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即對上級的尊敬與忠誠，是將各種封建道德聯結成對稱拱門的基石。封建道德中的其他德行與其他倫理體係相通，與其他階級的民眾相連，而忠義則是武士道的獨特之處。個人的忠誠作為一種道德支持廣泛存在於各類不同境遇的人群中——就連一夥小偷也定要對頭目費金[35]效忠——不過隻有在武士的名譽準則中，忠誠才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黑格爾曾批評說，封建家臣的忠誠[36]僅針對個人而非針對國家，因而稱其為一種建立在不合理的原則上的約束。但是黑格爾的同胞俾斯麥卻對這種個人忠誠讚不絕口，說它是德國人的美德。俾斯麥的讚賞有一定道理。這並非因為俾斯麥所誇耀的忠誠是德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民族的專有物，而是因為“忠誠”這個備受騎士精神青睞的果實，在封建製延續時間最長的土地上被保留得最為持久。在秉承“人人平等”的美國人或是堅信“人人勝過他人”的愛爾蘭人看來，日本人對君主的忠義盡管“在某種程度上無可厚非”，但它受到那樣的高度鼓勵卻實在荒誕可笑。很久以前孟德斯鳩就曾慨歎，在比利牛斯山脈這一側是正確的事在另一側卻是錯的，而最近的德雷福斯案件更印證了他的話。況且法國內部存在分歧，並非僅僅因為比利牛斯山脈兩側的意見有分歧；同理，我們眼中的忠義在其他國家幾乎無人讚美，也並非因為我們的觀念有誤，而恐怕是因為忠義的觀念在其他國家已被遺忘，而日本則將它發展到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未曾達到的高度。格裏菲斯[37]說得好，中國的儒教把對父母的服從作為首要義務，而日本卻把忠放在首位。
為闡明忠在武士道中的重要性，在此我想通過一個可能讓部分讀者錯愕的故事，介紹一位莎士比亞所說的“在故事中留名”、“同式微的君主共患難”的人物。故事的主人公菅原道真[38]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由於嫉妒和讒言，被放逐出京城。然而冷酷無情的敵人並不就此滿足，反而要策劃誅滅他的全族。敵人嚴密搜查，發現菅原的舊臣源藏把菅原的幼子秘密藏在一個寺院的私塾中。源藏接到限期交出幼犯的命令時，首先想到的是找一個合適的替身。他麵對寺院的學生名冊沉思，對入寺院的孩子一一凝視，可是在這些生長於鄉野的孩子中，連一個稍似菅原幼子的都沒有。然而，他的絕望隻是暫時的。先生宣布一位新入學者到來時，一位和主君公子年齡相仿的英俊少年在氣質高貴的母親的護送下走來。眼前的孩子正可作為幼主的替身！母親和少年自己也都知道，幼主和幼臣非常相像。在自家的密室裏，母子二人接受了私塾先生的建議決定獻身，少年決定獻出自己的生命，母親則決定獻出自己的寶貝兒子，他們表麵上卻不露聲色，外人也不清楚兩人間發生了什麽。
簡單講講後來發生的事：大限當天，負責的官員前來檢驗並領取幼子首級——冒名頂替的首級能否瞞過他呢？可憐的源藏手按刀柄，隨時準備著一旦計謀被識破，就立刻置檢驗首級的官員於死地或者了結自己。驗屍官把首級挪到麵前，平靜地端詳過五官後，用從容不迫、公事公辦的語調宣布此首級不假。當晚，一戶寂寥的庭院裏，曾到過寺院私塾的母親正等待著。她焦灼地關注著門外的動靜，卻不是在等待兒子的歸來。她的公公長期受菅原道真的眷顧；在菅原道真流放遠方後，她的丈夫源藏也不得不去侍奉恩人的敵人。雖然現實殘酷，源藏卻不能不忠於自己的主人；好在這回，自己兒子可以為祖父的主君效勞了。因為了解菅原道真的家族背景，竟被委以檢驗幼主首級的任務。當他完成當天也是一生的棘手任務後，一回到家，還沒跨過門檻，便向妻子招呼道：“老婆，高興起來吧！兒子已經為主君效忠了！”
“好殘忍的故事！”我能聽到讀者這樣驚呼，“竟有父母會為保全他人性命而犧牲自己無辜的孩子！”可是，這個孩子是自知並自願地去做犧牲的。這個替死的故事，與《聖經》中亞伯拉罕想獻上以撒的故事同樣著名，也不比它更令人厭惡。不管使命是由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天使給予的，還是由外部或內心的聲音傳達的，二者都是在服從某種義務召喚並完全服膺於來自上天的命令。說教到此為止。
西方的個人主義承認父子、夫妻各自的利益，與之相應，個人對他人所負擔的義務必然大大減少。但就武士道而言，家族及其成員的利益渾然一體而不可分離，武士道把這種利益同人情聯係起來，形成自然本能而不可抗拒的聯係。由此看來，就算我們懷著自然之愛（動物都有這樣的愛），為愛的人赴死又會如何呢？正如《聖經》所說，“其實你們如果隻愛那些愛你們的人，會有什麽報償呢？稅吏不也這樣做嗎？”[39]
