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積累，這是一個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過程，底子越薄，痛苦程度越甚。羅定沒有回避這一階段，而是認準後咬著牙關硬走過去。
農民手裏有了錢，紛紛轉入工商業投資，開發山區資源。過去在山上自生自滅的山貨資源，經開發加工，成了山區人的搖錢樹。
“我才看不起你那個農轉非呐！”
一位當了製衣廠廠長的農村女青年告訴記者：我的收入，除支持家裏還有存款，我何必要“彩禮”作踐自己呢！
羅定？餓定？
雲開大山，南北逶迤，橫亙在粵桂邊界上。分水嶺兩側是兩廣有名的貧困山區，人稱“餓定”的廣東羅定縣，就置身在這貧困的行列裏。
同眾多的山區貧困縣一樣，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土地貧瘠，是羅定縣長期貧困的自然原因。這裏離廣州二百四十多公裏，關山阻隔，丘陵起伏，沒有鐵路，沒有水路，隻有公路。全縣總人口805萬，農業人口高達736萬，人均耕地不足07畝，人均山地245畝，土地攝取量很有限。在傳統自然經濟社會裏，溫飽對羅定人來說，一直是千年奮鬥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
貧困迫使眾多不甘貧困的羅定人把眼光移向山外那廣袤遼闊的大千世界，外流成了人們不約而同的選擇，相沿成習：當兵、讀書、跑“三行”，成了羅定人外流的三條傳統渠道。
人們常用“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形容無產者天生的革命性和奮鬥精神。確實，羅定人才輩出的曆史證實了這一揶揄的“科學性”。在羅定，提起在外麵功成名就、闖出一番風光的家鄉人，他們可以給你隨口報出一長串，並會為此自豪半天。
確實值得自豪！羅定並非物華天寶之地，但卻是人傑輩出之邦。不過，人才都是到外地去才成為人才的，在本地往往成不了人才。
蔡廷鍇是羅定人最引以為自豪的鄉親，也是從軍的典範。蔡將軍是國民黨19路軍副總指揮兼軍長，抗日戰爭時期，曾指揮過威震中外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深得中華民族敬仰。除蔡廷鍇外，國民黨統治時期，這裏還出過2個兵團司令、8個軍長、20個師長、32個團長。區區邊陲小縣，將星如雲，不可謂不是奇跡，這不能用“風水”這類不可知原因以及“尚武”習慣來解釋這一現象。其實，貧困是解釋這一奇跡最實在的經濟原因，古往今來，哪一個人多地少、貧困落後之地不是兵源最茂盛、將軍輩出的地方？出將為帥，個人造化固然是一個重要條件，但“當兵吃糧”這句中國民間的老話早就揭示出了這一社會曆史現象的奧秘。
讀書人多，是羅定出人才的第二條渠道。解放以來，這裏每年都要考出去三四百名大中專生，不過，這些負笈遠行的莘莘學子，常常是一去不複返，他們大多是為擺脫貧困、跳出山區而讀書的。他們遍布全國各地，不少人還身居要職，通過讀書讀到海外功成名就的人也不在少數。經商的不算，從政有成者，有的已成為美國政壇名流。找出路是羅定人奮發讀書的原因。“學而優則仕”，膏粱子弟可以不從這條清苦之路找出路，稍有條件的貧家子弟卻非得走這條“捷徑”不可！“自古華山一條路”，受不了發奮攻讀之累，必嚐饑寒交迫之苦，二者必居其一！
投身行伍、寒窗苦讀固然是兩條能迅速擺脫貧困的出路，但卻是兩條窄路，隻有少數人走得通。不過，它造成的“人不出門身不貴”的這一假象，卻成了鼓舞羅定人外流謀生的催化劑。人們都往外走，結果多數人走上了有力氣、有吃苦耐勞精神就行的寬敞出路。當地人稱之為“跑三行”，即外出當鐵匠、木匠、泥水匠。其實豈止“三行”，補鍋、閹雞、收破爛……七十二行，但凡耍手藝賣力氣的活兒，隻要能掙錢，羅定人都肯幹。羅定人哪裏料得到，正是這不慕虛榮、講求實際的秉性在日後成全了他們，一遇發展商品經濟，使他們如魚得水，迅速走上脫貧致富之路。當然，這是後話。據羅定縣有關部門統計，就是在以糧為綱、大搞勞力歸田的年代，羅定照常在外“跑三行”的也有二三萬人。
