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誠信的禮儀便是一場鬧劇和作秀。伊達政宗說：“禮之過則諂。”一位古代和歌作者也告誡我們說：“對自己誠實：如果內心堅守真理，無需祈禱，天自成全。”在這樣的情況下，誠的力量幾乎超越了波洛涅斯[26]。孔子在《中庸》中對誠的讚美登峰造極，他賦予其超自然力量，幾乎把它與神等量齊觀。他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還滔滔不絕地論述了誠的概念，那源遠流長、經久不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的力量。“誠”這個漢字，是由“言”和“成”結合而成，讓人不禁想到與之類似的新柏拉圖學派邏各斯[27]學說——其構字理念之智慧神秘，竟飛躍到如此高度。

謊話連篇和閃爍其詞都被看作是怯懦的表現。武士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這要求他們比農民和市民有更高的誠信標準。所謂“武士一言”——德語的Ritterwort也是這個意思，要求個人充分保證自己所說的話的真實性。武士如此注重誠信，以至於其諾言通常無需書麵憑證，因為書麵憑證被認為與其尊嚴和地位不相稱。民間也流傳著許多因食言而死的驚悚故事。

誠信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致於與一般基督徒經常違背主明確的“不要發誓”的命令不同，真正的武士把發誓看作對他們名譽的毀損。我很清楚，武士確實向眾神或憑著佩刀來起誓，但他們的誓言決不會墮落成形式上的遊戲或毫無誠意的感歎。為強調出言可靠，日本人常常采取歃血起誓的方式，讀者隻須參看歌德的《浮士德》便可了解。

最近美國人皮裏博士在其書中說，如果讓一個日本平民在虛情假意和失禮之間進行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虛情假意。他書中的話[28]不完全正確：的確，不僅是日本平民，就連武士依照傳統也會選擇虛情假意；但作者的錯誤在於，他把“虛情假意”這個概念想得太重了，日語中“虛情假意”一詞在多數情況下僅指任何不真實或並非事實的事。日本平民與洛厄爾筆下的沃茲華斯類似，並不能區別真相與事實。例如，如果詢問一個日本人，甚至是一個有教養的美國人，他是否喜歡你，或者他是否有胃病，大概他會毫不遲疑地用虛偽的謊言來回答：“我很喜歡你”或“我很健康，謝謝 ”。然而如果單純為了禮儀而犧牲真實，便成了“虛禮”或“口是心非”。

在談論武士道誠信觀念的同時，我還想談談我國的商業道德。我已在不少外國書刊上讀到過這一點引發的抱怨。鬆弛的商業道德確實已成為我國聲譽上最大的汙點，不過在急切地大肆聲討所有日本人之前，首先需要冷靜地研究一下日本商業道德，這對啟發將來的討論將大有裨益。

在一切重要的職業中，沒有比經商離武士更遠的了。商人在“士農工商”的職業分類中被放在最低位置。武士靠土地獲得收入，假如自己願意，甚至可以業餘從事農業，然而櫃台和算盤令他們深惡痛絕——實際上，這樣的社會分工中蘊藏著智慧。孟德斯鳩說，讓貴族遠離商業是值得鼓勵的社會政策，因為這可以防止財富集中於掌權者手中，而權力和財富的分離會使財富的分配接近均衡。迪爾教授在他所著的《西羅馬帝國末期的羅馬社會》中，說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是允許貴族從事商業，結果造成少數元老家族壟斷財富和權力，這一論述令人印象頗深。

因此，封建時代的日本商業從未發展到自由情況下它所應達到的程度，而商業的負麵形象又自然讓不顧毀譽、缺乏名望的人們聚集於此。“說一個人是賊，他自然就會去偷。”如果玷汙某一職業，那麽其從業者就會照此調整其道德水平，正如休·布萊克所言，“道德水準隨要求提高而上升， 又很容易隨期待值的下降而下降”，這樣的波動十分自然。不論商貿還是其他職業都不可能沒有道德準則，這一點無須贅言。封建時代的日本商人之間也有道德準則，否則諸如同業公會、銀行、交易所、保險、票據、匯兌等基本商業製度也不會得以發展。不過，在他們同本行業從業者以外的人際關係方麵，商人則有著名副其實的壞名聲。

