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19世紀中後期的歐美文學,思潮各異,流派繁多,而又相互影響,並存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思潮與流派除現實主義外,還有自然主義、唯美主義、象征主義與無產階級文學。

一、自然主義文學

如前所述,19世紀是近代科學全麵發展的輝煌時期,到19世紀後期,自然科學在發展的同時,也影響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孔德的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的進化論。

實證主義是法國哲學家孔德(1798—1857)所創立的一個哲學派別,在哲學和社會學方麵均有較大影響。其基本觀念是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無根本區別,常用模擬法證明社會對象與自然對象本質上的相同。在哲學方麵,他們隻研究具體的事實和現象,研究現象間的外部聯係,強調知識的“實證性”,試圖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精神改造一切科學部門。達爾文(1809—1882)的進化論思想主要體現在其劃時代的巨著《物種起源》和《人類的譜係》中。他以大量的證據,提出了生物通過自然選擇、優勝劣汰而不斷進化的學說,並進而論證了人類是從低級物種到高級物種的漫長曆史進化過程的產物。這一進化論思想在歐洲乃至整個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各個方麵立即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此外,泰納(一譯丹納,1828—1893)關於種族、時代、環境對作家有重大影響的實證主義文藝觀、克洛德·貝爾納(1813—1878)、呂卡思的生理學、遺傳學研究成果也對自然主義文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自然主義是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流行於歐美的一種文學思潮,它以科學精神為指導思想,以實證主義哲學為基礎藝術理論,特別強調以真實為描寫目的,在客觀地對外在現實(包括現實生活)進行真實描寫的同時,更注重對人性、人的機體進行冷靜的真實描寫。它是在科學精神嚴格指導下的現實主義的新開拓,是現實主義的演變與發展。其特點是:

其一,科學意義上的真實觀。自然主義特別強調真實的重要性:“使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環境裏活動,給讀者提供人類生活的一個片斷,這便是自然主義小說的一切。”[1]自然主義在現實主義真實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科學意義上的真實,也就是真理性的認識,這是一種客觀、絕對、嚴酷、不帶任何粉飾而又無所不包的真實,強調對現實生活中任何範疇裏的事物,哪怕是卑汙肮髒的事物、令人尷尬的事物,甚至刺激人們美感或使人們的道德感有所難堪的事物,都應如實地加以描寫。這樣,它就大大擴大、深化了現實主義的真實,並打破了文學表現的一些禁區,使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能一視同仁地進入文學作品,開拓了文學描寫的新領域。可以說,從自然主義開始,文學創作便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題材天地。

其二,科學實驗般的創作觀。自然主義發展了現實主義原有的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勢頭,使文學科學化,文學創作嚴格遵循自然科學的指導,宣稱自然主義小說就是實驗小說,反對選擇、提煉生活,強調創作要使用科學的觀察方法和實驗方法,認為觀察就是搜集材料,有了材料才能做實驗。小說家做實驗要掌握“人的材料”,即研究製約人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前者包括社會、人情、時代等因素,後者包括心理和生理等條件。而其實驗的儀器是環境,實驗的過程是小說的情節。因此,作家往往在創作前深入社會,本著“按自然的本來麵目觀察自然”的宗旨,進行直接觀察和調查研究,掌握大量的資料和數據,再按照事實進行實驗般的“精確的解剖分析”,並使用平和、客觀、冷靜的敘述文體,追求一種絕對的客觀性,一種無動於衷的冷靜,以使自己的真實更具科學性。左拉宣稱:“小說就是一本精神思想的解剖學,記述人的事件的專集,情欲的實驗哲學,小說藉著近似真實的行動,達到描寫真實中的人物和自然的目的。” [2]

其三,生物角度的人物觀。自然主義在科學的指導下,充分發現了人除了社會性外,生物性的作用也很巨大,因此,它在社會性的基礎上揭示了人的生物性,並從生理性、病理性、遺傳性對人的影響方麵,對人和人性進行了更為全麵、深入的描寫,從而開拓、充實了對人性全麵、深入的真實描寫,因此,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揭示了人的生理性、病理性、遺傳性等生物性對人的深刻影響,從而具有一種生物角度的人物觀。這樣,它“把人的‘血’與‘肉’都帶進了文學,它開拓了一個新的方麵,即人的‘靈’、人的‘情’、人的‘欲’與人的生理條件、血肉之軀的關係,在左拉的筆下,綺爾維絲開始貪杯,第一步走向墮落,並不僅僅是社會環境影響與個人心情惡劣的結果,而是與她身體條件的內因也有關係,莫泊桑筆下的杜洛阿固然是巴爾紮克筆下的拉斯蒂涅的‘同胞兄弟’,但我們在拉斯蒂涅身上隻看到野心、貪欲、謀略與手段,而在杜洛阿身上,則不僅看到他的野心、貪欲、謀略與手段,而且還看到了對所有這些有所影響、有所刺激、有所推動的生理要求與衝動,即飲食男女之類的要求與衝動”[3]。而生理、病理、遺傳對人的影響,已為現代科學所徹底檢驗與證明。某種程度上,自然主義作家筆下的人物較之現實主義是更為全麵、真實的人,是社會性與動物性兼備的人,因而,他們把對人的認識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自然主義的發源地是法國。自然主義的領袖和理論家是左拉(1840—1902)。在19世紀80年代初,他發表了《實驗小說論》(1880)、《自然主義戲劇家》(1881)、《自然主義小說家》(1881)等一係列自然主義論著,建立了一整套自然主義文學理論。《泰蕾絲·拉甘》(1867)、《瑪德萊娜·費拉》(1868)是其最早的自然主義作品。代表作《盧貢—馬卡爾家族》的副標題是“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其目的是:“第一,研究一個家族的血統和環境的問題……以生理學新的發現為線索,到那裏去發掘”,“第二,研究整個的第二帝國時代,自‘政變’起,到今日為止”。它包括20部長篇小說,創作花費了25年(1868—1893),重要作品有:《崩潰》《婦女樂園》《金錢》《小酒店》《萌芽》《土地》《娜娜》等。

