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鼎被捕後的第二天上午，吳濟霞就恬不知恥地以官方代表身份來找他談話。這個叛徒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個小本子，念給項鼎聽，上邊記的全是下川東各縣交通站及黨、團組織負責人的姓名、職業！
項鼎聽得心中焦慮萬分，又急又氣，但他為了了解更多的情況，便不露神色，讓這個叛徒說下去。吳濟霞見項鼎沒什麽表示，以為他有些動搖了，便以開導的口吻叫著項鼎的本姓說：
“蘇大哥，老實跟你說，我們希望你跟我們合作，並非隻是為了下川東的組織，而是因為你當過川東特委書記，又是省委常委……我們希望你來幫忙破壞全川的組織，這是立大功喲！可以做大官呢！……我們正準備派人到川東各縣去，來他個一網打盡。隻有宣、達、城、萬四縣是劉存厚防區，我們不能直接派人前往，隻好通過重慶軍部和他交涉……”
這個無恥的叛徒開口一個“我們”，閉口一個“我們”，似乎他已成了二十一軍軍部的化身了，直聽得項鼎作嘔。最後，吳濟霞臨走時還儼然以長官口吻說：
“你好生想想嘛。你要是答應了，萬縣成立川東清共委員會，由你來負責。”
吳濟霞走後，項鼎陷入了緊張的思索中。他最揪心的是，辛辛苦苦恢複起來的下川東組織，這一下就完了，這將對革命造成何等重大的損失！當初派他來萬縣時，省委給他交代的建立下川東特委的重要目的，現在一個也不能實現了！
項鼎這天急得中飯和晚飯都沒有吃，一直苦苦思索著怎麽辦，怎麽辦，怎樣才能挫敗叛徒的陰謀，使革命減少損失。
想來想去，想了一天一夜，他終於作出決定：以假投降來爭取時間，爭取條件，以便向各地黨組織報警。
項鼎，原名蘇愛吾，又名蘇幼農，出生於四川鄰水縣一個經濟上衰落的地主家庭，因母親有文化，愛讀書，他也受到影響，從小熟讀《三國演義》《水滸》《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小說，並受到很深的影響。十三四歲時，他就曾因受到這些小說的影響，偷跑離家，想去華鎣山拜師學武功，當除暴安良的劍俠，被家中人發現後中途捉回。第二年，他又用從書中學到的計謀，再次逃出家庭，跑到成都去讀“洋學校”，接受了新思潮，從此由鬧學潮到加入共青團，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半個世紀後，在回憶萬縣被捕後為何會作出假投降決定時，他寫道：
這些《三國演義》中的“黃蓋獻苦肉計”，《七俠五義》中的“黑妖狐智破軍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因為我從小就佩服智化（作者注：智化，《七俠五義》中人物，七俠之一，即黑妖狐）的假投降，及“盜九龍冠”等的聰明才智，所以緊急時就應用上了……我們那時並沒有受到過什麽馬列主義教育，入黨前隻讀過薄薄的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共產主義ABC》，就全憑熱情工作，及在工作、鬥爭實踐中逐漸受到的政治思想及階級教育，和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必然勝利的信心。
假投降後怎樣挫敗敵人的陰謀呢？項鼎的打算是：
他答應“叛變”，與叛徒們合作，但要告訴他們，為了長遠之計，要他們不忙派人到各縣去，而由他出麵通知各縣黨、團組織負責人來萬縣開會，這樣才好一網打盡，也不致走漏消息，影響破壞全川的工作。這樣，他便可以用緩兵之計爭取時間，隻要能贏得幾天時間，餘治平和黃夢穀見他沒回去，肯定他出了事，必然會采取緊急措施通知各地。同時，他還可以在發往各地的通知中做手腳，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暗示各地負責人：特委出了問題。
