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僅僅是憲政改革之後出現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沒導致根本性的顛覆，真正導致清廷政治根本性顛覆的，是新政府成立之後頒布的第一號新的經濟政策——宣布全國的鐵路幹線實行國有化。但是我們也必須如實地講，這個政策盡管是新政府成立之後宣布的第一號政策，但對它的討論卻是早已有之。

清帝國從1906年起，就開始討論這件事情了，這個時候還是鐵路建設的初期。中國的鐵路建設真正啟動是在1895年，那時大規模的外國資本進入，才使中國的鐵路建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南北兩大幹線和東西的連接線，都是因為外國資本進入才在1895年開始建設的。由於中國鐵路的投資量很大，對技術性設施的要求很高，中國的民族資本沒這個力量，因此在1895年到1903年，民族資本並沒有介入其中，而是觀察著外國資本是如何運轉的。漸漸地，他們發現外國資本也沒有那麽多流動資金，而是把土地拿到手之後，再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去融資，以此獲得巨額資本。

我們看到京廣鐵路和京滬鐵路的建設過程中，用的都是國際資本，而並不是招標的這個公司本身的自有資金。我們民族資產階級剛剛開始發生，哪懂這個道理？那個時候，我們的企業家還是我有多少資本，就做多少事情。我們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差不多都是從鄉鎮企業幹起的，沒有那麽大的雄心和宏大的規劃。但是外國資本的示範，給中國的民族資本巨大的啟發。

到了1903年這個時候，外國資本在鐵路、礦產資源的投資上，已經開始到了收獲期。他們的這種巨額回饋使中國的民族資本看得有點眼紅。於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在1903年就向清政府要求——哎，鐵路建設這種特權，你不能隻給外國人，我們也應該一起均沾啊。所以，在1903年清政府就製定了一個政策，允許中國的民族資本對鐵路進行投資。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了。

在中國民族資本進入鐵路建設之後，一方麵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做大，另外一方麵確實使中國的鐵路事業有了一個很良性的互動。1903年之後，民族資本承建的一些線路做得很好，像浙江、福建、廣東的民族資本用這種融資的辦法整體性地修路，修得很不錯，也能夠通過這種基礎設施去盈利。但是中國的民族資本和國際資本相比，依然有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玩潛規則，玩投機取巧。並不是說國際資本都是正當的，但它確實在標準化規則化上做得更好一些。民族資本通過黑金政治、行賄受賄的辦法，解決了很多問題，也留下了很多矛盾。

從1906年開始，清政府就對地方的鐵路建設做了一個調研。調研後，就發現了幾個問題，一個是全國鐵路的規劃混亂，各省亂修，有的是寬軌，有的是窄軌，這就沒法接軌；另外可能會產生社會風險和金融風險——你融到資了，最後你不修，就沒法償還利息。

基於這種狀況，1906年清政府就頒布了一個統籌全國鐵路的文件。大概思路是，將來的主要幹線收歸國有，由國家主辦，不太影響全局的這種支線，交給民間辦。這些支線用小軌、窄軌也沒問題。鐵路規劃的問題好解決，但融資的風險在這時候仍然沒有解決，後來就繼續調研。

等到1911年5月，盛宣懷(當時負責郵傳部)的部下慢慢地就對鐵路的修築形成了一種新的思路。他提出了一個把鐵路幹線明明白白收歸國有的辦法：用路權抵押，向外國借錢，向四國銀行團借錢。這個時候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已經達到資本過剩的狀態，國際資本很雄厚，再加上中國政治改革推動之後，中國的國際信譽也在提升，向外國人借錢並不是很難。

盛宣懷的主張漸漸就被政府接受，而且政府認為這是清帝國改革經濟方麵的一個重大舉措。於是清帝國就把這些重大政策放在新政府成立之後的第二天來宣布，可以看到是很鄭重其事的。

但是呢，怎麽也想不到的是，這個政策一宣布，引起了全國的反對。你國家眼見現在修鐵路可以賺錢了，就出麵用國際上的錢，把我們民間籌資修的路都收歸國有。廣東、湖南、湖北，浙江……到處都在抗議這個政策。但是我們看到，這時候主持這個事情的盛宣懷，堅信這個政策不錯。鐵路如果那麽亂搞下去的話，肯定會出問題。中國頭腦稍微清醒點的政治家都覺得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用國際銀行的錢去修是對的。但是盛宣懷十分傲慢，他認為既然他是對的，那他理這些抗議做什麽？根本不理。

盛宣懷采取的是一對一談判的戰略，一個省一個省談，結果他很快就平息了湖南、湖北的鬧事，浙江很快也安定下來，江蘇這地方也沒有什麽大問題。如果某個省融資修路的已經開修了，那中央把這個路權收回來，然後把錢給你退回去就是了；如果你沒修，那路權我收回來，到時候你不要修了，由中央來修，你把你的錢退給融資、投資人就行了。

問題出在了四川這地方。四川的錢籌到了，但是路沒修，買股票去了。買股票也可以，如果這時候股票處在賺錢狀態，國家不讓修路，那大不了就把錢退給投資者。對於這些投資者而言，給他們點利息最好，沒有利息的話，因為投資者分解到個人的時候，額度並不是很大，沒賺著這個錢也沒什麽大不了的。恰恰在這時候遇到一個最大的難處，四川不僅沒修路，關鍵是股票還虧本了。所以其他各個省都平息了，就四川沒法平息!

對於究竟如何處理這件事，當時中國既有實業經驗也有政治意識的張謇就提出了一個建議。張謇講：這件事情很簡單，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是對的，但是你不能讓老百姓吃虧；因為當時允許地方修路、允許融資是中央的政策，這個時候中央財政就應該出錢，把四川的這些融資人的錢退回去!但盛宣懷講：我又沒錯，錯的是四川。而且四川的鐵路總公司這些人也有貪汙的嫌疑，那盛宣懷更不願意這樣了。張謇講：你先買單，把老百姓的民怨平息下來，再處理這些人。但是盛宣懷認為：我太正確了，我憑什麽這麽幹？

辛亥革命的老人大多是從“保路運動”開始幹革命的，“保路運動”的一個理由就是清政府貪婪，侵害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就在四川策動了“保路運動”，要保路權。他們抗議的是中央政府把路權賣給外國人，用外國人的錢把我們修築鐵路的權利——正當的資本主義發展權利——給剝奪了。

他們從5月開始抗議，一直抗議到10月。一開始聲勢很大，整個四川沸騰，但到後來就隻剩下幾十個人、幾百個人輪流在總督府門口待著，在那兒彰顯自身的存在——你如果不解決，那我們每天都來抗議。雙方誰也不肯妥協，就這樣僵持著。誰也沒有想到，包括盛宣懷後來也沒想到，這會導致一個帝國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