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述
中古東方文學指亞非地區封建社會時期的文學。亞非各國封建社會的起始時間並不統一，有的在公元前幾百年已進入封建社會，有的是公元幾百年後的事情，但為了便於理解、研究這一時期東方文學，我們把5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這1400餘年的亞非文學稱為中古東方文學。
一、中古東方社會文化概況
亞非各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極不平衡，各自不同的曆史傳統和生存環境使得各國的封建社會有各自的發展路徑。但亞非各國共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作用，使封建社會得以長期延續，並使具有千差萬別的亞非廣大地區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
第一，封建社會發展緩慢而不平衡。西方封建社會以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為開始，經過不到一千年的發展，14世紀初期開始文藝複興運動，資本主義作為新的生產關係出現並獲得發展，至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標誌封建社會的終結。東方國家的中國，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進入封建社會，印度在公元前後進入封建化過程，而東亞、西亞、中亞、北非主要國家在公元2世紀至8世紀後才出現封建王朝，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此時仍處於奴隸社會。直到19世紀前後，隨著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勢力入侵，東方各國才被迫從封建社會的睡眼蒙矓中“醒”過來。
東方封建社會的曆史漫長，其內在的本質原因是不利於資本主義因素成長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社會極強的自我整合的超穩定社會結構與力量。此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連年戰爭征伐和軍事大帝國的建立。西方封建社會也有國王與領主、領主與領主之間的戰爭，但這些隻是局部戰爭，而且具有促進社會發展的一麵。東方中古的戰爭往往是一個落後的民族崛起，征伐各國，建立起橫跨亞、非、歐的軍事大帝國。帝國沒有共同的經濟、文化基礎，加上軍事獨裁統治，一段時期後覆滅。戰爭的創傷尚未恢複，另一個相類似的大帝國又興起。這樣各民族屢遭破壞，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此類重要的大帝國有阿拉伯帝國（631—1258）、蒙古帝國（1206—1368）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5世紀後期—17世紀）。三個大帝國把除東亞、南亞少數國家外的廣大亞非地區全部卷入。在文化建設上，隻有阿拉伯帝國對征服地的先進文明和周邊先進文化加以學習和融合，創建了獨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蒙古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突厥人對印度的統治，都對征服地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態度，其破壞作用大於促進作用。其二是封建社會後期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入侵。自葡萄牙人在公元1415年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占領摩洛哥的休達地區，建立起在東方的第一個殖民據點開始，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主義者先後侵入東方，他們依仗“炮堅船利”，在沿海或河口一帶進行海盜式襲擊，從事掠奪性貿易，以搜刮財富為直接目的，而建立在殘暴武力基礎上的洗劫國庫、強化封建剝削是其主要手法。這樣的掠奪和侵略，雖然客觀上“喚醒”了沉睡的東方，但東方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社會經濟退化，剛萌芽的資本主義因素被扼殺。
第二，東方封建社會和文化，大體上以13世紀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文化成果居世界領先地位。這一階段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南北朝至宋朝，南亞戒日王朝至德裏蘇丹時期，西亞阿拉伯興起到阿拔斯王朝時期，當時的西方正處於文藝複興前的黑暗時期，一切文化都在教會統治下受到抑製。而這時期東方無論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也是文化的繁榮和鼎盛階段。當時的中國、印度、阿拉伯、波斯不僅版圖遼闊，也是文化大國。中國的“大唐”盛世，日本“大化革新”後文化上的飛躍，印度“古典時期”的勢頭仍旺盛，佛教大規模外傳，阿拉伯伊斯蘭教興起，大規模吸收先進民族文化，8—9世紀有“百年翻譯運動”。可以說，公元10世紀左右東方各國在民族文化深厚的基礎上普遍繁榮，湧現眾多哲學派別，產生大量經典著作，形成了諸如中國的程朱理學、印度商羯羅的吠檀多哲學、西亞的阿維森哲學等內涵豐厚的思想理論體係。這些東方文化成果通過絲綢之路、阿拉伯帝國、東征的十字軍、文字翻譯、旅遊取經等傳播途徑擴散西方，影響歐洲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第三，三大文化圈的形成和廣泛的文化交流。