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丹達爾（一譯司湯達，1783—1842）是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同時也是世界文學史上著名的心理現實主義作家，被稱為“現代小說之父”。
一、生平與創作
斯丹達爾，原名亨利·貝爾，1783年1月23日，出生於法國東南部格勒諾布爾市一個資產階級家庭。7歲喪母（母親是意大利人後裔），父親是一個思想保守的律師，擁護波旁王朝，篤信宗教，對兒子嚴厲而冷酷。斯丹達爾崇敬母親並喜愛意大利，憎恨父親，這在其小說創作中有著明顯痕跡。
斯丹達爾是在具有啟蒙思想且學識淵博的外祖父甘尼永醫生的教養下長大的。12歲時進入當地中心學校學習，受到革新派教師的教育，尤其深受數學教師雅各賓黨人格羅的影響，培養了認真分析、細致推理的科學精神，數學成績突出，對文學和唯物論哲學興趣濃厚。
1799年11月，他參加了拿破侖的軍隊。1806—1814年，他參加過拿破侖在歐洲的一係列戰役，擔任過皇室領地總管、皇室動產與不動產審核員等職，跟隨拿破侖遠征過莫斯科。1814年，他心目中的英雄拿破侖垮台，他在政治上的理想幻滅，便結束了軍旅生涯。為了“不再看到被波旁王朝玷汙的法國和巴黎”，他隨後僑居意大利7年，大量閱讀並研究藝術，開始寫作。散文遊記《羅馬、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是第一次用“斯丹達爾”筆名發表的作品。由於參加燒炭黨的革命活動，1821年他被奧地利政府驅逐出境。
回到巴黎後，他長期沒有固定職業，生活十分清苦，但仍堅持讀書、寫作，出版了心理分析論著《論愛情》（1822）、音樂家評傳《羅西尼傳》（1823）和散文集《羅馬漫步》（1829）。1823年至1825年，發表了著名文學論著《拉辛與莎士比亞》，強調文學應反映現實生活，必須具有時代性和真實性，用樸素真實的細節描寫體現時代特點。他發現“性隨物遷”，首次提出“要描寫處在社會關係中人物性格的形成過程，以及內心世界的發展變化”。這本書因此被稱為現實主義的美學宣言書。
1827年，他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阿爾芒斯》。1830年，發表長篇小說《紅與黑》。同年9月，為維持生計，擔任教皇轄區海濱小城奇維塔維基亞的法國領事，直至1842年。這期間，創作了長篇小說《呂西安·婁凡》（又名《紅與白》，1834）、《巴瑪修道院》（1839），中短篇小說集《意大利遺事》（1839）等。
《巴瑪修道院》是斯丹達爾晚年的傑作，也是斯丹達爾生前唯一得到社會承認的成功作品，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人物性格鮮明豐滿，情節結構嚴整緊湊，心理描寫準確深刻，筆調細膩優美，其中描寫滑鐵盧大戰的長達50頁的部分，更是文學史上有名的篇章。作者以一個初次參戰的士兵（法布裏斯）的眼光去表現這一戰役，寫得逼真感人，使人如臨其境。這種寫法是開創性的，對左拉《崩潰》中色當戰役的描寫、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波羅金諾等戰役的刻畫，均有較大的影響。這本書得到了巴爾紮克高度的評價，他稱這是“一本章章都精彩”的傑作，並稱作者是“當代傑出的人物之一”。
1841年，斯丹達爾請假回巴黎治病。1842年3月23日不幸因中風死在街上。他的墓碑上用拉丁文刻著他生前自擬的墓誌銘：“亨利·貝爾，米蘭人，寫作過，戀愛過，生活過。”
斯丹達爾的小說善於再現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反映個人在社會中的不幸命運，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強烈的批判精神。他把數學的嚴謹、明確與分析方法用於心理刻畫之中，善於準確無誤地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尤其善於深刻細致地對不同環境中的人物進行心理分析，作品的故事情節雖然複雜，但布局嚴整，結構緊湊，語言簡潔而清晰，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他的創作是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山之作，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二、《紅與黑》
