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狄更斯（ 1812—1870）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最著名的小說家，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他的創作不僅對當時、而且對當今的英國文學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一、生平與創作
1812 年 2 月 7 日狄更斯生於英國樸次茅斯海港的一個海軍小職員家庭。從小能演會唱，常被父親帶到酒店表演節目。11歲時，他的父親因欠債太多，無力償還，被關進負債人監獄，母親和兄弟姊妹也隨同住在監獄。為了維持生活，狄更斯到工廠當過童工、謄寫員。在皮鞋油作坊當學徒時，由於包裝熟練，曾被雇主放在櫥窗裏當眾表演，任人圍觀。童年的艱苦生活成為他終生辛酸的回憶，對他此後的創作產生極大影響。後來由於父親繼承了一筆遺產，家庭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狄更斯才得以重返學校讀書。15歲他從威靈頓學院畢業後，先後當過律師事務所學徒、錄事和法庭記錄員，甚至還想從事戲劇表演的工作。這些經曆讓他深入地接觸到社會底層的各種人群，看到下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和貧困。狄更斯當記者時，專門采訪英國下議院的政策辯論，並時常在各地采訪議員的競選活動，對英國社會政治生活的內幕有著深入了解，為他以後創作打下了深厚基礎。1833年他開始寫作，最初寫一些雜記，以幽默的筆法描寫倫敦風尚，報道倫敦中下層階級的生活。這些雜記都以博慈筆名發表，後來以《博慈雜記》（1836—1837）書名結集出版。1837年發表的《匹克威克外傳》，使他一舉成名，從而擺脫貧困生活，開始專業創作生涯。這部小說裏的道德傾向奠定了狄更斯一生的創作基調。 在他的作家生涯中，幾位優秀的女性人物的出現更加堅定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這些女性形象成為他日後聖母型人物的原型。1841年他去美國旅行，1844—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國，1848年回國。由於長年的大量創作，使得狄更斯晚年身體很差，於1870年病逝。
狄更斯是個多產的作家，其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書信、新聞、短篇小說、時事評論、散文、旅遊見聞、兒童文學、辯論文章、演說、劇本等。其中長篇小說就有13部半。
狄更斯的創作以1841年訪美為界分為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的風格明顯不同。
狄更斯早期小說創作（1833—1841）氣勢宏偉、通俗流暢、幽默潑辣而又充滿感傷情調，其中對社會的揭露、批判，一般隻限於局部的製度和領域。因為狄更斯對於英國的整體政治製度還心存希望，希望通過小說揭露出現實的弊端，革舊除新。這些小說包括《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老古玩店》《馬丁·翟述偉》《聖誕歡歌》等。
《匹克威克外傳》（1837）是狄更斯的第一部小說，以流浪漢小說的模式記敘了老紳士匹克威克一行五人到英國各地漫遊的經曆。小說情節以匹克威克等人在旅途中的見聞和遭遇展開，作者不僅用精彩的文筆描述了匹克威克一行出遊途中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故事，還以喜劇的手法對法官、律師、法庭、監獄、議會、選舉等做了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嘲諷。小說描寫當時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景，幾乎描繪到所有階層的人物。
