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夢誰先覺”，我認為中國的農民是先覺者，是改革的先驅者。他們在改革中走了第一步，做了三件事，解決了中國的大問題。
在市場發展比較完善的地方，投資作為企業行為，既有很大的擴張能力，也有相對清醒的自我約束能力。而在另一些地方，對許多官員來說，高速度就是改革開放，低速度就是保守。投資行為變成政治行為，到處鋪攤子，先把攤子鋪開再說。
“何為開發區？田野推平讓它種不上莊稼，旁邊插上塊招商的廣告，就是開發區。”
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大步
王誌綱：王老，我接受了新華總社下達的一個任務，要我和另一位記者對全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及趨向做一次調查研究。但我對我們國家原來的計劃經濟體製和十多年來改革的曆程缺乏總體的概括的了解，您曾在中央部門、中南局和廣東省委負責過經濟政策和經濟改革的研究工作，近年又專門從事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術研究，對我國建國後的經濟體製和十多年的改革曆程都了如指掌，所以特來向您請教，同時想聽聽您對改革進一步發展的看法。
王琢（著名經濟學家，原廣東省體改委主任）：可以。那麽我就先談談我們經濟改革的過程吧！我認為，我國14年的經濟改革，已經跨了兩步，現在到了第三步。
第一步，是農民在農村跨出的。我前幾年訪問過一位縣委書記，回來後曾準備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大夢誰先覺》。我認為中國的農民是先覺者，是改革的先驅者，他們在改革中走了第一步，做了三件事，解決了中國的大問題。
第一件事是家庭承包責任製；第二件事是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從“以糧為綱”走上大農業之路；第三件事，發展鄉鎮企業。
與此同時，國家也給農民辦了三件事：一是提高農副產品價格，1979年一次就提高了40%以上；二是放開統購、派購，廣東放得最早，1980年把84種統、派購農副產品的價格放開了，大大縮小了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第三件，在信貸、稅收、流通等方麵，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
農民走的這三步和國家走的這三步，解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中的城鄉、工農關係問題，走上城鄉經濟互相促進的發展道路，實現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發展問題。毛澤東同誌曾對工農關係、城鄉關係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特別是對蘇聯工業化模式及其理論有了新的突破，可是在實踐上沒有取得成功。
在城鄉關係上，全國一解放，我黨就提出了城鄉互助的發展方針，稍後，我們對蘇聯的重工輕農、重重輕輕（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也持尖銳的批評態度。重工輕農，就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輕輕，就是重視生產資料生產，輕視生活資料生產。結果導致消費供應不足，票證滿天飛，有人稱之為“短缺經濟”，實際上是結構失調。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毛主席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還提出以農—輕—重為序發展國民經濟。我認為這些在理論上都是正確的，是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重大突破。在實踐上沒取得成功的原因是，毛澤東同誌在四個問題上沒有突破，而這四個問題農民在改革中把它突破了，經過農民的實踐，已經證明這個路子是正確的。
第一個問題是農業生產關係。