《紅與黑》是斯丹達爾的代表作。小說的標題極富象征意義。“紅” 是共和時代軍人服裝的顏色，象征著流血、革命、進步勢力和每人憑自身的才華能夠獲得成功的時代，也象征著進步與人的解放；“黑”是複辟時期牧師的黑長袍的顏色，象征著黑暗、複辟、反動勢力和等級森嚴、壓抑才華的時代，也象征著舊秩序、舊信仰。“紅”與“黑”合起來還可象征主人公於連兩條實現人生理想、出人頭地的不同道路，以及內在的矛盾。他一生都在兩條道路之間搖擺、掙紮，他的悲劇是兩個時代夾縫中一代青年人的悲劇。
小說的題材來源於1827年《法院公報》上的一樁刑事案件。年輕的貝爾德是格勒諾布爾市附近一個農村鐵匠的兒子。20歲時在本地富有的公證人米舒家當家庭教師，因勾引女主人而被解雇。在個人的野心受阻後，他極度失望，在教堂裏朝米舒太太開了兩槍。斯丹達爾以此作為情節基礎，進行藝術加工和改造，放進了許多社會、人生的內容，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偉大的傑作。
小說主要描寫平民青年於連·索黑爾的個人奮鬥及失敗史。於連是法國外省小城維立葉爾市一家鋸木工廠老板的兒子，從小聰明過人，有特殊的記憶力，個性倔強，酷愛讀書。在拿破侖時代一名老軍醫的教育下，他閱讀了啟蒙思想家盧梭和拿破侖的著作，向往自由、民主、平等，幻想像拿破侖一樣幹出一番偉大的事業，做世界的主人。但時代變了，在等級森嚴的波旁王朝，平民子弟再也無法憑才幹爬上將軍的高位。於是，他拜西朗神父為師，發奮學習拉丁文，將一本拉丁文《聖經》倒背如流。19歲那年，這位英俊的青年被介紹到市長德·瑞那家裏當家庭教師，因與市長夫人的曖昧關係暴露，他不得不離開維立葉爾市，進入省城的貝尚鬆神學院。神學院裏都是答爾丟夫式的人物，表麵上和善虔誠，暗中卻爾虞我詐，鉤心鬥角。於連裝得比任何人都虔誠，贏得了院長彼拉神父的賞識，被提拔為輔導教師，並得到大主教的歡心。然而不久彼拉神父即因教派之爭而被迫辭職，於連被他舉薦給巴黎的宮廷大臣德·拉·木爾侯爵當秘書。憑著過人的記憶力和才幹，他很快受到侯爵的重用，並得到侯爵女兒瑪特兒小姐的愛情，正當他沉浸於30歲就能當上司令，實現人生理想時，德·瑞那夫人在懺悔教士誘騙下寫的一封告發信，斷送了他的前程。在失望盛怒之中，於連槍擊德·瑞那夫人，被捕入獄。他拒絕上訴，在法庭上，他控訴了教會和封建貴族不容平民與他們平起平坐的罪惡後，被送上斷頭台，結束了充滿矛盾的一生。
小說通過於連的生活經曆真實地再現了19世紀20年代法國的社會風貌和政治形勢，表現了豐富深刻的社會政治內容。
首先，小說表現了波旁王朝複辟後，複辟勢力的猖獗，以及廣大人民對複辟勢力的強烈不滿情緒，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複辟王朝統治末年法國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預示了七月革命即將來臨的政治形勢。複辟勢力借天主教會大肆煽動宗教狂熱，並與大資產階級勾結，嚴密控製政治，扼殺一切自由思想。大革命時期逃往國外的德·拉·木爾侯爵卷土重來，而且位高權重，並試圖勾結外國封建勢力，建立反革命政治武裝，恢複絕對君權，強化貴族統治。德·拉·木爾侯爵是反動貴族的典型代表，反革命政治活動的主要人物，他的府邸就是複辟派的大本營。小說同時還寫到雖然波旁王朝複辟了，但大革命的原則已深入人心。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資產階級和農民都得到了好處。在反動勢力變本加厲地恢複舊秩序的時候，廣大人民對複辟王朝深為不滿，熱切懷念那給法國帶來光榮、給平民青年帶來光輝前程的時代，廣大平民青年強烈要求突破等級製，向往自由、平等。
其次，小說暴露了教會的黑暗，僧侶的偽善。天主教會和反動政府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教會可以幹預政事、壟斷官爵，政府則利用教會來壓製人民。小說中的僧侶大都是王朝的爪牙、政府的密探，居民們讀什麽書籍、看什麽報紙、家裏來什麽客人都被他們打聽得一清二楚。貝尚鬆神學院是教會的縮影，在這個“人間地獄”中，青年人遭到毒害和摧殘。這裏的神職人員卑鄙自私，追名逐利，假借教會的名義騙取錢財。教會內部派係林立，相互傾軋，爭權奪利。整個教會漆黑一團，充滿了陰謀和罪惡。
