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中，餘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鳳鳴，叩閽進所為尚書題論，上溫詔褒之。其任官惟賢一論，頗傳誦京師，有曰：“國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參半也，用捐班則專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義為招，特假以為名；下以利市三倍為券，將務求其賞。”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賄賂必厚，交結必廣，趨避必熟，上司必愛悅，部吏必護持。”又曰：“與其開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開捐則將為貧民億萬家之勒派，其害普。與其開捐，不如加賦。有形有限之加賦，其害近；開捐則將為無形無限之加賦，其害遠。”抉開捐之弊，可謂至矣。平心論之，實苛論也。國朝捐班，亦有李公世傑、傅公鼐諸人，安得謂專用小人乎？顧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於千百中難矣。近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也。居今日而論治，誠以停止捐輸為第一義。
國朝自招民知縣以來，時開捐例，皆暫行而非常行。道光、鹹豐兩朝，禦極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後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請，始又舉行，固知開捐非列聖意也。顧今軍務未蕆，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賜民爵，為輕名器之漸。漢晁錯從而鬻爵，甚於鞅矣。至入貲補吏，創於漢武，濫於東漢及晉，綿延於唐、宋、元，而幾絕於明。景泰元年，始命輸納者給冠帶，二年令世襲武職，四年令生員納粟補國子生，如是而已。然則必欲為權宜之計，無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貧者得賣與人，漢時亦有民得賣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今捐輸之推廣，無孔不入，獨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獎有賣與人之實，而必設為中表至戚之限，明導以欺，何為者？至郎中，道員之貴，一縣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禮哉？是亦一間也。
應請留封典、虛銜二者，倍蓰其捐數，許於若幹年內，移名若幹次，有官者不與，更仿令丞抗禮之製，明定禮節以榮之。韓氏菼曾有此議。實行之無弊者，彼諸夷以利為國，富商輒與大酋敵體，而絕無入仕之路，一犯法則朝為坐上客，夕為階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禮無弊之一證。其實職升銜加級及貢監一切停止，現任有政績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薦舉，其餘無論實缺、候補、候選，皆視原輸銀數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曉然，知非往時甫停複開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無所冀幸，無所需待，將群然淬厲鼓舞於正途，斯官方可以澄敘，人材可以奮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