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珠江三角洲，還是溫州，它們實際上都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經濟特別快車。這條大道應該允許各種牌號的快車通行。
王誌綱（以下簡稱王）：你長期任新華社溫州記者站站長，對溫州經濟發展的軌跡和目前的狀況具備發言權。有關溫州的傳聞我聽了不少，對溫州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許多疑問。前不久，我剛好到珠江三角洲進行了調查。我們可把兩地的發展探索進行充分的比較，也許將取得一些有助於探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共識。
陳堅發（新華社溫州記者站站長，以下簡稱陳）：我在溫州待了6年，對溫州的經濟發展一直在不斷地跟蹤研究。近年我也多次采訪珠江三角洲，對兩地的發展進行一些比較是有益的。
溫州的原始積累
王：溫州的“緋聞”傳得很廣，概括而言計有：溫州的成功得益於私有經濟大發展；溫州人不幹實業隻會在流通領域倒騰；溫州的個人都富了，而社會卻瓦解了；還有，封建迷信大抬頭、經濟犯罪嚴重、滿山遍野的死人別墅、人們熱衷於做台會斂錢……
一麵是經濟非常具有活力和擴張性，溫州人走遍全中國，其開疆辟土的精神令人驚歎；另一方麵又表現為對金錢**裸的追求。
陳：外界的這些描繪實在是對溫州的誤解。凡到過溫州的人，都會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麽這裏與外界的傳言完全不一樣呢？
溫州隻有占中國版圖12‰的土地，在山水險惡、交通不便的環境中生活著六百六十多萬人口。浙江省5個貧困山區縣，就有3個在溫州。溫州20世紀50年代是前線，60年代是火線，70年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第一線，溫州人自己也談“資”色變。
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了溫州的生產力，改革12年，溫州國民經濟的各項指標都翻了兩番，溫州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王：溫州的經濟究竟是靠什麽發展起來的呢？
陳：溫州的經濟發展在改革開放以後同樣經曆了原始積累階段。不可否認，出現過走私潮。
王：廣東沿海也出現過走私問題，“合法”與非法的都有，有些地方達到原始積累的效果後，馬上轉入開發實業，有人將之戲稱為“流氓變紳士”。
陳：在溫州，走私是一小部分。更主要的是從家庭工廠開始，整個溫州有14萬個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廠，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廢品加工廠。同時大批溫州人走出家門輻射到全國，推銷溫州人的家庭產品，出賣勞務。溫州農村1/3的人都外出了。
溫州從小商品家庭工廠起步，發展到專業性的市場。所謂“小商品大市場”，如紐扣、標牌市場，把全國這類產品集中起來又銷售出去，溫州起中轉、批發的集散地的作用。沒有流通，家庭工廠是很難發展起來的。
王：溫州這種前門開店、後門設廠的家庭式工廠雖然有利於啟動和開辟銷售網絡的雙重作用，但畢竟是一種低層次的生產方式。溫州改革開放後已折騰了十來年，現在進入了怎樣一個發展階段呢？
陳：從事家庭式工業的人多了，原材料提價，成本上升，勞動力費用提高，經過了幾年的發展，不少家庭工廠已經感到不適應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了。曾有個統計，僅一個縣便有一半的家庭工廠虧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走上一條聯合起來的道路，搞股份經濟，概括起來有四種類型：
一是混合式。有個人的，有民營企業的，還有國有的；二是幾個人聯合起來，稱之為雇工型的；三是全員股東型的，每個人都是股東；四是總廠聯合型的。若幹個廠作為股東聯合起來以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擴大規模，可以投入更多的資金。
這一態勢，我曾把它總結為溫州發展商品經濟的第二次浪潮，已經引起國家的重視。前不久，農業部、國務院農村事業體改辦公室召開了一次全國農村股份經濟研討會，對溫州的做法給予充分肯定，認為它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一種較好的選擇。農業部也曾經下達文件肯定這是一種集體所有製。
這實際上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所產生的適合當前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種形式。溫州經濟發展到現在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特別是沿海5個縣的經濟發展。最近在廣州揭幕的全國第三屆新技術新產品展銷會，溫州參展團帶來參展項目169項，僅次於廣東參展團，就是很好的說明。
又如，溫州有一家葉豐電動車廠，向全國招聘了八十多位專家開拓電動車，更新了三代，設計出最高時速82公裏、充電一次行駛200公裏的電動車。美國電動汽車總裁、布什總統的經濟顧問對該廠達到的水平非常欽佩。感慨之餘，把自己研究電動汽車的幾個專利送給了廠長葉文桂。
現在，溫州的國有企業也發展起來了。平心而論，溫州領導經受了雙重壓力。國家對溫州的國有企業投入少，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於是隻能依靠群眾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但外界又常常指責溫州國有企業沒有占主導地位。如果不扶持、引導個體經濟、家庭經濟，如何解決百萬人的就業、吃飯問題？
