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去世前，給中國留下了一個新的班底。我們可以分析對比一下清政府新的班底和舊班底。

從1860年到1908年慈禧太後去世，在慈禧太後主政的48年間，中國是一個威權的政治架構，即有威望、有決斷力的一個架構。我們可以講沒有一個光緒時代，但是我們應該承認，這時候有一個完整的慈禧太後時代，而這個時代其實在中國曆史上也有比較明確的表達，叫“同光時期”。1860年是同治元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是光緒最後一年，“同光時期”其實就是慈禧太後時期。這是中國走向近代化過程當中最關鍵的一個節點。這48年是中國從一個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是中國的工業文明從零開始起步到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我們如果將1860年的中國與1908年這48年後的中國進行比較的話，不論是政治架構還是社會生活，不論是組織架構還是教育形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再對後慈禧太後時代推出來的攝政王、宣統小皇帝、隆裕太後進行一下簡單分析。這幾個人的年齡比1860年的班子的年齡還偏大一些：隆裕太後40歲，慈禧太後1860年時隻有26歲；攝政王29歲，恭親王當年也隻有28歲；小皇帝的年齡都差不多。那麽政治經驗呢？我們應該承認，到這個時候為止，隆裕太後的政治經驗遠遠多於1860年的慈禧太後。因為隆裕太後不僅是慈禧太後的侄女兒，關鍵是隆裕太後1888年跟光緒結婚之後，就一直在見習著政治。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走？每天陪著太後，還不知道政治怎麽處理嗎？隆裕太後是個政治人，每天處理政務，她的政治經驗遠遠多於當年的慈禧太後。

攝政王更不得了，他是晚清王爺當中第一個走出國門的人。我們今天去讀茅海建老師整理的張之洞的資料，其中記載的一件事很重要。載灃為義和團事件從德國賠禮道歉回來，到上海時，張之洞為他準備好了送禮的清單，到北京後禮品該送給誰，全部安排得妥妥當當。從張之洞這種對載灃的細心照料，可以看出載灃應該是中國政治結構當中一個很有分量的人物。他年齡比較大，經驗比較豐富，而且眼界也比較開闊。可以說，由隆裕太後和載灃來接班是當時最好的一個安排。那麽在這種狀態下，蕭規曹隨，中國照理不會出現大的偏差。

在確定接班人的時候，實際上慈禧太後也不是獨斷專行，也和滿洲貴族和漢大臣有過充分的協商。但是等這個事情水落石出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問題。頭一個大問題就是袁世凱開缺。袁世凱開缺回籍是清帝國最後這幾年的一件大事。1909年1月初，攝政王載灃就下令，令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病。

由於袁世凱的形象在1916年之後完全負麵化，所以大多數的評論都覺得這是袁世凱咎由自取，是載灃在履行他哥哥的遺囑。甚至有人覺得載灃還不夠狠，他如果殺掉袁世凱，可能後來就沒有辛亥革命中這種朝政的變動。但這並不是真實的曆史。這些年來，對袁世凱開缺究竟是怎麽回事，有越來越清晰的研究。

我個人也發表過一篇文章，專門談他開缺的原因。他當時宣布的理由是腳疼，不能走路。我們今天很多人說這是假的，腳疼怎麽三年之後又出來了？袁世凱的全集以及其他的相關資料出版之後，我們才看到：袁世凱在這之前，確實因為腳疼而多次請假。當然我們也可以提出疑問——你既然腳疼不能上朝，那光緒皇帝在的時候你沒辭職，怎麽光緒皇帝不在了，你1月就開缺了？其中的關鍵在於中國的外交失敗。

中國的外交失敗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在的時候，當時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這幾個國家，組合起來展開了外交斡旋。中國當然希望拉住美國和德國，建構一個新的同盟。而且當時德國提議說，如果建構一個中美德同盟，可能中國的很多問題會更容易解決。因此在慈禧太後、光緒皇帝身體還健康的時候，清廷就派了唐紹儀到美國出使。當時是1908年，中國進行新憲政改革之後，國際形象很好，不僅老百姓擁戴，外國也對中國有好感。

於是唐紹儀就風塵仆仆、高高興興地到美國出差，去重談中美德聯盟的事項。但是中國的情報泄露了，日本人獲得了唐紹儀出使美國的細節。唐紹儀在經過日本時，日本官方已經對唐紹儀到美國後要做的事情了如指掌。日本就好酒好菜地招待唐紹儀，把他留在日本，每天討論如何構建中日關係。其實日本人的目標是在這麽一個過程當中，和美國加緊談判，擾亂中德美的合作。日本還真做到了。