《霧都孤兒》（1837—1839）是其第一部社會小說，在《霧都孤兒》的序中，他曾明確表示，這部小說是要證明這樣一個道理——“善的美德能夠在任何逆境中生存下來，並最終取得勝利。”小說通過孤兒奧利佛的遭遇，揭開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哀苦無告的生活畫麵，深刻描寫了資本主義貧苦兒童的悲慘生活，無情地抨擊了濟貧院的殘酷行為，揭露了貧民窟裏滋生的種種罪惡。小說通過奧利弗的經曆和道德觀的塑造、對“新濟貧法”下育嬰房和貧民習藝所裏孩子們的悲慘生活有詳盡的描寫，而善惡有報的結局安排則展現了鮮明的道德批判傾向和人道主義思想。
《老古玩店》（1841）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資產者的悲慘命運。作者寄予深切同情的屈蘭特老漢在倫敦的小胡同內開了一家古玩店，無人光顧。老漢把一切不幸歸咎於“命運不濟”。他要跟命運做鬥爭，企圖在賭博中致富，結果反而把古玩店輸給了高利貸者。他和小孫女耐兒都被逐出店門。二人後來流落到了偏僻的鄉村，先後在苦難中死去。
1841年，狄更斯應邀去美國訪問，他的創作進入後期階段（1842—1847）。在美期間他寫有《美國紀行》（1842）、《聖誕頌歌》（1843）、《馬丁·翟述偉》（1843—1844）等作品，顯示了對美國式民主的失望。隨後他又去歐洲旅行，創作了《聖誕故事集》。晚期作品中大多找不到前期的樂觀主義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沉重、苦悶、強烈的憤懣之情。主要作品包括《董貝父子》《大衛·科波菲爾》《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雙城記》和《遠大前程》等。這些作品的主題思想不斷深化，藝術風格也與以前有所不同。他著力描寫小人物的善良、溫情和道德感化的力量。樂觀主義精神已被沉重、苦悶的心情和強烈的憤懣所代替。
《董貝父子》（ 1846—1848） 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也是狄更斯創作道路上的轉折點。作品揭露了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它遵循的利潤高於一切的原則。過去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善良的”資產者已不複存在。他塑造了一個個英國資產階級的典型形象: 冷酷、驕傲、睥睨一切的主人公董貝，惟利是圖的龐得貝，利己主義的化身克倫南姆夫人，殘酷無情的埃弗瑞蒙德侯爵，等等。顯然，改良主義的道德感化理想已經開始動搖，對惡的批判呈現出了以往所沒有的猛烈。
《大衛·科波菲爾》（1850）是一部自傳性小說，在狄更斯整個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狄更斯是個人生奮鬥的成功者，小說主人公大衛也像作者那樣由一個貧苦的孤兒最終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作家，獲得財產、地位，躋身於上流社會。大衛具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勤奮努力、意誌堅定、感情纖細、對世界懷著純潔的愛心，一直保持著他的坦白、真誠和高尚的品德。可以這樣說，小說《大衛·科波菲爾》是狄更斯對奮鬥的人生道路的滿意回顧，是他自己身世的文學再現。
《荒涼山莊》（1853）是一部色調陰沉、寓意深刻的作品。作者一開頭就以散文詩的筆法描寫了11月間倫敦的大霧和泥濘的道路，象征貪汙、腐敗和坑害人民的英國司法機構。小說描寫了一件爭奪遺產的訴訟案，由於司法人員從中營私，竟拖延20年，僅訴訟費就把一對青年男女所應繼承的遺產全部花光。這場官司的結果是有關的人死的死、瘋的瘋。其主題是揭露和抨擊英國政治的腐敗、司法製度的醜惡。小說最後描寫了一家破爛店自行焚毀，說明腐朽事物必不可免地會受到其本身發展規律的製約而毀滅。