再次，描寫了人們之間冷酷的金錢關係，反映了資產階級憑借經濟實力與封建貴族爭權奪利的鬥爭。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金錢勢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人與人之間隻剩下冷酷的金錢關係，“唯利是圖”決定了維立葉爾市的一切。德·瑞那市長為了妻子將要繼承的大筆遺產，寧願忍恥蒙羞地戴著“綠帽”。老索黑爾竟在兒子臨死前還要去勒索錢財，讓兒子償還養育費。與此同時，資產階級憑借經濟實力，與封建貴族爭權奪利，如圍繞維立葉爾市第一副市長職位，他們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大權在握的貴族階級隨時感到資產階級自由黨人的威脅，不得不哀歎“被自由黨人包圍了”。
小說最大的成功是塑造了於連這一傑出的典型形象。這是一個渾身矛盾、性格分裂但又變化發展的藝術形象。在《拉辛與莎士比亞》裏，斯丹達爾提出“要描寫處在社會關係中人物性格形成的過程”，在《紅與黑》這部小說裏，他實踐了自己的理論，於連性格的形成和發展變化，正是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塑造出來的。
於連出身於一個需依靠自己勞動的第三等級家庭，從小清秀文弱，不善體力勞動，因而受到父兄們的輕蔑、打罵，從小就培養了反抗性格，由於年幼弱小，這種反叛隻能采取一種虛偽的形式。他聰明好學，有超人的記憶力。老軍醫和書本的影響，不僅強化了他的反抗性，而且造就了他性格中自尊、善良、純潔的品質，滋長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觀念，以及幹一番大事業、建立“理想世界”的雄心。他生長於追名逐利的環境中，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追名逐利、見風使舵的習氣。後來他發現當教士是一條向上爬的捷徑，“如今我們見到40歲左右的神父們，能拿到10萬法郎的薪俸，三倍於拿破侖手下著名大將的收入”，於是，他不再提起心目中的偶像拿破侖的名字，而把拉丁文《聖經》背得滾瓜爛熟，以便將來做一個有財有勢的大主教。可見，在走入社會之前，於連性格中已有諸多矛盾對立的因素：既自卑又自尊，既純潔善良又虛偽自私，既理想高遠又急功近利，既有反抗性又有妥協性。
在唯利是圖的維立葉爾市，他一方麵保持著強烈的自尊，以高傲、鄙視對抗貴族的傲慢；另一方麵，他的追名逐利的習氣得到發展，宣稱“寧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也得發財”。在陰森偽善的貝尚鬆神學院，他在保持理想、自尊的同時，偽裝虔誠，等待時機，以答爾丟夫式的辦法對付“答爾丟夫”們。在陰險反動的木爾侯爵府，他的自尊、善良雖還不時閃現，但已開始放棄個性，與反動勢力同流合汙。對德·瑞那夫人他還有真情，對瑪特兒小姐則隻有欺騙與利用。在獄中，於連終於清醒，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於自己處境的微賤敢作反抗的舉動”，因此必然遭到統治階級的嚴懲，以殺一儆百，懲戒那些對現實不滿、想要改變階級地位的平民青年，後悔自己“為了漂亮出色的虛榮，而放棄了簡單平凡的真理”。他拒絕上訴，拒絕懺悔，以死來表示對那個不公正社會的抗議，恢複了自己的個性。
由於上述諸多對立性格因素的衝突，於連時而理智，時而衝動。因此，理智與衝動是於連身上的又一對重要性格矛盾。一方麵，於連富於理性，自製力強，凡事都周密考慮，細致分析。如為了引誘德·瑞那夫人，他像個“軍事戰術家”一樣，“一開始就為自己起草了一份完整和細致的作戰計劃”。對付瑪特兒小姐，他更是采用“欲擒故縱”的戰術，極其高明地從精神上戰勝她。另一方麵，於連也極富**，容易衝動，往往不假思索便采取行動。槍擊德·瑞那夫人便是一例。當時，他的美夢已破滅，在深深失望中勃然大怒，喪失了理智，在一時衝動之中本能地做出了殺人的決定。於連這一對矛盾的性格因素及雙重人格，真實地揭示了其反抗性、妥協性和動搖性。由於統治階級拒絕一個平民分享其權力的要求，所以於連最後仍以一個反抗者的身份而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這是完全符合曆史真實的。