在1879年夏天的某夜,莫泊桑、於斯曼(1848—1907)等5位作家聚會於左拉的梅塘別墅,商議各寫一篇以普法戰爭為背景的小說,後以《梅塘之夜》為名出版,成為法國自然主義運動的宣言,6位作家中當時最默默無聞的莫泊桑因《羊脂球》而一舉成名,此後就把19世紀後期以左拉為首的6人自然主義文學集團稱為“梅塘集團”。

自然主義文學在法國最為繁榮,除左拉外,著名的作家還有龔古爾兄弟、都德和莫泊桑等。

愛德蒙·德·龔古爾(1822—1896)、朱爾·德·龔古爾(1830—1870)兩兄弟,是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雙子星”,他們早年共同致力於社會史與藝術史研究,後轉向文學創作,把治史的方法帶進創作之中,並與科學的實證精神相結合。他們認為“曆史是已然的小說,小說是應該如此的曆史”,強調觀察,注重寫實,每次寫作前均要進行社會調查,搜集文獻資料,從而開啟了“文獻小說”的先河。他們認為作家有權研究一切,包括生活裏醜惡的一麵。他們在表現第二帝國時期社會曆史風俗的同時,善於利用心理學、病理學的成就,對人物的內心進行冷靜細致的外科手術式的解剖,革新了傳統小說。他們合寫了37部長篇小說,代表作是《日爾米尼·拉賽德》(1865),這是自然主義的開山之作,在該書的序言中,他們聲明,現代自然主義實際已經形成。小說描寫了女傭日爾米尼·拉賽德悲慘的一生,既揭示了社會環境對她的影響,又把她的癡情、摯愛當作一種病例進行病理與心理分析。該書出版後,受到雨果的高度評價,並深深影響了左拉。

都德(1840—1897),一生創作了13部長篇小說,4部短篇小說集。在左拉的影響下,他信奉自然主義,並開始文學創作。他還向福樓拜、龔古爾兄弟學習觀察和寫作方法。他的小說,語言優美流暢,筆致柔和明淨;寫景狀物,栩栩如生;敘事言情,自然恬淡;充滿了濃鬱的感情、幽默的情趣和清新的詩意。著名作品有短篇小說與散文集《磨坊文劄》(1869)、《月曜日故事》(1873)等,收入了《最後一課》《柏林之圍》等名篇。

莫泊桑(1850—1893),是福樓拜的高足,繼承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又接受了左拉自然主義理論的影響,並巧妙融合二者之長而形成一種清新的自然主義風格。他的小說描寫的是比現實更完整、更激動人心、更令人信服的生活現象。在短短的一生裏,他創作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說,成為繼梅裏美、都德之後一位重要的“中短篇小說之王”,並與俄國的契訶夫、美國的歐·亨利並稱為19世紀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大師。他的中短篇小說描繪了極為廣闊的現實生活畫麵,構成了19世紀下半期法國社會全麵的風俗畫。他把中短篇小說的藝術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風格上,逼真、自然、樸實;手法上,情節淡化、生活圖景自然化、英雄人物平凡化;結構上,布局精巧,起伏跌宕,嚴謹緊湊;表現形式上,不拘成規,方法多樣,富於變化;語言上,準確生動,簡潔凝練;藝術效果上,以小見大,意境深遠。他把自然主義對人的生理本能、原始欲望的觀察與表現帶進中短篇小說,使之增添了新的魅力。著名的作品有《羊脂球》《菲菲小姐》《我的叔叔於勒》《項鏈》等。莫泊桑還創作了6部長篇小說:《一生》(1883)、《俊友》(一譯《漂亮的朋友》,1885)、《溫泉》(1886)、《皮埃爾與若望》(1888)、《如死一般強》(1889)、《我們的心》(1890)。他的中短篇小說側重描寫下層人士,長篇小說則主要描寫上層社會。代表作《俊友》描寫一個法國殖民地的下級軍官喬治·杜洛阿在巴黎飛黃騰達的曆史,他憑借自己漂亮的外表**女性,利用她們作為晉升之階,從報社的記者爬到報社的主編、總編,並打開了通往政府內閣的道路。小說一方麵繼承巴爾紮克的傳統,描寫外省有活力的青年在巴黎的冒險與發跡,表現19世紀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條件下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青年人個性泯滅,變成了不擇手段、卑鄙無恥的野心家;另一方麵,也描寫了杜洛阿身上的自然生理本能——他不僅是一個借婦女往上爬的野心家,更是一個精力充沛、肉欲旺盛的**棍,這使他比巴爾紮克筆下隻有野心、貪欲、謀略和手段的拉斯蒂涅更為複雜和完整。

