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僵局，清政府始終沒辦法處理。我們看那些檔案，四川總督這時候也覺得鬧就鬧唄，他每天該上班上班，衛隊該站崗放哨就站崗放哨。鬧事的這撥人也是如上班一樣的感覺。我們今天去還原這個場景，不必太悲情地去描述它，它就是這麽一種狀態。
在這種僵持當中，時間走到了10月，總督府門口出現了流血事件。這時候，我們才看到清政府開始支援四川，重新起用端方做鐵路大臣，讓端方從漢口、武漢調新軍到成都去。
當然端方也沒有走到成都，半路上就被他的部下給幹掉了。這也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件大事。端方總體來講還是一個很有改革思想、開明意識的新官僚。過去好多年，我們是從革命的角度去解讀端方之死，認為端方是死於手下新軍的起義。其實現在新的史料可能不是太支撐得起這個觀點。
端方這個人愛好收藏，這種愛好也不是個壞事，以之修身養性、陶冶情操是可以的。但端方有一個毛病是喜歡炫耀。如果在和平時期，在你的總督府、鐵路大臣衙門裏麵，炫耀一下也沒問題。但恰恰就在端方帶著軍隊從武漢出發的這個特殊時間，中央的軍餉遲遲發不下來，這些士兵見端王爺手裏邊有這麽多好東西，就火了，於是發生了謀財害命的事情。
端方從漢口、武漢帶了新軍往四川走，這是清帝國解體過程中最致命的一件事情，直接導致兩湖地區空虛了。如果僅僅如此，那還不要緊，也不至於發生問題；但是恰恰在這時候，湖北發生了新軍嘩變。在這裏我們先說一下中國軍隊的狀況。我們知道中國軍隊是從1895年開始小站練兵的，是個近代軍隊的構建。在經曆了1903年、1906年、1908年幾次大的操練、整軍後，訓練出了幾支近代化集團軍，被稱作北洋六鎮，直屬於中央。同時各個省也組建了新軍，像是湖北新軍、湖南新軍、浙江新軍，這就有點地方軍的意思了。按照計劃，中國軍隊全部被改造成新式軍隊的時候，應該達到36鎮。可機動的中央六鎮，以及不可機動的、像是國民警衛隊一類負責地方防禦的30鎮，共同構成整個中國的軍隊體係。中國的軍事改革在這個過程當中走向了近代化之路，而且相當一部分軍事將領都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想。北洋六鎮的將領都到日本、德國去學習過，好多將領的日語和德語都說得相當好。
我們看晚清政治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決斷，都是帶有軍方背景的人在優先支持、擁戴、推動。當然這在不發生問題的時候，肯定是好的，但一旦發生問題了，就不可遏製。所以我們看到1911年這麽一個短暫的時期，從皇族內閣到鐵路國有，到最後在成都出現保路風潮，再緊接著在一種空虛的狀態下，湖北就發生了新軍嘩變。
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革命敘事成為主導，慢慢地就建構起了一個武昌起義的革命話語體係。包括後來那些辛亥革命的先驅者、存世者，寫了很多回憶錄，把日知會、聞學社都描述成是革命團體。我在研究的時候，總覺得不太對勁。清政府主導的新式軍隊的力量，和革命有沒有關聯呢？應該說有一定關聯。就像我們前麵討論的革命在1905—1906年的那種狀況——你清政府不改革我就革命了。而一旦清政府改革後，就不存在一個年輕的軍人或知識分子說“我要革命到底”。
因此我們去討論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發生的事情時，我想其實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個清帝國體製內的新軍人的抗爭。之所以發生這種抗爭，是因為他們對政治太關切了，他們的政治意識太強了。從1901年的新政到1906年的憲政，他們是經曆者，也是堅守者。