中古初期，在東方幾大古老文明的基礎上，經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變，形成三大各具特色又極富生命力的文化圈：東亞文化圈，南亞、東南亞文化圈和西亞、北非文化圈。東亞文化圈是中國文化向周圍的日本、朝鮮、越南輻射，以漢字、儒學、佛教、律令和冊封為表現形式。南亞、東南亞文化圈是印度文化向周圍的南亞、東南亞各國擴散而形成，以佛教、印度教的信仰為標誌。西亞、北非文化圈是隨著伊斯蘭教的興起，在融匯西亞、北非幾種古老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以阿拉伯語和伊斯蘭信仰為標誌的文化圈。三大文化圈的核心和標誌都是宗教，但各個文化圈都有各自的曆史淵源和文化結構，具有各自的文化品貌和價值取向。如在人生目的上，東亞文化強調入世，南亞、東南亞文化注重出世，西亞、北非文化向往來世；在終極價值方麵，東亞文化注重忠孝節義等人倫關係和人倫道德，南亞、東南亞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秩序的關係和自然道德，西亞、北非文化注重人與最高存在的關係和宗教道德。
然而，中古東方三大文化圈並非在孤立封閉中發展，而是相互交流、互相影響，如印度佛教對東亞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對阿拉伯文化的影響，伊斯蘭教對印度和中國部分地區的滲透等。中古東方不僅有三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還有更大範圍的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十字軍東征的騎士和早期西方傳教士給西方帶去了東方文化；通過阿拉伯這一中介，東方也借鑒了西方文化的精華。
第四，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宗教在東方社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三大宗教都發源於東方。中古時期基督教成為西方宗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在東方產生深刻影響。加之一些民族宗教，如印度教、道教、衤天教、神道教、錫克教等，宗教成為漫長封建社會的重要意識形態。中古東方的三大文化圈的核心，即是各自的宗教文化。且不說伊斯蘭教對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帝國的影響，隻以印度教為主體的印度為例，印度教雖然沒有統一的領導組織，是“沒有教會的宗教”，但印度教深深影響印度的社會結構和人們的日常行為，“種姓製度”就是印度教加給印度社會的沉重包袱。宗教對印度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影響，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即使強調入世，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目標的東亞文化，算是宗教色彩最為淡漠的文化，但由印度傳來的佛教經過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儒、佛、道合流，佛教思想成為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隨著唐代文化東傳日本，佛教在日本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總之，宗教意識作為東方封建社會的重要意識形態，深深滲入東方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政治、經濟、倫理道德、文化觀念、法律製度，當然也滲入文學藝術領域。
東方文學由古代發展到中古，一些古老文明出現斷層，如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學已難再續。希伯來文學隨著民族分散而結束。與三大文化圈相應，由於各個文化圈各自的文化獨立性與圈內各民族的文化統一性，中古東方文學的發展也以三大塊成鼎立演進之勢。
二、中古東方文學的基本特征
從總體上說，中古東方文學風格、樣式眾多，具有區域性的文學特點，但其發展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古各民族文學取得輝煌成就，達到鼎盛，中古前期的文學處於世界文學的領先地位。中古東方文學產生的地域大大擴展，印度文學在古代已經取得光輝成就的基礎上又繼續向前發展，並在東方文學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又有朝鮮、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亞、伊朗、阿拉伯、土耳其等一係列新興民族和國家登上曆史舞台，產生了較高水平的文學作品。中古東方地區湧現出許多傑出的作家，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波斯古典詩歌奠基者魯達吉的雙行詩、菲爾多西的長篇史詩《王書》、薩迪的形式獨特的《薔薇園》和哈菲茲的抒情詩集，阿拉伯的頌詩、情詩、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印度杜勒西達斯的長篇敘事詩《羅摩功行錄》和格比爾達斯的抒情詩，日本古典詩歌總集《萬葉集》和紫式部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朝鮮樸趾源的散文和小說《春香傳》，越南阮攸的長篇詩體小說《金雲翹傳》，印度尼西亞的傳奇小說《杭·杜亞傳》，緬甸吳邦雅的詩歌和戲劇，烏茲別克納沃依的《五詩集》等，都不愧為藝術珍品，大大充實了中古世界文學的寶庫。中古東方文學所取得的光輝業績，是許多民族文學普遍繁榮昌盛的結果。