溫州的產業嬗變
王：溫州離浙江省城杭州坐汽車要12個小時。按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在這樣偏遠的山區，即使是重點的扶貧區域，經濟也很難發展起來。令外地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東方最大的紐扣市場居然出現在溫州最偏僻的角落裏，全國著名電器市場也在交通不便的溫州，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陳：我認為，一是溫州人格外勤勞，動手早，他到全國去采購和推銷，既是促銷員又是購銷員，一身兩任。二是溫州人素來有商業傳統，富於商業精神。溫州有名的低壓電器市場的形成就很能說明問題：當時全國的機電產品積壓非常嚴重，溫州人低價收購了全國積壓的電器，賣給鄉鎮企業，然後逐步發展到自己生產。
王：我想恐怕是改革開放之初，國有企業顯得僵硬、死板，市場上有許多被遺漏的地方需要人去填補、開發，從而給頭腦靈活、先走一步的溫州人提供了一個遊刃有餘的天地了吧！
陳：是的。從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溫州是從國有經濟體製僵硬板塊結合部上爆發出來的。
王：還有一個問題。現在，社會經濟結構和態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全國經濟放活，市場爭奪戰激烈，對於溫州來說已沒有多少空隙可去填補了，由此產生了你方才講到的50%的家庭作坊虧損的現象。
第二，國有大中型企業因商品經濟機製的引進，它們再不是無所作為的“史前恐龍”，其靈活性也在增強。
第三，溫州已完成了原始積累這個任務了，再滿足於在流通領域倒騰已經意義不大了，而且風險極大。這在廣東也有共性。改革開放之初那種暴發的機會和可能性已經大大減少，從主客觀條件來說，溫州理應當轉入實業階段了。現實狀況是不是如此呢？
陳：溫州過去是三分天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各占1/3。現在已發展到2/3是股份合作企業，特別是沿海地區，股份合作經濟有的達到70%～80%，占溫州農村工業總產值的70％～80%。現在溫州百萬人的就業問題已得到解決。
珠江三角洲、溫州比較談
陳：溫州人是比較早進入商品經濟活動的，後來他們突然發現廣東在某些方麵遠遠地超過了他們，他們很想了解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與溫州人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溫州反思、借鑒的東西？
王：盡管表現方式和啟動時間不一樣，但兩地的發展在本質上其實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搞商品經濟都有一個原始積累的必然過程。順利實現積累的最佳選擇，就是要發揮各自的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優勢，以“吃糠思米”的方式來迅速積累起步錢。關鍵在於如何引導。世界上有沒有光明正大的原始積累之路啊？
從你的介紹中，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那就是，珠江三角洲與溫州來比的話，因客觀條件的差異，要達到同樣的效果，溫州人所付出的代價要比珠江三角洲的人大得多，可以說，不是一兩倍，而是十倍，甚至更大。
溫州的條件頂多相當於廣東的汕頭地區，可汕頭有中央專門給其開辟的特區。盡管這樣，汕頭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對整個中國的震撼遠不及溫州。溫州人所爆發出來的商品經濟意識和衝勁，對傳統中國小農經濟所產生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騰飛，同毗鄰港澳的有利地理位置實在分不開。其中，被稱為“南粵四小虎”的順德、南海、中山、東莞四縣市12年吸收的外資就有20億美元，其中80%是由香港過來的。而溫州，吸引了多少外資呢？
陳：靠吸引外資騰飛，這一點是溫州想都不敢想的。溫州也有華僑，但遠在歐洲，遠水解不了近渴。
王：這就是地利大不一樣。珠江三角洲是富饒之地，商品經濟比較發達。1980年推行農村大包幹時，在珠江三角洲相當多的地方已經具備了集體經濟的相當基礎，除了農田包幹外，很多集體資產基本都保留了下來，集體經濟很強大。
陳：溫州集體所有製的東西很少。溫州沒有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不調動個人的生產積極性，硬性推廣集體經濟，結果必然是國家填了錢進去，經濟也發展不了，勞動就業等一係列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王：因此從啟動點來說，溫州是從零起步，這是兩者的最大差異。其背後一個很深刻的原因，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為什麽要發展個體和私人經濟，就是因為原來的一大二公搞得太過分了，不僅沒有促進生產力，反而破壞了生產力。
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在於它沒有跟風，沒有分光吃光，而是在這種基礎上，保留了原有的集體資產。1994年大辦鄉鎮企業時，條件一成熟，珠江三角洲的鄉鎮企業產品很快就打向全中國，這就回答了你剛才講的溫州人的困惑。
