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先生的主題都是俄國式的,他的小說中時不時會出現一些其他國家的場景,但小說人物卻總是純正的俄國人。他描繪的是俄國式的人性,這使他困惑、著迷,同時又深受啟發。像所有偉大的小說家一樣,屠格涅夫先生的作品有著強烈的故土氣息,這會讓讀完了他所有作品的讀者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是獲得了一段關於俄國的漫長經曆。我們似乎在夢中到那裏旅行,在另一個存在空間裏就居住在那兒。奇怪的是,屠格涅夫先生讓我們感覺他和祖國格格不入,可以說他與故土之間有著一種詩人式的不和諧。他懷戀過去,並且無法看到新的趨勢是走向哪裏。美國讀者會特別理解這樣的想法;如果他們也有一位本土大作家的話,那在一定程度上,這也很可能會是那位作家的想法。屠格涅夫先生強烈地感受到俄國人的性格,並且在想象中懷念著它所有過去的樣子——未解放的農奴,無知、專斷、半野蠻的地主,古樸的鄉村社會,各種地方風俗。然而俄國社會和我們的社會一樣,都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俄國人的性格在變化的浪潮中動搖不定,而經曆了改變,現代化了的俄國人帶著過去的局限和新的狂妄,這之於那個對過去的恒久靜止還戀戀不舍的想象來說,卻不是個好的現象。正如我們有必要指出的是,屠格涅夫先生作為一個徹底的諷刺作家,對他同胞中流行的新思想風氣是毫不留情的。他的一部小說《父與子》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就是對比新老思想;而在他最近出版的一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煙》——這些新思想體現在各種怪異的人物身上。
然而,讓我們的作者先生一舉成名的不是他的諷刺,而是他那些溫暖、詩意的描繪。《獵人筆記》出版於1852年,它的兩位法文譯者的其中一位曾說,人們認為這部作品對俄國農奴製問題的貢獻相當於斯托夫人的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對美國奴隸製問題的貢獻。這種說法或許有些牽強,因為屠格涅夫先生的這部小說讓我們感到更多的是無關功利的藝術作品,而非熱情激昂的紀實報道[6]。當然,客觀環境對它有所助益,並且它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即它證明了就俄國讀者來說,沒有不重要的文化。因為從來沒有哪部有著鮮明立場的作品能像這樣——用畫家的話說——始終保持灰暗色調。作者向我們展示的醜惡勉強夠多,於是隻有十分留心的讀者才能領悟它的教益。沒有一個片段在確實地批評俄國“獨特的製度”;其教諭隱含在用各種精妙的手法描繪出的一個個例證之中——隱含在那啟發聰明讀者思考的傷感回味中。對於那些傾向於在關於“為藝術而藝術”的問題上持鮮明立場的人來說,沒有哪部作品比它有更好的教諭意義。作為一個重要的典範,它展示了道德內涵如何賦予形式以意義,而形式又如何反過來凸顯了道德內涵。確實,《獵人筆記》表現了作者所有獨特的優點,它有著某種不老練的結構上的鬆散,吸引了許多認為屠格涅夫先生後期作品在形式上過於樸素的讀者。毋庸置疑,這部作品在屠格涅夫先生的所有創作中是最令人愉悅的。我們尤其推薦關於守林人福馬的那個小故事,在一個雨夜,當敘事者在他的木屋裏避雨時,福馬聽到有個農夫在滴著雨的黑暗樹林裏偷木柴,福馬衝上前去抓住了他,把這可憐的賊拽進木屋,推向了牆角,然後坐在那煙霧彌漫的小屋裏一直審問他(我們意識到作者也在現場,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觀察、感受和評判),其時,雨不停地敲打屋頂,那個渾身濕透的農夫餓著肚子,哀號著、嗚咽著、詛咒著。