第二，與文化上東方三大文化圈相應，中古各民族文學相互交流，互相影響形成三大文學板塊。在中古時期，經濟的發展和交通的發達，密切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往來，促進了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溝通了各族人民的友好感情，推動了世界文學的繁榮和發展。這種文學的交流一方麵表現為曆史比較悠久、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的文學作品流傳到鄰近的國家，對鄰國文學的發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例如，中國、阿拉伯、伊朗和印度，對鄰近各民族的文學、文化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逐漸形成了東方三大文化圈和相應的三大文學板塊。即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文化圈的文學，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東南亞文化圈的文學和以阿拉伯為中心的西亞、北非文化圈的文學。三大文化圈的文學雖各有自己的曆史淵源和文化結構，但也在相互交流、相互影響、融合滲透中向前發展。中國文學對朝鮮、越南和日本的文學影響深刻，交流源遠流長，中古日本的作家多數精通漢文，對中國文學的造詣極深，能夠寫作漢文、漢詩，他們即使是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創作，也可以明顯看出中國文學的影響；印度文學則影響了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文學的發展，印度史詩和佛本生故事在這些國家廣泛傳誦，而且成為當地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來源；西亞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學也取得了很大發展，並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影響了中亞、南亞和東南亞諸國；此外，中國、印度以及阿拉伯、伊朗文學也接受了鄰近地區各民族文學的影響。這種文學的交流另一方麵表現為，各族人民互相協力共同創造了同一文化財富，形成了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學遺產。阿拉伯文學是依靠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聯係起來的阿拉伯地區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生活在阿拉伯遼闊版圖上的各族人民，都是阿拉伯文學遺產的共同創造者，《一千零一夜》更是越出了阿拉伯的範圍，把印度人和波斯人的聰明才智也包括在內；伊朗文學則是伊朗、塔吉克、阿塞拜疆以及鄰近的各族人民藝術智慧的集體結晶。9世紀以後，在這些國家、民族中，一種新興的語言——波斯語取代了原官方用語——阿拉伯語，從而波斯語逐漸成為文學語言，被各民族作家廣泛用於文學創作，如中古波斯和塔吉克詩歌的奠基人魯達基。所有使用波斯語的民族，都把他看成是本民族古典詩歌的創始人。
這種文學的交流還進一步擴展，表現為居於世界前列的中古東方文學對西歐文學產生明顯的影響。十字軍的東征，大量吸收了東方文化的成就，東方古國的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等豐富了西方文明，促進了西歐文化的發展，東方文學中的史詩、民間故事、詩歌、寓言等給歐洲文學添注了新的血液。著名的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被譯成英、法、德等文字，在歐美各國流傳了200多年，西方的音樂、繪畫、文學甚至口語裏都留下其影響的痕跡。古代東方文學自17、18世紀以來，一直受到西方文學家的熱切推崇。
第三，文學的表現形式豐富多樣，趨於成熟。中古東方文學已具備了現代概念中的各種文學體裁形式，並以詩歌最為發達，幾乎每一個東方國家都擁有本民族傑出的詩人、詩歌。如波斯七大古典詩人，魯達吉、菲爾多西、海亞姆、尼紮米、莫拉維、薩迪、哈菲茲等寫下無數優秀詩作。波斯古典詩人菲爾多西創造了優秀的民族史詩《王書》（又譯《列王紀》），不僅為後世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大量原始素材，而且為波斯語和波斯語文學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抒情詩和敘事詩在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蓬勃興起；阿拉伯的故事聞名世界，出現《一千零一夜》故事集；日本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散文在許多國家都得到了飛速發展。
第四，宗教對文學的影響日益加深。宗教作為社會生活的必然產物，得到了長期的發展與傳播，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過程中，相當牢固地主宰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打上了極深的烙印。東方世界是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地，東方各國大多是多種宗教並存。在此基礎上，宗教文學比較發達，是中古東方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宗教教派的經典本身都是文學作品，而且往往是各民族文學的奠基之作。當然，這些宗教經典都不是純文學，而屬於文學、史學、哲學、神學統一的大文學範疇。同時，在宗教思想支配下，中古東方產生了大量的以宣傳宗教思想為宗旨的宗教文學。其中成就較高、影響較大的有佛教文學、印度教虔誠文學和伊斯蘭蘇菲文學。