於連的悲劇既是社會的悲劇，也是其自身性格的悲劇。從前者來看，他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乃至平民青年個人奮鬥、個人反抗的典型。他不滿現實，敢於衝擊束縛個性與才華的封建等級觀念，在當時乃至今天，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他以單槍匹馬的方式，反抗整個上層社會，力求有所作為，但最終遭到失敗。因此，他的悲劇是一個出身低微的平民青年，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才能無從發揮、理想不能實現的悲劇。隻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等級、存在不平等現象，這一形象就有其普遍的現實意義。從後者來看，為了進行反抗，為了求得自我發展，在到處是“狼”的社會裏，於連不得不先把自己變成“狼”。他動用答爾丟夫式的手法來與“答爾丟夫”們乃至整個上層社會搏鬥，以卑鄙的手段來達到理想的目的。因此，他給自己戴上了一副虛偽的麵罩：他本是一個無神論者，卻扮演了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在精神和信念上傾向於雅各賓黨人，卻參加了保王黨的陰謀；他是一位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卻處處要裝得像他所鄙視的貴族。這樣，他性格中的好壞兩麵便經常處於悲劇性的自我搏鬥中，當好的一麵占上風時，他是一位叛逆者、反抗者，同情窮人，富有理想；而當壞的一麵居優勢時，他是一個狡詐、虛偽乃至道德淪喪的人，一個騙子，一個妥協投降者。
小說通過於連這一形象，對在不平等的社會裏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哲學思考，從而使小說的思想內涵達到了哲學的高度。
文學是人學，描寫人性，揭示人浩瀚多變的心靈宇宙，表現人複雜的本質內涵。認識人自身，是文學的重要任務。《紅與黑》就是如此。它通過一個出身下層的平民青年，極力追求人身自由、心靈自由、人格自由，力圖擠進上流社會，以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與理想的搏鬥史及其最後的失敗結局，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中單槍匹馬的個人與不平等社會奮鬥時的不幸命運，對人類個體的生存與奮鬥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使於連成為個人奮鬥的悲劇典型，引導讀者思考個體在不平等的社會裏該如何生存、發展這一帶有哲學深度的普遍問題。一方麵隨著社會越來越現代化，個人越來越成為龐大機器體係中一個無足輕重的零件，而複辟勢力與大資產階級更互相勾結，沆瀣一氣，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出身和地位，這就導致了個人與社會的嚴重失調。另一方麵，受資產階級大革命高揚個性教育影響的平民青年，不僅要生存，而且渴望得到發展，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和人生理想。一方麵，正統教育教給他們高尚、善良、博愛；另一方麵，現實生活又誘使他們狡詐、偽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這樣，他們便在社會的強大壓力下，在自身的矛盾中，走向毀滅。
小說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一是靈活而嚴整的情節結構。作家借鑒了流浪漢小說的結構形式，而又創造性地精心安排了縱線發展與橫向層麵的交織、反思與預言性場麵的前後呼應，使情節結構靈活而又嚴整。
其一，小說在縱向線索上讓若幹連續的插曲，隨著於連生活的進程，以一種自由的節奏向前推進，類似主線分明的流浪漢小說的情節形式；同時，又以於連的個人奮鬥史為情節主線，以他與德·瑞那夫人、瑪特兒小姐兩次戀愛的成敗作為維係情節的關鍵，從而使情節發展不枝不蔓，集中緊湊。