我們從未讀過能在如此短的篇幅內表現出這樣淒慘且真實的作品——如此令人悲憫,而不是假模假式地表現出哀傷。在這種情形下,就像每每讀到屠格涅夫先生的時候一樣,我們會邊讀邊喃喃道,“這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其他小說家或多或少更精明的對生活的‘編排’”。在很大程度上,屠格涅夫先生配得上這樣的讚譽,因為和那些為了引起同情以至於傷害了理解力的憂鬱哀憐派作家不同,“生活”在他筆下遠不是對卑鄙之事產生鬱鬱寡歡之情。他對所有美好的事情也給予了同樣的肯定——令人愉悅的肯定——給經驗中所有幫助它保持在傳奇範圍內的事情都給予了肯定。有兩則獵人的筆記最具有無以言表的魅力——一則是在一個溫暖的夏夜,獵人躺在草地上聽兩個被送到牧場來看馬的小男孩坐著談論關於妖怪和精靈的事情;另一則非常優美地描寫了兩位衣衫襤褸的農奴在酒館比賽唱歌。第二則就是一首完美的詩歌。與這兩篇非常不同,但有其自身特點的是《一位俄國哈姆萊特》這個故事,它講述獵人在享用晚飯後,在同一所精致房子裏過夜,並和一位窮紳士共居一室,這位紳士躺在**,怪異地越過床單望著他,講述了自己悲哀的過往。這則故事比其他各篇都更具有貫穿在屠格涅夫先生小說中的那種道德內涵。
緊接著出版的《羅亭》也許最有力地證明了屠格涅夫先生傾向於選擇以人物為出發點的主題——如果有必要的話,還會是以病態人物為出發點的主題。我們近來沒有機會回顧這部小說,但我們還記得它引人入勝的優點——即它富有心理的真實,而不為通常的心理學係統所阻礙。這一主題對於想象力貧乏的人來說可能沒什麽意義——它展現了一個異常不完整、未定型、未完成、不適於通常傳奇小說性格的人物。和屠格涅夫先生筆下許多主人公一樣,德米特裏·羅亭是一個道德上的失敗者——他是那些有著極為複雜的天性、給朋友們帶去歡樂和痛苦的人物之一;他可能會,然而也顯然可能不會成就大事;他的個性強烈地體現在衝動、交談和情緒反應中,卻在意誌、行動、獨立感受和行動的能力上十分軟弱。喬治·桑夫人的《賀拉斯》是對這類人的一項廣泛且不受約束的研究,它對想象力豐富的人來說總是很有趣,而對理性的人來說則難以忍受;屠格涅夫先生描繪的主人公是一幅精細的微型畫像。如果不讀《羅亭》,我們就不能知曉屠格涅夫先生的筆觸能精細到什麽程度。但是,如果不是屠格涅夫先生一直都在一絲不苟地做一個劇作家,他帶著他那精準的心理描寫就和喬治·桑夫人帶著她那廣博的綜合性一樣,很可能會成為一個空洞的講述者和沉悶的小說家。在他筆下,任何事都采用了戲劇的形式,顯然他無法脫離戲劇形式去構思任何東西,他無法認出未經具體化的想法。對他來說,一個想法必須是如此這般的一個個體,有著如此這般的鼻子和下巴,戴著如此這般的帽子,穿著如此這般的西服背心,這想法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一個印刷字和這字所代表的含義之間的關係一樣。在屠格涅夫先生的想象中,抽象的可能性迅速變為了具體的情境,就好像梅鬆尼爾[7]設計的室內裝潢一樣精細且富有地方性。當我們以這種方式閱讀的時候,就總是在觀看和傾聽;並且,實際上由於缺乏一條解釋的線索,我們似乎常常是觀看多於理解。