伊斯蘭教對阿拉伯文學的影響極大。繼基督教、佛教之後，伊斯蘭教自公元7世紀初在阿拉伯半島產生，進而到8世紀中期，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的旗幟下，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國，伊斯蘭教最基本的法典《古蘭經》也成為阿拉伯文學史上編纂成書的第一部文獻。《古蘭經》包含了曆史、文學、風俗、教規、教理、教義等豐富的內容，對阿拉伯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顯著的影響。宗教統治也是中古封建統治的一大特色，當時占有統治地位的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思想意識對中古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如《古蘭經》一出現，就迅速統一了阿拉伯各部落的語言，摒棄了各地方言的影響，成為阿拉伯語最正確的典範和最高標準，並促使阿拉伯語成為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語言。而且，在伊斯蘭教產生以前，阿拉伯各部落沒有統一的文字，沒有書籍，阿拉伯文學主要是口耳相傳的民間口頭文學，其主要形式是詩歌。《古蘭經》成為阿拉伯文學在散文方麵最早的作品，它的出現不僅使阿拉伯人有了統一的語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當廣泛地反映了阿拉伯社會，使阿拉伯民族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包括文學）得以繼承、發展、更新，為伊斯蘭文化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積極條件。另一方麵，由於宗教也存在束縛人們思想、愚昧民眾心靈的消極因素，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文學藝術的發展。如《一千零一夜》故事中時時不忘真主的存在，處處唯伊斯蘭教獨尊的思想觀念，就是整部作品行文拖遝、對一些外民族生活反映失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總之，中古東方文學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對歐洲文學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三、中古東方文學的發展概況
（一）東亞文化圈的文學
東亞文化圈的文學以中國文學為中心，周邊的日本、朝鮮和越南文學在中國文學的影響下逐步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學。中古時期的中國文學經曆了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說的發展，是文學史上的輝煌時期。相鄰的三個國家很長時期以漢字作為文學表達工具，創作漢詩、漢文。日本到9世紀初創製了自己的假名文字，越南13世紀初出現字喃文字，朝鮮則到15世紀才有民族文字“訓民正音”。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三個國家的文學也逐漸民族化，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卻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朝鮮和越南，直到18—19世紀的文學，還有不少創作從中國文學創作中選取題材，中國文學的痕跡非常明顯。
中古東亞文學的主要成就表現在詩歌和小說。
日本、朝鮮和越南的詩歌都是從模仿、學習、創作漢詩開始的。在各自的民族文字創製之前，都是以漢詩為主流，出現了一批漢詩詩集和詩人，如日本的《懷風藻》（751）和係列敕撰漢詩集，朝鮮的崔致遠（857—？）、李奎報（1169—1241），越南的李萬幸（？—1018）、陳仁宗（1258—1308）、鄧陳琨（1710—1745）等人的詩作。各國都在借鑒漢詩的基礎上，吸收民間歌謠的長處，發展各自的民族詩歌。
日本民族詩歌的發展路向是：和歌、連歌、俳諧連歌、俳句。最早的和歌集是《萬葉集》，這是8世紀中葉文人編定的大型詩集，收4500餘首和歌，作者上至帝王、下至乞丐。《萬葉集》的和歌包括長歌（五、七，五、七音節交替環複，最後以五、七、七結尾）、短歌（五、七、五，七、七，共31個音節構成）和旋頭歌（以五、七、七，五、七、七共38個音節構成）。之後紀貫之奉詔編集《古今和歌集》（905），大多收錄短歌。1205年編定的《新古今和歌集》則全為短歌。之後，長歌和旋頭歌的形式基本消亡，所謂和歌就是短歌。連歌是平安時期貴族文人娛樂遊戲的產物，即兩人或多人圍坐吟詠和歌，一人詠前句五、七、五，另一人詠第二句七、七，反複吟詠。16世紀末出現的俳諧連歌，則努力突破連歌嚴整的格律，采用通俗的日常口語，表達詼諧輕鬆的內容。17世紀，鬆永貞德（1571—1653）及其門人倡導把連歌中的首句（即五、七、五，17個音節）獨立出來，成為最短的詩歌樣式俳句。鬆尾芭蕉是俳句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芭蕉七部集》。俳句17個音節分三行排列，內容上還要求有暗示或標誌季節的“季題”。
朝鮮民族詩歌的演進路線是：鄉歌、景幾何體、時調、歌辭、雜歌。鄉歌是7世紀前後以漢字標記的朝鮮民謠，有四句體、八句體和十句體。因“鄉歌”產生於三國時期的新羅，又稱“新羅鄉歌”。“鄉歌”主要抒寫人們對生活的各種感受。13世紀初，一群飽讀漢詩的翰林學士飲酒賦詩，每人口賦一首，把民間歌謠與漢詩融合，形成一種以三、四調為基本音節、有嚴格律數、分節排列的新詩體。新詩體盛行一時，因每首有附歌以“景幾如何”結尾，因而稱之“景幾何體”。這種詩體抒寫的是高麗末期政局動**，文人士大夫的憂傷之情。“時調”是14世紀末，在“鄉歌”和“景幾何體”的基礎上產生的更具民族特色的詩歌形式。它分三行排列，音節律數有嚴格要求，可詠可歌。這種抒情短詩出現後，備受文人喜愛，產生了尹善道（1587—1671）這樣的時調大家。15世紀，“訓民正音”正式誕生，語言表達獲得大發展，詩歌也突破了原有“鄉歌”、“景幾何體”、“時調”篇幅小、音律格式限製多的要求，產生了以四音節為主，夾以三、四或四、五音節排列，不分節、段，長度不拘、自由靈活、便於廣泛敘事和細膩表達思想的“歌辭”。出現了鄭徹（1537—1594）、樸仁老（1561—1643）這樣傑出的歌辭作者。“歌辭”逐步越出文人圈子，普及於民，尤其是民間歌手、說唱藝人，以四音節為基礎演唱了大量作品，由於說唱內容複雜，漸漸突破四音節，出現了二、三調，三、四調，四、三調，五、四調及五、五調相互交錯、配合的“雜歌”。雜歌的形成，催化了說唱文學的繁榮。