自然主義在法國形成**後,迅速波及歐美各國,影響了不少作家,但受自然主義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和美國。

德國的自然主義者在柏林與慕尼黑各自形成一個中心,在小說、戲劇方麵均有成就。小說方麵的代表作家是被稱為“德國的左拉”的馬科斯·克萊策爾(1854—1941),他的長篇小說《梯姆坡師傅》(1888),通過梯姆坡一家三代的遭遇,控訴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都市化、工業化所帶來的傳統行業的破產、倫理道德的淪喪以及人與人關係的異化,表現了技術發展對人的生活的消極影響,開拓了自然主義文學的新領域。戲劇方麵的代表作家是霍普特曼(1862—1946),他的《日出之前》(1889)的演出,被稱作自然主義運動在德國的重大勝利,使他成為德國自然主義的領袖,並在20世紀初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1912)。而最典型的自然主義戲劇是霍爾茲(1863—1929)、史拉夫(1862—1941)合寫的《澤裏克一家》(1890),表現了社會環境與人的生存本能之間的對立,揭露了工業化、都市化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激烈的生存競爭對人性的腐蝕。

自然主義在美國的影響更為廣泛,19世紀後期的幾乎每一位現實主義作家都受到了其熏染。其中比較突出的自然主義作家有如下幾位。

弗朗克·諾裏斯(1870—1902)寫有自然主義小說《範多弗與獸性》(1895),長篇小說《麥克提格》(1899)更被認為是美國自然主義的標本,代表作《章魚》(1901)則包含了自然主義、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等各種成分。

克萊恩(1871—1900)的代表作《紅色的英勇勳章》(一譯《鐵血雄師》,1893)以自然主義手法,從一個戰士的角度描寫戰爭,對戰爭和生活中的醜惡直言不諱,表明戰爭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屠殺,人是戰爭惡魔控製下的犧牲者,既無選擇餘地,也無人身自由,表現了作者絕望中尚存一線希望的雙重情緒。這種寫法對以後的海明威、多斯·帕索斯、海勒的戰爭題材小說影響重大。

歐·亨利(1862—1910)的創作中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兼而有之。他善於以新穎的構思、詼諧的語言、懸念突變的手法,表現美國社會生活的全貌,作品富於生活情趣,因此被譽為“美國生活的幽默百科全書”。他一生創作了300多篇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白菜與皇帝》(1904),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大師之一。他善於捕捉平凡生活中一些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富於哲理的戲劇性場景,以誇張的筆觸,勾勒出人物的尷尬處境及性格特點,尤其善於把底層人民的辛酸與逗趣的笑料相互融合,以含淚的微笑打動讀者,引導他們進行思考。他的小說構思巧妙,結尾出人意料,因此,“歐·亨利式結尾”或“歐·亨利式筆法”在美國文學史中享有盛名,《麥琪的禮物》《警察與讚美詩》《最後一片葉子》等,都是其膾炙人口的名篇。

德萊塞(1871—1945)創作伊始,深受自然主義的影響。美國文學史家認為,美國的自然主義文學創作,在德萊塞的作品中趨於成熟。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嘉莉妹妹》(1900),一方麵真實地描繪了19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表麵繁榮下的失業、貧困、饑餓的陰暗麵,另一方麵,描寫了本能衝動對嘉莉的影響,她總是聽憑本能行事,像動物一樣沒有理性,損人利己。此後,德萊塞在創作中繼續引入生存競爭的生物法則、遺傳學、生理學、氣質學等自然科學觀念。

二、唯美主義文學

唯美主義(一譯“藝術至上主義”、“為藝術而藝術主義”)是19世紀中後期流行於歐美的一種文藝思潮,它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強調超現實、無功利的純粹美,否定文藝的道德意義和社會教育作用,致力於追求藝術技巧和形式美。