核心是從中國農業的實際情況出發，采用什麽公有化形式。公有化程度多高，才能解放農業生產力，而不致束縛、甚至破壞農業生產力？我們農業集體化中初級社就搞得不錯，高級社剛開始，還沒穩定下來，突然又來個人民公社化，這是農業生產關係問題上“左”到登峰造極的後果，結果公有化程度遠遠超過蘇聯的集體農莊。後來看不行，來了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保留人民公社外殼，實踐證明還是不行。
所以，農民第一個突破，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把農村過高的公有化程度一下子改過來了，挖掉了人民公社體製的根基。接著是雙層經營，既發揮集體的優越性，又發揮農戶個體的優越性。雙層經營與家庭承包相結合，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適合中國農業生產力的公有化體製。這是農民的一大貢獻。中國改革遇到一個難題，就是從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怎樣從集體公有製的土壤裏產生出獨立商品生產者，而獨立商品生產者又不否定集體公有製？也是中國農民創造家庭聯產承包製回答了這個難題。而後“包”字進城，又在國有製中產生出獨立商品生產者的國有企業。這也是農民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建立的功績。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的工業化模式。
蘇聯的工業化是隻有國家工業化，即隻有城市工業化而限製農村工業化；指望城市工業化搞成了，再用工業技術去實現農業機械化，再把農業發展起來。按這條思路走，在中國遇到了兩個矛盾：一是貧窮落後的農業承受不起大周期的工業化原始積累。這樣的工業化從起步到實現要長達數十年之久，其間要求農民不斷地貢獻低價的糧食、低價的農副產品。國家隻好采取強製收購的形式，就是統購派購，以擴大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辦法來解決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問題。這必然使農民長期處於貧困之中，使農民難以承受。二是用這種抑製農業發展的辦法支持工業化，結果隻能使農業發展不起來，又拖了工業化的後腿。所以說，這種工業化道路是城鄉、工農互相掣肘的工業化道路。
又是農民在改革中突破了傳統的工業化模式，解決了工業化中的難題，這就是農民辦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工業化，然後由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工業化兩股力量帶動農業現代化。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條新路，我認為中國農民確實非常偉大。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哪裏？
我們過去總以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機械化。現在看，農業要發展，不能不要機械化，又不能單純依靠機械化，關鍵的一條是把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化農業，包括培育和引進世界優秀良種、使用現代的栽培種養技術、發展多種經營、特別是大力推進農業商品化。
第四個問題是中國農村是產品經濟還是商品經濟？
十多年前，有人說我國農村經濟應是自然經濟，也有人說是自給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最近，我到農村轉了一圈，有一個新的看法：農業有一部分產品供農民自給，這是農業經濟的特點決定的，什麽時候都有這一塊；農業發展，隻能引起自給率與商品率的變化，比如自給率下降了，商品率提高了，但不能取消農民的自給部分；農村是產品經濟還是商品經濟，要以他們為社會提供的剩餘產品采取何種方式為標準。
我國改革前的30年中，農民的剩餘產品是按統購、派購辦法和國家規定的過低價格交售給國家，農民既沒有生產自主權，又沒銷售產品的自主權，也沒農產品市場，所以，農民不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而是依附於國家、受計劃擺布的產品生產者。可以說，農村是產品經濟，不是商品經濟。這種產品經濟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經過改革，從縮小到取消統購、派購辦法；放開市場，放開價格，農民的剩餘產品進入市場，按等價交換的商品交換原則進行交換，農民生產什麽、經營什麽，也有了自主權，農民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農村經濟從產品經濟變為商品經濟，因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振興了農村經濟。
