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在20世紀80年代的成功實踐，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以港為師。
廣東產品與其說是技術與獨創性了不起，不如說在市場開拓方麵在全國是占了先的。
玩政策優勢這張牌已經不大靈驗了。廣東隻能實打實，靠真本事打擂台。
危機四伏
從上海回頭看廣東，深感廣東繁榮的後麵潛藏著深深的危機，最大的危機是不知危機。
從上海回頭看廣東，站在華東看廣東，我看到了危機四伏。除了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同構性矛盾大之外，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恢複後受到最大衝擊的將是廣東，危險的是人們麵臨危機而不清醒，廣東部分人還沉浸在鶯歌燕舞、自我感受極佳的狀態裏麵。
上海灘的人、華東各省的人一旦覺醒，廣東是很難與其比擬的。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80年代廣東經濟的成功是自由放任、無為而治的成功。計劃經濟不發達，看起來是壞事，進入發展商品經濟的新時期卻成了好事。
回首20世紀80年代，相對於華東，廣東有幾大先天不足。這幾大先天不足伴隨時勢轉換，反而成了它在新機製中的最大後天優勢。
第一個先天不足：計劃經濟對廣東改造得不徹底。因為廣東的經濟地位不是太重要，不是國家的經濟中心，沒有必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第二個先天不足：作為“化外之地”，作為“準備打仗”的前沿地帶，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一直沒有對廣東進行大的投資。這一先天不足反而成全了廣東，使它在機製轉換時，計劃經濟體製的因襲較輕。
第三個先天不足：當地人正統文化素養相對淡薄，重運作而不重理念，又有崇商的曆史傳統。隻要時機成熟，其原始經濟意識很容易就煥發出來，而這種小商小販意識天生又是同市場經濟相吻合的。故稱“廣東人得風氣之先”，名副其實，這個風氣就是商品經濟風氣。新風氣同崇商傳統一經結合，創造繁榮成了必然。
另外，廣東與海外千絲萬縷的聯係一直沒有斷過，一旦改革開放，其“人緣”優勢作為新世紀繁榮的催化劑，作用不可低估。廣東在20世紀80年代的成功實踐，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以港為師。由於傳統計劃經濟對廣東改造得不徹底，宏觀製衡乏力，一遇時機就成全了廣東無為而治格局的形成。政治上的無為而治促成了經濟上的自由放任，政策沒有約束能力，下麵就以港為師，結果學出了一個市場化的鄉鎮企業、組合式的商品經濟，廣東的鄉鎮企業就是把香港的零配件拿來組裝。廣東貨為什麽在短短兩三年內打遍全中國？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組裝型的洋槍洋炮打敗了北方的大刀長矛。廣東產品與其說是技術上獨創性了不起，不如說是在市場開拓方麵在全國占了先。
今天我們看到，包括第三產業的發展、茶樓文化、以橋養橋、以路養路、土地批租等改革，無不可以在香港找到其源流。
幾大問題
自由放任是搞活經濟的必經階段，但絕非永遠的過程。“無為而治”並非萬能。
廣東在20世紀80年代賴以成功的主要客觀因素有可能成為90年代廣東上台階的桎梏。如果廣東人意識不到這一點，將會被已經覺醒的華東雄獅迅速超越，先天不足就會成為後天障礙。
如果說80年代廣東靠的是感性，那麽，90年代需要理性上的升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這是一個痛苦的轉換過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廣東存在的幾大問題表現出來了。
第一，政府調控乏力。
無為而治對於小商小販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效果極佳，在商品經濟發展的粗放時期，政府越不管，它發育得越好。為什麽西方在第一階段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政府實施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古典經濟學派推崇自由放任。確實，純粹市場機製對於搞活經濟、打破封建束縛、調動每一個經濟細胞的活力，具有立竿見影的功效，能量是不可小看的。古人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商品經濟的初始階段就是天下熙熙皆逐利。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曆史證明：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再完全自由放任其發展是絕對不行的。因為市場經濟自發的力量，不僅會造成兩極分化，而且在此基礎上會形成壟斷，經濟生活中的矛盾、摩擦、衝突會加劇，若任其發展，社會將出現動**以至斷裂。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為保持社會的穩定與繁榮，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都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經濟運行的幹預。與此相適應，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幹預理論也流行起來。