其二，小說在橫向層麵的安排上精心選擇了唯利是圖的維立葉爾市、陰森虛偽的貝尚鬆神學院、陰謀腐敗的權力中心木爾侯爵府這樣三個典型環境。這裏，既有外省小城的庸俗生活，又有宗教教會的鉤心鬥角，還有反動勢力大本營的陰謀活動。這三個環境基本上構成了法國19世紀30年代的社會全景。在這個社會裏，到處唯利是圖，到處是陰謀、偽善，到處是統治階級的飛揚跋扈及其對平民階級的仇視和輕蔑。這樣的典型環境，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合理的依據。三個典型環境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下而上、由邊緣而中心（由外省小城維立葉爾市到省城貝尚鬆再到首都、政治中心巴黎），一切都顯得層次井然，嚴謹有序。與此同時，這個階梯式的環境同於連的向上爬也正好相符。這種典型環境很好地塑造了於連這一典型人物，展示了其典型性格的發展變化。
其三，小說還巧妙安排了兩次反思和兩個預言性場麵，使上述各方麵的內容絲絲入扣。小說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分末尾，於連進了貝尚鬆神學院，對以往進行反省；第二部分末尾，他進了監獄，臨死前再次反省了自己這一生。第一次反省未曾覺醒，第二次反省則恢複了反抗者的個性，既互相對比又相互呼應，從而深化了主題，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與變化。小說中的兩個預言性場麵曆來為評論界稱道。第一個出現於維立葉爾大教堂。一次於連來此祈禱，發現一張字跡殘缺不全的紙條：“路易·索黑爾的處決和最後時刻的詳情……”，路易·索黑爾正好與於連同姓，他的死刑預言了於連上斷頭台的命運。第二個出現於木爾侯爵府。某年4月30日，瑪特兒小姐身穿黑喪服，為祖先守孝。她的這位祖先是因參加宮廷政變而被砍頭的，死後，他的情人吻著那高傲的頭顱，親手把它埋在一個黑暗的山洞裏。這和一年後瑪特兒小姐在黑夜的燭光下埋葬於連的頭顱正相響應。兩次反思，兩個預言性的場麵，使作品前後呼應，大大增加了結構的凝聚力和巧妙性，避免了流浪漢小說情節結構的自由、散漫。此外，多數人物在最後階段出現，出場人物都和於連有關，也使作品有機相連，更加緊湊。
二是獨特、深刻的心理描寫。斯丹達爾的心理描寫分為心理分析和內心獨白兩種。心理分析主要由作家進行，往往通過風景、建築、擺設、肖像、服飾、對話、動作等外部細節的描寫來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分析人物的欲望、觀念的細微變化，解剖矛盾、複雜的內心運動。其中最出色的是對德·瑞那夫人個性解放思想與宗教觀念的交戰、瑪特兒小姐戀愛心理的分析。內心獨白往往與個性特征、典型環境緊密結合，表達一個人物從強烈欲望的產生到行動所經曆的內心運動過程，其中於連的內心獨白尤為出色，充分展示了於連對不同環境的感受，對外界刺激的反應，以及決定性時刻的內心衝突和瞬息間思想感情的變化，真實可信而又驚心動魄地展示了他那自尊與自卑、勇敢與怯懦、幻想與頹喪、歡樂與痛苦、狂熱與鬱悶、愛慕與憎惡共存的種種雙重心理。這種方法對後來作家的心理描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斯丹達爾不僅寫了在文化、倫理、道德、社會規範等的約束之下人的理性心理，而且深入到人的非理性的潛意識與無意識之中，如前述之於連槍擊德·瑞那夫人的舉動，即為一種非理性的衝動；又如於連之占有德·瑞那夫人，表麵上是出於一種報複心理，實際上在潛意識中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勇敢——當他初次來德·瑞那家按門鈴時，一時怯懦，猶豫不定，恰好被德·瑞那夫人撞見，而他對此非常看重，認為有失尊嚴，必須挽回。正因為如此，斯丹達爾被稱為“現代小說之父”。
三是清晰自然的藝術風格。斯丹達爾宣稱：“絕對的清晰——是風格上唯一的美。”他一向以清晰自然的語言來表現生活的真實，因而清晰自然不僅是《紅與黑》的藝術特點，也是斯丹達爾整個創作的特點。斯丹達爾能做到清晰自然，主要得益於他所受的唯物論哲學、法學和自然科學的影響，尤其是數學的影響。在《紅與黑》中，一切都顯得清晰自然：結構清晰嚴整，情節發展自然；人物清晰明朗，音容笑貌、服飾心理，如在眼前；語言不事雕琢，簡潔、曉暢，更是一種清晰自然之美。
思考題
1.《紅與黑》中“紅”與“黑”象征意義。
2.為什麽說《紅與黑》是一部政治小說？
3.試比較於連與高加林（路遙《人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