盡管溫州人先走一步，它畢竟是在零點起步，這是階段性上的不一樣。然而，盡管在層次上、結構上不一樣，但在規律上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商品經濟的最大威力在於能夠調動所有的積極性為我所用。這是傳統計劃經濟不能比擬的。
陳：溫州有一種說法，叫做“能人經濟”。就是通過把領頭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帶動一批人，致富一方。
王：珠江三角洲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所受到的攻訐和感到的困惑亦體現了某種程度的規律性。像你所講的“能人經濟”的出現，就引來一個如何看待和調控私人經濟的問題。有人擔心，少數人通過私人經濟成為工廠主，會不會帶來成千上萬人的被剝削，造成新的人吃人現象。
當然，如果任其自然發展，無為而治的結果可能會走向資本主義，共產黨就會被商品經濟的洪流瓦解、吞沒。但是，從珠江三角洲和溫州的現實中，我們看到生產力不發展，蛋糕做不大，表麵上兩極分化被抑製住了，但社會主義沒有感召力，共產黨的基層政權組織難有威信。而生產力大發展，蛋糕做大了，共產黨基層政權說話的餘地和調控社會經濟的能力就會加強，社會主義的感召力亦落到了實處。這時抑製兩極分化，如同順水推舟，其意義和實效將與那種為治兩極分化而不惜犧牲生產力的傳統做法不可同日而語。
陳：實踐證明，溫州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是善於引導商品經濟的，隻要按規律引導，就能駕馭商品經濟而不會像過去那樣一放就亂、一管就死。
王：對此，珠江三角洲的幹部體會很深，他們說，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應當讓人民在運動場裏充分地釋放能量、施展才幹。
聽了你剛才介紹的溫州經濟的崛起，我覺得在中國似乎帶有特異性。因為，廣東的實踐明確告訴我們要發展現代化的工業，首先必須大力發展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通水、通電、通路等“七通一平”。在溫州要做到這點恐怕很難吧？奇怪的是，沒有這一基礎，溫州居然能獲得飛躍發展。
社會主義生命的源泉在於
她能解放杜會生產力王：溫州和珠江三角洲已經走了12年的改革發展之路，在經濟上兩者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溫州從浙江最貧困的丘陵地區崛起成為最富裕的地方，珠江三角洲從原來廣東就很富有的地區變成中國最活、最富的地方，這是世人所公認的。兩地的成功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兩地人民都認為改革開放是解放幾十年來最好的時代。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在理論上說清楚，它們的方向符不符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你能不能在人們攻擊得最厲害的兩極分化問題上談談呢？
陳：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對溫州、對珠江三角洲，這都是爭論的焦點。姓社姓資，論來論去，關鍵是看有沒有產生兩極分化現象。這裏理解兩極分化應有兩個概念，一是區域上的；二是個人收入上的。溫州沿海五個縣相對比較富，山區四個縣相對窮一些。由於富縣的輻射作用，山區的勞力到沿海打工，學了技術回山區，逐步實現經濟良性循環，區域間的差異就縮小。至於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異，就我接觸到的溫州人，不管是先富、後富都在富，隻要積極投身商品經濟中去，他總會富起來。貧富的差異是存在的，但不是有你無我的對立關係。溫州許多“百萬富翁”的著眼點大都是在擴大再生產上，按經濟發展的規律趨向合作化的股份經濟。
王：同樣，在珠江三角洲，後勁足的都是集體經濟。盡管都是成功的發展模式，但因兩地生產力水平的不同和基礎條件的差異，導致兩者在生產關係層次上的差異。若我們不搬教條，立足實際，我認為，生產關係上的這一差異，倒充分體現了馬克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一最基本的思想。為此，可以說兩者發展的軌跡是異曲同工，它們所體現的規律性問題，對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極有借鑒意義。
沒有12年改革的實踐和探索，就沒有所謂的“溫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也就沒有異彩紛呈的中國經濟的總體崛起。
陳：不論是珠江三角洲，還是溫州，他們實際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經濟特別快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這條大道允許各種牌號的快車通行，應允許適應本地條件的經濟形態、經濟發展模式的存在。
王：站在中國看溫州、珠江三角洲，兩者的實踐、各自的成功探索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堅持從國情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社會主義在中國不僅走得通，而且走得好，她有蓬勃的生命力。這一生命力的源泉是，她充分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使古老中國實現了騰飛，人們得到了實惠！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