《艱難時世》（1854）是狄更斯後期創作中寫工人生活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以漫畫式的手法描繪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象，提出勞資對立的社會問題。作者描寫了工人淒慘的生活，表現了他們的覺悟不斷提高的過程，也反映了憲章運動中擁護暴力和擁護道德力量的兩派之間的鬥爭。作者不讚成以革命手段解決勞資矛盾，而主張用愛來調和矛盾。但在階級之間的衝突上，作者還是站在工人方麵反對資產階級。
《小杜麗》（1857）是作者後期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它以象征性的手法描寫了馬歇爾西監獄，概括了整個英國社會的本質。小杜麗全家老小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先後被處終身監禁的情節，揭露了政府機關的官僚製度。作者塑造了樸實、善良、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小杜麗的形象，作為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時也對殘酷無情的利己主義的化身克倫南姆夫人、貪財成性的主教加斯貝、用漂亮的外衣掩蓋肮髒的靈魂的銀行家麥多爾，以及盤剝有方的房東等人，做了淋漓盡致的描繪。
《遠大前程》（1861），又譯《孤星血淚》。這部作品原題名是Great Expectations，意思是指一筆遺產，小說名意義雙關，可以解釋為“偉大的期望”，也可以解釋為“錦繡前程”。小說講述一個青年人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前程”上，最後希望破滅，“前程”成了泡影。孤兒匹普與姐姐和當鐵匠的姐夫共同生活。因突然受到不知名的有錢人的庇護，開始幻想起自己的“遠大前程”來。他一心想做“上等人”，疏遠了真正的朋友。但他驚異地發現他的保護人實則是他幫助過的在逃的苦役犯，而並非情場失意的貴族老小姐郝薇香，他愛慕的高貴女子艾絲黛拉是罪犯的女兒，關鍵時刻救助他的是他的貧賤朋友。貧困幫助他恢複了純樸的天性，對偉大“前程”的期望成一場幻夢。最初的夢想以及最後夢想幻滅的種種經曆，讓匹普清醒、成長，使他重新認識到真正的遠大前程不在於財富和地位，而在於擁有一顆正直、善良的心靈和勤勞智慧的雙手。狄更斯始終是一位溫和的人道主義者，他辛辣地抨擊資產階級的罪惡及由此造成的人性淪喪，卻始終相信失去的人性是可以回歸的，是可以得到救贖的，馬格韋奇和郝薇香小姐的死同樣表明了遭到社會殘酷對待而對社會進行報複的受害者的良知是能夠被喚醒的， 失去的人性是能夠重新獲得的。這也是狄更斯的道德觀中重要的一點。
狄更斯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是《我們共同的朋友》（1865），小說圍繞已故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遺產繼承問題展開情節，把人性與金錢關係作為主題。書中出現了一個塑造得很出色的次要人物，自私狹隘、貪財愛勢的資產者波德史奈普，此後人們便把這種精神氣質稱為“波德史奈普主義”。
狄更斯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他人道主義的核心是“愛”與“善”，即仁愛、寬恕、善良、溫柔、正義、同情、利他主義與真誠等。狄更斯相信人性總體上是善的，有的人變惡隻是為後天環境所逼而對美好的人性道德的偏離。因此他注重人物外在的感化，而不是人物內心的掙紮省悟，是他律，而非自律。狄更斯在作品中塑造像聖人一樣完美的人物，渾身散發的是心靈的美、善和對他人的大愛，通過這些他們感化那些惡者，使他們棄惡從善。從人道主義出發，狄更斯既反對貴族階級的殘忍和暴虐無道，同時也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在個體道德完善基礎之上的溫和變革。這是作者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的體現。