後來的事情的發展果然如項鼎所設想的那樣。
在他被捕當晚，餘治平見他沒回去，曾到交通站（興盛和雜貨店）附近偵察。因狡猾的敵人事先已作好了設下陷阱繼續捕人的考慮，沒有在抓項鼎時弄得雞飛狗跳，因而餘治平在那周圍轉來轉去好半天也沒看出什麽名堂，毫無結果。但次日見項鼎仍未回家，仍然斷定他已經出了問題，於是，餘治平忍痛將身上唯一值錢的與女友訂婚的金戒指和手表賣了，用賣得的錢給省委和下川東各縣打了電報，寫了信，及時發出了報警通知。然後，一貧如洗的餘治平和項鼎夫人黃夢穀、小交通員王牛兒一起，把僅有的鍋碗瓢勺抵押給一個船老板，才得以搭乘小船撤離萬縣。
餘治平又名餘國楨，因幼時額頭被摔碎的飯碗割破了一道月牙形傷口，因而外號被叫作“月亮”。他是四川共青團領導中的得力幹部，長期從事共青團組織工作。宋毓萍叛變後，他在重慶的處境十分危險，但仍然堅持工作，隻以不斷改變住處和注意穿街過巷時的路線來防止被叛徒撞上。這樣工作當然十分艱難。於是在中共下川東特委建立後，省委便將他調到了萬縣。不料到萬縣還不到一個月，他又被迫撤回重慶。
在這時還發生了一個驚險而又有趣的插曲。
餘治平一行搭船到豐都上岸後，一路步行趕往重慶，路途中突然遇到土匪搶劫。但土匪搜遍他們全身，沒撈到一點油水，惱恨之下，土匪們抓走了黃夢穀，企圖加以**。
餘治平和王牛兒人少力弱，手無寸鐵，眼睜睜看著黃夢穀被土匪擄走，情急之中，想出一個營救的辦法。
他們追趕上去，向土匪明說他們是共產黨，正被政府追捕之中。土匪一聽大驚，生怕沾上“共案”的邊，那在當時是比殺人越貨還重的大罪！
土匪們趕緊把黃夢穀放了，像逃避瘟疫一樣唯恐避之不及地逃走了。
這件“片言退匪救戰友”的軼事，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年共產黨人的處境之險惡。
項鼎為了實行假投降計劃，作了周密的考慮，設想了敵人可能會問的各種問題和回答的內容，力求既不使革命受到損失，又能讓敵人相信。但是，要讓敵人相信他是真心投降，就必須使這假投降假得“真”，而這樣必然會有很大的風險。項鼎後來在回憶中說：
這樣做我當時還有兩點顧慮，一是怕他們逼我公開登報反黨，就提出絕對保密，以便抓住下東各縣後立即前往重慶破壞省委，抓住省委破壞全川；二是我還害怕省委聽說我叛變，不明真相，開除我黨籍。後來一想，這是沒有辦法，不能兩全的事，隻要破壞了敵人的計劃，報了仇，解了恨，保全了下東組織及革命，死也心甘。革命成功後，事情的真相終會大白於天下的。
後來事情的發展正如項鼎所擔心的那樣：中共四川省委得知他叛變的消息後，馬上開除了他的黨籍並上報了中共中央。他逃回重慶後，要求省委調查，但那時省委在嚴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正忙於從重慶搬往成都，無法進行調查，隻同意將他的情況上報中央，與他保持聯係，等待以後再作處理。
項鼎自從參加革命後便斷絕了以往的各種家庭、社會關係，離開了組織便無法生活，隻能在餘治平、蘇雁秋（即張春帆，他的族弟，中共四川省委委員）等相信他的同誌資助下勉強生活，吃盡千辛萬苦，在局外人難以想象的艱難情況下矢誌不渝地追隨革命，自覺為革命工作，總算在多年後回到了革命隊伍，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仍然失去了他視若生命的十幾年黨齡。直到他於80年代末去世之時，上級黨組織才批準在《訃告》中寫上了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的話，正式承認了他的前期黨籍。此乃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