唯美主義的產生,首先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原因。19世紀中後期,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工業化、都市化日益擴大,現實生活中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庸人主義氣息濃得令人窒息,文藝作品也越來越商品化,唯物論、科學、自然主義、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客觀、重視物質,也開始使人厭煩,而科學的發展,達爾文進化論的出現,向人們展示了上帝所代表的神性價值的虛幻,以致後來尼采終於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號,神恩已不能安慰孤獨、苦難的心靈,人的存在已無所依恃,人於是試圖通過極力追求形式來確立、固定某種可以為生命所把握的審美價值,並表達自己對無所依恃的存在的不安定思緒。王爾德在《英國的文藝複興》中宣稱:“在這動**和紛亂的時代,在這紛爭和絕望的可怕時刻,隻有美的無憂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卻,使人歡樂。我們不去往美的殿堂,還能去何方呢?……在那裏一個人至少可以暫時擺脫塵世的紛擾與恐怖,逃避世俗的選擇”。這樣,在一種現實的幻滅感和價值的危機感中,唯美主義便應運而生,它以唯美的藝術來反抗和自衛,試圖在反人道、反詩意、沒有藝術也沒有美、價值虛無的醜陋現實社會裏,維護人道和個體的存在、保存詩意、創造新的藝術和美、確立新的價值。這在當時是有著極其積極的意義的,應充分肯定。其次,它的出現有其一定的文學美學傳統。柏拉圖的詩學中已有審美不能攙雜欲念或利害關係觀念的萌芽,中古的托馬斯·阿奎那提出美是“上帝賦予的形式”,並說美是非欲念的、無外在目的的。康德發展了托馬斯的觀點,認為審美活動必須對審美對象持“無利害”態度,審美主體才是自由的。他還認為,美的特點就是超脫利害關係的快感,隻要摻雜一點利害關係的計較,就會因陷於偏私而使真正的審美成為不可能。因此,康德認為審美快感來自形式美。席勒、謝林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念,從而對19世紀的文學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唯美主義也深受其影響。

唯美主義為現代西方文學藝術尤其是現代派文學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其一,宣揚“為藝術而藝術”,強調藝術的獨立與自足,並以大量的創作實踐,使藝術獲得了非實用性和無功利性的純粹獨立的本質。唯美主義反對文學有任何功利、實用目的,認為藝術不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目的,與政治和道德沒有任何關係,從而第一次明確地將文藝從道德的附屬品和社會工具的地位上拉出來,使之具有自己獨立的品格,成為獨立的人文科學門類。從此,文藝由一種“文以載道”的工具或社會、政治的武器轉變為純粹而獨立的藝術品,出現了現代文藝與傳統文藝的根本分界,文藝獲得了自身的純粹性與獨立性,這對於現代西方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來說意義非凡。由於強調文藝不再是一種載道的工具,唯美主義與傳統文學所高舉的真善美統一的標準分道揚鑣,突破了隻能歌頌善這一在不同時代與不同階級中界說可以全然不同的道德標準,而可以描寫生活的一切現象,“這樣一來問題就滯留在美學的水平上了——醜也是美,即便是獸性和邪惡也會在迷惑人的審美輝光中發出誘人的光芒”[4],從醜與惡中也可以發掘出藝術之美來,從而大大拓展了美的領域,擴大了藝術表現的範圍和能力,並對自然主義、象征主義以及現實主義作家福樓拜等產生較大影響,為現代文學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同時,這種強調藝術自足、獨立的觀念,也為20世紀西方文學及美學轉向文學本體做了理論準備。

其二,特別重視形式美的創造,把思想、形式、美當作同一種東西。唯美主義認為,作品的美不僅僅在於其意義,更在於其形式和美的本身。雖然,美的本質因獲得意義的支持而更強烈,但意義並非美的本質根源。戈蒂埃聲稱:“我們相信藝術的自主;對我們來說,藝術不是方法,而是目的;凡是不把創造美作為己任的藝術家,在我們看來都不是藝術家;我們從來都不理解將思想和形式相分離……一種美好的形式就是一種美好的思想,因為什麽也沒有表達的形式會是什麽呢?”他把創造形式美放在首位,特別重視創作的質量,在名詩《藝術》中提出“形式愈難駕馭,作品就愈加優美”,把美看作是對不成形物質的一種征服,這種征服越是困難,作品的美就越發突出,作品也就越能持久。這就大大提高了創作的難度,增強了藝術家創作的責任感,進而確立了作家“客觀而無動於衷”的創作原則。從此,創作不再是“鬥酒詩百篇”式才華橫溢的即興揮灑,而是“意匠慘淡經營中”的嘔心瀝血,閱讀的難度也開始增加,最終引出20世紀那種閱讀是讀者參與再創造的智力活動的理論。