我認為，改革前的中國農村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在所有製上公有化程度過高；在交換上是過低價格的統購、派購製度和排斥市場的產品經濟。前者是大搞平均主義，後者是無償地拿走了農民的一部分產品，這兩條把農民整苦了，整死了農業經濟的生機活力。農村改革，把這兩條衝破了，又把傳統的工業化模式衝破了，從而找到了振興農業的根本出路。
我認為，農村改革對全國改革具有導向作用，應當在中國改革的裏程碑上大書特書。過去隻就農民講農民，就農業講農業，我認為講得很不夠，實際上農村改革涉及到城鄉關係、工農關係，涉及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問題。中國改革的第一個偉大的突破就是農村改革。
王誌綱：改革的第一大步您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那麽第二大步呢？
王琢：中國改革的第二大步，也就是第二個偉大的突破是內外開放。
對內開放主要是兩件大事。一個是把企業放開了，盡管還沒完全放開，比過去應當說是基本上放開了。從廣東來看，企業的指令性計劃已所剩無幾了，因為廣東改革前就沒有多少指令性計劃。再一個是價格放開了，指令性計劃放開了，價格放開了，流通體製改革了，這樣就放出一個市場來。這兩個放開，使微觀經濟的運轉有了活力。企業有活力，又進入市場，於是形成了競爭機製和優勝劣汰的市場機製。雖然沒有實行企業破產辦法，但是經營得好的企業與經營得不好的企業已經分得很清楚，兩種企業職工的收入和生活福利相差很大。
對外開放，實行從點到線再到麵的穩步推進辦法。點是四個特區，四個對外的窗口；線是開放沿海一線、沿邊一線、沿江一線而且全方位地全麵開放了。現在已進入到麵的開放，全國都動起來了。
王誌綱：下一步怎麽辦呢？
王琢：中國改革當前要進行的第三大步，就是要實現兩大轉變：一是實現政府部門的機構和職能的轉變；二是實現宏觀調節機製轉變，要把適應於產品經濟及其傳統計劃經濟體製的宏觀調節機製改變為適應商品經濟及其市場經濟體製的宏觀調節機製。
在產品計劃體製下，整個經濟運行是縱向的，宏觀調節也是縱向的，其調節機製有兩方麵：一個是指令經濟，是政府部門對企業的，管微觀的，企業按指令性計劃進行再生產；一個是籠子經濟，是管宏觀總量與結構的，用死籠子框住宏觀經濟活動。蘇聯的產品計劃經濟理論就是用國民經濟平衡表來製衡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各單位都編製年度計劃，包括一年生產多少雙鞋，打多少次電話，寫多少封信，看多少場戲等等都列入計劃；然後進行實物平衡，購買力與消費品供應的平衡，投資與生產資料平衡。這是一個理想化的平衡。指令、籠子都是命令，都是法律。20世紀50年代，我把蘇聯的國民經濟計劃本本，幾十大本翻看了一遍，就是上邊說的這套東西。中國沒有完全按那個做。1983年我在中南海參加計劃體製改革工作小組時，就問計委的行家，你們的那個國民經濟平衡表是怎麽編出來的？他們說：“我們就沒有嚴格按蘇聯計劃經濟模式辦。”我問那怎麽辦？他們說，我們一般用“水平化”，就是按今年完成的實績，略加調整，然後定個增長水平，比如百分之五或六，然後就找部門和地方來爭吵一番，最後首長拍板。吵到財政部了，要求財政收入增加多少，往往出現支出大於收入、財政收支平衡不了的情況，就讓各省、市、區財政局長背回去，靠積極性彌補差額。意思是財政收入不足的一塊，回去調動積極性，挖掘潛力補上它。這種既缺乏激勵機製、又缺乏約束機製的產品計劃經濟模式越來越不行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這種傳統的產品計劃經濟管理體製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東西了。
王誌綱：那怎麽辦呢？