這種情況下，在我國開放對外貿易時，隻有最勇於冒險且毫無顧忌的人才衝向港口開展貿易。盡管當局一再要求一些德高望重的商號開設分店，這些商號卻表示拒絕。 武士道難道就無力讓商業擺脫目前的臭名昭著嗎？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一個問題。

熟悉我國曆史的人都會記得，在我國開放對外貿易口岸僅數年後，封建製度便被廢除了。與此同時，武士被取消了俸祿，得到公債以作補償。此時，他們可以自由地將公債投資於商業。 諸位或許會問：“為什麽他們沒能把引以為豪的誠信應用到新的事業上來革除舊弊呢？”許多誠實而正直的武士，尚未習慣新的商業領域，不擅與狡猾的平民對手競爭，由於完全不懂討價還價，而招致了難以挽回的慘敗，凡看到他們悲慘命運的人都唏噓不已，有感情的人都不勝同情。據說，即便在美國那樣的實業國家中，幾乎都有百分之八十的實業家失敗，那麽在日本從事商業這一新職業的武士中，百人中都難得見到一個成功者，也就不足為奇了。將武士道德應用於商業交易究竟造成了多少財產損失不好計算，但明眼人很快就明白生財之道與武士之道大相徑庭。那麽二者的差別究竟何在？

在萊基所列舉的誠信的三個產生原因，即經濟、政治和哲學因素中，經濟因素正是武士道所缺少的，而政治因素在封建製度下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也沒能獲得多大發展。誠信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主要歸功於其哲學意義。探究我所崇敬的盎格魯_撒克遜民族的高尚的職業道德，我認識到其終極基礎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信本身不就是它自己最好的回報嗎？不過在不受經濟因素驅動的武士看來，如果遵守誠信僅僅是因為它比虛偽能帶來更多回報，那恐怕他們寧可沉溺於謊言之中！

武士道拒絕這種交換式的回報主義，而狡猾的商人卻對它欣然接受。正如萊基所言，誠信的發展主要應歸功於工商業。尼采也說，誠信是最年輕的德行——換句話說，誠信是現代社會的產兒，沒有這個母親，誠信就好像一個出身高貴的孤兒，唯有最有教養的人能養育他。盡管日本武士階層富於教養，但由於缺乏現代社會這個民主而現實的養母，誠信這個嬌嫩的幼兒未能得到成長。隨著現代產業的發展，人們就會認識到誠信不僅易於實現，且有利可圖。在不久前的1880年11月，俾斯麥曾向德意誌帝國的領事傳達命令並警告他們：“德國船隻裝載的貨物無論在品質和數量上都明顯缺乏信用，這實在可悲！”而今天已很少聽說德國人在商業上有不拘小節、不誠不信的情況了。二十年間，德國商人終於認識到誠信的回報，我們日本的商人也已明白了這個道理。在此我要向讀者推薦兩本新書，以便各位在這點上做出更加審慎的判斷。[29]與誠信相關的還有些有趣的小片段：對武士而言，正直和榮譽是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借債的商人可將二者以書麵形式呈現在協定書上，於是在擔保書上時常出現這樣令人忍俊不禁的句子：“如果拖延償還所借款項，即使在大庭廣眾麵前嘲笑我，本人也毫無怨言”，或者“萬一還不起，可罵我蠢蛋”。

我常常自省，是否還有比勇氣更高尚的動機驅使著武士道的誠信行為。因為武士道戒律中並沒有不得做偽證等規定，所以說謊並不構成罪行，而是被視為無恥的弱點和缺乏名譽的表現而受到鄙視與排斥—— 事實上，誠信與名譽水乳交融，二者的拉丁語和德語的詞源都是相同的。在下一章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武士道的名譽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