唯美主義上述開拓與非理性精神、重自我主觀的觀念等等,深深地影響了法國象征派,並通過法國象征派進而影響到20世紀現代主義諸流派,乃至東西方現當代文學的創作。

唯美主義的發源地是法國。唯美主義作為一種明確的理論,最先是由法國詩人戈蒂埃(1811—1872)確立的。他首先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並在《〈阿貝杜斯〉序言》(1832)、《〈莫班小姐〉序言》(1834)等一係列文章中確定、深化了這一概念的內涵,其中《〈莫班小姐〉序言》標誌著唯美主義的誕生。戈蒂埃第一個明確地將藝術從道德附屬品和社會工具的地位中分離出來,使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獲得了自己獨立的品格。他把創造形式美放在首位,反對文學有任何功利和實用目的。他不僅是唯美主義理論的奠基者,更是自己理論的實踐者,創作了唯美主義長篇小說《莫班小姐》(1834)和詩歌集《琺琅與雕玉》(1852)。他的理論和創作影響了法國和其他國家的唯美主義者。

巴那斯派(又譯“高蹈派”或“帕爾那斯派”)是法國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十分興旺的一個詩歌派別,因19世紀60—70年代出版了三集《現代巴那斯》詩選而得名,巴那斯山是古代希臘神話中阿波羅和詩神繆斯的居住地,該派以此為名,體現了宇宙與人類、遠古與當代之間的巧妙聯係。他們進一步實踐了戈蒂埃的“為藝術而藝術”思想,並使之與科學結合起來,主張客觀、冷靜、理智地表達詩情,反對浪漫主義的宣泄感情,主張詩歌同政治、社會問題分隔開來,將大千世界的壯觀與人類集體命運的悲慘作為主題,強調藝術與科學的結合,認為藝術可以從科學借取方法和理想,竭力推崇詩美創造,注重藝術探索,以造型美或雕塑美作為首要追求目標。該派詩歌與自然主義小說堪稱孿生姐妹。除戈蒂埃、波德萊爾等領袖人物外,該派重要詩人還有邦維勒(1823—1891)、普呂多姆(1839—1907)、柯佩(1842—1908)和埃雷迪亞(1842—1905)、李勒(1818—1894)。其中李勒是其後期的領袖,普呂多姆於1901年獲得了首屆諾貝爾文學獎。該派重要作品有:邦維勒的《鍾乳石集》(1846)、《女像石柱集》(1841),普呂多姆的《孤獨》《正義》(均1878)、《幸福》(1888),柯佩的《平凡的人》(1872),埃雷迪亞的《錦幡集》(1893),李勒的《古歌集》(一譯《古詩集》,1852)、《蠻族詩集》(1862—1878)、《悲歌集》等。

英國的唯美主義文學開始於19世紀中葉,直到90年代末方告衰落。從19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先拉斐爾派”(一譯“拉斐爾前派”)是英國早期的唯美主義運動。“先拉斐爾派”運動成立於1848年,起初是繪畫上的一種革新運動,崇尚1508年拉斐爾離開佛羅倫薩以前的作品所具有的真摯率直的畫風,推崇文藝複興早期及中世紀的藝術精神,後轉向詩歌創作,把詩歌、繪畫、理想主義、宗教情感結合起來,對以煙囪和煤堆為標誌的工業社會進行非倫理的純美學反叛,對充滿銅臭味和市儈氣的現實生活展開唯美主義的批判,追求唯美的藝術和帶中古色彩的理想主義,其詩歌往往從自然攝取題材,精妙優美,富於形象和色彩,詩情畫意相互交融,感情真摯,語言清新,而又富有神秘的宗教感。該派的領袖是但丁·迦百列·羅賽蒂(1828—1882),主要成員有羅賽蒂之妹克裏斯蒂娜·羅賽蒂(1830—1894)、詩人斯溫伯恩(一譯斯溫本、史文朋,1837—1909)等。

佩特(1839—1894)是英國後期唯美主義的理論家、小說家。其唯美理論主要見於《審美的詩》(1868)、《文藝複興史研究》(1873)等理論著作中,代表作是《文藝複興史研究》。他一方麵繼續宣揚藝術脫離倫理道德,另一方麵獨特地提出藝術的目的在於培養人的美感,尋求美的感受,甚至宣稱“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充實刹那間的美感享受”。他對唯美主義進行了較為深入、係統的歸納和總結,推進了英國唯美主義運動的發展。他那從快樂主義、感覺主義產生的藝術至上理論對王爾德影響頗大。他還創作了長篇小說《享樂主義者馬裏烏斯》(1885),實踐自己的理論。

19世紀80—90年代,英國唯美主義運動在理論和創作方麵都有重大收獲,形成了唯美主義運動的**,達到了唯美主義運動的頂峰。主要代表人物有:王爾德、西蒙斯(1865—1945)、道生(1867—1900)、早期的葉芝,領袖是王爾德。