越南民族詩歌的發展道路是：韓律、六八體、雙七六八體。“韓律”為陳朝阮詮（韓詮）所創，他是第一個用字喃文寫作的詩人，他的詩模仿唐詩七律，七言八句要求嚴格。阮詮的《飛砂集》、陳光啟的《賣炭翁》、阮士固的《國音詩賦》、朱文安的《國音詩集》等是韓律初興時的重要詩集。15世紀的詩人在韓律的基礎上吸收民歌精華，發揮越語語音多變的功能，創造了以六、八字句相間，每句第六字押韻的新詩體，即“六八體”。越南的古典名著、阮攸的《金雲翹傳》就是以“六八體”寫作的。之後，出於內容表達和藝術追求，有詩人將漢語七言詩與六八體結合起來，前兩句為七字句，後兩句為六、八字，其中第二句在第五字上押第一句句末的韻。這種“雙七六八體”的韻律顯得更為錯落有致。阮嘉韶（1742—1778）的《宮怨吟曲》是雙七六八體的代表作。
縱觀日本、朝鮮、越南三國民族詩歌的發展，日本詩歌在形式上越來越短、容量越來越小，而朝鮮和越南相反，形式上趨向複雜多變，容量越來越大；日本詩始終沒有超出抒情範圍，而且由《萬葉集》中的各種複雜情感發展到俳句的瞬間感受，朝鮮和越南詩歌卻有著明顯的由抒情向敘事發展的軌跡；日本詩歌的內容由《萬葉集》的社會性越來越向自我的方向發展，朝鮮和越南的詩歌始終保持社會性的特點。同樣是向漢詩學習和借鑒起步的，但發展情況不一樣。可以說，朝鮮和越南的詩歌更接近漢詩，日本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自由。這不僅僅因為朝鮮和越南緊鄰中國，它們一度是中國屬地，在其深層是各自民族的文化性格起著作用。
中古東亞小說成就最高的是日本。在平安時期產生了富於民族特色的“物語”。“物語”意指敘述故事，實際上是小說體裁。物語的開山之作是《竹取物語》，作品以神話般的瑰麗想象描敘月宮仙女化為竹女來到人間及王公貴胄向其求婚的情節，以仙女美麗善良對比世俗社會的庸俗肮髒。物語文學的代表是女作家紫式部創作的《源氏物語》。鐮倉時期又產生了以《平家物語》為代表的“軍紀物語”，主要內容描寫武士的戰爭生活和俠義行為，重點描寫平家由盛及衰的過程，塑造了平清盛、源義經等武士形象。鐮倉末期，物語文學衰落。江戶時代（1603—1867），隨著市民階層的興起，日本小說再度繁榮，出現描寫市民生活、迎合市民口味的“浮世草子”、“讀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小說樣式，其中曲亭馬琴（1767—1848）的《南總裏見八犬傳》和十返舍一九（1765—1831）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是優秀之作。江戶小說的代表作家是井原西鶴（1642—1693），他的小說題材有兩大類：一是“好色”題材，描寫市民對肉欲生活的追求，以此否定封建觀念，這類作品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一是描寫市民的經濟生活，如何發財致富，金錢下的人生悲劇等，這類作品如《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等。
朝鮮和越南的小說都始自史書。朝鮮的《三國史記》《三國遺事》和越南的《大越史記》是兩國的史書，也是最早的散文文學名著，其中記述了各自民族的神話傳說和曆史人物傳說，成為小說濫觴。隨後，兩國都經曆了傳奇短篇小說階段才出現比較成熟的寫實小說。金時習（1435—1493）的《金鼇新話》是朝鮮的第一部傳奇小說集，模仿中國明代的《剪燈新話》，搜集整理朝鮮傳說故事，收集5篇傳奇小說，以浪漫幻想描述人與仙界、冥府的交往，曲折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阮嶼（16世紀）的《傳奇漫錄》是越南最早的傳奇小說，包括取材於越南民間傳說的20篇短篇小說，通過虛構的脂粉靈怪故事和穿插其間的委婉動人詩句，揚善懲惡。17世紀以後，朝鮮小說創作繁榮，出現了以《壬辰錄》為代表的曆史小說，以許筠（1569—1618）的《洪吉童傳》為代表的社會改革小說，以金萬重（1637—1692）的《謝氏南征記》為代表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以南永魯（1629—1711）的《玉樓夢》為代表的言情小說等，還有以民間傳說為基礎，經民間藝人加工的說唱腳本體的朝鮮三大古典小說：《春香傳》《沈清傳》和《興夫傳》。其中《謝氏南征記》和《春香傳》可視為朝鮮古典小說的“雙璧”。《謝氏南征記》以中國為舞台背景，敘述名門劉延壽夫婦遭小妾喬彩鸞的誣陷離間而導致的家庭變故，家庭與社會聯係起來，以“勸善懲惡”為小說主旨，客觀上揭露了封建貴族家庭和朝政中的醜惡。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生動豐滿，情節曲折，藝術感染力很強。《春香傳》敘述藝妓春香與南原府使之子李夢龍悲歡離合的愛情，歌頌春香堅貞不渝的愛，抨擊封建官僚的黑暗統治，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思想，是朝鮮傳播最廣，備受讀者喜愛的古典小說。而17世紀後的越南，小說並未獲得大的發展，敘事詩卻比較繁榮。