王琢：中央領導看到指令性計劃有問題，又一時難於取消，於是出了個主意，先搞“雙軌製”，先把指令性計劃突破一塊，使企業有一定的自主權和生機活力，也解決鄉鎮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問題了。這是一個聰明的辦法。但是指令經濟並沒有被完全衝掉，而且籠子經濟更沒有動。廣東曾經作為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省實行財政包幹、信貸差額包幹、外匯上繳包幹，把行政製衡的籠子經濟改為經濟製衡的跑道經濟，有活力又有製衡，效果不錯。可是執行了幾年又先後將大部分收回去了，如今隻剩下財政遞增包幹體製了。
王誌綱：什麽叫籠子經濟呢？該怎麽改呢？
王琢：所謂“籠子經濟”，就是有許多籠子，主要是兩種，一種是總量籠子，一種是結構籠子。管總量的籠子中又有投資規模籠子、貸款規模籠子、外匯籠子、財政籠子等（財政包幹就衝掉了財政籠子）。這些都是產品計劃經濟體製的宏觀調節機製，現在用於商品經濟，必然會產生許多矛盾，不是籠子把鳥困死，就是鳥把籠子撞破，所以非改不可。
根據廣東的經驗，改革的辦法就是以分層次的自我製衡、浮動平衡來代替固定的總量籠子，或者說是用活籠子代替死籠子。比如以信貸為例，1981年以前，廣東年年貸款資金不足，年年向中央爭貸款規模，就是想把信貸籠子做大一些。1981~1983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對廣東實行存貸掛鉤、多存多貸的信貸包幹，總行每年給廣東調進4億元貸款，由廣東存貸掛鉤、自負信貸資金平衡，即你當年城鄉儲蓄存款多，你就多貸，存款少就少貸，中央不用總量籠子卡你，你自己負責信貸資金平衡。廣東執行3年的結果是，中央給調進的12億元隻用了7億元，為國家節約信貸資金近5億元，而且信貸資金用得很活，用貸款安排了許多技術改造項目，還有不少中小型設備貸款。可見，一旦把銀行的老體製打破了，效益就顯現出來了，總量平衡也有了保證。
人民銀行總行一位副行長曾說廣東的做法創造了一個奇跡。1984年又恢複實行統存統貸體製，廣東當年增加了貸款餘額60億元，結果向中央要了60億元，當年在廣東發票子30億元。所以中央過分集中的籠子經濟體製反而難以實現平衡。如果卡得太緊，又會把經濟卡死。所以我得出結論，解決總量平衡問題，最好是用經濟製衡機製的跑道經濟代替行政製衡機製的籠子經濟，也就是利用實行分層次的自負平衡的宏觀承包製，以形成分層次的自我約束的浮動平衡機製。這個辦法，也可以說還保留著籠子，不過不是中央集中定的死籠子，而是各地根據本身條件形成的活籠子。比如投資規模，中央不給你定死，你自己能等到錢，又能做到物資、能源、交通等條件平衡，你就多投資；如果你沒錢或沒這些平衡的條件，你就少投資，這就是活的投資籠子。
至於產業結構的籠子，也非改革不可。過去產業結構籠子就是講項目審批，立項要層層審批，批了才可以立項上馬。我們批了幾十年立項，結果批出了什麽呢？批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是重複建設，一個是結構失調。
戰略性產業結構，如基礎設施、能源、交通、通訊、長江三峽工程等，必須由政府自覺調節、綜合平衡，不能由小市場自由競爭。所以，對於戰略性產業，政府要有經過科學論證的產業結構規劃。比如廣東現在應建多少機場，這是戰略性產業，要由政府實行宏觀控製。全國性的、戰略性產業由中央審批，省市戰略性產業由省市審批。至於競爭性產業，比如家電行業，要放手，讓市場調節資源配置，政府隻提供信息，不卡你生，也不保你死。利用優勝劣汰的市場調節資源配置，這樣搞上三五年，沒哪個英雄好漢敢隨便上新項目。項目選得不對，市場機製會懲罰他、教育他，就會培養出成批合格的投資者、企業家。這也是解決重複建設、產業結構失調的好辦法。
王誌綱：聽說外貿體製方麵人們意見不少，您怎麽看？
王琢：進出口的許可證管理體製也非改不可。過去是批條子（批件），弊病很多，助長了行賄受賄，又不能做到公平競爭。許可證、配額，都應當實行拍賣製度。1 000頭豬的出口配額，誰出價高賣給誰。他出高價說明它有效益，這樣就把死籠子變成了活籠子。現在的情況是，企業、市場已經向商品經濟跨進幾步了，政府的機構職能和政府的宏觀調節機製還是產品經濟的那一套，它們和商品經濟運行發生了矛盾，這是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不突破就難於前進了。