賴山陽在他偉大的曆史著述中，痛心疾首地描述了平重盛關於父親的叛逆行為在他內心激起的激烈鬥爭：“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可憐的平重盛！我們看到，他之後傾其靈魂，懇求上蒼讓死亡降臨，讓他從這個純潔與正義難以並存的世界中解脫出來。
有許許多多人，像平重盛一樣在義務與人情的衝突中被撕裂。的確，不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還是《舊約聖經》，都沒有體現出我國國民表現出的尊敬父母的“孝”的確切含義。盡管如此，在上文所述的衝突之下，武士道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忠。婦女也鼓勵她們的兒子為主君犧牲一切。武士的妻女，並不遜於寡婦溫德姆[40]和她顯赫的配偶，為了忠義她們會大義凜然、毫不猶豫地犧牲她們的兒子。
武士道和亞裏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幾位社會學家一樣，認為由於國家是先於個人而存在的，個人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而誕生，因而必須為國家或其合法掌權者出生入死。看過《克裏托篇》[41]的讀者大概會記得，蘇格拉底曾在就他逃亡的問題引發的辯論中，代表城邦法律說過這樣一段話：“既然你本是在我的撫育下誕生和成長的，你敢說你和你的祖先不是我們的後代和仆人嗎？”任何一位日本人都不會對這番話感到驚訝，因為武士道訓誡在很久以前就時常重複類似的話，其中的差別隻不過是：國法和國家在日本是通過具體的人來表現的，而忠就是從這個政治理論中產生的。
斯賓塞先生僅賦予他定義為政治服從的忠以過渡性職能的觀點[42]，對此我並非一無所知，也許的確如此。不過當下的美德在當下發揮作用就足夠了，況且所謂的“當下”來日方長，足以如國歌所唱的那樣讓“小小石子長成布滿苔蘚的巨石”，因此即便忠隻是起到過渡性職能，活在當下的我們也將滿意地弘揚這一美德。就連在英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也充滿了忠的元素，正如鮑特密先生最近所言：“個人對於一個人及其後代的忠誠，或多或少從他們的日耳曼祖先對其首領的情感流傳下來，成為對其種族和君主血統的忠實，而表現在他們對王室的強烈依附中。”
斯賓塞先生預言道，政治服從將替代忠誠成為良心的主宰。假如他的推斷變為現實，那麽忠義和隨之而來的尊敬本能會不會永遠消失？我們隻是從服從一個主人轉向服從另一個主人，對哪個主人都並無不誠；從臣服於掌握世間權柄的統治者，轉而臣服於我們內心深處的君王。幾年前，由一些受誤導的斯賓塞弟子挑起的十分愚蠢的爭論，曾引起日本知識分子們的恐慌。他們狂熱而忠誠地擁護皇室，指責基督徒對皇室的大逆不道。他們擺出詭辯的論點，卻缺乏詭辯家的機智；他們拿出學院派的囉唆，卻缺乏哲學家的嚴謹。而他們並不知道，我們還有“侍奉二主而不親此疏彼”，“把愷撒的東西還給愷撒，把上帝的東西還給上帝”這樣的選擇。蘇格拉底盡管在對他的神效忠的問題上毫不讓步，不還是以同樣的忠誠和平靜來服從國家這一他在塵世的主人嗎？生則從其良心，死則服務於國家。唉！國家若是強大到可以指揮國民的良心，實在可怕！
武士道並沒有要求我們的良心成為任何君主的奴隸。托馬斯·莫布雷的下述詩句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令人敬畏的君王，我跪拜在您腳下。
我聽從君命，卻不會屈從。
聽命乃責任使然，但我的英名，
即使死亡，也要留在墓碑上，
不容你玷汙。
一個為了主君的反複無常和胡思亂想而犧牲自己良心的人在武士道中評價甚低。這樣的人被鄙視為“佞臣”（即以陰險阿諛來討好主君的奸詐之徒）或“寵臣”（即以出賣自己良心為代價，以奴顏婢膝來博取主君的歡心）。這兩種臣子，和伊阿古[43]所說的兩類人如出一轍：一種人“甘心套著鎖鏈，出賣自己的一生，活像主人的驢子”，另一種人“表麵裝得忠心耿耿，骨子裏卻處處為自己打算”。當臣子同主君意見有分歧時，真正的忠誠之道，是像輔佐李爾王的肯特[44]那樣，用各種手段匡正君王的錯誤，若建議未被接受，就讓君王隨意處置自己。這時武士通常采取的辦法，就是以流血表諫言之忠，以此作為對主君的理智和良心的最後申訴。
武士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而其理想則建立在名譽之上。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訓練都是以此為基礎來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