狄更斯的小說因為其早年經曆的影響，側重描寫小人物的命運遭遇、思想情感，把關注的焦點始終放置於社會的弱勢群體，尤其是兒童和貧困者身上；同時，記者、法院錄事出身的狄更斯感覺十分敏銳，常常能夠抓住整個社會和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寫入小說，如孤兒院、教育製度、勞資矛盾等，因此，小說發表後，往往能夠引起轟動；他諷刺和譴責的筆觸涉及社會各個方麵，從濟貧院、債務監獄、私立學校、工廠到法庭，對政治、經濟、法律、教育、道德諸方麵進行審視和批判，提倡博愛精神與社會罪惡抗衡，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他被讀者視為社會的良心和先知人物。
狄更斯的小說創作最突出的成就是出色的人物描寫本領。他集中描寫了中、下層社會小人物的命運，他們的個性、品質的形成過程，塑造了一係列理想青年男女主人公形象。他們靠自己的艱苦奮鬥努力向上，摒棄損人利己的卑鄙手段，這些形象體現了狄更斯的人生觀和道德觀，寄寓了反抗汙濁現實的理想。同時他也塑造了一批反麵角色，他們是“惡”的化身，極端自私，喪失人性，是作者鞭撻的對象。到後期創作中，狄更斯的善惡有報的信念受到現實的衝擊，壞人的性格變得更加複雜。他小說的第三類人是可教育者，比如董貝、葛擂梗，在人性教育和道德感化下，恢複了人性。狄更斯塑造最為出色的是各種“怪人”的形象，他能夠抓住人物肖像服飾、言談舉止上的癖性特征，以漫畫式的誇張手法加以強調，使人物形象鮮明，讓讀者如見其人。
狄更斯擅長以扁形的定型化的方式刻畫人物。福斯特在《小說麵麵觀》中指出：“他所寫的人物幾乎都屬扁平一類，差不多每個人物都可用一句話加以概括，但又令人感到具有人性深度。也許是狄更斯的強大生命力使他筆下的人物動了起來。他們也借助於他的生命力而使自己宛若真人。”“狄更斯的部分天才在於：他創造的易於被我們識別的各種類型的、漫畫式的人物，其所產生的效果既不枯燥乏味，又顯現人性的深度。”[1]
二、《雙城記》
《雙城記》發表於 1859 年，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貫穿小說始終的人道主義思想是其經久不衰、廣為流傳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說以梅尼特醫生的遭遇為線索展開情節。法國巴黎大貴族厄弗裏蒙地侯爵兄弟為了霸占一個美麗的農家少婦，幾乎虐殺了這個少婦的全家。梅尼特醫生耳聞目睹了這場家破人亡的慘劇，寫信向朝廷告發侯爵的暴行，卻反被侯爵兄弟關進巴士底獄達18年之久。長期牢獄生活的折磨，使梅尼特神智失常。出獄後，被女兒露茜接到倫敦。露茜認識了兩位相貌酷似的青年代爾那與卡爾登，露茜和代爾那相愛結婚。代爾那為厄弗裏蒙地家族的成員，法國大革命中，他因此而在法國被捕，受到梅尼特過去的仆人得伐石夫婦的控告，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露茜帶著女兒和父親趕來巴黎營救，未果。深愛著露茜的卡爾登來到巴黎，混入監獄，替代爾那上了斷頭台。醫生一家在希望中返回英國。
《雙城記》的創作過程是與英國當時的階級鬥爭緊密聯係的。由於英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加深， 英國工人階級在 19世紀30 年代掀起了偉大的 “憲章運動”。 40 年代末， 這場運動被反動派鎮壓下去。 50年代，英國工商業一度出現了繁榮局麵，但社會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 1859年的經濟危機更增加了工農群眾對現實的不滿。狄更斯痛恨騎在人民頭上壓榨人民的極端反動的封建貴族和官僚集團，深切同情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群眾，並對國家的前途深感憂慮，憂懼法國大革命這樣的“悲劇”在英國重演。因此創作了這部旨在揭露英國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抨擊貴族階級罪惡，同情人民群眾的苦難生活，警示統治階級的作品。