戲劇在中古的日本和越南取得了一定成就。日本最早的戲劇是“能”和“狂言”。“能”是在中國唐代散樂和宋元雜劇的影響下，融合日本民間歌舞而發展起來，形成於14世紀的融舞蹈、歌唱、音樂、對白為一體的悲劇型歌舞劇。“能”的文學劇本稱為“謠曲”。謠曲的代表作是世阿彌（1363—1443）的《熊野》，該劇取材《平家物語》的一個情節：武士平宗盛將能歌善舞的熊野弄到京都作妾，時熊母年老患病，但平宗盛不允熊野回家探母，強要她陪同賞花，命其歌舞助興。時風雨大作，櫻花飄零，熊野觸景傷情，吟道：“都中之春固足惜，東國之花且凋零。”終於感動平宗盛，準其回鄉探母。劇作以簡單劇情，極力烘托悲傷氣氛，表現當時日本流行的“幽玄”審美境界。“狂言”是插在“能”劇演出間隙表演的喜劇性短劇，以高度集中的戲劇衝突達到諷刺目的，追求“滑稽”的審美趣味。17世紀初，日本又出現了“歌舞伎”和“淨琉璃”兩個劇種，近鬆門左衛門（1653—1724）是江戶時代“歌舞伎”和“淨琉璃”劇本的代表作家，創作了一百多部劇作，有“日本的莎士比亞”之譽。
越南的古典劇種是嘲劇和嘥劇。嘲劇是一種喜劇型歌舞劇，開始流行於民間，陳朝後引入宮中，經宮廷藝人的努力而定型。其內容取材現實，歌舞中夾以醜角的滑稽表演。嘥劇是在中國元雜劇影響下融合越南歌舞而形成，有複雜的劇情，舞蹈、歌唱、科白並舉，追求莊嚴、纏綿的藝術風格。
綜觀東亞文化圈中古文學，可以看到下列特點：（1）日本、朝鮮、越南三國文學都是在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影響下開始的，而且幾乎都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極盛的唐代開始全麵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2）在模仿引進中國文學方麵，朝鮮和越南比之日本更深更廣，從文學觀念、文學體裁的流變，朝、越古代文學幾乎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縮影。這種深刻影響不僅表現在漢詩、漢文，而且它們的國語文學也是如此。但日本文學善於“化用”中國文學與文化，在文學的民族化方麵走在朝鮮、越南的前麵。（3）中古文學後期，日本市民階層興起，文學中追求享樂的傾向明顯；朝鮮、越南卻屢遭異族侵擾，社會動亂頻生，因而愛國主義、關注社會命運的傾向突出。
（二）南亞、東南亞文化圈的文學
南亞、東南亞文化圈的文學是以印度為中心，印度上古的史詩、佛本生故事等成為中古亞、東南亞地區大多數國家文學的題材來源。印度自身的中古文學可以分作兩大段：12世紀以前的古典梵語文學和以後的地方語文學。
古典梵語文學在笈多王朝興盛之後，從戒日王朝至12世紀繼續繁榮。梵語詩歌、故事、戲劇、小說和文學理論都產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詩歌方麵有繼承兩大史詩敘事傳統的“大詩”（即敘事詩），也有源於《吠陀》抒情風格的“小詩”（即抒情詩）。著名的敘事詩人如婆羅維（約5—6世紀）、摩伽（7世紀）、室利訶奢（12世紀下半葉）等，都從兩大史詩中選取題材，就史詩中的某一情節鋪衍成篇。著名的抒情詩人有伐致嗬利（約7世紀）、阿摩盧（7世紀）、摩由羅（7世紀）和勝天（12世紀）。其中伐致嗬利的《三百詠》以自然樸素的詩歌語言，從中下層民眾的立場抒發了對社會、愛情和隱世的看法，辛辣嘲諷權貴，揭示世態炎涼；讚美青春愛情的甜美，警誡縱欲帶來的禍患；奉勸世人尋求精神的解脫。勝天的《牧童歌》抒寫作為牧童的黑天與牧女羅陀之間的愛情，在頌神的名義下歌頌塵世男女之愛，把戀人間的各種情感體驗表現得深入細膩，曲折動人，對後世“黑天題材”的創作影響很大。古典梵語戲劇在迦梨陀娑之後的重要劇作家有戒日王（7世紀初）、毗舍·達多（約7、8世紀）、婆吒·那羅延（約8世紀）、王頂（約9、10世紀）等。薄婆菩提（約7、8世紀）是聲譽僅次於迦梨陀娑的梵語劇作家。他學識淵博，文才高超，其劇作語言優美，想象豐富，風格雄健。《後羅摩傳》是他的代表作，劇作中心情節是羅摩休妻，以羅摩和悉多的悲歡離合，表現互相忠誠、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理想夫妻關係。中古前期的梵語故事有三大故事集：覺主的《大故事詩攝》（8、9世紀）、安主的《大故事花簇》（11世紀）和月天的《故事海》（11世紀），以《故事海》成就最高。在梵語敘事詩和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出現了古典梵語小說。其中重要的作品有蘇般度的愛情小說《仙賜傳》（約6世紀）、波那的傳記小說《戒日王傳》（7世紀）、 檀丁的傳奇小說《十王子傳》（7世紀下半葉）。《十王子傳》繼承印度故事的框架結構，在十王子傳奇般經曆的敘述中，廣泛而生動地展示了古代印度各地、各階層人物的生活畫麵，反映了要求統一的願望，人物形象生動、生活氣息濃鬱，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創作之一。
13世紀以來，印度不斷遭受異族入侵，建立起各種異族統治的王朝。統一的梵語逐漸衰落，各種地方語言興起。古典梵語文學衰落，地方語言文學盛行。以印地語、波斯語和烏爾都語文學成就顯著。由於入侵者帶來了伊斯蘭教，與本土的印度教發生衝突和融合，因而中古後期出現一場全國性的旨在複興傳統印度教的“虔誠運動”，此運動深深影響了文學創作。印地語文學中有“虔誠派”的四大詩人：格比爾（15世紀）、加耶西（1493—1542）、蘇爾達斯（15世紀至16世紀中）、杜勒西達斯（1532—1623）。杜勒西達斯的《羅摩功行錄》享有很高的聲譽，後世印度人視之為文學的典範、生活的百科全書、倫理道德的寶庫和宗教的經典。實際上它是對《羅摩衍那》的印地語改寫，但通過詩人的增刪取舍，鮮明地表明了詩人的理想和藝術才能，不僅使《羅摩衍那》在印地語社會得以普及，更是針對當時的動亂紛爭而倡導羅摩王朝，振興印度教。波斯語大詩人阿密爾·霍斯陸（1253—1325）創作了50多部詩集，其詩作將伊斯蘭文化和印度文化彼此交融滲透，獨具特色。烏爾都語文學在18世紀獲得極大發展，產生了以蘇達（1713—1780）、密爾（1722—1810）、達爾德（1721—1785）等為代表的“德裏詩派”。