中國改革這第三步，正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我還要強調一點：商品經濟要有較高的自由度，但不能搞自由化。現在許多人隻講價值規律，不講再生產規律。其實要經濟協調發展，實行市場經濟體製，這兩個規律都要講。再生產規律就是協調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兩個規律的關係是：要實現再生產規律，就要實行兩個調節機製，一個叫做“自發調節機製”，就是靠價值規律調節，即市場調節；一個叫做“自覺調節機製”，就是政府自覺地運用經濟手段、政策、法規等進行宏觀調節。隻要我們把這兩樣東西配合起來，就既能使經濟發展有活力，有較高的自由度，又能協調穩定持續發展，實現良性循環。隻要社會主義經濟能搞到這個程度，我相信社會主義必然無敵於天下。
一九九二年六月
四海歸來話時勢
“東西南北中，一齊往前衝。”
目前國內經濟形勢的積極意義要估計夠，但隱含的危機也不能掉以輕心。
王琢：約你約了三四次，今天總算把你請來了。你們記者最大的優勢是見多識廣。你這次去全國跑了兩三個月，我最關心的是，對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你怎麽看。今天你來講，我來聽。
王誌綱：也好。上次是我向你請教，聽你的；這次是我向你談談我采訪的見聞與感想，也算通報一點信息。總體來看，是上下思想大解放，中國經濟終於擺脫徘徊局麵，各省市是“東西南北中，一齊往前衝”，十分熱鬧，十分激昂。從徘徊中走出來，積極意義要估計夠。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困擾我們幾十年的宏觀經濟失衡的陰影，即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又放的怪圈，又再度顯現。盡管在量上與質上同傳統的，包括1988年底的治理整頓所麵臨的條件和基礎有相當的變化，但是從根本上看這種結構上的矛盾所帶來的威脅照樣存在。
其中由於經濟放活和宏觀缺乏有效製衡，使這個矛盾尤為尖銳。我為什麽很欣賞你的製衡經濟構想呢？因為你是抓住當前主要矛盾來講問題的。這下矛盾又出來了，微觀、中觀放開搞活和宏觀沒有有效的調控手段這個矛盾開始出現了，宏觀失控導致宏觀效益極為低下，微觀搞活、宏觀失衡的矛盾引出經濟活動中一係列的無效行為。
這就是說，在全國沿海地區以外的市場機製不發達的廣大地區，經濟發展高速度是作為一種政治伴生物而表現出來的。對許多官員來說，高速度就是改革開放，低速度就是保守。投資行為變成政治行為，經濟表現為一種趕超型經濟、趕超型的投資，到處鋪攤子，至於效果如何沒人管，先把攤子鋪開再說，由此而使得基本建設戰線越來越長。我在沿江、沿邊、沿海三條線采訪時發現，不獨閩、粵、滬這類發達地區，西到雲南邊境的西雙版納，中到湖北、湖南的沿江城鎮，東到山東半島的城市鄉村，到處都在搞開發區，到處都在築巢引鳳。巢多鳳少，以至於民間這樣描述開發區：“何為開發區？田野推平讓它種不上莊稼，旁邊插上塊招商的廣告，就是開發區。”重複建設越來越多，以後“胡子工程”也將愈來愈多。建設不是以市場為導向，投資者這個主體還沒有轉換過來，投資主體還是政府，是一種政府行為，一種政治行為，是不考慮經濟效益和未來的發展，不考慮投入產出的。市場經濟所應有的一切，它是不考慮的。
凡此種種，就出現了我們在國家統計年表中看到的矛盾報告：一邊稱形勢很好，一邊又不得不承認經濟效益還是不理想，其實根本沒有經濟效益可言。
各地爭相往前衝的實踐反映在宏觀經濟運行指標上是“五快”、“二緊”。“五快”是：（1）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快，原定今年增長速度為6%，而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增長12%；（2）工業增長速度更快，上半年為19%，其中6月份超過20%；（3）信貸規模增長快，1～5月貸款額為860億元，超過原620億元的指標，預計全年會突破4000億元的信貸規模；（4）固定資產投資明顯加快，上半年增長324%；（5）出口增長快，1～7月全國出口增長192%，進口增長338%；“二緊”是：交通運輸緊，能源、原材料資源緊。今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漲價：交通運輸成了國民經濟的“瓶頸”，不少地區以運定產。以廣東為例，現在鐵路吃緊，隻能運進30%的貨物，運出為50%。
王琢：都是老毛病了，反複出現。
王誌綱：現在表現得更突出了。如果說，以前一放一收的周期有五六年的話，現在兩三年就到了走不動的時候了。
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體製因素已有一些良性質變。在市場機製發育比較完善的沿海，投資主體、投資行為已有了積極轉換。
