅力、更有天賦。我已經努力完成的事都不值一提，因為我覺得功勞不在自己。我可能是靠虛張聲勢，或是純粹僥幸才做到的。我實在拿不準自己還能不能再成功。如果別人了解我，他們對我也就沒什麽用了。但如果我找到一個人，像我愛自己一樣地愛我，把我奉為至寶，那我就是個人物了。”於是，愛情閃爍著海市蜃樓般的光彩。患者寧可死死攥住愛情不放，也不願費盡力氣由內而外地改變自己，也就不足為怪了。
**，除了生理作用，還有一層價值：證明患者自己被需要。屈從型人格者越是有孤僻傾向，換言之，越害怕投入情感，或者他越覺得無人愛自己，**便越可能成為愛情的替代品。看起來，這成了通往親密人際關係的不二法門，愛的力量被高估了，仿佛愛情能解決一切。
如果我們小心回避兩個極端——一個是將患者對愛的過分執著視為“隻是自然現象”，另一個是將其斥為“神經症”——我們就可以明白，屈從型人格者對愛的期望是其生活理念的邏輯結論。神經症現象中常常，或者說總是可以發現患者的推理，不論有無意識，看上去都完美無瑕，不過，這些都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其荒謬之處有：他把自己對情感的需求及其相關感受當作真正去愛的能力，把自身的攻擊性甚至破壞性傾向完全忘在了一邊。換言之，他忘掉了整個神經症衝突。他期望的是隻消滅懸而未決的衝突所導致的有害結果，卻絲毫不觸動衝突本身——這是每個神經症患者企圖回避衝突時的典型心態，也是這些嚐試注定失敗的原因。然而肯定有人提出用愛逃避這一點，如果屈從型人格者有幸找到了一位伴侶，這位伴侶既強大又善良，或者伴侶的神經症正好與患者的互補，那麽患者的痛苦將顯著減輕，還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幸福。但通常而言，雖然他期望在這段關係裏找到人間天堂，但這段關係隻會把他投入悲慘世界的更深處。他很可能把自身的衝突帶到這段關係裏，親手把它毀滅。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緩解實際的沮喪情緒，內心的衝突得不到解決，他的精神成長便隻能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