現在清帝國的最高領袖載灃所作出的決策——鐵路國有和皇族內閣，在他們看來是倒行逆施。在這種狀態下，武昌新軍的起義實際上是要求清廷重回憲政改革的正途。我們看到武昌起義發生之後，經過幾天的發酵、等待，他們找到黎元洪成立了湖北軍政府。黎元洪、湖北軍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清帝國重回憲政的正路。如果當時清政府發罪己詔，廢除這幾個決定，重新回到改革原來的那種既定的共識當中去，那我想湖北的風浪大概不至於持續下去。但是湖北新軍起義之後，清政府不僅不給予正麵的積極回應，而且派出軍隊來鎮壓。這不僅沒有終結湖北軍政府，反而讓湖南新軍也緊接著宣布獨立。
湖北、湖南獨立後，10月22日資政院開會，攝政王載灃發表講話，他仍然在強調憲政是當務之急，要求資政院在先前籌備的基礎上能夠更有進步，集思廣益，以期盡早完成。但是之後並沒有實質性的推動。
之所以說沒有實質性推動，是因為我們看到在湖北、湖南僵持了一個星期之後，就出現了連鎖反應，九江新軍、陝西新軍相繼起義。在這個過程當中，新軍之間互相勾連。具體怎麽勾連的，我們今天並沒有看到這些文件。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到，起義的新軍之間應該有聯合起來向清政府施壓的行動。
各地的新軍連續性地發生嘩變之後，不到20天，北洋六鎮也出事了。北洋六鎮屬於中央軍，這支軍隊也沒有經過國家化的改造。北洋六鎮的軍人，他們本來的功能是拱衛京師，他們的布防地點在灤州、石家莊、太原。10月29日，清廷仍然沒有實質性的讓步，駐紮在灤州的清軍將領就發布了一個通電。我一直講，所有新軍人的這種嘩變，其訴求都不是革命，而是繼續實行君主立憲。所以我們去看灤州軍人的要求，通電當中仍然是這麽幾個簡單的訴求：要求清廷加快政治改革，重回憲政軌道。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共和了，我推翻你不要你了，那是後來的事情。
而且等袁世凱出山和黎元洪交涉的時候，袁世凱一上來就講——我讓清帝重回憲政軌道上來，你能不能讓湖北軍政府解散，讓軍隊重回營房？一開始南北交涉的時候，黎元洪說：“告訴袁大人，沒問題。隻要清帝國重回改革憲政的軌道，那湖北軍人一定回到營房。我的要求隻有一個，這事平息了之後，袁大人可別把這些老哥們都給抓起來，不能秋後算賬。”所以可以看到，這之前的20天裏所發生的一切，就是軍方對中央倒行逆施的一個表態。等到中央軍也發生兵諫，這意味著：如果你清政府還沒有實質性的表示，那就別怪北洋六鎮不客氣了，他們是拱衛北京的屏障，防止別人來打北京，但是如果他們轉身打北京，那北京是毫無抵抗之力的。清帝國這時候才真正感到了恐慌和危機。
所以在灤州兵諫的第二天(10月30日)，清帝國就以宣統皇帝的名義下詔罪己。罪己詔的內容也是關於憲法改革的，宣布維新更始，實行憲政，解除黨禁，盡快頒布憲法，組織完全內閣，決心以踏踏實實的政治改革，重新喚起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這些動**，歸結到最後都是清政府能不能實實在在地推動中國君主立憲的改革。
清政府的這個表態確實贏得了立憲黨人的認同、同情和默許。在宣統皇帝罪己詔發布的第二天，資政院就通電各省說，皇帝已經下詔罪己了，中國已經重新回到改革的路徑上去了，各個省谘議局是不是可以停止這種武裝抗爭？朝廷不會再用武力去鎮壓各地的叛亂，人民也不要再用武力去逼朝廷。資政院呼籲各方最好能夠通過和平的辦法來解決這些紛爭。
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罪己詔試圖將局勢再次拉回到和平的憲政軌道上。因此，就在資政院出麵通電各省之後的第二天(11月2日)，攝政王就開始讓資政院起草憲法。攝政王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把憲法製定完成，然後公布出來，以推動憲政改革的實質性進展。之後，資政院於12月3日匆匆忙忙地通過了一個推行了許多年都沒有結果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並很快頒布。