這裏麵也要看到一些局部的積極質變。沿海特別是廣東、福建、江蘇，這些市場發育相對比較完善的地方，在投資行為、投資主體、經濟運轉方式上都同中部、西部大多數仍處於政治趕超型的區域有很大差別。
沿海地區出現幾大轉換：
第一，投資主體本身的轉換，由政府轉為企業。投資作為企業行為既有很大的擴張能力，同時也相對有清醒的自我約束能力。在投資項目的選擇上、投資方式的把握上，開始脫離了原來的政治決定一切、政府操縱一切的投資方式，初步按照市場經濟的投資方式來進行選擇。這以珠江三角洲地區為典型，珠江三角洲的鄉鎮企業現在已掀起新一輪升級換代熱。最近我下去走了一趟，看到昔日熱衷家用電器的企業家們，有的搞起了汽車，有的搞起了摩托車，一投資就是五六個億，旁邊的人都為他們的決策捏一把汗，可他們卻相當自信。為什麽？這些在江海裏遊出來的弄潮兒，浪裏白條，時下經濟大為過熱的狀態，固然成全了他們，但是他們的投資行為、投資項目的選擇方向基本是以市場取向來進行的，所以，對此我覺得危險不是太大。
這些珠江三角洲的老板都熟知中國經濟的周期率，低穀後麵是**，常常是三四年來一次，所以，從1989年經濟疲軟時他們就著手準備，1990年大量投入，1991年開始產出，進入1992年，一下抓住“革命**”，就上了一個台階。有錢支撐了，就可以抗危機。而內地不少省市，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統一號令下，經濟疲軟時企業偃旗息鼓，開禁後又蜂擁而上。往往是大量的投入還未形成生產力，經濟就進入了緊縮時期，結果常常陷入惡性循環的泥潭不能自拔。而沿海地區懂得先行避實就虛，對危機有相當的抵禦能力，抗上兩年，等你們治“死”了，他們在舊的基礎上又重新站立起來，然後在一次次螺旋型運動中自我提高、發展壯大。這種打法在廣東這邊表現得很突出。
浙江一帶也有這個特點，市場意識極為發達，在市場導向、投資行為、自我約束等方麵他們都與政治行為、產品經濟還占主導地位的北方有很大的差別，這是第一個轉換。
第二，沿海在利用兩個資源、兩個市場方麵，也比原來有了很大的發展。原來受封閉的國家條條塊塊的籠子控製，你在海邊，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炒外匯，也沒有辦法把原材料弄進來。而現在給它經濟擴張提供了比較大的天地。記得我6月從北京出發的時候，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是1 ∶6，8月回到北京已經是1 ∶73，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大批規模擴張的企業需要原材料，而國內找不到，因此要用外匯進口原材料，把外匯市場炒得越來越熱。美元在國際上疲軟、貶值，而在中國卻表現得相當堅挺。
這裏講一個小插曲。上海市市長黃菊對我說，浦東項目裏有一個重要的工程，7月份突然原材料斷檔，既無水泥又無鋼材，國內鋼材、水泥市場有價無市，原來簽訂的許多合同都撕毀了。你想想，一年前簽訂的合同，原來鋼材比方說1 500元一噸，現在漲到3 000元一噸，廠家當然不幹。
在籠子經濟狀況下，工程隻好停工待料。現在市長現場辦公，當場拍板，從國外進口，價格不論，隻要把材料買到手，保證工期。這一細節很說明問題，別看他是市長，要在三五年前根本不敢講這句話。今天在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調度兩種資金上比原來有很大進步。
另外，原來隻要經濟高速啟動，上海就走不動了。原因在中央籠子，國家銀根一緊縮，上海就沒有辦法了。黃菊說，上海今年好了，資金綽綽有餘。原因是上海的金融改革在全國領先一步，在資金的融通上有很大自主權，其中包括外國銀行大批進入。環境寬鬆，經濟發展上處於主動地位，使上海人對經濟過熱形勢的判斷前後態度發生了180度轉彎。1988年經濟過熱，上海是最支持中央搞治理整頓的。今年我到上海，他們卻拚命反對收縮，對今日態勢持積極態度。同是過熱，兩種態度，關鍵是機製變了。
溫州經驗一句話：無為而治是治窮致富的上佳之法，但並非求發展、上檔次的唯一法寶。