有些能耐的人都出去了。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前的漫長歲月裏，人們是為跳出山區而從軍、讀書、“跑三行”。結果，羅定為社會源源不斷地輸出了眾多文臣武將、能工巧匠，但它卻得不到什麽。人們是跳出了山區，放出去的風箏是短線的，要說收獲，除外出者匯回贍養家用的生活費用外，就是那成才、成名者反饋回來的揚名顯親、令鄉鄰自豪的虛榮，但虛榮當不了飯吃！這就像一個瘦弱不堪的母親，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出了精壯的兒子，孩子們都出去了，他們雖然為母親送來了“自豪”、“喜訊”，但卻不能為母親拾掇這凋敝的田園——母親最需要的是麵包！
直到1978年，羅定全縣工農業總產值才兩億多元，農村人均純收入95元。這裏是廣東鼎鼎有名的山區貧困縣！
我來到了羅定，這是1987年歲末。不是訪貧問苦，而是慕名而來的。羅定現在是充分利用改革開放政策，迅速走出一條山區脫貧致富之路的成功典範！
我們沿廣海北線驅車250公裏，汽車披著一身塵土，終於駛進了羅定縣城。實在難以用“縣城”這個傳統概念來形容這個縣城，城區寬闊，高樓大廈鱗次櫛比：11層的招商大廈，一個外商就把它全部租用；黃牆尖頂的龍城樂園，可是一個消遣的好地方；氣勢宏大的華僑大廈，專供外商居住……大街上，麵包車、小轎車、摩托車、自行車混雜，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圈轉下來，縣城最陳舊的房舍恐怕要數縣委、縣政府大院了。更有氣派的，是城郊新開辟的工業區，在這近十平方公裏的區域內，按20世紀80年代標準錯落有致地分布著許多年產值近千萬的、具有80年代水平的大型企業：年產120萬噸生絲的繅絲廠、年產400萬條麻袋的麻紡廠、擁有1萬苧麻紗錠的苧麻廠，僅這三個廠，年總產值就達一億多元，利稅2 000萬元。此外，還有中美合資的玩具廠、中外合資的服裝廠……這些廠都是外向型企業，產品百分之百出口。大街上，人聲喧嚷，騎摩托車的人打著赤腳，蹬自行車的人穿著西裝，挑大糞的姑娘燙著卷發，擺食檔的小販係著領帶，十裏長街，店檔林立，賣時裝的、賣小吃的，吃喝聲伴著田螺味，霓虹燈輝映柴煙火……新與舊重疊，洋與土伴生，這是一個光怪陸離的山城，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山城——像一隻正處於起飛前換羽階段的巨鳥！
羅定縣城現有人口六萬餘人，其中，4萬人有戶口，2萬人沒戶口。沒戶口的2萬農民是被縣城蓬勃發展的工商業吸納進來的，縣城就業機會甚多，但缺勞力！
別回避這痛苦的積累
據了解：羅定縣目前年社會總產值已達到116億元，以年平均159%的速度增長；財政預算內收入達到兩千多萬元，年平均遞增75%，農村人均收入600元，比1978年的95元增加63倍。還建立起了五大經濟支柱：輕紡、化工、機械、建材、礦產；十大商品基地：玉桂、木薯、鬆脂……這個產業結構采取工農結合、城鄉結合、內外結合，實現了良性循環，各行各業都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同富得流油的珠江三角洲各縣相比，這點經濟成就算不了什麽；但同過去的羅定比，卻是曆史性的騰飛。
經濟騰飛固然喜人，但在羅定采訪時，感受最深刻的不是他們的繁榮，而是羅定人進行資金原始積累時表現出來的氣魄和精神，這才是羅定的成功之本！兩句話：找起步錢，用好起步錢。發展經濟，離不開原始積累，這是一個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識，但羅定人的不平常處在於：就在許多山區貧困縣坐等國家救濟、投資，用國家有限的投資送入肚子，先解決奢侈性消費即大蓋樓堂館所的時候，他們卻勒緊肚子，選擇了一條自力更生的艱苦奮鬥之路。
1980~1983年，是羅定縣進行資金原始積累的關鍵時期。