現在我們看到，在我國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地區，比如廣東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深圳，自發力量所必然產生的一些問題已開始表現出來了。如一部分人通過政治的、官倒的或其他特異的力量，已取得了地域的或行業的壟斷地位。他們以壟斷某些新興行業、操縱市場為手段，來折騰商品經濟中的小魚小蝦，甚至可以控製社會、插手政治。如時下的股市和房地產投機熱中，就出現了手裏能夠動調好幾個億以至十幾個億的寡頭，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掀起了一個個小氣候，攪得數以萬計的小股民惶惶不可終日，社會也動**不安。
所以說，廣東對經濟自由放任的結果，一方麵造成了奇跡性的繁榮，同時也出現了產業結構失衡、兩極分化加劇的苗頭以及社會崇尚投機等問題。這同迷信無為而治、宏觀製衡乏力有直接關係。
本來任何一種財富都必須通過勞動作用於資源才能形成，而現在股票、證券、房地產等行業出現以後，由於政府調控乏力，有些人不勞而獲，一夜暴富，而出力勞動多的人卻不能多得，誠實經營者也不能發財，最後會把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意識帶壞，社會崇尚投機倒把而不是勞動創造，這個社會最終是要被毀掉的。據說韓國政府已注意反思這個問題，即社會投機行為無限擴張對整個民族道德的腐蝕以及引起民族毀滅的危機問題。
繼續無為而治，其結果將會出現富有的更富有、貧困的更貧困的社會現象。富有的人可能是官家子弟，或者是素質不高的人，這些人掌握金錢以後，將會用金錢的力量來幹預、左右社會，擾亂商品經濟正常運轉的各種規則，其後患是無窮的，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來解決。
第二，政府行為滯後。
表現在政府不該管的，它是沒管；但政府該管的，有的也沒有管好。這次我到內地省市采訪後，反觀廣東，更感廣東瓶頸問題的嚴重，即交通、能源滯後問題太突出了。連雲南、貴州這樣的落後省，都有幾百公裏的高速公路、幾百公裏的汽車專用道正在大興土木，但廣東在這個問題上卻遠遠滯後。高速公路講了10年，還是廣佛公路那二十多公裏；去年一場雷雨，省內主要公路幾乎全部毀掉；廣州的堵車之烈，已使這一南粵名城取代台北而成為世界有名的“超級露天停車場”。我到山東去，山東的路段沒說的了，真是高路入雲端，可以望見天之盡頭。山東千軍萬馬齊上陣，不計報酬齊修路，盡管這種政府行為帶有舊體製的痕跡，但畢竟政府在做事。
縱觀中外，凡成功者，其經濟運行機製無一不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兩隻手”動作，即看不見和看得見的兩隻手有機、有效的配合。
市場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是神奇的，但不是萬能的；政府行為這隻看得見的手是武斷的，卻是必要的。縱觀中外，凡成功者，其經濟運行機製無一不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兩隻手有機、有效的配合基礎上的。
廣東“四小虎”中的順德之所以相對成功，是因為縣政府發揮了相應的作用，在經濟轉換的關鍵時期，政府沒有任其自然、無為而治。20世紀80年代初完成農業第一步改革、經濟麵臨上台階的當口，政府順應規律，積極引導，才有了今天這“以工業為主，以鄉鎮企業為主，以骨幹企業為主”道路的成功。而鄰近的南海縣搞自由放任，國營鎮村聯戶、個體放開一齊上、“五個輪子”一齊轉，盡管經濟也上去了，但回頭一看，私人的小企業居多，許多人滿足於在流通領域倒騰；沒有拳頭產品，沒有骨幹企業，“滿天星鬥，沒有一輪明月”；經濟檔次低，後勁乏力。可見，有無政府行為的結果大不一樣。
第三，軟件上的滯後。
表現為包括人才、教育、科技高層次軟件的滯後。
廣東的先天不足，即相對於傳統計劃經濟的先天不足，一度成了廣東20世紀80年代商品經濟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躺在老經驗上。時勢輪轉，環境變異，一邊是全方位開放格局已在全國形成，機會已不會獨鍾廣東；另外是廣東經濟要上台階，得用全新的觀點重新審視主、客觀條件。廣東麵臨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新環境呢？