這次去溫州，感觸很深。什麽叫做溫州經驗、模式？它就形象地體現在溫州的街市上。破爛的街道和如過江之鯽的溫州人，你騎自行車，他開摩托車、菲亞特小轎車，都在狹窄破爛的街道搶道。坐在出租車裏，麵前險象環生，而司機卻是鎮靜自若，穿梭而行拚命地往前趕。溫州的經驗，就體現在這條街道上，叫做“貓有貓道，蛇有蛇道，不是無道，各行其道”，是一種自然生態平衡，各人在擁擠的街道裏找到自己的道，這是典型的放任經濟的結果。在自由商品經濟的初始階段，其最大優勢是把每一個細胞搞活了。有一個小機會，馬上有人抓住，整個社會給人一種生機勃勃的感覺，表現了商品經濟自由放任的威力。但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純市場經濟要上台階、上檔次是無法實現的。正如時下溫州，空前膨脹、活躍的經濟細胞如滿河灘橫行的螃蟹，全絞在一起了，誰也走不動，更不用說走快。而要解開牽扯，還得靠政府。溫州特別像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個別市縣那樣，政府行為滯後，政府無所作為，民間富得流油，社會卻破破爛爛。溫州新上任的市長開始明白了，實行批租土地，用這筆錢來改造老城，盡管是晚了一點，但畢竟是在做了。
自由放任經濟早期可以這樣做，但是一任它走下去，後果難以想象。溫州現在檔次最高的工業是打火機行業，我稱之為“個體經濟的極限之作”，因為，作為作坊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再不可能生產更高檔次的工業品。從家庭作坊生產出來的這種工業品凝聚了溫州人的聰明，日本、德國新樣式打火機一出來，溫州人就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價格極低。日本商人看到後，感慨地說，日本以後不要搞打火機行業了。日本人都服氣了。
但是溫州要上台階，非得在生產關係、生產方式上突破不可。聰明的溫州人也意識到這一點，時下溫州人開始搞股份合作製。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資本積累和集中到一定層次，就要求生產關係出現相應變化，就像一個不斷成長的孩子得不斷換褲子一樣，褲子跟不上身體的成長是要崩破的，生產關係就是褲子。
王琢：溫州經驗用一句話說就是：無為而治，是治窮、治落後的上佳之法，但並非求發展、上檔次的唯一法寶。
上海這條巨龍終於醒過來了。上海人通過對廣東經驗的認同，通過對昨日上海的揚棄，思想大解放，進入騰飛新時期。
王誌綱：這次到上海，一個最深刻的感受是，今天的上海通過對廣東經驗認可的本身，把廣東的經驗學到手了，靈活變通，搞市場經濟。也不是沒有障礙，他們感到苦惱的是上海的老幹部搞計劃經濟的水平太高了，太精明了，受產品經濟的“毒害”太厲害了。有一位領導說，我一想變通，他們馬上就去上告。
廣東這邊是新、老誌同道合，上下溝通，堅持市場經濟已成共識，該聽、該幹什麽，大家心照不宣。可上海做不到。盡管這樣，上海總體上畢竟醒悟過來了。這次我到上海，從高層到中層、低層，一個個揚眉吐氣、眉飛色舞，對現狀感到滿意，對前景充滿信心。上海人的心境為之大變。
在這個背景下，上海有了新的經濟發展戰略，按上海官員們的說法是：圍繞發展市場經濟這個取向，換了腦子，找到了位子，看準了路子。體現在“三二一”發展戰略上，即首先發展第三產業，重振作為遠東明珠的經濟地位。具體說是把上海建成生產力要素的集散中心，簡稱“五個流中心”：信息流、資金流、人才流、科技流、物資流。發揮上海的曆史傳統、文化科技和地理的優勢，這樣一來，解決了同鄰近長江流域各省的同構性矛盾。
當上海提出這個轉換之後，長江流域的眾兄弟省全都支持，推擁其當大哥，上海從第三產業來扶持、服務長江流域，上海的“五個流”越發達，長江流域的工業也就越發展，相輔相成。上海市負責人明確告訴我，對於上海曾引以為自豪的第二產業，今後能股份化則股份化，能拍賣的拍賣，能出租的則出租，能換血的換血，能嫁接的就嫁接，能淘汰的就淘汰。上海隻管少數支柱的企業：麥道飛機、桑塔納轎車、寶鋼、金山石化等。
王琢：戰略性產業政府管，其他產業市場管。就如實施市場經濟的國家那樣：你開業，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破產，我同情；你犯法，我抓人；你死，我不保。競爭是很殘酷的，但沒有競爭不成。
一九九二年十月
編後語
編：有關“中國走勢”的文章主要有兩篇，分別寫於1988年和1992年。從這兩個走勢中得出個印象：1988年是改革開放很熱乎的時候，也是治理整頓的前夜；1992年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剛結束，萬花齊放、春意盎然之時，整個社會樂觀的聲音是比較多的，在這種情況下，你的兩篇文章都發出了警世之言。l988年的“走勢”中提出了諸侯割據的問題；1992年的“走勢”中提出了盲目上項目、鋪攤子等諸多問題。是否與當時的主調不吻合？是事先帶著的上層意圖呢？還是在調查中一種主觀的發現呢？
