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納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一位在世界文壇上聲譽卓著的美國現代作家。他的創作風格獨特，文筆清新，文體簡約，被人譽為“開一代文風”的傑出作家。1954年，他因“精通現代敘事藝術”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一、生平與創作
海明威於1899年7月21日生於美國芝加哥市郊的奧克帕克村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名醫，喜愛釣魚、打獵等活動，母親虔信基督，有較高的藝術素養。父母親的遺傳因子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對他一生的生活與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1917年10月，他中學畢業後進入堪薩斯市《星報》擔任見習記者。該報是當時美國相當有影響力的報紙，對記者要求很嚴，強調記者寫稿“用短句”、“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用動詞，刪去形容詞”、“能用一個字表達的不用兩個字”等。海明威在這裏受到了良好而又嚴格的訓練，這對他以後形成簡潔凝練的創作風格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18年5月，他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參加了自願救護隊，在意大利前線身負重傷。此後作為美國《星報》和赫斯特報係的駐歐記者常駐巴黎，耳聞目睹了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給廣大歐洲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血與火的曆史從此鑄進了他的靈魂，他的創作也就與戰爭結下了不解之緣。
海明威的一生，經曆極為豐富而又多姿多彩，他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滑雪、打獵、拳擊、鬥牛等這些富於冒險性質的活動他都喜歡。豐富的社會閱曆和別具特色的生活體驗極大地開闊了他的審美視野，最終外化為他作品的藝術內容。
1923年，海明威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寓言、詩歌和短篇小說等作品。1923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個短篇和十首詩》出版。在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裏》中，海明威著重塑造了暴力世界中孤獨的個人形象——涅克，在藝術上已經形成含蓄簡約的風格。到1926年，他已經出版了三個作品集和一部題名《春潮》的長篇小說，這些作品逐漸顯露出來的獨特風格引起了批評界的重視。
1926年，在海明威的創作曆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出版。小說的男主人公傑克·巴恩斯是個美國記者，他因為在戰爭中下部受傷而失去了**能力，所以無法與自己相愛的女友勃瑞特結合。戰爭給予他的身心健康以嚴重的摧殘，現實生活的不如意，使他對整個生活都感到迷惘、厭倦和頹喪。這部作品深刻地表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青年一代的失落感與幻滅感，典型地反映了他們失望與迷惘的情緒，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國，並出版了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在這個收錄了14個短篇的小說集中，海明威塑造了一係列臨危不懼、笑傲死亡的“硬漢”形象，對這些鬥牛士、拳擊手們表現出來的“重壓下的優雅風度”給予熱情的讚揚。同時，他在創作中喜歡表達的孤獨、愛情和死亡的主題，也在這部小說中得到了較為集中的體現。
1929年，海明威發表了《永別了，武器》，從此進入創作的成熱時期。
30年代上半期，海明威移居古巴。他發表了描寫西班牙鬥牛士的專著《死在午後》（1932），總結了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了著名的“冰山原則”，指出作家必須要有豐厚的生活與感情基礎，創作力求做到含蓄簡約，作品應該像在大海裏莊嚴宏偉地移動的冰山一樣，“隻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麵”。這樣，讀者自會“強烈地感覺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經寫出來似的”。1936年，海明威發表了他的短篇名作《乞力馬紮羅的雪》，以幻想與現實交織的意識流手法描寫了一個作家臨死前的反省。