而在《葉連娜》中,作者對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混合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這部作品既是一本樸素的編年史,又是一部微型的史詩。小說中的場景、人物形象是如此真實生動,好像我們能夠看到他們被置於一個用燈光照明的舞台之上活動。然而,當我們回想它的時候,這出戲似乎完全被道德世界的光亮所映照。《葉連娜》包含著許多內容,很難去一一談論。它既如此簡單,又如此豐富,它堅決地走向黑暗的結局,然而又在過程中不停地讓我們感到愉悅且深深迷戀,以至於我們在它的混雜中忽略了那通向真實的簡單的美。但通過閱讀之後的深思,我們就像讚美一切最好的事物那樣去讚美它。然後我們看到那些精彩的部分都融為了一種和諧的基調,成為一個動人的整體。這部小說全在於對女主人公的刻畫,她是“女英雄”這個詞的本義,一個意誌沉著且熱情洋溢的年輕姑娘,她隻要有機遇,就能成為那種為人稱頌的傳奇人物。她真是個高尚的人,而且如果像我們抱怨的那樣,屠格涅夫先生的想象中存在著苦澀,那麽顯然也有著甜美。引人注目的是,他大部分夢幻般的遐想都是出自對女性的構想。隻有對女性,他有時才會全然地舍棄他的嘲諷,而真誠地表達出同情。我們希望,如果認為這證明了他筆下那些鄉村女性的性格中有著——至少是潛在地有著——一些十分美好的東西,那這種想法不會是一個人種學上的錯誤。無論你是多麽優秀的詩人,如果沒有認識幾個非常令人欽佩的女性的話,也很難創造出瑪麗雅·亞曆山大羅芙娜(見《往來書信》)、葉連娜、麗莎、達吉亞娜,甚至伊琳娜這樣的人物。這些女士都有著顯著的家族相似性,也就是她們共有的某種優雅特性,對此最好的描述可能是毫無膚淺之氣。她們身上毫無被法國小說家看作是女性“可愛”[8]特征的嬌媚之氣。在《煙》中,那個奪走了達吉亞娜愛人的凶惡美人之所以有此之舉,也是因為屈從於更深刻的內心衝動,而非粗俗的賣弄風情。並且,這些美好的俄國人身上有著那種自覺與獨立,和英國理想的女性魅力十分相似。從表麵上說,她們隻是差強人意。並且她們幾乎因為太令人困惑而難以表現出魅力,而隻有在不得不做出行動的時候,我們才完全地體會到她們的美。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就會想象她們做出最感人、最激勵人心的事情。
葉連娜的魅力全在於她堅定的行動。她像一支羽箭一般,從我們麵前敏捷、迅速地掠過,飛向她神秘的終點。正如我們所說,她對一個夢想從土耳其的殘暴統治中解放出祖國的保加利亞愛國青年深表同情,並從中找到了機遇;帶著一種冷靜的熱情,她將自己投入他的愛情與事業之中,而這一切在屠格涅夫先生的筆下都充滿了詩意。葉連娜最好地代表了屠格涅夫先生對“與眾不同”的女青年的喜好。無疑,在許多閑適的社交圈裏,她會被當作一個怪人。確實,她的外表有著令人著迷的怪異,並且我們也模糊地感到,作者在描寫她的時候也帶著一種為之傾倒的期望,就好像一位旅行歸來的朋友向我們展示他越洋帶來的一種羽毛奇異的鳥,而他自己也從未聽過這鳥的鳴叫聲。要欣賞葉連娜身上的怪異,你必須了解她身邊的人都是多麽的正統。在小說的中心部分,故事情節就逐漸消失,變成無盡的諷刺,似乎作者想要證明,和葉連娜與英沙羅夫那極度的嚴肅性相比,其餘的一切都隻是遊戲人生。我們在一種諷刺的氛圍中翻閱那些次要的部分:有時是善意的,比如寫到別爾森涅夫和舒賓的地方;有時又具有無情的滑稽感,比如寫到葉連娜愚昧的父母和他們呆笨的樣子時——就好像兩隻聒噪的家禽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孵育一隻雛鷹一樣。整篇小說都蘊含著深意,要把它詳盡地說清楚,就好像從一條精美的掛毯裏抽出絲線那樣複雜而困難。例如,卓婭小姐是個怎樣的人物呢?一位嬌小的德國女伴[9],但卻十分詼諧地從側麵映照了葉連娜強烈的個性——卓婭小姐,她有著漂亮的肩膀,她一出現就伴著那普普通通的衣裙娑娑聲,也許,還有那淡淡的香水味。在屠格涅夫先生的創作中,最為精彩的就是對別爾森涅夫和舒賓兩人與葉連娜關係的描寫。