唐紹儀在日本覺得：日本對我真好，對我好不算什麽，主要是對大清國好。我們清帝國政治改革之後，人家對我們很尊重啊!唐紹儀在日本很跋扈的，他在跟日本談的時候，就說：“你們應該把孫文趕走，這才是中日友好嘛!我們都改革了，你還讓他在你們這兒反清，這肯定不行。”所以我們看到日本在這個時候就接受了唐紹儀的建議，驅逐孫文，驅逐革命黨，包括康、梁在內，這時候都受到影響了。當然日本方麵對孫中山和康、梁等人也有安排，給他們送點禮金，說：“哎呀，哥們兒，這沒辦法!你可能得先躲一躲，我們給你準備好了充分的盤纏。”日本大概給了孫中山一筆錢，結果這筆錢給了之後，很快被章太炎知道了。章太炎就說：“日本人給的這筆錢是給我辦報紙的!你孫文怎麽就拿了跑到南洋去花掉了？”這樣一來，革命黨內部因為這件事情就開始發生糾紛。

改革者、革命者、流亡者，都因為唐紹儀這次日本之行受到影響。但是唐紹儀萬萬沒有想到，他主要的使命是到美國談同盟問題，結果被日本捷足先登，先一步達成了日美同盟。其實按照唐紹儀在美國的人脈，挖挖牆腳，也不是沒有回旋的餘地，畢竟日美友好不影響中美友好嘛。而且我們知道，唐紹儀是一個一流的外交人才，努把力，一切都還有挽回的餘地。

但是唐紹儀到了美國之後，突然麵臨一個中國國內的政治變動——兩宮死亡。我們剛才講了，這是一樁自然發生的事件，但是在當年有人可不這樣認為。光緒皇帝死的當天，在美國的康有為就給美國總統打了個電報——你可不要承認清朝現在的那個偽政府，他們做出的任何選擇都是不對的，我們偉大的皇上被他們害死了!中國此時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影響美國的外交決策。今天我們的學者利用美國的外交檔案，研究慈禧太後、光緒皇帝去世之後，美國對中國的外交調整，可以看到，美國人也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情報都很準確。美國對很多中國的內部傳言，也都是將信將疑、半信半疑的狀態。這種狀態對唐紹儀的外交使命就構成一個很大的障礙。

美國對中國政治未來的穩定性產生懷疑後，唐紹儀的外交使命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成功了，隻好回到國內，這意味著中國外交的大失敗。而中國外交大失敗的責任人就是外務部尚書袁世凱了。這是1909年初袁世凱開缺回籍養屙的大背景。

這裏我還要補充一下中國的傳統政治架構。中國的傳統政治架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皇上換人了，光緒不在了，主政的人變成了載灃。那麽像袁世凱這樣手握重兵，擁有輝煌履曆的人，原本就會令新的主政者忌憚，如果連請辭的姿態都沒有，那不是使他們更害怕嗎？中國傳統朝政當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有它的道理的。應該給新接手的最高領導人一個重新組建班底的機會嘛!所以袁世凱在這時候請辭，載灃也就批準了。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1909年的袁世凱開缺，有沒有道理姑且不論，但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的複雜性。

那麽袁世凱開缺表明什麽呢？表明載灃的心胸格局有問題。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不僅是袁世凱開缺，而且另外幾位重臣也相繼請辭或者開缺。比如很有力量的端方、岑春煊，好幾個跟袁世凱同朝為官的重臣，都在這一過程中離開了。這可能很大程度上和載灃的心胸格局小有關。

而載灃的格局小，又引起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擔心。為什麽慈禧太後去世之後，晚清的政治危機開始發生？而這一政治危機的發生不是由向立憲轉型引起的，而是由來自立憲派對中國必須加快政治改革，盡快實行憲政的壓力引起的。各地的谘議局和立憲黨人，他們都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希望讓清帝國的改革往前走得更快一點。清政府對各省的這樣一種要求，在最初時期也給予了默許和同意。所以我們看到就在載灃執政的最初兩年，也就是1908年到1909年，中國的君主立憲的步伐因為這種因素而加快——各省谘議局開議，中央資政院開議。一方麵我們看到載灃的格局有問題，但另外一方麵我們也要看到載灃對民主、對憲政的認識有他正確的一麵。他畢竟是到西方見過世麵的，知道什麽叫憲政。但是同時他的格局和他的認識也製約了後慈禧太後時代的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與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