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櫻花，是日本土生土長的花朵。它不是曆史標本集裏一株幹枯的古代美德樣本，而是我們身邊富有力量與美感的鮮活對象。它看不見摸不著，卻讓道德散發芬芳，至今仍強有力地支配著我們的生活。雖然誕生並撫育武士道的社會環境消失已久，但作為封建製度之子，武士道如遁入遠方的星辰，照亮道德之路。在歐洲，伯克[1]先生曾就武士道的西方原型騎士精神之死發表了著名的感人頌詞。能夠用伯克的母語（英語）來反思武士道，我衷心感到愉快。

說來可悲，由於缺乏關於遠東的知識，就連博學的喬治·米勒博士，都不假思索地認為，在東方，從古至今從未有過騎士精神或與其類似的製度。[2]不過，這樣的無知情有可原，因為在這位博士著作的第三版發行之際，佩裏艦隊司令正叩打日本鎖國主義的大門。十幾年後，在日本封建製度彌留之際，卡爾·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強調研究封建主義社會政治體製的優勢，指出封建主義在目前僅存於日本。這一論述喚起了讀者的關注。我在此也想請西方曆史和倫理研究者，以現代日本為背景來研究武士道。

對歐洲和日本的封建製度及武士道進行比較研究，的確引人入勝，不過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我寫作是為了闡明：第一，武士道的起源和背景；第二，武士道的特點和教義；第三，武士道對民眾的影響；第四，武士道的持續性和永恒性。對第一點我僅作簡單而粗略的闡述，否則將把讀者引入我國曆史的曲折小巷中；對第二點的探討相對詳細，因為國際倫理學和比較性格學的研究者們，可能會對我們日本人的思維、行為方式尤其感興趣；其餘兩點將作為第二點的推論進行闡發。

我粗略譯作“騎士精神”[3]的這個日本詞，原義上要比騎士精神的內涵豐富得多。Bu-shi-do[4]，即武士道，在字麵上指武士在日常生活和職業上須遵守的規範。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武士的戒律”，即與武士階層身份相匹配的義務，後文我將沿用這一術語 。另一方麵，武士道與西方概念界限分明，具有獨特的本土思維模式和性格特點，應用時確應使用“武士道”這一術語，以彰顯這一概念的獨特性。對於一些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詞，即便最好的譯者也難以準確表達其意義，有時甚至難保不出現一廂情願的錯譯：比如，誰能通過翻譯完美地表達出德語“Gemüth”的意思？英語的“gentleman”和法語的“gentilhomme”[5]，在語言上極其接近，但誰又體察不到這兩個詞之間的差別呢？

如上所述，武士道是武士應遵守的道德準則，它並非成文法典，充其量隻是一些口口相傳或經名士學者之筆流傳下來的格言。在更多情況下，武士道是無字無言的準則，一部銘刻在內心深處的強大律法。它並非產生於任何才能出眾的個人頭腦，亦不建基於任何聲名顯赫的人物平生，而是武士生涯幾十年、上百年逐步發展的產物。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和英國憲法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基本相當，然而武士道卻沒能同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或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提並論。17世紀初，日本的確頒布了武家諸法令，但十三條武家法令，大多是關於婚姻、建築、結社等方麵的規定，僅稍稍涉及教導性規定，因此我們不能指出武士道起源的確切時間和地點。武士道在封建時代逐漸為人所知，因而在時間方麵，可以認為它起源於封建時代。但正如封建製本身由多條線交織而成，武士道的發源也錯綜複雜：英國的封建製政治製度發源於諾曼征服時期，日本的封建製也興起於12世紀末，與源賴朝稱霸的時間一致。不過，英國的封建製社會要素可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時代，而日本封建製的萌芽早在上述時代以前就已存在。

日本和歐洲一樣，在封建製正式開始時，專職的武士階層自然而然地得勢了。他們被稱為“侍”（samurai），其詞義如古英語中的cniht（knecht, knight，騎士），意為衛士或隨從，其性質類似愷撒筆下《阿奎塔尼亞》中的勇士（soldurii），或是塔西佗所說的跟隨日耳曼首領的衛士（comitati），或者之後歐洲中古史中的鬥士（milites medii），一般還會使用漢語“武家”或“武士”的寫法。武士是個特權階層，最初產生於長期戰鬥中最有男子氣概和冒險精神的一群人，在持續的淘汰中，膽小怯懦者出局，隻有愛默生筆下那些“全然男性、像野獸一樣粗野有力的種族”得以生存，形成“侍”的家族和階級。因為武士階層需要宣揚其崇高榮譽、巨大特權以及與之相應的重大責任，而且他們經常處於交戰狀態並隸屬於不同氏族，所以他們很快意識到製訂共同行為準則的必要性——正如醫生用職業道德準則約束業內競爭，律師在禮節遭破壞時要出席質詢會一樣，武士也必須有對策來保證其不端行為得到最終裁決。

在原始人與孩童的觀念中，戰鬥一定要堂堂正正——這種原始意識中所蘊含的勃發的道德生機，不正是所有文武之德的起源嗎？英國孩子湯姆·布朗[6]的願望是“不欺負小孩子，也不拒絕大孩子，名留後世”，我們總是對這樣的孩子氣付之一笑，好像我們自己早已過了滿懷夙願的年齡。然而這樣的願望正是道德大廈的奠基石，這一點眾所周知；就算我說連最溫和且熱愛和平的宗教都認可這一願望，也並非言過其實。英國的偉大很大程度上建基於湯姆對公正的追求，之後我們也會看到，武士道的基石也與之類似。如果如教友派（Quakers）所言，戰鬥本身無論進攻或抵抗都是野蠻和不正當的，我們仍可以如萊辛所言，“讓失敗成為美德之源”[7]；相反，“小偷”和“懦夫”則是對那些具有健全、淳樸人格者最具侮辱性的稱呼——在日本，孩子們自小受到這樣的教育，而武士亦然。隨著生活的不斷延展，人際關係變得多麵化，早年的信仰需要得到更高權威的認同，以得到確認、滿足和發展，同時需要更理性的渠道加以證實——的確，如果軍事戰爭的推進缺乏更高道德的支持，武士理想將與武士道相差甚遠。在歐洲，基督教在闡釋上融合了騎士精神，同時也給騎士精神注入了靈魂元素。拉馬丁[8]說：“宗教、戰爭與榮譽，是一個完美基督教戰士的三個靈魂。”而在日本，武士道同樣有若幹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