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勤有禮，是每個外國遊客都會注意到的日本國民的顯著特征。若禮貌隻是為了不破壞自己的品位，就算不得有價值的德行了。相反，真正的禮應該是關懷他人情感的外在表現。禮還意味著對事物分寸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社會地位的尊重。因為社會地位所表現的，並非金錢權勢上的差別，而是基於實際價值的差別。

禮的最高形態幾近於愛。我們大概可以帶著虔誠之心說：禮“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不嫉妒，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迪恩教授在列舉人性的六大要素時，給予禮最崇高的地位，把它作為社交最成熟的成果，的確不足為奇。

我雖然如此推崇禮，但絕非要把它排在各種德行的首位。如果對這一概念做一些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禮與其他更高層次德行間的相互關聯——誠然，有什麽德行能孤立存在呢？禮被稱頌為武士的特殊德行，得到了言過其實的高度尊崇——或者說，正因為這樣過分的尊崇，而產生了諸多並非真正的“禮”的冒牌概念。孔子也曾反複教導說，正如聲音並不是音樂一樣，虛禮也不是禮。

當禮已被提升為社交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時，為向青少年傳授正確的社交態度，而製定出一套禮貌規矩的詳細體係，實屬眾望所歸。關於如何同別人打招呼、如何走路和坐下的相關指導都極其細致。餐桌禮儀發展為一門學問，倒茶與喝茶升格為一種儀式，有教養的人被理所當然地認為精通這一切。維布倫先生在他的趣味盎然的著作[23]中稱禮儀為“有閑階級生活的產物和象征”，的確十分準確。

我常聽說，歐洲人對我們日本人的周密禮法頗有微詞，認為它過多地占據了我們的思考空間；更有甚者，認為嚴格遵從禮法簡直愚不可及。我承認，在禮儀中的確有一些不必要的細枝末節，但我不清楚，西方人對瞬息萬變的時尚的追求，和日本對禮儀的遵守相比，究竟哪個更愚不可及呢？即便是時尚，我也並不認為它僅僅是怪異或虛榮的表現。相反，我把它看作是人們心理上對美無止境的追求。至於周密的禮儀，我更不認為它微不足道，因為它被長期實踐所證明，是達到某種特定效果的最佳途徑。做任何事必定有最好的方法，而這最好的方法往往最為優雅。斯賓塞先生將優雅定義為最經濟的行動方式。茶道的儀式規定了使用茶碗、茶勺、茶巾等道具的方式。在新手看來，這些規則未免乏味。但他馬上就會發現，這套規定實際上是最省時省力的方法，而根據斯賓塞的定義，這種方法也最為優雅。

社交禮儀在精神上的重要性，與其表象極不一致——或者借用《舊衣新裁》中的表述，我可以說，禮節與儀式隻是其精神自律的外衣。我們可以效仿斯賓塞先生的範例，探求關於日本禮法的起源以及促成它的道德要素。不過，這並不是本書的目的。我想著重指出的，是嚴格遵守禮儀過程中包含的道德訓練。

如上所述，對禮儀舉止的規定已詳細到細枝末節，以至於各種學派紛紛倡導不同的思想體係，但它們在最終本質上是一致的，這可以用最為大家熟悉的禮法流派小笠原流宗家的話解釋：“禮儀的最終目的是修心。即便靜坐之時，歹徒亦不敢近前。”換句話說，通過不斷練習正確的禮法，人身體上所有的部位及其機能都會產生完善的秩序，以達到身體與環境的完全和諧，這表現為精神對肉體的支配。這樣說來，法語中的禮儀（字麵意思是端坐）一詞不就有了嶄新而深刻的意義嗎？

如果說優雅的確意味著省力，那麽這種邏輯的必然結果是，一直保持優雅的舉止可促進力量的保存與積蓄，因為優雅的舉止意味著力量處於蓄勢待發的休息狀態。蠻族高盧人洗劫羅馬時，竟大肆闖進正在開會的元老院，還無禮地扯那些德高望重的元老的胡子。在我們看來，元老們的態度缺少禮儀的尊嚴與力量，當受指責。而實際上，他們通過維護禮儀而積蓄了力量。條條大路通羅馬，崇高的思想境界怎麽就不能通過禮儀達到呢？