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海明威以北美報業聯盟記者的身份赴西班牙報道戰事。他積極支持年輕的共和政府，斥責法西斯主義，並發表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民主運動的大型劇作《第五縱隊》（1938）。西班牙抵抗運動失敗以後，他回到了古巴，根據自己的經曆寫出了反映西班牙內戰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1940）。小說寫美國教員喬頓自願來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的鬥爭最後英勇犧牲的故事，集中展示了喬頓炸橋前3個晝夜的活動，包括遊擊隊內部的分歧，膽小怕死的遊擊隊長與他勇敢堅強的妻子之間的矛盾，純樸、勇敢的遊擊隊員的反法西斯情緒，喬頓和一個西班牙姑娘的戀愛，另一支遊擊隊的英勇奮戰和犧牲。小說以民主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表達了正義一定能戰勝邪惡的堅定信念。
40年代初，海明威曾來華報道抗日戰爭，對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表示了同情和讚揚。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由政府資助，他將自己的遊艇改裝成反潛艇巡邏艇，在古巴北部海麵進行巡邏達兩年之久，後又以隨軍記者身份親臨歐洲戰場參加戰鬥，多次受傷，被授予銅質獎章。
戰後，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發表中篇名作《老人與海》，這是他二十年代以來描寫的“硬漢性格”的繼續和發展。小說描寫了古巴漁民桑提亞哥為保住自己曆經艱辛捕到的大魚和鯊魚群殊死搏鬥的故事，在藝術上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寓言性和象征性。小說通過人與自然的鬥爭，歌頌了人類在逆境中激發出來的勇氣與尊嚴，表達了人要勇敢地麵對失敗、精神永遠不倒這樣的主題思想。桑提亞哥在同象征厄運的鯊魚的鬥爭中雖然失敗了，但他並沒有在厄運麵前屈服，認為人雖可以被對手暫時打倒，但人的精神和意誌是永遠也打不垮的。小說有一句名言：“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部作品特別之處還在於，海明威通過將人與自然之間的糾結和衝突悲劇性地展開，從而傳達其生態思想。一方麵桑提亞哥在與象征自然力量的馬林魚和鯊魚搏鬥的過程中，表現出永不言敗的硬漢精神和戰勝困難的信念；另一方麵，海明威並沒有把桑提亞哥塑造成對自然無情無義的征服機器，也沒有將自然看作完全的“他者”，在老人身上明顯流露出對自然的愛甚或崇敬。例如，老人把魚看成自己的兄弟，當成朋友，他自言自語地說，“大魚也是我的朋友……我從來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麽了不起的魚”。由於他對自然的愛，桑提亞哥不時對自己實現“自尊”的行為方式進行反思和懷疑，並進行自我批判。這種超前的生態意識，不僅體現了海明威對自然的愛和崇敬，而且還表現了他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反思人與自然關係的博大深沉情懷。因為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他獲得了1952年美國最高文學獎普利策獎。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因海明威“精通現代敘事藝術”和“在當代風格中所發揮的影響”而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同時，對他早期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殘暴、憤世嫉俗和冷酷無情的特點予以批評。他在授獎儀式上的書麵發言中指出：“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每一本書都應該成為他繼續探索那些尚未達到的領域的一個起點。他應該永遠嚐試著去做那些從來沒有人做過或者沒有做成的事情。”海明威以自己卓越的藝術創造實踐了自己的宣言。