當他們看著兩人同樣愛著的女人用比他們都更迅速的步伐從眼前一掠而過時,這二人在栩栩如生的真實性中也有了象征意義。青年雕塑家舒賓有著他的情緒與思想、歡喜和憂鬱,他喋喋不休,舉止唐突,這一形象深刻且精巧地表現了藝術家的性情。然而,他終究能夠切中務實這一要害,通過確切的力所能及的行動解決了生活中的問題。別爾森涅夫雖然不那麽耽於幻想,但本質上卻可能是一個更富詩意的角色。他注定是行動上的弱者,這倒不是因為他思慮過度,而是由於他在思想和智識上十分平庸,並且又固執己見。在他的過往中,有些事情甚至比葉連娜和英沙羅夫的經曆更感人。後兩者和舒賓一樣,都有聊以**的東西。如果說他們有著與生俱來的痛苦,那他們同樣也有著與生俱來的狂喜。他們站在熱情所敞開的大門前,有時候可以忘記一切。但可憐的別爾森涅夫無論走到哪兒,都能遇到良知豎起指頭對他說,雖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明智的人從不喪失理性,聰慧的人也不會為情緒左右的。他甚至不會通過抱怨命運而獲得滿足。他完全不確定自己的命運,而當他發現自己的愛情落空時,他便把這種愛情轉換成友情,並且帶著一種耐心的熱忱,幾乎能夠讓自己都相信這樣做並不是一種放棄,而是圓滿的成功。別爾森涅夫、舒賓、卓婭,以及烏瓦爾·伊凡諾維奇,這個窮困的家族朋友,帶著引而不發的想法,溫和而深刻,還有那個浮誇且自私自利的父親,虛弱而自私自利的母親——這些人徹底地為小說核心夫婦周圍的小世界注入了生機。而如果想知道我們如何從這六個人物身上感到了世界的存在和它的複雜性,就需要認識到作者在選擇人物類型方麵的大智慧。
我們在談論《貴族之家》(據我們所知,英譯本用的是更簡潔的書名《麗莎》)的時候,應該假定它比《葉連娜》出版得要早。《貴族之家》始於1858年,而《葉連娜》則是1859年。小說的主題是關於一樁不幸的婚姻和一段不幸的戀愛。費爾多·伊萬諾維奇·拉夫列茨基娶了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士,但在自認為十分美滿的三年過後,他發現自己受到了嚴重的欺騙。他離開妻子,從巴黎——在那裏他幡然醒悟——回到了俄國,在他繼承的莊園裏隱居了一段時間。在這裏,當他的傷口逐漸平複,人在盛年的健康與力量又重新回來的時候,他邂逅了一位年輕的女子,並最終用一顆渴望擺脫苦澀的柔軟之心,以加倍的熱情愛上了她。他收到妻子的死訊,立即大膽地向年輕女子表達了愛意。那位年輕女子傾聽著,回應著,他們快樂了短短幾天。然而正如報紙上說的,關於拉夫列茨基夫人死訊的報道是個草率的錯誤,夫人突然重新出現,她提醒丈夫記得與自己的婚姻關係,並且幾乎把叫麗莎的年輕女子判罪。自然無疑地,這個故事令人同情的地方在於它發生在一個尚不具備現代離婚機製的國家。麗莎和拉夫列茨基當然必須分開。拉夫列茨基夫人健康地活著。麗莎去了修道院,而她的愛人被奪去了幸福,決心至少去嚐試做個有用的人。他耕作自己的土地,指導農奴。幾年後,他走進她的修道院,當她在柵欄後麵經過向教堂走去的時候,他看到了她。她知道他的出現,但她甚至沒有看過去,隻有她垂下的眼皮不停地抖動,才出賣了她的感受。“他們都想到了什麽,感受到了什麽?”作者問道,“誰能知曉,誰能說清呢?生活中有一些時刻,有一些感受,是我們隻可匆匆投過一瞥卻不能停留的。”帶著這個未解的問題,小說走向了獨特的尾聲。丈夫、妻子、情人——妻子、丈夫,以及他愛的女人——這是現代小說極為常見的組合,但屠格涅夫先生的寫作使這一老生常談重獲了青春。如果我們要加以區分的話,他發現這個故事的道德吸引力比情感上的吸引力更為深刻:似乎對他來說,一對戀人接受不幸的命運要比一對戀人緊緊抓住幸福更富有內涵。