最簡單的事情可以被轉化為一種藝術，進而成為思想修養，茶道就是一例。說喝茶是藝術有什麽可笑的呢？在沙上畫畫的兒童或在岩石上雕刻的野蠻人就有拉斐爾或米開朗基羅的藝術潛質。相比之下，起源於印度隱士冥想的飲茶儀式，不是更適合作為宗教和道德輔助嗎？茶道的要義在於內心平靜、感情明澈、舉止安詳，這些無疑是培養正確的思維和情感的首要條件。茶道鬥室隔絕嘈雜，遠離喧囂，有利於讓思想脫離塵世。樸素的房間裏沒有西方客廳各種炫目的繪畫、古董；其“掛軸”之所以引人注目，與其說是由於它色彩絢麗，不如說是由於它構圖優雅。為了達到趣味的高度洗練，任何有裝飾嫌疑的物件都被人們以教徒般的誠惶誠恐摒棄了。這種禮法由一位沉思的隱士在戰火紛飛、戰報頻傳的年代設計出來，這一事實就表明，禮法絕不僅是為了消遣。參加茶道的人們，在進入茶室的幽靜之所前，放下佩刀，也放下戰場上的凶暴、政治上的憂慮，在室內隻留下和平與友誼。

茶道不隻是儀式——它是一種藝術，是以律動表演有韻律的詩，是靈魂修行的處世之道。茶道的最大價值就在於這一點。茶道的眾多特點會影響飲茶人的思想，這也證明了茶道的精神性。

即便隻是傳授優美的舉止，禮儀也大有裨益，更何況其功能絕不僅止於此。禮儀發自仁愛和謙遜，受對他人的柔情驅動，總能體現出對他人的同情。禮要求我們與哭泣者共哭泣，與喜悅者共喜悅。當對禮的要求滲透到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後，禮幾乎不為人所察覺。當禮的存在引起了西方人的關注時，遵循禮的行事方式看起來就“十分可笑”了—— 一位在日本住了二十年的女傳教士就曾這樣對我評價過日本人。例如，你一個人在正午的烈日下毫無遮擋地行走，若遇到一個日本熟人，這個人在寒暄時會立刻極其自然地摘下帽子。但是如果他在談話中收起自己的陽傘，一直站在烈日下，那可能的確“十分可笑”了，因為這種做法實在愚不可及。然而如果我們了解具體原因，會發現這樣的行為並非完全不可理喻：出於對曝曬在陽光下的朋友的關心，如果一個人的傘很大或者雙方是密友，打傘方會很樂意請對方走到傘下。共撐一把傘雖不能將對方完全遮上，但至少要減輕對方的部分痛苦。類似這樣或更加“不可思議”的瑣屑行為不在少數，它們不僅是一種姿態或習慣，更是對他人舒適與否的關心在身體上的表現。

還可以再舉一個我國禮法典籍規定的習俗中“十分可笑”的例子。許多談及日本的膚淺作家常常忽略這個例子，把它簡單歸咎於日本國民普遍的顛倒事物的習性，凡是碰到這種習慣的外國人，無不承認在這種場合做出回應時麵臨的尷尬：在美國，贈禮時，受禮方須誇獎禮品；而在日本人看來，誇獎禮品則是貶低、輕視物品的做法。美國人的想法是：如果一件禮物不精美，我就不敢送，因為送不精美的東西對他人是種侮辱；而我們的邏輯是，沒有任何精美的東西配得上一個好人，禮物的價值並不在於它本身，而是作為送禮者誠意的象征，請對方收下，因此即便是最完美的禮物，如果贈禮者聲稱它配得上對方，那定是對對方身價的侮辱。對比兩種思想，其中蘊含的尊重他人的思想是類似的，並沒有哪一個真的“非常不可思議”，隻不過美國人更注重送禮的物質意義，而日本人更看重送禮的精神意義。

外國觀察者基於日本人的禮節在日常行為細節上的表現，將最不重要的國民舉止特點當作典型，又據此對日本人的行事原則本身加以批判，這完全是顛倒的推理方法。這就好像在比較吃飯和遵守吃飯的禮儀二者孰重孰輕一樣。一位中國智者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精彩的回答：“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24]同理，即使把方寸之木放在寺院尖頂上，也不會有人說方寸之木比寺院尖頂高吧 ？[25]

讀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問：“說實話與遵守禮儀比起來，哪個更重要呢？”據說，日本人與美國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正相反。不過，在下一章論述有關誠信這個題目之前，我對此先不做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