古巴革命後，海明威回到美國，晚年因受高血壓、糖尿病等多種疾病折磨，加之創作力衰竭，精神上十分痛苦。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家裏用獵槍自殺，以這種極端的人生選擇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海明威的生命曆程是極不平凡的，他一生飽覽異域風情，四次結婚，親身經曆兩次世界大戰，多次身負重傷而又幸免於難。作為一個經曆豐富，極富現實感和正義感的作家，他一生都在積極探索現代人類在荒誕世界裏的出路。他常常以冷靜、客觀的筆觸描繪戰爭、暴力和死亡，揭示現代社會和人類生存境遇的本質，嚴肅而執著地探尋在痛苦世界中迷惘的人們的精神突圍。在藝術上他堅持用簡潔凝練、含蓄深沉的文字塑造出鮮明的藝術形象，表達出深刻的思想和感情內涵，從而在世界文壇上獨樹一幟，為世界敘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永別了，武器》
1929年，海明威發表了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舊譯《戰地春夢》）。這部小說以作者在意大利的經曆為基礎寫成，海明威稱其為“與在意大利發生的整個戰爭和男女之間愛情有關的一個長故事”。小說的名字既可解作“永別了，武器”，又可解釋成“永別了，愛情”，精當地概括了小說所要表達的關於戰爭與愛情的雙重主題。小說出版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當年再版4次，被公認為是20世紀歐美文壇上最具代表性的反戰傑作。
作品的主人公亨利是一個誌願參加一次大戰的美國青年，在意大利前線救護隊裏任中尉軍官。參戰的第二年，他在駐地結識了也是誌願者的英國女護士凱瑟琳，兩人相互吸引。相識之初，亨利是用一種遊戲的態度對待凱瑟琳的，但隨著交往的深入，兩人心靈逐步靠近。很快，戰爭把二人分開，亨利身受重傷，在醫院與凱瑟琳重逢，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產生了生死不渝的真摯愛情。亨利傷愈後重返前線，正逢意軍戰敗潰退，在慌亂地撤退途中，亨利因口音不純被意大利軍警誤認為是德軍間諜而遭逮捕。在被槍斃的危急關頭，亨利機智逃脫，並曆經千辛萬苦找到了凱瑟琳，決意從此告別戰爭。兩人逃到中立國瑞士，共度了一段極為幸福的時光，但好景不長，凱瑟琳因難產不幸死去，極度悲痛的亨利孤零零地徘徊在空虛冷漠的世界上。
亨利是一個反戰的消極和平主義者，也是一個在資產階級文明崩潰時代失去了生活信念與方向的悲劇典型。他那充滿濃厚的悲劇色彩的生活經曆和思想性格的變化，極富時代特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出現的“迷惘的一代”的典型寫照。
亨利原本是個在意大利學建築的美國青年，不乏單純、正直、美好的天性。在美意當局戰爭宣傳的蠱惑之下，他抱著滿腔的愛國熱情投身軍營，來到意大利前線，但現實卻與他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他沒想到這場戰爭原來是毫無意義的人類之間的相互大屠殺。他在前線遇到的人，從廣大士兵到中下層軍官，人人都憎恨和討厭“該死的戰爭”，認為世界上“沒有比戰爭更糟糕的事情了”。他們指出：製造戰爭的是統治階級，流血犧牲的是老百姓。這種普遍存在的厭戰情緒，對身臨其境的亨利不無影響，使他多少認識到這場戰爭的醜惡。因此，他附和這些反戰言論，同情不幸者，甚至幫助逃兵。隨著行伍生活時間的推演，他切身感受到：這場戰爭把他推出了生活常規，並把他賴以生存的社會變成了瘡痍滿目的“荒原”。在這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荒原”上，亨利作為一個單純而正直的青年，既找不到美好幸福的生活，也看不到人生意義和價值，因而感到心靈空虛、苦悶、彷徨、迷惘，跟著朋友們過起醉生夢死的生活來了。這個階段的亨利由一個單純正直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失去生活信念與方向的迷惘的青年，對戰爭的態度也由誌願參加到厭惡，但還沒有從愛國幻覺中徹底清醒過來。
作為一個迷惘的青年，亨利在與凱瑟琳相識的初期，“沒有任何愛她的念頭”，隻是覺得與凱瑟琳調調情“總比每天晚上逛窯子好得多”，不過是“一場遊戲，就像打橋牌一樣”。但隨著與凱瑟琳的關係的發展，兩顆孤獨的靈魂相互走近，相互安慰、溫暖，真正的愛情萌發了，空虛、孤獨的心靈找到了歸宿。
在這個階段，發生了一件大事——亨利受傷住院。這件事給亨利生活的轉折提供了契機，一方麵使亨利有機會深化與凱瑟琳的愛情，另一方麵也使他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欺騙性和虛偽性，使他能夠冷靜地觀察社會現象，采取新的態度來對待人生。