《雙城記》這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小說，真實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夕封建貴族對農民的殘酷迫害，描寫了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以及他們對封建階級、封建製度的仇恨與反抗，揭示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曆史原因。在狄更斯的筆下，法國的鄉村是一個遍地蕭條的地方，在地主貴族階級的剝削壓榨下， 廣大農民從事繁重持久的體力勞動，吃的是從土地上撿來的草根，生活極度貧困，而貧困的原因並不是土地的貧瘠，更不是農民的懶惰，而是封建貴族階級用各種苛捐雜稅榨取了農民的血汗。同時，農民還受到貴族階級的欺淩壓迫，妻女被侮辱霸占，孩子被活活輾死在貴族的車輪下，得伐石太太娘家一家人家破人亡的慘劇，充分展示了貴族的暴虐與凶殘。不僅農村如此，城市也一樣， 到處是肮髒的疾病，工人們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聖安東尼貧民區的慘狀，就是廣大工人苦難生活狀況的一個典型例證。通過這些描寫，作者揭示了法國這場震撼歐洲以及世界的大革命爆發的必然性、合理性。這是一切被壓迫者在封建統治下長期積蓄起來的革命能量的爆發，他們在怒吼聲和歡呼聲中攻下巴士底獄——這座象征封建王朝的魔窟，顯示出無比巨大的戰鬥力。這是對正義的革命鬥爭的肯定，表現了狄更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憎恨，具有重大的曆史進步意義。
但是，作為資產階級作家，狄更斯從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既反對殘酷壓迫人民的暴政，也反對革命人民反抗暴政的暴力。他把革命看作可怕的災禍， 強烈譴責革命鬥爭中的暴力行為。在作者筆下，整個革命被描寫成一場毀滅一切的巨大災難，它無情地懲罰罪惡的貴族階級，也盲目地殺害無辜的人們。作者反對革命的殘酷性和不人道，認為暴政必定引發暴亂，流血隻能引發更多流血。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作者宣揚一種仁慈、博愛與寬恕的精神，主張階級之間的相互調和與寬容，在道德感化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改良。
《雙城記》堪稱狄更斯充分宣揚人道主義理想的作品。小說塑造了一係列人物形象，其中大部分人物的行為都閃現著人道主義的思想光彩。
梅尼特醫生是狄更斯人道主義思想的體現。他為伸張正義告發厄弗裏蒙地兄弟的暴行，18年的囚禁沒有使他以惡抗惡，以牙還牙，而是以愛來熄滅仇恨，明知代爾那是仇人的後代，卻應允他和女兒結婚。他成了超越仇恨和革命的善人。梅尼特醫生的寬恕之心是人道主義精神的一種體現。狄更斯通過梅尼特醫生這一形象，目的是告訴人們:當兩個階級的人不念舊惡和睦相處時，一切都會是美好的;而當他們硬要清算往日的冤仇時，美好的生活就不複存在了。
露茜是愛的化身。她經曆了翻天覆地的法國大革命，看到了觸目驚心的社會醜惡，經受了生死離別的苦痛，品嚐了意外重逢的驚喜。然而，她似乎超然物外，始終如一地保持著善良、忠誠、溫柔和獻身的品性。她用愛喚醒了沉睡了 18 年的父親的理智，用愛編織了一個幸福溫馨的家庭，也用愛感化了潦倒沉淪的卡爾登，使他精神複活，從而以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活在更多人的心目中。露茜像一根金線把兩個有仇恨的家族連到一起，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以小的家庭為中心向外輻射，將很多朋友也吸引進來，形成了一個大的家庭。她用愛心、溫柔所營造的家庭氛圍讓一家人身心愉快，連看似無感情的勞雷、卡爾登和史曲勒孚都被吸引，心中的冰塊也慢慢消融。在這種情境下出現的卡爾登為愛犧牲的壯舉更是將愛演繹到了極致。這是一個聖母形象，是狄更斯道德理想的寄托，是人道主義的完美演繹。