這時的羅定，通過全麵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雖解決了肚子問題，但在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的同時，還解放了眾多閑散勞動力。羅定三十多萬個勞力，農業留下10萬個，還剩20萬。這20萬人怎麽辦？辦工廠，沒有資金；搞農業，沒土地！按傳統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放出去，自謀生路。羅定人是有能吃大苦、耐大勞傳統的，傳統的“跑三行”常常是把解決肚子問題作為唯一目標，這個目標放在今天就太低了。縣委、縣政府領導這次下了決心，把“跑三行”脫胎換骨，具體為要促使“跑三行”的人們把吞進肚子的錢摳出來，變成羅定發展經濟的“起步錢”。縣委、縣政府領導親自出麵組織勞動力輸出，並且進行了一番動員。“理論”就是通過“放出去”賺取經濟建設的起步錢，這叫做“跳出山區，建設山區”；“計劃”就是將全縣有建築技能的勞動力組織起來，成立建築公司和建築隊。這一動員組織，全縣搜羅出38萬建築人員，成立了5家建築公司、31個建築隊，除在本縣承擔基建任務外，還打向全國各地。除建築業外，七十二行，凡懂點的，都鼓勵外出，結果修路、架橋、閹雞、補鍋、修理、製衣、淘金、收破爛……圍繞這些渠道又輸出去23萬人。61萬人輸出去了，輸往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他們占了羅定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
這是羅定縣現代史上一次悲壯的進軍！男人們都出去了，他們一出去就是一年半載，四海飄零，找米下鍋，家裏多剩下姑娘、媳婦。縣委、縣政府領導卻沒有“放過”這些婦道人家，他們要將這些純粹的消費者變成積累資金的另一支生力軍，變成“三來一補”企業的工人。山區吸引外資的法寶，除了提供最佳服務外，就是廉價勞動力，珠江三角洲一帶“三來一補”企業工人的月工資已達到200元的時候，羅定的姑娘、媳婦們在空氣汙濁、房舍簡陋的工棚裏勞累一個月才能收入六七十元。而且，由於資金短缺，僧多粥少，許多工廠實行了“自帶口糧”的招工製度。誰能先入股投資企業三四百元建設資金，誰方能進入企業。
我們有幸見識了羅定最大的“三來一補”服裝廠廠長彭沛玲。這是一位剛剛40歲的婦女，精明、能幹，是羅定有名的女強人。她帶我們參觀了她的服裝廠：五層大樓，寬敞明亮，680名工人大多是姑娘，一個個打扮入時，全部采用日本最先進的高速縫紉機縫製服裝。這六百多台設備全是她們用工繳費補償掙來的。8小時上下班製，工作輕鬆，收入頗豐，月平均達150元左右。“以前可不是這樣的！”說到剛剛開始搞“三來一補”的光景，彭廠長告訴我們說：“那時哪有這麽好的廠房，有個棚子遮遮雨、避避太陽就不錯了，衣車是上海產的腳踏縫紉機，一天踩下來，疲憊不堪。為了贏得客商，對突然來的追加訂貨，價再低，活再急，也得接下來。加班加點是常事，根本不存在8小時工作製。我們這還算好的，下麵的鄉鎮企業，工人的工作時間更要長得多，病假、例假顧不上，月工資能有60元就不錯了！”彭廠長說的都是過去。但這個過去即使再苦，對於揉泥巴、幹原始大田作業的人來說，也輕鬆得多。所以，許多農村姑娘都一心渴望進廠踩衣車。要達到這一目的，得自帶“口糧”入股，於是形成了個“連環效應”。遠在五湖四海打工的父親、丈夫為使家裏的女兒、媳婦進入工廠，節衣縮食，拚命勞作，將收入盡量寄回家裏；在工廠裏勞動的姑娘、媳婦們為使在外飄零的父兄們、丈夫們減輕負擔，更加勤奮地勞作。
采訪羅定人的艱苦創業史，我的腦海裏驀然浮現出一件往事。今年夏天，在海南三亞市鹿回頭處我曾遇到過一位搞建築的年輕人，他在高達攝氏40度的氣溫下幹活，熱帶炙人的陽光把他全身曬得黝黑。我們在露天站一會就感到頭昏腦漲，但他同他的鄉親們卻要長年累月在露天下幹活。他告訴記者，他每天的收入能達到10元，吃飯花掉5元，還剩5元，這些錢積存下來，得寄給家裏。他就是羅定人。涓涓細流匯成江海，羅定人的“起步錢”就是這樣來的。