他被炸傷時正在吃幹酪，軍方卻以戰鬥“英勇”而授予他獎章，官方所說的“神聖天職”、“軍功的榮譽”和“英勇犧牲”之類堂皇的言詞，在他心中一下子就抹去了靈光，暴露出真正的本質。他住院期間，有機會接觸到社會各階層人物，了解各階層人物對這場戰爭的態度，特別是他親眼目睹了米蘭一片醉生夢死、賽馬賭博的腐敗現象。前線給養不足，而後方上層社會卻揮金如土，這種“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現狀深深刺痛了亨利的心靈，為他下一步的徹底覺醒奠定了基礎。
亨利帶著慘痛的身心創傷與凱瑟琳巧遇重逢，美麗、溫柔的凱瑟琳用她那純美真誠的愛心治愈了他的創傷，凱瑟琳的愛情之燭驅散了他心中的迷霧，他開始懂得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決心改變自己過去那種隨波逐流、行跡**的生活狀態，熱烈地去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愛情使亨利的人生態度發生了轉變，卻還不能促使他與戰爭徹底決裂。此時，軍人的“義務”觀念依舊左右著他的行動。他覺得自己既是個軍人，那麽履行軍人的職責，是義不容辭的“義務”。可是他重返前線後的現實卻是對他“義務”觀的極大嘲諷。意大利軍隊腐敗不堪，士兵流血犧牲而軍官貪生怕死，特別是亨利在意軍大潰退中僅因口音不純，就被意大利軍警當作奸細要就地槍斃，這對亨利所要盡的“軍人職責”是一個無情的嘲笑，他的“義務”“在憲兵伸手抓他衣領時就停止了”。意大利當局“愛國主義”的戰爭宣傳破產了，美國威爾遜總統“使民主政治在世界上安存”的騙人旗號也徹底撕碎了。在這個極其殘酷的環境中，亨利的思想性格發生了飛躍，他勇敢地拋棄了所謂的“軍人天職”，與戰爭單獨媾和，永別了武器。當然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消極方式，因此我們說他是一個消極的和平主義者。但這是他思想性格的一大進步，亨利離開戰爭不是一種本能的求生願望，而是一種正義的叛逆行動。這個行動本身說明他已由一個戰爭的譴責者發展成為一個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對者了。
然而，亨利和戰爭的決裂，不是他悲劇的終結。亨利能逃離戰火紛飛的前線，卻絕對逃不出他那賴以生存的荒誕冷酷的西方社會。他帶著凱瑟琳逃到瑞士洛桑，但他仍然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對生活的前途毫無信心。最後，死神把他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奪去了，讓他孤苦伶仃一個人留在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上。他逃離了一個生存困境，卻又陷進了另一個生存困境，終究逃離不了悲劇命運。雖然這是一種宿命論的觀點，但亨利悲劇形象的最後完成也宣判了現存社會現實應該“永別”。這正是亨利這一悲劇形象的價值之所在。
《永別了，武器》真實地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和罪惡，戰爭對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戕害以及給整整一代人造成的無法愈合的心靈創傷。小說的基本主題，是反對摧毀人類幸福的帝國主義掠奪戰爭。這一點在小說的前半部分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不但許多士兵反對這場戰爭，喊出了“打倒軍官!”、“回家去!”、“和平萬歲!”等口號，而且一些軍官，甚至隨軍神甫也厭惡這場戰爭。至於普通老百姓——酒店老板、旅館侍者、不走紅的歌星、醫院的門房及其老婆……幾乎人人厭惡這場戰爭，並且幫助逃兵潛逃，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錢，而是由—種道義感所驅使。就連書中那位知識淵博、談吐富於哲理的老伯爵，也認為這場戰爭是愚蠢的。
在作品中，海明威並沒有把筆觸停留在寫戰爭對人的物質生活和生活常規的破壞這一點上，而是把筆觸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在這部小說中，我們看到正是罪惡的戰爭無情地摧殘了亨利的精神世界，使亨利這個原本單純正直的青年人喪失了正確的道德信仰和價值觀念體係，使他的社會知識和政治覺悟處在麻木不仁的狀態之中，產生了幻滅、空虛的情緒，除了自己的感覺之外，對周圍的一切都持不信任的態度，甚至喪失了思想的能力：“腦袋是我的，但不能用，不能思想，隻能回想，而且不能想得太多。”當然，這是更深刻的悲劇。