卡爾登是完全的利他主義者。他本性善良、才華出眾，卻不思進取。在學生時代他常替別人做習題，而不大做自己的習題，成年後又把才華出賣給了不學無術、無德無能的史曲勒孚。他認為他的生命早已死了，並坦言自己是自暴自棄的、爛醉的、誤盡終身的可憐蟲，並且很難重新擺脫怠惰和酒肉。不過，在“小聖母” 露茜的感化和引導下，他如受天啟而迷途知返，人性複蘇、精神複活。卡爾登日漸枯萎的心被露茜的“愛”和“善”滋潤了。對露茜的愛讓他否定了自我的所為並燃起了對她的報答之情。露茜的孩子以及露茜所營造的溫馨美好的家庭氛圍已經像一張溫情的網網住了他的心，使他的精神在潛移默化中變化了，所以他代替代爾那走上斷頭台的舉動並不讓人詫異，似乎是水到渠成。認識露茜之前的卡爾登肉體上存活著，精神上卻已日趨死亡，認識露茜之後的卡爾登在露茜的感化和引導下，精神逐漸複活，直至最終犧牲肉體，精神徹底重生，重生在人們的心中。這個人物是利他主義的代表，無私精神的體現，人道主義的另一種形態。
代爾那是作者人道主義理想的寄托，在全書中他始終是被作者歌頌的人物。他是封建貴族厄弗裏蒙地兄弟的侄子。但他是位正直高尚的人，不僅不滿貴族階層對貧農的欺壓和剝削，而且極其同情貧農的不幸遭遇，甚至主動放棄貴族的財產和爵位。他是不向黑暗和邪惡勢力屈服的“反抗者”。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敢於挑戰貴族階層，大膽反抗資產階級，同情農民階層的“仁愛”之士。代爾那這一形象具有正直、善良、勇敢等高尚品質。對狄更斯來講，貴族階級應該放棄自己的特權，悔過自新，自食其力，這些思想顯然是作家的理想所在。
厄弗裏蒙地侯爵是封建製度下的邪惡貴族的化身。這一形象徹底地展示了貴族統治的毫無人性與不人道，揭露了法國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作者首先通過外貌描寫使我們見到了一副“精致的假麵具”，他表麵上道貌岸然，頗有貴族氣派，實際上靈魂極其肮髒、凶殘。為了霸占一個農婦，他們可以滿不在乎地害死四條人命。他們填寫一張空白諭旨，就能隨便把人拘禁起來。當他的馬車橫衝直撞，壓死窮人加斯帕的小孩時，他一麵破口大罵別人沒有管好自己的孩子，一麵從車裏拋出一枚金幣。侯爵的惡正是狄更斯要大力鞭撻的，是完全自私行為的代表，是人道主義思想的對立麵。
得伐石太太是瘋狂的複仇者，革命暴力的體現。從她的身世來看，本是值得我們同情和憐憫的對象。她的姐姐被厄弗裏蒙地侯爵迫害而死，哥哥也因營救姐姐而死於非命，父親則不堪打擊而撒手人寰，隻剩下幼小的她逃出魔掌。因此，她與厄弗裏蒙地侯爵家族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作品中，作者把她寫成仇恨的化身和一個石頭一樣“冷”的“複仇女神”。她把仇恨遷延到了所有貴族頭上，就連無辜的貴族後裔小露茜她也想斬草除根。她所代表的複仇、反抗的暴力和殘酷也是狄更斯所要譴責的，因為這違背了作者的人道主義的寬恕、仁愛精神。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局模式在《雙城記》的人物設置和塑造中有著明顯的體現。如果把代爾那與厄弗裏蒙地侯爵分為一組的話，那麽梅尼特醫生和得伐石太太則是另一組，互為對比。代爾那和厄弗裏蒙地侯爵同為貴族，一個不分等級差別，與下層女子相親相愛，一個卻嚴守等級觀念，視下層人民為豬玀；梅尼特醫生與得伐石太太同為下層受害者，一個捐棄前嫌，化仇恨為仁愛，一個卻將仇恨擴大，傷及無辜。最終，沒有人性、被仇恨支配的厄弗裏蒙地侯爵和得伐石太太不得善終，惡有惡報；沒有階級偏見、充滿愛的代爾那和梅尼特醫生收獲了幸福，善有善報。狄更斯想表達的就是：愛會帶來彼此的幸福，恨隻會導致更加的不幸甚至滅亡，愛遠比恨偉大，人們應該拋棄階級偏見和仇恨，用仁愛和行善來構建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雙城記》有其不同於一般曆史小說的地方，它的人物和主要情節都是虛構的。在法國大革命廣闊的真實背景下，作者以虛構人物梅尼特醫生的經曆為主線索，把冤獄、愛情與複仇三個互相獨立而又互相關聯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情節錯綜，頭緒紛繁。作者采取倒敘、插敘、伏筆、鋪墊等手法，使小說結構完整嚴密，情節曲折緊張而富有戲劇性，表現了卓越的藝術技巧。《雙城記》風格肅穆、沉鬱，充滿憂憤，但缺少狄更斯早期作品的幽默。