原始積累，這是一個痛苦而又不可避免的必然過程。底子越薄，痛苦程度越甚。羅定人沒有回避這一階段，而是認準後咬著牙關硬走過去。結果，先苦後甜，建築業在完成資金原始積累這一曆史重任的同時，在艱苦的磨難中迅速壯大，成了羅定縣第一個支柱行業。這些年來，全縣建築業的總收入劇增。為改善投資環境，為“三來一補”企業的興辦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羅定縣依靠豐厚的勞務及其他收入，大搞“三通一平”，並通過讓外商看現成廠房的辦法，來引發外商的投資興趣。
縣委書記李均林告訴我這樣一件事。一次，縣招商部門煞費苦心，引來三個澳大利亞客商到羅定洽談投資。三名客商早上七點從廣州出發，下午五點才到羅定，飽嚐長途跋涉之苦後，客商已無投資興趣，見到有關負責人就直搖頭：“在你們這種地方投資難啊！”可到第二天，他們一看有現成的廠房、場地，馬上勁頭大增，認為這縮短的投資時間完全能抵消路途遙遠的不足。結果，項目順利談成。
近幾年來，羅定把節衣縮食積下來的錢大多用於改造投資環境上。硬環境固然是吸引外資的必備條件，但軟環境在許多時候其重要性更甚。羅定自然條件不如別人，就必須以改善軟環境來取勝。1983年，某外商與二輕服裝廠簽訂了一項加工5 000打服裝的合同，由於種種原因，對方延誤了交料時間。布料送到服裝廠時，離原定交貨期隻有3天了。怎麽辦？為了保證信譽，縣長親自出馬，傾全城“兵力”，組織縣城五家服裝廠，三千五百多人加班加點，終於按期完成。客商十分高興，除成為服裝廠的長期客戶外，還成了羅定的熱心宣傳者，從海外給羅定又介紹來不少客商。目前，全縣改建、擴建廠房20萬平方米，辦起了38家服裝針織廠，安排從業人員15萬人，用補償方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9 733台（套），一躍成為廣東省有限的幾個服裝加工生產出口基地之一。
更重要的是，通過“打出去”和“引進來”，羅定人學到了技術，積累了經驗，取得了信息，強化了發展商品經濟的意識觀念，為發展山區經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跳出山區、建設山區”戰略獲得了成功！
憑借這有形無形的“原始”積累，1984年，羅定在獨立發展商品經濟的資金、技術、管理、信息諸要素已有必要積累的情況下，在不放鬆“三來一補”項目的同時，提出了以市場為導向，積極發展工農結合、內外結合、城鄉結合的“貿—工—農”型企業，把羅定經濟全盤搞活。
羅定的對外協作進入了一個高層次：利用合資、合作方式，先後興建起年產120噸生絲的繅絲廠、年產400萬條麻袋的麻紡廠、擁有年產1萬苧麻紗錠的苧麻廠。這是三個產品全部供出口的大型外向型企業，三個廠每年可吞吐3萬擔蠶繭、16萬擔紅黃麻、8萬擔苧麻，可解決3 000人就業，總產值達一億多元，利稅達2 000萬元。在“三大產業”的帶動下，山區產業結構得到了科學有效的調整，充分發揮了山區優勢的“三麻一桑”（黃紅麻、苧麻、蠶繭）基地迅速形成，目前麵積已達到11萬畝。僅這一項，農民即可增加5 000萬元的收入。
縣城在傾力發展技術密集型、外向型骨幹企業的同時，原有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自然實現了向鄉村擴散。據1987年底的統計，全縣鄉鎮企業已發展到31萬家，從業人員1043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31%；總收入達42億元，占農村經濟總收入87億元的近五成。另外，伴隨對外經濟的發展，合資合作和“三來一補”企業也逐漸從縣城向鄉鎮擴散，創匯不斷增加，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和發展。1986年全縣創匯達一千二百四十多萬美元，1987年達到三千多萬美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多。
城鄉關係的新格局
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農民迅速富裕，使千百年形成的城鄉對立關係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