王：當你是個小人物時，常常人微言輕，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因為你是小人物，人家不注意，你可以說一些真言，冒出一些好東西。1988年那次就產生了這種結果，嚇人一跳，像冒出的一支伏兵。但也有壞處：你是小人物，如果你的東西不是由於特殊的天時、地利、人和，常常會明珠暗投，不被別人理睬。倒過來，當你名聲很大時也是有好處有壞處。好處是，上麵器重你，對你寄予很大希望；壞處是，你不能任意揮灑。1992年我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那時我的名聲到了頂峰，當時總社內參部給我的權力和自由度非常大，我可以任意縱橫馳騁，他們等著“十四大”時能抱個金娃娃給中南海。但帶來另一個壞處，由於他們對你寄予的希望過大和高度關注，你就不可能“作奸犯科”，不能按自己的思想發揮，這時的你已經不是你了。所以，我認為1992年這篇隻能算是個半成品。當時我和搭檔李曉崗辛辛苦苦地把稿子拿到總社，他們說，麻煩了，本來希望你們對市場經濟的新框架、新思路，拿出一個對策性、藍圖性的東西，符合中央的精神，沒想到你們卻提出個預警錄，非常擔心“籠子已破，群鳥亂飛”（原來的題目），下一步中國要出大問題。這怎麽得了，是同主旋律相矛盾的。
我在整個中國從四月份跑到七月份，北京的精神是一天一個樣，我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從北京出發時，中央剛正式傳達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精神。但當我回去時，大家已唯恐趕不上，拚命地推波助瀾。這時我感到中國經濟要出大問題，才做了這麽一個題目，沒想到通不過。最後改成個不倫不類、哭笑不得的東西——《籠子已破，群鳥競飛》（修改後的題目）。即使這樣，也捅了天，《瞭望》登了上篇，下篇就不敢登了。
“失之東隅，得之桑榆”，其結果表現在我1993年的一次預言上。1992年底，我曾應《南方周末》之約，搞了一個大預言，題目都想好了，叫做《中國1993年房地產大跳樓》，最後由於種種壓力沒有發出，隻發了一小篇言論。我認為道理很簡單，房地產不跳樓，國家就得跳樓；要想國家不跳樓，房地產必須跳樓。1992年已到了瘋狂的程度，1993年肯定過不去。
所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調查沒有跟風，對實際工作、對人民負責，講了老實話。
編：是的，從這組稿子中可以看出這種矛盾，凡是說好話就引用別人的話，而一談問題，就流露出自己的真實觀點。
王：你從這個角度看就很有意思了，反映出夾縫中的掙紮。讀這種文章，可讀出許多弦外之音，很有意思。
編：從《中國走勢》提出三個大中心的觀點，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廣東、山東、上海從比細胞的活躍到比文化板塊、文化的實力、文化的根基。你覺得三個板塊各自的特色是什麽？
王：廣東這個板塊，它的特點是每個經濟細胞都充分活躍，通過搞活經濟細胞，先強健肢體後完善軀幹；而山東模式是孔孟之道加市場經濟，山東人具有宏觀意識、國家意識、民族意識，它是強幹伸肢，軀幹很有力，在此基礎上發展和延伸肢體，再到細胞。另一個比喻是廣東相當於日本小轎車，一點火就著，啟動衝刺快；而山東相當於黃河牌大卡車，很難啟動，但啟動之後馬力大，後勁足。曾經有人說山東人“錯誤路線是模範，正確路線也是模範”，說明山東靠政策推動，而廣東的起動帶有民間的自發性。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廣東，富和貴是一致的；而在山東，富和貴是分家的。廣東官和商是水蒸蛋，分不出彼此；而山東，官和商是荷包蛋，蛋黃和蛋清是分開的。所以才能解釋山東很多個體戶帶著千萬家財投奔共產黨，成了村黨支部書記，照樣有財產的分配權，而且成了一方諸侯，說一不二。不然掙了幾千萬，是個個體戶，沒有社會地位，別人照樣看不起。
廣東和山東各有特點，但殊途同歸。但上海則不同，它不單是一個地區、一個城市，而是一個國家的工商業中心，類似於大腦神經。所以，不可能讓它從原始積累做起，從細胞孕育開端。注定了，它要等整個中國這個巨人的機製從根本上轉換以後，再逐步地調整、適應。中國這個巨人的肢體調整過來了，這時，再來調遣大腦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而上海一旦回複到新體製的大腦中樞這個位置上，其以細密、精致為特色的文化優勢將會得到充分發揮，作用不可小看。第三篇神州評說第三篇神州評說行成於思王誌綱中國走勢思考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