東南亞各國除越南外，都一度受到古代印度文化的影響，其中尤以柬埔寨、緬甸、老撾、泰國所受影響最深。印度古代文學對東南亞中古文學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印度兩大史詩和《佛本生故事》，是東南亞中古文學題材的重要來源。東南亞最早的書麵文學是古爪哇語文學和柬埔寨與緬甸的碑銘文學。10世紀時就有《羅摩衍那》的古爪哇語改寫本，11、12世紀作為爪哇宮廷文學主要形式的是“格卡溫”詩體，如恩蒲·甘瓦（11世紀）的《阿周那姻緣》、恩蒲·塞達（12世紀）的《婆羅多大戰記》、達爾瑪查（12世紀）的《愛神遭焚》，其題材出自印度史詩。緬、柬碑銘文學從形式到內容都與佛教活動有關，大多是佛事功德、建寺築塔、施善活動的記載。中古後期東南亞文學主要有宗教文學、宮廷文學和民間文學三大類。宗教文學以弘揚佛教為宗旨，作者大多為僧侶，內容往往是對佛本生故事的鋪陳衍化。如一本《般若本生故事》在南亞地區廣為流行，在東南區的佛教國家幾乎家喻戶曉。宮廷文學以服務封建統治者為目的，出自宮廷作家、詩人之手，內容大多描寫國王、太子、王後或公主的經曆。宮廷作家中集中了一批有才華的人，一些作家在民族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如緬甸的吳邦雅（1812—1866）被視為“國寶”，他的劇作、敘事詩、講經小說、情誼書柬、各類詩詞都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而且他的創作題材廣泛，不乏普通民眾的呼聲。民間文學在前期的民族神話傳說和民歌民謠的基礎上發展，經過宮廷文人或民間藝人整理而流行。比之宗教文學和宮廷文學，民間文學最富民族色彩，而且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義。著名的民間文學作品有爪哇的“班基故事”係統，泰國的《昆昌與昆平》，馬來的《杭·杜亞傳》，後兩種都被視為各自民族的“民族史詩”，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
綜觀中古南亞、東南亞文化圈的文學，可以看到下列特點：（1）印度上古文學是中古南亞、東南亞文學的重要源頭。從印度中古文學看，前期的古典梵語文學敘事詩繼承的是史詩的傳統，抒情詩承《吠陀》而來，戲劇是對迦梨陀娑的學習，故事是對《五卷書》和《往世書》的發展。後期的“虔誠運動”是以複興古代印度文化、振興正統印度教為宗旨，“虔誠派”文學離不開古代印度文學的“母胎”。東南亞文學的起步，就是從對兩大史詩和佛教經典的翻譯、改寫開始的。（2）印度古代文學對中古南亞、東南亞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內在的。但同時，中古南亞、東南亞文學又滲透、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文學，呈現出紛繁多姿的局麵。印度中古後期文學的波斯文學影響，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如泰國、新加坡的中國文學影響，馬來、印尼的伊斯蘭文化影響都是明顯的事實。（3）宗教文學的主導性地位。印度古典梵語文學曾一度脫離開宗教，出現文學的自覺意識，產生了一批詩學、戲劇理論和風格學的著作。但從整體看，中古南亞、東南亞各民族文化的衝突和融合，仍是以宗教為核心。這樣的文化氛圍使得中古南亞、東南亞文學，尤其是後期文學，宗教文學占主導性地位。
（三）西亞、北非文化圈的文學
西亞、北非文化圈的形成以阿拉伯帝國和伊斯蘭教的興起為契機，阿拉伯文學是西亞北非文化圈文學的主力。9世紀初期，阿拉伯人對波斯統治削弱，出現相對獨立的王朝、本來具有堅實文化傳統的波斯文學獲得發展。阿拔斯王朝後，阿拉伯帝國衰落，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興起，突厥文學一度興盛。因而，該文化圈的中古文學由阿拉伯文學、波斯文學和土耳其突厥文學三大板塊構成。
詩歌是西亞、北非中古文學的主體。三大板塊都是詩人輩出，名作紛呈。阿拉伯文學最早的成果是一年一度的歐卡茲集市上賽詩獲勝而流傳下來懸掛神廟上的“懸詩”。現存7位詩人的7篇“懸詩”，其中的烏姆魯勒·蓋斯（500—540）詩才出眾，被稱為“眾詩人的旗手”。伍麥葉王朝（又譯倭馬亞王朝，622—750）有並列詩壇的“三詩雄”：艾赫泰勒（640—710）、法拉茲達格（641—732）、哲利爾（653—733），他們以詩闡明政見，作詩參與辯駁，各有所長。阿拔斯王朝相繼出現了係列大詩人，如以諷刺詩著名的白沙爾（714—784），有“酒詩魁首”稱號的艾布·努瓦斯（762—813），以詩勸世、表達普通民眾痛苦和願望的艾布·阿塔希葉（748—826），擅長頌詩的穆太奈比（915—965）， 以哲理表達見長的麥阿裏（973—1057）。中古阿拉伯最後的一位大詩人是蒲綏裏（1212—1296），他以宗教詩聞名，其代表作《鬥篷頌》讚頌先知穆罕默德的功德業績，用語典雅、風格莊重，在伊斯蘭世界廣為流傳。波斯在10—15 世紀的幾百年裏，湧現出七大世界著名詩人：波斯“民族詩歌之父”魯達基（858—941）、民族史詩《王書》的作者菲爾多西（934—1020）、四行詩巨擘歐瑪爾·海亞姆（1040—1123）、敘事詩大師尼紮米（1140—1202）、哲理詩翹楚薩迪（1184—1292）、抒情詩王哈菲茲（1320—1391）和波斯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賈米（1414—1492）。其中薩迪詩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和人生哲理的闡發，對後世影響深遠。哈菲茲的抒情詩以熾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表現對個人自由的不倦追求、對愛情和現世幸福的讚頌、對人世變幻的慨歎。他的詩作受到德國大詩人歌德近乎崇拜的肯定。土耳其突厥文學中，宗教文學的主要流派“教團文學”和宮廷文學的主要形式“迪萬文學”，都是以詩歌作為主要的文學形式。托缽僧詩人尤努斯·埃姆萊（？—1320）和宮廷詩人巴基（1526—1600）是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代表性詩人，尤其是巴基，被稱為“抒情詩之王”，他對詩歌形式美的追求與個人生活感受的表達，受到後世的推崇。總之，西亞、北非中古文學的曆史，幾乎就是詩歌的發展史，詩歌的主題幾乎包括了中古文學所有的主題：讚頌詩、矜誇詩、諷刺詩、愛情詩、頌酒詩、悼亡詩、政治詩、宗教詩、哲理詩、教諭詩、勸世詩、修辭詩等。形式上也努力創新，創造了不少具有民族特色的詩歌形式。