正如我們可以隨意總結出的那樣,他小說中的道德意味在於,對幸福的構想是徒勞的,我們隻能接受我們能得到的東西,而逆境就是磨坊下麵的水流,我們的智慧就在於必須去順應它而動,讓它來碾碎我們的穀物。在拉夫列茨基的過往經曆中肯定有非常精妙的東西,屠格涅夫先生從一個關係到各種不潔行為的故事中提取出了主題,並使它充滿了可愛和純潔的氣息。實際上,這種純潔性隻是從麗莎維塔·米哈伊諾夫娜這個人物身上散發且彌漫出來的。屠格涅夫先生的美國讀者沉浸在美國與俄國生活的幾個相似之處中無法自拔。這種相似基本上是表麵化的,不過似乎對我們來說,如果認為由麗莎、達吉亞娜、瑪麗雅·亞曆山大羅芙娜所代表的俄國青年女子微微帶著些辛辣的新英格蘭氣質——一種清教徒式的固執——那麽這種觀點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作者的小說中,往往是婦女和年輕女子代表著意誌力——去反抗、等待、實現抱負的力量。麗莎代表了所有那些英雄式的熱情,這在屠格涅夫先生的想象中比那種小貓一樣輕巧嬌媚的個性要有內涵得多。在同一部小說中那些因為輕巧嬌媚著稱的人物——瓦爾瓦拉·巴甫洛夫娜,拉夫列茨基那個無情的妻子——同時也顯而易見地缺乏德性。在麗莎、葉連娜,甚至是更為模糊隱蔽的瑪麗雅·亞曆山大羅芙娜的正直品格中——它似乎是從男子氣概的榮譽中提取出的一種更為美好的精華——存在著一種幾乎是令人敬畏的東西:就連最強大的男人也沒有她們如此有力。在小說最令人悲傷的地方,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小說中最討人歡喜的老姑娘)走進麗莎的房間,來到她麵前,哀求她放棄去修道院的計劃,我們感到這個年輕姑娘的恭順與甜美之下有著不可戰勝的深沉意誌。她無比地虔誠於宗教,從她的心理狀態來說這也理所當然,並且沒有什麽比了解她的宗教生活是多麽自然更能讓我們不再把她和一個傳奇小說裏的普通天真少女[10]聯係在一起。她對拉夫列茨基的愛在本質上是一種半克己的**。她第一次利用他的愛所給予她的影響力就是試圖讓他和妻子和好,而當她得知後者並沒有像他們相信的那樣已經死去的時候,她最大的感受是一種不可饒恕的褻瀆。在她那柔軟、貞潔的心靈上產生了黑暗、罕有的罪惡感,我們似乎不恰當地稱讚這種組合是奇異有趣的,但如果把它稱作是富有教誨性的則就更離譜了。麗莎總的來說是一個出色的人物肖像,並且同為女性的讀者們在審視這一形象的時候應該帶著一些自得之情。人們知道她們一方麵抱怨傳奇小說家們濫用女性人物,另一方麵也抱怨他們對待女性人物有著令人難以忍受的屈尊俯就的態度。而麗莎這一形象是用一個愛人所有的溫情來描繪的,但同時這溫情之外還有著一種無以言表的——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尊重。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的作者一如既往地不對情節加以評論,詩人從不加入合唱隊[11],小說的情形就說明了自身。當拉夫列茨基在法國報紙上讀到了妻子的死訊時,小說沒有描述他的感想,也沒有表現他的心理狀態。那生動鮮活的敘述是如此有效地讓我們與他產生了共鳴。他入睡前躺在**閱讀,拿起報紙並發現了那個重大消息。他“披上衣服”,作者簡簡單單地說道:“出門走進花園,在小徑上來回踱步,直到天明。”帶著一種蔓延全身的激動之情,我們合上書本,暫停片刻。然而關於屠格涅夫先生擅於在普通的形式中注入豐富內涵的天賦,他所塑造的那個憂鬱的德國音樂大師戈特裏布·倫蒙就可謂是一個出色的例證。從來沒有什麽樸素的真實能比它更富有詩意,也沒有什麽詩意能比它更真切精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