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精神頭兒大不如從前了。曾經讓我頗為吃驚的那頂後麵掛著手帕的舊草帽,也理所當然地閑置起來了。每當我看到這頂放在熏黑了的擱板上的草帽時,心裏總為父親感到難過。前一陣子,父親還能跟以前那樣手腳輕健地活動的時候,我還為他擔心不已,希望他不要多動。可等到父親真的到了老坐著不動的現在,我才覺得父親還是那會兒較為硬朗些。我也常跟母親談論父親的健康問題。
“整個兒就是想不開嘛。”母親說道。母親是將天皇陛下的病跟父親的病串在一起了。可我覺得不完全是這樣。
“不是想不開,恐怕真的是身體不行啊。我總覺得與他的心情比較起來,我爸的健康狀況似乎更壞一些。”
我嘴上這麽說,心裏則尋思著要不要去遠處請個名醫來給他看一下。
“這個夏天連你都過得沒勁兒了吧?好不容易畢業了,連個慶賀的酒席也沒搞成。你爸的身體又是這個樣子,加上天子也生病了。唉,要是在你剛回家那會兒馬上請客就好了。”
我是在七月五日左右回家的,父母提出要為我請客祝賀,是在那一周之後,而最終敲定的日子又是在一周之後。在鄉下,大家全都悠閑度日,不受時間的約束。我也正是得益於此,才逃脫了一場勉為其難的社交之苦。可是,我母親並不懂我的心思,她似乎一點也沒有察覺到我的竊喜。
天皇駕崩[1]的消息傳來時,父親手捧著報紙大聲驚呼:
“啊呀呀,天子到底還是駕崩了。看樣子我也……”
後麵的話他沒往下說。
我到鎮子上買來了黑紗,用它裹住旗杆上的圓球,又在旗杆上端係了一條三寸來寬的飄帶。然後對著大路,將旗子斜斜地插在大門旁。由於沒有風,旗子和黑色的飄帶全都耷拉在炎熱的空氣之中。我家大門的頂部已經十分陳舊,上麵苫著稻草。風吹雨打了好多年,那些稻草早就失去了原有的顏色,變得灰不溜秋,還坑坑窪窪的,十分刺眼。我獨自跑出門去,舉頭眺望那黑色的飄帶,白洋布料子的國旗底子和在白底上染出的那個滾圓的紅太陽,也眺望著映襯這一切的髒兮兮的稻草屋頂。我想起先生曾經這樣問過我:
“你家房屋的結構是怎樣的?大概跟我老家的房子大不一樣吧?”
我很想讓先生看一看這所自己出生的老宅,又羞於讓先生看到。
我又獨自跑進屋子,坐到自己的書桌前讀起報紙,遙想著東京的景象。我的想象集中在這樣一個畫麵上:日本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是如何在黑暗之中運轉的。在這座不得不在黑暗中運轉著的大都市裏,在因不安而躁動不已的景象之中,我看到了先生的家——猶如燈火一點。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燈火會自然而然地卷入無聲無息的旋渦之中。也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燈火注定會在不久之後悄然熄滅。
我拿起筆來,想就這一事件給先生寫封信,可隻寫了十來行就放棄了。我將已經寫好的部分撕得粉碎,扔進廢紙簍裏。給先生寫這些事情又有什麽意思呢?因為已經有了先例,先生是不會回信的。我那時孤寂難耐,所以才寫信,所以才盼望收到回信。
[1]明治天皇是於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三十日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