小說的情節安排跌宕起伏、極富戲劇性。不僅小說整體富有戲劇性，而且有很多獨立描寫的戲劇性細節場麵。不時出現的巧合與意外令小說情節跌宕起伏、曲折迂回。此外，在人物的出場安排和主輔層次上，狄更斯也拿捏得恰到好處。他讓為數不多的幾位主要角色幾乎參與了所有的場景和故事編排，次要一點的人物不時貫穿串聯，其他更次要的人物則以較為模糊的形象出現在故事發生、發展的背景中，所有這些都十分具有舞台戲劇的藝術效果。
《雙城記》有著獨特的小說結構。從線索布局看，該書采取了一種二元結構，一橫一縱互相配合。橫向的二元對立是兩個相對的人物團體和理念，兩條線索，兩個國度（兩個大的場景巴黎和倫敦）；縱向而言則是全書前後可以明顯劃分為兩部分。這兩個方麵是相互切換、交互和交叉的，這就是情節的雙線螺旋結構。小說采取了雙線平行發展的敘事，雖然各自獨立成章，但又相互滲透、交叉和聯係。雙線指的是得伐石夫婦的經曆和梅尼特醫生一家人的遭遇，由他們又牽扯出厄弗裏蒙地家族、卡爾登和克朗丘的生活，隨各自發展又互有糾葛，環環相扣，情節緊湊，最後由卡爾登代替代爾那走上斷頭台，將小說情節推向**。兩個城市場景互相對照，交替出場，使敘事更加生動。兩個場景的敘事筆調，作者也采取了不同的傾向，前一部分法國大革命前敘事節奏相對舒緩和沉鬱，作者重在交代人物的背景，場景變換緩慢；後一部分法國大革命後節奏加快、衝突加強、矛盾加深，場景變換轉快，這一部分是小說的重心，兩條平行發展的線索在這一部分開始交織。而在敘述方法上，狄更斯也同時運用了順序、倒敘、插敘、亂序和平行敘述等多重敘述方法，將這兩條線交織在一起，或疏或密。
《雙城記》有很多誇張、象征筆法的運用。小說中的誇張似一幅漫畫，如對革命前宮廷近侍的主子的描寫:“公爵喝朱古力茶的時候， 沒有四個侍從幫助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 為的是不在天國居民麵前失去自己的尊嚴，大概天國居民也在天上溫情地凝望著他”，“如果喝朱克力茶隻有三個侍從幫助，他認為會辱沒自己的家聲;如果隻有兩個侍從，那更是要他的命了”，“他是這樣文雅而善感，所以在處理國家行政或國家機密的枯燥無味的問題時，他對於歌劇和喜劇比對於整個法國的需要還要關心得多”。這些漫畫式的誇張，活畫出貴族階級特有的寄生、空虛的生活。同時，狄更斯還大量地采用了象征手法，如書中反複出現的血紅的流淌著的“葡萄酒”、“戈爾公的頭”、“回響的足聲”，特別是不斷閃現的作為複仇者化身的得伐石太太的形象，加深了小說的寓意， 加深了作品的悲憤情緒和深刻的批判力量，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小說蒙上一種悲涼、感傷的情調。
在細節描寫上，狄更斯不僅做到了真實性，同時也注意了細節描寫之間的相互照應，加強了小說在情節上的整體性，也使得故事環境和人物更加真實可信。比如對小酒店的描寫，以小酒店外麵推酒喝那幅畫麵為例，它不僅渲染了聖安東尼小街的環境氣氛，揭示了法國當時社會生活的本質特征，而且也是對該書開卷大段描述的“時代”，做了一個生動形象的圖解，是一定曆史時期階級關係的縮影。
狄更斯的人道主義思想不同程度地影響了 19 世紀及之後的一大批小說家的創作，如英國的夏洛蒂·勃朗特、喬治·艾略特、哈代，美國的亨利·詹姆斯以及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思考題
1.《雙城記》的思想意義與藝術成就。
2.比較雨果與狄更斯人道主義思想的異同。
3.總結、分析歐洲文學史上比較著名的複仇者形象。
4.狄更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成就。
[1] \[英\]福斯特：《小說麵麵觀》，蘇炳文譯，62、63頁，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