這個《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也是中國憲政史上的一個重要文件。這個文件比原來1908年的《憲法大綱》更嚴密，它是參照了東西方憲政國家的憲法文本，力圖製定一個和英國的君主立憲架構一樣的憲法。《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的頒布，應該是清帝國重回憲政軌道的一個重大轉折。又過了幾天，等到11月8日，資政院又通過選舉的辦法，推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改組政府。可以看到，在灤州兵諫之後局勢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清帝國終於在中央軍的壓力下，作出了改變。到這時候為止，我覺得20天的動**應該已經算平息了，局勢也穩定下來了。等到11月13日，袁世凱就從武昌前線返回北京，重組內閣，重回憲政體製。
袁世凱內閣是很典型的一個近代三權分立大架構下的責任內閣，從新的內閣名單也可以看出，這同時也是個非常專業的技術內閣。原來大家議論紛紛，意見很大的所謂“皇族內閣”“權貴內閣”被改組後的內閣取代了。
內閣改組後，大家對內閣的成員也沒有意見了，袁世凱是軍功出身，而且裏邊幾個內閣總理大臣，包括各部的部長，都和皇族、貴族沒關係。問題到這裏解決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議會。我們知道，晚清的議會——資政院——是一個特殊的架構，它處於向議會過渡的進程當中。這個資政院是1908年構建的。資政院的議員，編製是200個人。這200人中的100個是各省谘議局選出來的，另外100個是欽定議員。欽定議員是非選舉議員。從那100個欽定議員的組成結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難度並不大。其中10個議員是納稅大戶，屬於實業界的代表。誰納稅多，誰當，這很合理。而且可以隨時更換，這次是張謇，那麽下次可以換別的大實業家，這都不是問題。另外，還有10個議員是大學者，這個也沒問題，因為大學者一般年紀都很大了。像嚴複是1921年去世的，這時候他的生命還有10年的時間，當滿一屆最多也就四五年，然後就退休了。
問題就出在滿洲貴族這一塊。清帝國的政治架構是一個打天下、坐天下的架構，人家這些貴族的祖輩為大清立下過功勞，在沒有走到憲政之前，他們坐擁特權是理所當然的。否則我們現在也沒法理解君主立憲國家的國王了。你英國女王、日本天皇憑什麽坐天下？這裏麵存在血統傳承的正當性。我們從今天的立場去看，滿洲貴族在新的憲政架構改革當中擁有正當的權利，我覺得不必太過排斥。但是在這裏邊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這樣一種選舉架構下，把三十來個滿族貴族和有滿洲貴族身份背景的人放到各省選舉，各位可以猜一猜他們選舉的結果會是什麽？很難選上。是因為他們本質就惡劣嗎？是因為他們無能嗎？不是。是因為平民對他們的一種天生的敵視。因此具有這種優越出身背景的人，在選舉體製下很難獲得選舉人的認同。但是在當時這種僵局狀態下，議員就是選舉出來的。
而且在當時沒有任何一個智囊、智庫提出一個新思路講，是不是能夠給那些滿族的貴族，比如清帝國的八大鐵帽子王(此時已經到了12鐵帽子王)，每家一個萬年國代呢？在大清帝國的建構過程當中，這些人是流過血的，勞苦功高，那按照大清帝國的承諾，開國功臣的後人當然就應該世襲罔替，接著做這個永久議員。但這個主意是我們在100多年後想到的。100多年前，那些政治家沒有人這樣想問題，但是你不解決這問題，清朝的貴族們就不同意。
我們看到，晚清政治改革到最後，之所以失敗，其實就失敗在這麽一點點的問題上。後來等到大清帝國解體，民國建立後又過了十來年，秩序始終不能安定下來，我們才看到參加過1911年、1912年這種政治大轉型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開始反省：我們當時沒有冷靜地坐下來討論這個問題，才導致了這麽一個結局。導致了什麽結局呢？終於有人忍耐不住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