王爾德(1854—1900)在理論與創作上都成就斐然,不愧為英國唯美主義文學的領袖。他博采此前唯美主義各家之長,融會前人成果,形成了獨特的唯美主義藝術理論體係。他在這一時期發表的一係列論文和作品中,全麵闡釋了自己的藝術觀念和社會理想。這些文章主要有:《英國的文藝複興》(1882)、《謊言的衰朽》(1889)、《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1890)、《〈道連·格雷的畫像〉自序》(1891)等。王爾德認為,美高於一切,藝術高於生活,不是藝術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藝術。生活是鏡子,藝術卻是現實。藝術不受任何道德束縛,藝術本身就是目的。文學作品無所謂道德與不道德,隻有寫得好與不好之分。真正的藝術家超越於善惡之外。他強調美的超功利性、主觀性和享樂性,奉藝術形式為至尊,宣稱“形式就是一切”,宣揚藝術先於生活,鼓吹“生活藝術化”。其重要唯美主義作品有長篇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1891)、戲劇《莎樂美》(1893)等,表現了一種官能感覺上的快樂主義,宣揚一種遊離人生、沉浸於美的王國的快樂哲學。王爾德以創作實踐了自己的理論,其作品極其重視藝術形式美,重視想象,構思奇妙,聯想豐富,講究技巧,文筆優美,幽默俏皮而富於哲理,對20世紀各國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對中國20世紀30—40年代的戲劇創作有較大的影響。

俄國唯美主義包括“純藝術論”文學理論與“純藝術派”詩歌創作兩個方麵,在19世紀後期的俄國文壇曾經占有令人矚目的地位,也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文學成就,並且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的理論偏頗有一定的矯正;在20世紀,又對俄國詩歌尤其是現代派詩歌、“靜派”(一譯“悄聲細語派”)詩歌和形式主義理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純藝術論”的代表是三巨頭:德魯日寧(1824—1864)、鮑特金(1811—1869)、安年科夫(1813—1887)。德魯日寧強調文學應該超越政治和生活的平庸,創造寧靜的優美,進行無意識創作;鮑特金高揚“自由的創作”,要求創造“純粹的優美形式”,挖掘人的內心和隱秘的情感;安年科夫則高度重視“藝術性”,論述了藝術性與人民性的關係,並從作家的文學麵貌方麵去闡析作品的藝術性。“純藝術派”詩歌出現於19世紀50年代,延續到80年代,主要作家有:詩人費特(1820—1892)、邁科夫(1821—1897)、波隆斯基(1819—1898)(當時被稱為“友好的三人同盟”)、阿·康·托爾斯泰(1817—1875),其詩歌的特點是:描寫俄國大自然的四季風景;愛情詩在其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既注意客觀,也不排斥抒情,介於英法唯美主義者之間,且具有印象主義色彩。

對唯美主義思潮起重大影響的人是美國作家愛倫·坡(1809—1849)。他是詩人、小說家和文藝理論家。他的社會地位低下,鬱鬱不得誌,畢生追求母愛而不可得,純潔的愛情又十分短暫,這形成了他人生苦難、禍福無常的頹廢世界觀。他的主要詩集有《帖木兒》(1827)、《艾爾·阿拉夫》(1829)和《詩集》(1831)。他一生創作了70來篇短篇小說,收在《述異集》(1840)中,著名的有《厄舍古屋的倒塌》《紅色死亡的假麵舞會》《金甲蟲》等。他用小說“把滑稽變成離奇,把畏懼變成恐怖,把機智變成嘲弄,把奇特變成怪誕和神秘”,充分顯示出唯美主義的藝術光彩。愛倫·坡的藝術理論著作主要有《創作的哲學》(1846)、《詩歌原理》(1849),鼓吹“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愛倫·坡對後來的波德萊爾、馬拉美、艾略特和福克納等重要作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象征主義文學

象征主義是19世紀50年代誕生,70—80年代形成的一個文學流派,又是100多年來西方現代派文學中產生最早、影響最大、波及麵最廣的一個文學流派,又稱前期象征主義(後期象征主義則以20世紀初的艾略特、瓦雷裏、裏爾克等詩人為代表)。他們反對浪漫主義的直抒胸臆與盲目樂觀,反對現實主義典型化的原則和細節描寫,不再直接再現客觀現實,而把目光轉向理想世界和內心夢幻,以含蓄代替**,從聯想產生形象,用對應構築意念,借暗示識讀奧秘,寫夢幻表達理想,憑音韻增強冥想。總之,以直覺感知、暗示象征和高度的音樂美來展示世界與人生,因而具有很強的暗示性、象征性、朦朧性和音樂性。

資本主義大工業的日益發展,不僅生產了大量的物質產品,也把人變成了工具。現實生活中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庸人主義氣息已令人無法忍受,唯物論、科學、自然主義、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客觀、重視物質,也令人窒息。為捍衛人的主體精神,象征主義應運而生。他們在哲學上深受瑞典哲學家斯威登堡(1688—1772)自然界和人的內心世界互有聯係的“對應論”影響,而叔本華(1788—1860)、尼采(1844—1900)、柏格森(1859—1941)等的非理性哲學否定現存秩序、世界的整體性和人類的理性,對世界感到失望和無所適從,強調“意誌”,退回內心,也對他們有較大的影響;在文學上,吸取了戈蒂埃、愛倫·坡“為藝術而藝術”、追求形式美的主張,力求在充滿醜惡和腐敗的現實苦海中,借藝術之力營造一個“人工的天堂”,尋找精神寄托的彼岸。

