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人們同飲一江水、同砍一山柴、同操一種方言,但分界嶺兩側,卻是兩個迥然相異、發人深省的天地。

對比兩廣經濟體製,廣西人從政策上概括出兩句十分令人深思的話:包活得死,包死得活。

南國有座雲開大山,分界嶺兩側是粵桂兩省的貧困山區。千百年來,這裏的人們同飲一江水、同砍一山柴、同操一種方言,你我難分。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伴隨改革開放進程的不同,兩地觀念和行為的差別出現了。且看分界嶺兩側,兩個迥然相異、發人深省的天地!

那邊廂市場放開

這邊廂設卡保財在廣東一側采訪,我對人們利用市場機製協調商品生產、市場供需的靈活性、創造性感受尤為強烈。公購糧是指令性計劃,廣西一側是讓交糧就交糧,合同一旦簽訂,就不再變動。廣東則是有糧交糧,無糧可按市價折算交錢;另外,城鎮居民吃不完的糧食指標,還可折價賣給國家。這一變通,使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職能得到了充分發揮。結果,每一個農民通過利用貨幣這一價值尺度權衡得失,在不影響糧食生產的情況下,順利實現了農作物結構的科學調整和土地的適度集中,農業的個體效益和總體效益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廣東的靈活性還表現在價格政策上。市場上一般商品的價格是放開的,隨行就市,高進高出。企業在這種機製下如魚得水,轉產、擴大再生產等經營自主權能得以充分體現。雲開山的另一側則是嚴格管理:某縣水泥產量高,計劃價每噸130元。廣東水泥緊俏,願出180元一噸的價格購買。可該縣有錢不敢賺,怕違反“物價政策”。結果,保全了“物價政策”的尊嚴,卻開了不正之風之門:買水泥比門路,低價進,高價出,工廠沒漲價,市場價還是漲了。不過,漲價收入進了私人口袋,企業並沒有得益。

沿邊界采訪,廣西側沿途仍有堵、卡、爭的現象。廣東人購買力強,出價高,廣西的農副產品、原材料被源源不斷地吸走,廣西為維護本地財源,隻好設卡。

廣東人購買力強,除得益於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得風氣之先外,還得益於其大市場機製和大市場觀念。1噸鬆香,廣西收購價隻能出到1 400元,廣東卻能出到1 900元。廣東如何消化如此高價呢?原來,廣東人做生意腦瓜子裏裝著的一直是國內、國際兩大市場。1噸鬆香,內銷虧本,外銷說不定就能賺錢;單向出口賺不了錢,利用出口獲得的留成外匯按市價調劑給別的客戶或引進其他設備、原料再生產出口產品,就一定能賺錢。

那邊廂官員急急忙忙於會議

這邊廂幹部心焦焦大抓經濟在山一側采訪,常常聽到當地一些幹部說山那邊幹部“官不像官,倒像個生意佬”。到山這邊采訪,聽到的卻是“我們有四套班子抓經濟、做生意”這類自豪的介紹。

廣東鬱南縣一個副縣長率領一幹人馬,不辭辛勞,長驅四五百公裏到山這邊某縣洽談當地資源開發事宜。孰料該縣對這位“不務正業”來“談生意”的“縣太爺”,派出一個二線顧問敷衍一下了事;山這邊官員到那邊談經濟,甚受歡迎。

雲開山廣東一側的封開、鬱南、羅定各縣,縣縣都是四套班子抓經濟。鬱南有五個縣長,除一個分管政文(即上層建築)的副縣長是花錢的外,其餘四個縣長都是掙錢的:正縣長管工業全局,每月有十天在外“跑生意”(談項目、搞資金等),另外三個副縣長則分關把口抓部門。縣委書記除抓全局外,每月要搞一次年產值逾千萬元企業的解難會,讓企業家們提出經營中的困難,書記負責拍板解決。在內地許多地方閑得發膩的人大、政協,在這裏可是實實在在起上了作用。在鬱南縣,人大有三個正副主任,一個抓交通、一個抓林業、一個則協調全麵;政協委員們則負責聯絡海內外鄉親,為外引內聯穿針引線。