現在上海已經找到建立市場經濟的“五個流”，確定了自己的發展戰略；上海的地鐵很快就修通，廣州的地鐵還在規劃中。還有整個軟件的建設，特別是市場，廣東講的市場多是集貿市場，這都是低層次的，現在講到的市場是第三產業市場：金融、信息、技術、人才、期貨，那才真是大市場。
廣東更大的危機是，整個中國全方位開放以後，廣東獨有的天時、地利、人和已經不複存在，中國沿江沿海沿邊開放以後，你有的，人家也有，你的訣竅人家已經學到手了。在這一基礎上，原來產品經濟下成為劣勢的東西，現在會轉換為優勢，比如上海的這種覺醒。
一位山東人說，我們山東與廣東相比，落後了5年；但你放心，山東這條巨龍一旦醒過來，廣東將不在話下。這個話我相信。山東有資源和市場優勢，這資源和市場，80%靠自身。現在又有了開放優勢，同韓國這條亞洲小龍的關係也是前店後廠，類似於廣東與香港的關係。另外，山東沿海的大港口以及鐵路網絡絕對不是廣東所可以比擬的，是搞大工業的天地。在小商小販活躍的時候，傻呼呼的山東佬是打不過精明的廣東人的，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大工業開始競爭的時候，廣東人若還滿足於小機靈、小聰明，到時候就無法登上真正的大舞台了。山東人的傻大黑粗、憨厚、認死理，反過來成為其優勢了。
第四，產業結構上的滯後。
廣東多是組裝業，製造業很少。20世紀80年代它的騰飛並不是靠技術進步、製造業發展，主要是靠資金的大量投入，靠引進組裝；然後利用沿海與內地政策形成的產業落差，用洋槍洋炮北伐。靠引進先進設備獲得的繁榮不會持久，生產力的根本支撐還是科技進步。遺憾的是，廣東實業界並沒給予這一問題應有的重現。
再上台階
機遇獨鍾廣東的時代已一去不複返。20世紀80年代得益於微觀放活的廣東，90年代若不能補上宏觀調整這一課，前景堪憂。
天下機會獨鍾廣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廣東的許多先天不足在20世紀80年代占了便宜，而現在可能成為上檔次的大障礙。
上海實現觀念和機製的轉換後，政府機製將會在新的軌道上——市場經濟的軌道上，發揮應有的作用、超凡的作用。而廣東的諸種先天不足，特別是一些政府崇尚無所作為，挨到90年代需要上大工業項目，需要宏觀調控、政府發揮應有作用時，它的局限性就將突出表現出來。
反觀廣東的近代史，在珠江三角洲這塊富足的土地上，曾經出現過幾度短暫的繁榮。宋末、明末清初，伴隨著政權中心的數度南移、外貿口岸的獨占、人口的南遷，中國沿海的小商品經濟開始發達：桑基魚塘生態性農業的形成，大搞商品性農業和進出口貿易的廣東人比起中原種糧食的人容易發財，所以出現了幾次繁榮。但是這種繁榮隨時勢的轉換——最典型不過的是19世紀40年代中國的外貿重心移向上海——這類重大客觀條件變動的影響，加之珠江三角洲人追求奢華、享樂時尚的催化，繁榮很快歸於寂落。條件特殊，錢來得容易，民風奢靡，講求吃喝玩樂，社會風氣敗壞，最後不堪一擊，稍微有點社會動**、天災人禍，包括戰亂、王朝更迭，一下子是十室九空，田園荒蕪。
殷鑒不遠。我幾次在珠江三角洲采訪時，每每在為這裏經濟繁華的奇跡激動不已的同時，也對一些負麵現象有所感慨：奢侈之風抬頭，納妾、賭博、放高利貸、享樂，一些人無所事事，錦衣玉食，滿足於靠外來勞動力為自己打工，自己當小老板、小地主。待競爭條件一拉平，要真槍實彈打擂台時，敗家子就會出現了。如果不能冷靜地、客觀地反省今天得到的一切是怎樣來的，那麽，我們將會得到曆史辯證法的無情懲罰。
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要上檔次，周圍是強鄰四起，廣東也麵臨一個脫胎換骨上檔次的機遇。這個時候，對政府作為、政府水平要求更高。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廣東的發展，對官員的最高要求是“頂得住，保得了”，隻要能營造並保護好廣東能先行一步、銳意進取的小氣候就是高水平的話，90年代對他們的要求和標準已遠不止這些了。
1991年夏天我去上海，黃菊市長對我說，沿海與內地原來的時間差、政策差、優惠差一度是8年，後來是5年，最後是3年，今春小平南方講話，二、三號文件下來以後，差距就隻有3天了。沿海與內地的差別基本上是沒有了。玩政策優勢這張牌已經不大靈驗了。所以依我看，廣東就隻能實打實，靠真本事打擂台。
最後話還得說回來，伴隨時勢的轉換，廣東的不少優勢在逐漸喪失，但是，最根本的優勢，即先行一步、大搞市場經濟的優勢並沒有失掉。相反地，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加速，廣東的先發優勢還將在更廣和更深的範圍體現出來。圍繞市場化改革，結合下一個十年的發展，從已閉幕的廣東省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傳出的種種信息可知，廣東高層在宏觀上已有了係統的設想和安排。我想，若廣東上下能保持清醒頭腦，知己知彼，揚長補短，那麽，群雄並起的新時代對廣東與其說是威脅，不如說是再上台階的機會。
一九九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