總體看來,象征主義文學的特點大約有如下三點。

一是反現實、反傳統、反理性,重內心世界。象征主義作家對社會現實強烈不滿,對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過分注重真實地描摹現實不滿,反對過去的教條、規範甚至傳統,反對過分重視理性,宣稱客觀世界是虛妄的、不可知的,隻有“心靈是最高的真實”,文學必須描寫“純粹的觀念”和“永恒的世界”。因此,他們著重表現人的內心精神的複雜活動,注重挖掘人的內心世界,尤其側重描寫個人幻景乃至夢境,其作品因之具有朦朧美和神秘色彩。

二是描寫醜惡的事物,並且化醜為美。象征主義大量描寫醜惡的事物,尤其是城市中的醜惡現象,甚至把精神狀態的憂鬱、無聊等情感也當作一種醜來表現,並且善於化醜為美,醜中見美,創作了一朵朵“惡之花”。波德萊爾一反此前真善美相統一的傳統美學觀點,提出了新的詩歌美學原則:將醜寫進詩歌,從惡中挖掘美,並且對惡進行展覽,對醜進行檢閱。他在《惡之花》中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了實踐。在這部詩集中,波德萊爾描寫了陰暗而神秘、藏汙納垢的巴黎及其觸目驚心的喧囂與汙穢,描寫了受命運捉弄的盲人,尤其是橫陳街頭、爬滿蒼蠅和蛆蟲的女屍,還有人的精神的憂鬱、無聊和痛苦,並且以醜為美,化醜為美,創造了一種令人顫栗的新的美學風格。

三是在藝術上大膽創新。既提倡人的內心與自然的“應和論”,又提倡人自身各種感覺之間互相溝通的“通感論”,重視對形式美的追求與創新。波德萊爾綜合詩人們的創作實踐與瑞典神秘主義哲學家斯威登堡的理論,在其名詩《應和》中提出了係統的“通感論”(又譯“交感論”、“應和論”):第一,它總結了西方詩人的長期實踐,揭示了人的各種不同感覺之間的相互應和、溝通關係,完整而形象地提出了一切感覺相通(即“通感”)的觀點;第二,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提出了人與自然的通感或應和,從而奠定了感覺溝通理論的堅實哲學基礎,認為自然是一種有機的生命,其中的萬事萬物都彼此聯係,互為象征,組成一座象征的森林,並向人發出信息,而人心的每一次顫動,人的每一縷情思,都可在自然中找到對應的象征,也就是說,大自然的物質世界與人的精神實在是相互感應、互相溝通的。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展開了對形式美的追求與創新,重視暗示、對應手法,尤其重視作品的音樂性。

象征主義最早產生於法國,而後波及歐美各國。重要的作家有波德萊爾、魏爾倫、蘭波、馬拉美。

波德萊爾(1821—1867)是象征主義的奠基人。其主要作品是詩集《惡之花》(1857)、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1869),其中《惡之花》的問世標誌著象征主義的誕生。波德萊爾被尊稱為現代派的鼻祖,其詩歌理論和實踐直接影響了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的文學創作,艾略特甚至宣稱他是“現代所有國家中詩人的楷模”。

魏爾倫(1844—1896)的主要詩集有:《憂鬱詩章》(1866)、《佳節集》(1869)、《美好的歌》(1870)、《智慧集》(1880)。他善於捕捉一個個精選的印象與場景,以畫的色調,抒發內心情感;又特別注重詩歌的音樂性,強調詩歌的朦朧感。

蘭波(1854—1891)的詩歌創作雖僅6年(1870—1876),作品也僅70來首詩和兩部散文詩集(共40多篇),但在法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推進了象征主義的發展,大量運用並發展了波德萊爾的象征手法,采用隱喻,而不指明對象,並在“通感論”的基礎上提出了“通靈人”的觀點和“語言的煉金術”的方法,力求打亂一切感官的界限,讓思想成為感覺到、觸摸到、聆聽到的創造。他的理論與創作影響了20世紀的超現實主義,他成為超現實主義的先驅。繼波德萊爾後,他把法國的散文詩發展到新的高度,奠定了現代散文詩的基礎。其名作有詩歌《醉舟》(1871)、《元音字母》(1871),散文詩集《地獄一季》(1873)、《彩圖集》(1886)等。