農民富了，經濟活了
泗綸是羅定縣24個鄉鎮中極普通的一個墟鎮。全鎮41萬人口，勞力189萬人。資金原始積累時期，他們向外地輸送近2000名勞務人員:搞建築、淘金、做工、開礦……憑著兩隻手，白手起家，迅速積累起發展生產的必要資金。於是，許多人結合山區資源實際，紛紛轉入工商業投資:鬆香、澱粉、蒸籠、坐墊、土紙加工、爆竹、香粉、桂油、八角油等，充分開發利用山區資源的工場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加工業的大發展，使鬆香、木薯、楠竹、桂皮、山藤之類曆來不值錢的山貨身價倍增。既然商品性農業有利可圖，過去在山上自生自滅的山貨資源就成了農民積極開發的搖錢樹，玉桂、木薯、鬆脂、杉、竹、茶、膠木、寧麻、桑、水果種植基地發展起來了。工商農桑，相互為用，相互依托，家無閑人，百業興旺，農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1986年，泅綸鎮農民人均收入550元，1987年就突破了700元。1986年，全鎮農民存款餘額1031萬元，人均250元，1987年新增存款334萬元，等於1978年前的總和。這不過是羅定縣經濟良性循環的一個縮影！
現在，羅定縣人均收入達到六百多元。收入多了，除掉生活花銷還有剩餘。為資金找出路則成了農家普遍思慮的戰略課題。存銀行利息太低，許多人選擇了集資辦工廠這條路。就靠全民集資、滾雪球的辦法，全縣鄉鎮企業從零起步發展到三萬多家，從業人員十萬多人，吸納了全縣三分之一的勞動力。
然而，鄉鎮收入雖高，一些農村青年（特別是姑娘）仍不滿足於鄉村的偏僻和生活的枯燥，向往縣城的繁華和大企業的時髦。縣城馬上來個“因勢利導”：在積極辦廠的口號下，提出“誰入股4 000元，就優先招收誰進縣城大工廠”的政策。4000元這可不是個小數，在農村，這是兩三頭牛的價，一幢農家新房的錢。但萬萬沒想到的是，應者如雲。近一兩年來，縣城招收了這類“自帶口糧”的工人一千多人，集資四五百萬。新辦的苧麻廠等幾家大型合資企業的配套資金，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靠這一來源解決的。
商品性工農業的大發展，使流通工作顯得越來越重要，國有渠道早已吃不消。於是，大批口袋裝滿錢的農民買汽車、開商店、跑供銷，湧入流通領域。目前，全縣由農民組成的購銷大軍計有14萬人。
回顧羅定這天翻地覆的變化，一位基層幹部十分感慨地對我們說：過去書本上都說工人階級最具革命精神，農民屬於保守力量；事實上，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實踐中，農民的表現並非如此，農民因從沒享受過鐵飯碗的恩澤，大鍋飯又是打破得最早、最徹底的；他們沒有依賴，沒有舊觀念的束縛，一旦放開手腳，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一全新的曆史進軍中，他們上山下海，走南闖北，哪裏有空間，他們就在哪裏出現，哪個行當沒人幹，他們就去填補；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的經濟行為自然就和商品經濟規律吻合；實踐證明，隻要引導得好，發展商品經濟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是農民！這也許是具有中國特色商品經濟的又一特色吧！
這一認識是耐人尋味、意味深長的！
農民富了，城鎮活了
羅定縣城有一條農民街，長三華裏，居住著上千戶農民。農民的建築多是瓷磚貼麵、結構別致的小洋樓。這是由縣裏統一規劃售出地基，農民自己投資建造的。一幢住房，少則萬多元，多則數萬元。農民在這裏建下房後，並不單純作為居室，而是設廠、開店，搞“實業”。在羅定，不僅縣城，下麵的主要墟鎮都有這樣的農民街。泗綸一個鎮就有三條農民街，上百戶人家。