《永別了，武器》的主題思想的深刻性還在於作者的思考沒有僅僅停留在社會曆史問題的層麵上，而是通過亨利和凱瑟琳個人幸福最終被毀滅的悲劇，深入探討了人類追求幸福生活的願望和人類不可擺脫的生存困境的矛盾這個重大的哲理問題。海明威並沒有像當時一般的反戰作家那樣，把希望寄托在戰後的和平生活上，他認為戰爭不過是殘酷、冷漠的社會現實的表現，是人類生存困境的一種表現形式。戰爭，摧殘了亨利的身心健康，戰爭，又給他送來了純美真誠的愛情。當男女主人公為了逃避戰爭對自己幸福的威脅而遠離戰爭時，新的生存困境又在等待著他們。在這個殘酷、冷漠的荒誕社會裏，人類毫無幸福可言，人好比“著了火的木頭上的螞蟻：有的逃了出來，燒得焦頭爛額，不知往哪兒逃的好。但多數都往火裏跑，接著掉過頭來朝尾端逃，擠在涼快的頂端，末了還是燒死在火裏。”這樣，海明威就在反對帝國主義掠奪戰爭的同時，也把批判矛頭指向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思想準則和道德觀念，在表達出一種極端悲觀主義情緒的同時，也徹底否定了現存社會現實的合理性，從而使作品的主題在反戰這個基點上進一步升華到哲理的高度。
《永別了，武器》的出版，是海明威在藝術上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作為他的代表作，這部小說較為集中地體現了他在藝術上的特色。
（1）簡約含蓄的散文風格。海明威為了追求深遠的藝術效果，十分注重挖掘描寫對象的內涵，講究文章的簡練、含蓄。正如他自己所說：“冰山在海裏移動很是莊嚴宏偉，這是因為它隻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麵上”，他所強調的是水麵以下的八分之七。他說：“如果一個散文作家對於他想寫的東西心裏有數，那麽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東西。讀者呢，隻要有作者的真實，會強烈地感覺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經寫出來似的。”小說開頭的那段緣情寫景便是這種“冰山”風格的典範，寫得簡練含蓄。作者這樣寫道：“那一年的晚夏，我們住在村莊上一幢房子裏，望得見隔著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作者像一位攝影師，由遠而近地拍攝著高山，平原和河流，給讀者提供了一幅參差錯落，鮮明清晰的立體畫麵。在這幅畫畫上，“部隊在路上開著走，塵沙往往飛揚，樹葉兒給微風吹得往下掉墜，士兵們開過之後，路上**祼的隻剩一片落葉。”一片蕭瑟荒涼的景象，使小說的反戰思想一開頭就這樣強烈地烘托了出來。
（2）電影化的描寫藝術。小說充分借鑒電影藝術的手段，把活生生的人直接訴諸觀眾的視覺，通過人物一係列客觀的動作、言語和行動，真切而迅速地體驗人物的內心感情和思想性格。作者從視覺、感覺、觸覺等幾個方麵著手去刻畫人物，描寫事物，並用具體鮮明的、不直露個人愛憎感情色彩的、真切不隔的畫麵映入讀者眼簾，讓讀者直接去體味凝聚在形象裏的思想情緒，盡量縮短作者、形象和讀者之間的距離，使讀者有身臨其境、如見其人的真實感。例如寫到凱瑟琳難產時，作者這樣描寫亨利：“外邊天開始黑下來，我開了電燈看報，過了一會兒，我不看了，熄了燈，看著外邊黑下來。不曉得醫生為什麽不叫人來喊我。也許我不在場好一點吧。他也許要我走開一會兒。我看看表。十分鍾內他再不來喊我，我自己看看去。”如此等等，不著作者一個喜怒哀樂的字眼。然而讀者可以體味到那感性的潮水像被攔河大壩堵住一樣，越堵越高，讀者的感受也就與作者冷峻的描寫成反比了。
（3）象征的手法。小說善於運用象征手法，給抽象思想以具體形象，使作品意蘊深遠，如作者用秋雨象征不幸與死亡，用陽光象征幸福與愛情。小說一開頭就寫秋雨，霍亂蔓延，戰士喪生。此後，天上的晴、雨就一直隨著主人公的苦樂而變換。亨利和凱瑟琳熱戀時，陽光明媚。亨利傷愈準備重返前線時，本來應該升起的明月沒有升起，天空罩上了一層霧，霧轉成雨，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意象，意味著他們愛情中的悲劇因素使他們不可能花好月圓。亨利要被槍斃時，正“是個漆黑的雨夜”。亨利逃出，與凱瑟琳團聚後的第二天早晨，“陽光從窗口照進房來。雨停了……窗下一片花園，雖然現在沒有花沒有葉，仍舊整齊美麗，有鋪沙的小徑、樹木、湖邊的石牆，陽光下的湖，湖那邊的高山。”凱瑟琳難產了，大難臨頭， “天已黑了，但是借著窗內的燈光，看得出外麵在下雨。”窗內的燈光窗外的雨，光明與黑暗，生死之交，形成強烈的對照。最後凱瑟琳死去，亨利在無聲中“冒雨走回旅館。”亨利的悲劇告一段落，而雨卻還沒停，人間的悲劇還在風雨中繼續……。
此外，小說還表現了作者描寫藝術的獨特的形式美，遣詞造句講究自然、清新、平實；行文幹淨利落，從不拖泥帶水；對話言簡意賅，並且時有詩的形式美和節奏感。
思考題
1.結合具體作品談談海明威的戰爭觀。
2.結合海明威本人經曆和具體作品論析“硬漢子”形象。
3.《老人與海》的生態主題。
4.結合具體作品分析海明威的“冰山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