詩歌之外的散文體文人創作在中古西亞、北非文學中也取得一定成就。首先是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它是阿拉伯文的第一部散文巨著，以“天啟體”記錄先知穆罕默德宣諭的各種教法教義，包含不少曆史故事和宗教傳說，在語言、文風和題材各方麵對阿拉伯文學乃至整個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其次是寓言故事集《卡裏萊和笛木乃》，它是印度《五卷書》的譯作，6世紀薩珊王朝時譯為巴列維語（波斯古典語言），8世紀中期伊本·穆格法從巴列維語譯成阿拉伯語，在譯事過程中，大幅度地加以增刪改動，實際上包含了譯者的創作。該書以質樸優美的語言和生動有趣的寓言形式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哲理、宗教、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在阿拉伯世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並通過十字軍騎士帶到歐洲，在歐洲文學中留下痕跡。 再次是一些文人的散文作品， 如阿拉伯“百科全書式作家”賈希茲（775—868）的《吝人傳》、麥阿裏的《寬恕書》、伊本·白圖泰（1313—1374）的《旅途列國奇觀錄》、波斯昂蘇爾·阿瑪裏（1021—1101）的《卡布斯教誨錄》、尼紮米·阿魯茲依（11世紀）的《文苑精英》等都是傳世名作。其中麥阿裏的《寬恕書》（1032）是遊曆天堂地獄的幻想故事，探討為何有人得到寬恕進天堂，而有人下地獄，借宗教觀念表達對現實社會和統治者的不滿。該書對但丁的《神曲》創作有直接影響。最後是興盛於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瑪卡梅”體創作。“瑪卡梅”是一種短篇散文故事，每篇故事以市井流浪漢為主人公，敘述他們的行乞、誆騙和計謀，故事篇幅短小，但生動有趣，反映了當時種種社會風情。赫邁紮尼（960—100）是“瑪卡梅”的創始者，哈裏裏（1054—1122）是其代表作家。
西亞、北非中古文學的另一類型是民間文學。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的成就體現在阿拉伯的大型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長篇民間傳奇故事《安塔拉傳奇》，波斯的民間故事《義士薩瑪克》和《巴赫堤亞爾故事》，土耳其的民族史詩《烏古斯史詩》《先哲科爾庫的故事》和民間係列笑話《納斯列丁·霍加笑話》。《安塔拉傳奇》在阿拉伯民間長期流傳，不斷補充和豐富，到14世紀定型，長達32卷。主人公即“懸詩”作者之一，但民間藝人賦予其騎士的品格和特征，他不僅詩才橫溢，而且武功超群，他橫馬沙漠，戰無不勝，擊退進犯之敵，保護民族安全。在這個人物身上體現了阿拉伯遊牧民的價值觀念和理想色彩。
小說和戲劇是中古西亞、北非文學的缺類。雖然在賈希茲的《吝人傳》和“瑪卡梅”體創作以及一些民間文學中有小說的因素，甚至可以視為小說雛形，但沒有成熟的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戲劇文學更為鮮見，後期阿拉伯民間出現一種“影戲”，可以算是阿拉伯戲劇的濫觴，但並未獲得發展。這與伊蘭斯教不提倡戲劇，反對婦女登台演出有關，也與西亞、北非的文學傳統和躍馬征伐、粗豪急促的民族性格有關。
綜觀中古西亞、北非文學，可以看到下列特點：（1）多民族文化與文學的滲透與融合。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多民族匯流的結果，本來處於氏族社會的遊牧民族走出阿拉伯半島，軍事上征服文明程度比之先進的西亞、北非地區，建立起阿拉伯帝國，文化上它隻能被先進文化同化，因而彼此滲透交流。文學上也是一樣，阿拉伯文學中有波斯文學的影響，波斯人由衤天教改信伊斯蘭教，其阿拉伯文化與文學的滲透是必然的。後起的奧斯曼就更加突出，其“迪萬文學”的語言，就是土耳其語、波斯語、阿拉伯語混合而成的奧斯曼語。這種多民族文學的交流與融合，尤其在民間文學中表現明顯。《一千零一夜》的民間故事就源於印度、波斯、阿拉伯的巴格達和埃及。《卡裏萊和笛木乃》的流傳過程也是多民族文化的匯合過程。納斯列丁的笑話，廣泛流傳於西亞、中亞地區，是上述地區民眾幾百年裏的共同創作，中國新疆也流行納斯列丁·阿凡提的笑話故事。（2）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西亞、北非的中古曆史，是民族衝突、征服與抗擊的曆史，因而維護民族利益、弘揚民族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盛行。阿拉伯文學中的“舒歐畢主義”最為典型，白沙爾·布爾德、艾布·努瓦斯、伊本、穆格發等阿拉伯著名的詩人作家，都具有波斯人血統，在創作中表現以此為榮，鄙視阿拉伯征服者，達裏波斯語的興起和10—15世紀波斯詩歌的繁榮，有著民族主義的動力。菲爾多西創作《列王記》，就有弘揚波斯曆史文化傳統的意義。另一方麵，作為征服者和統治者的民族，其宮廷詩人也表現出民族的自豪，宮廷詩人的頌詩中就包含著民族主義觀念，歌頌國王與讚頌民族聯係在一起。（3）民間文學中敘事文學發達，文人創作敘事文學不景氣。與另外兩個文化圈的文學相比，它們的民間文學大多是民歌民謠，西亞、北非的民間文學卻主要是敘事性的故事。相反，西亞、北非的文人創作，雖然有波斯的菲爾多西和尼紮米，但從整體著眼，敘事文學不景氣，大都是抒情詩和議論性的哲理詩。即使詩作中夾以敘事，但敘事服從於抒情或哲理的闡述，不是真正的敘事文學。
思考題
1.中古東方文學生成與發展的獨特社會文化背景。
2.簡述中古東方文學的基本特征。
3.簡述三大文化圈不同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學成就。
4.什麽是“物語”？日本“物語”文學創作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