山另一側的山區縣因經濟不活躍,幹部也著急。一個山區縣的縣長向我們訴苦說,那邊縣長、書記出差多為跑經濟,我們外出就是去開會,經濟活動不多,四套班子閑人不少。無事就生非。你想學習廣東,搞搞商品經濟,人家說你三天“不跑田基”,是脫離群眾,不務正業,在檢查工作作風和政績時,還得在幹部會上深刻檢討。

算大賬,“餓定”如今變富縣

怕吃虧,資源豐富依然貧困羅定在曆史上是廣東有名的山區貧困縣,人稱“餓定”。現在卻是廣東山區利用外資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促進山區開發、迅速脫貧致富的先進縣。羅定吸引外資的訣竅除提供優質服務外,靠的就是勞動力便宜。外商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搞“三來一補”,工人的月工資要開到150~200元,而在羅定,隻開五六十元。眼見得外商大把大把地賺了錢,羅定縣領導的觀點是:他能賺錢是我們工作的成功,我不眼紅!隻要微利和不虧就幹。用這種“蜜糖引螞蟻”的辦法,引來了源源不斷的外資,為山區經濟注入了活力。1986年,全縣創匯一千二百四十多萬美元。實力增強了,客商增多了,有了討價還價的餘地,現在,“三來一補”企業工人的工資升到了一二百元。

廣西百色地區某縣有豐富的鬆脂資源,但無力開發。廣東鬱南縣同他們簽約:由鬱南投資設備、技術以及流動資金,合作辦一個年產6 000噸的鬆香廠,開發利用本地資源。按協定,這個縣一分錢不用出,每年可收200萬元以上稅利;同時,還可解決當地數千人的生活出路;另外,五年後工廠設備全部無償轉歸該縣。但該縣卻認為讓廣東人賺了錢,就是自己吃了虧。一些人“寧折不彎”,嚴守自己的“清白”,工廠上馬後最終還是散了架。結果,“清白”是保住了,但貧窮依舊。

廣東一位縣長談過這樣一個觀點:沒有資金就沒有活幹,人是純粹的消費者;有了資金,有了活幹,人成了財富創造者。守身如玉不願吃小虧,最終得吃繼續守貧的大虧。

“包死得活”,那邊廂企業顯身手

“包活得死”,這邊廂企業“等、靠、望”對比兩廣經濟體製,廣西人從政策上概括出兩句十分令人深思的話:包活得死,包死得活。他們說,廣東是“包死得活”,具體解釋為:廣東在收支上實行的是層層財政包幹政策;各級向上一級利稅包死後,上麵再不隨便插手下麵,特別是企業的經濟活動;這就使各層次實際贏得了一個結合本地實際、統籌兼顧來進行“自主改革的空間”,於是全盤皆活!

另外,各級財政在完成上交利稅任務的基礎上,可在自己所轄範圍內統籌兼顧,通過讓利政策來調整產業結構,拯救“死火企業”或扶持新興行業,促使本地經濟迅速發展。

廣西的情況則是“包活得死”。企業同上級部門利稅沒包死,責、權、利糾纏不清,多收不一定能多得,少收不一定少得,條條塊塊來的條文都可以指令企業執行。有的企業束手無策,幹脆就“等、靠、望”。

山那邊,為了經濟效益,縣長、書記們帶著企業領導人鑽深山、下省城,跨省跨縣談項目、簽協議;為了利潤,廠長經理們窮盡智慧,尋找投入少、產出大的經營方式。

山這邊,情況相反。有一個邊界城市,工業基礎雄厚,光學儀器廠、鍛壓機廠、蓄電池廠……有一大批生產名牌產品、產品內外銷均供不應求的老企業,但多年來批量一直上不去,許多廠利潤徘徊在十幾萬元的低水平上,夠吃就行。記者問原因,有的怨場地不夠,有的怨資金沒來源。更有奇者,有的廠長不願上批量,是怕產品過多地搶占了外地市場,有違“商業道德”。

分界嶺兩側出現的差異,實際是我國商品經濟發達和欠發達地區的差異。在商品經濟潮流席卷全國的今天,欠發達地區“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