馬拉美(1842—1898)是象征主義的集大成者。其作品以精粹著稱,主要有長詩《西羅狄亞德》(1856—1875)、《牧神的午後》(1865—1876)、《骰子一擲取消不了偶然》(1897)。從1885年以後,連續10年,每周星期二下午,法國和歐洲各國的作家、藝術家都要到他家聚會,聆聽他的教誨,史稱“星期二茶話會”,這大大推進了象征主義文學思潮的發展,為20世紀初興起的後期象征主義培養了人才(如法國的瓦雷裏、愛爾蘭的葉芝、德國的格奧爾格等)。馬拉美把單個的象征發展為包孕無數小象征的整體象征,並把運用語言的技藝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創造了新的自由詩。他的作品有多層意蘊,含有深刻哲理。他把前期象征主義詩歌發展到頂峰,並廣泛影響了20世紀的後期象征主義及其他文學流派。

四、無產階級文學

無產階級文學誕生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它是19世紀文學中的一大收獲。無產階級文學可分為兩個時期。

19世紀中期是萌芽期,主要成就包括法國的工人詩歌、英國的憲章派文學和德國的革命詩歌。

1831年和1834年,法國裏昂工人起義中出現的工人詩歌,拉開了無產階級文學的序幕。19世紀30—40年代,英國工人為改變貧困處境和無權地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憲章運動”,這是英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獨立的政治鬥爭,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運動過程中,一批工人詩人用詩歌進行宣傳鼓動,號召人們投入鬥爭,從而形成了最早的無產階級文學——憲章派詩歌。它以揭露統治階級的剝削和虛偽、鼓動積極鬥爭為主要內容,形式短小精悍、富有鼓動力,適合集體歌唱。憲章派文學表現出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和強烈的戰鬥性,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代表作家有瓊斯(1819—1869)、林頓(1812—1897)、梅西(1828—1907),代表作品有瓊斯的《未來之歌》(1852)、梅西的《紅色共和黨人抒情詩》(1850)、米德的《蒸汽王》(1843)等。

1844年和1848年德國西裏西亞和柏林工人的起義,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的戰鬥力。在高漲的革命形勢中,受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響,湧現出了一批革命作家,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維爾特(1822—1856)。在短促的一生裏,他創作了不少政治詩。這些詩具有樸素的民歌風格,手法豐富多樣,諷刺性很強。其中最著名的是《蘭卡郡之歌》(1845)組詩,表現了蘭卡郡工人的悲慘生活,歌頌他們反抗資本家的鬥爭。恩格斯稱他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

19世紀後期是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期,取得了可觀的成就。這一時期一方麵產生了巴黎公社文學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文學;另一方麵,隨著文學創作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逐漸建立起來,出現了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湧現了法國的保爾·拉法格(1842—1911)、德國的弗朗茨·梅林(1846—1919)和盧森堡(1871—1919)等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家。

巴黎公社文學是這一時期,也是整個19世紀無產階級文學最突出的成就,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學發展的新階段。它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產物,包括公社誕生前後20年間公社戰士所寫的詩歌、小說和散文。其主要內容是宣傳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揭露反動派鎮壓革命的罪行,總結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號召人民繼續為公社的理想而鬥爭。作品往往體現出革命的**和戰鬥的風格。

在詩歌方麵,主要詩人有歐仁·鮑狄埃(1816—1887)、路易絲·米雪爾(1830—1905)、若望·巴蒂斯特·克萊曼(1836—1903)等。鮑狄埃創作了許多革命詩歌,反映了無產階級的貧困,表現了他們革命的願望,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號召勞苦大眾團結起來,推翻統治階級,自己做世界的主人。他的代表作是《國際歌》(1871),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砸碎舊世界,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國際共產主義。詩中明確指出:“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什麽上帝、聖皇和清官;勞動者全靠自己救自己!”這首詩後來由比利時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爾·狄蓋特(1884—1932)譜成歌曲,傳遍世界各地,成為鼓舞人心的不朽戰歌。

小說方麵,最傑出的作家是朱爾·瓦萊斯和列昂·克拉代爾。朱爾·瓦萊斯(1832—1885),其代表作是自傳體長篇小說《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童年》(1878)、《中學畢業生》(1879)、《起義者》(1885)。作品較為生動地描寫了一個貧窮的知識分子如何從自發反抗發展到自覺投入革命鬥爭的過程。列昂·克拉代爾(1835—1892)的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獨眼》(1871)、《凱爾那傑,旅途看守人》(1881)及短篇小說《複仇者》《被詛咒的女人》,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雅克·拉塔斯》(1891),塑造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戰士的正麵形象。

思考題

1.自然主義的主要主張及其創作特征。

2.唯美主義的主要主張及其創作特征。

3.象征主義的主要主張及其創作特征。

[1] [法]左拉:《論小說》,見柳鳴九主編:《自然主義》,45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 [法]讓·弗萊維勒:《左拉》,王道乾譯,25頁,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6。

[3] 柳鳴九主編:《自然主義》,前言,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4] [瑞士]榮格:《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見榮格:《心理學與文學》,馮川、蘇克譯,237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