按經濟理論，城鎮的一大功能就是輻射作用，帶動周圍鄉村經濟文化的發展。城市大小應有個限度，太大，自身運轉不靈；太小，帶動不了周圍農村經濟。但在傳統經濟模式下，我們的大城市過大，小城鎮過小。由於商品經濟不發達，城市，尤其是縣鎮，通常是有城無市，難以發揮對周圍農村的輻射、聚合作用。商品經濟的不發達使城鄉之間、城市居民和農民之間一直存在著一條無形的鴻溝。城裏人有城鎮戶口，因此不僅可以吃商品糧，而且招工優先，遷徙相對自由。農民沒有城鎮戶口，絕對自食其力，不能隨便遷徙進城。也難怪，因經濟不發達，城鎮本身就“人口過剩”，若再打開大門讓農民進城，增的都是吃飯的嘴，後果自然是不堪設想的。但隨著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農民的富裕，情況顛倒過來了。城鎮工業迅速發展，勞動力奇缺，需要農民——羅定縣城短短幾年增加了三萬多新居民，其中大多是在企業裏當工人的“農民”。城鎮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消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需要發達的市場和商業，城鎮自身積累能力有限，口袋裏裝著錢的農民成了深受城裏人歡迎的“財神”——農民街就是這一變化的產物。
羅定縣城的主要街道是一條寬七八米、長五六華裏的正規街道，如今，這裏成了店鋪林立的商業中心。布滿近三四華裏通街大道的服裝店鋪是羅定縣城市場繁華的標誌。這裏經營服裝的店鋪少說也有三四百家，日夜營業。他們從做工便宜的地方弄來成衣，除零售外，批發給墟鎮上來的衣販子，輻射到廣闊的農村；他們又從縣城的各種服裝廠弄來名貴時裝，銷往廣州等購買力強的都市。你要細細追究，這些店主，起碼有半數以上是“農民”。
城鎮經濟的興旺繁榮，迅速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縣城“三來一補”企業做不完的訂單，紛紛向鄉村擴散；縣城調整產業結構更新下來的設備技術也紛紛向鄉村轉移。於是，鄉、村經濟伴隨縣城的發展又一次實現起飛。最有趣的是，伴隨城鄉經濟騰飛，得益最大的竟是城郊的菜農。伴隨就業人口的增加和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一斤菜心，由5分錢漲到5角。隻要精心拾掇好一畝菜地，當個萬元戶是輕而易舉的事，怪不得菜農大都不願意離開土地。凡此種種，使人常常想起中國民間的一句諺語：大河有水小河滿。農民富了，惠及城鎮；城鎮活了，帶動鄉村。於是全盤皆活。縣委負責人自豪地告訴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縣城十公裏的輻射半徑內，目前已做到家無閑人。同縣城的作用一樣，下麵的墟鎮也或小或大地實現著對周圍農村的輻射、聚合功能！
“城鄉”觀念的新變化
“以前要分辨一個農戶與居民是再容易不過的事”，縣委辦公室副主任老範風趣地告訴我們：“穿大襠褲、粗布頭的一定是農民；進城挑糞、賣山貨的一定是農民……現在，若以這個標準來辨別農民與居民，一定碰壁！”
西裝革履的摩托騎士是農民，踩三輪車的“苦力”或許是居民；上茶樓的是農民，跑堂的夥計是居民；縣城中那個洋樓的主人是農民，那住舊平房的人卻是世居的居民……
“農民和居民的差別不就是15公斤商品糧嘛！”當你問及城鄉存在的差別，城裏人、鄉下人愣了半天，最後從政策上卻隻能找到這麽一點。
的確，伴隨著商品經濟的大發展，以前為維持城鄉平衡、社會穩定的眾多政策，實質為承認和強化工農差別、城鄉差別的政策，已在商品經濟洪流的衝擊下，在不知不覺中或潰決、或名存實亡。“我才看不起你那個農轉非呐！”一位農民運輸專業戶挺風光地告訴記者，“隻要有錢，我可以進城投資、下鄉辦廠，省內省外，各行各業都可幹，自由度大著呢！而城裏人抱著個城市戶口哪裏也怕去，哪裏也去不了，哪有我們自在？ ”
農民和居民在經濟地位上差距的縮小，直接引發了城鄉觀念上的深刻改革，婚姻是折射這一變革最明朗的反光鏡。
文塔鎮英羅製衣廠廠長鄒嫦，一位22歲的農村女青年，被問及“彩禮”觀時，爽快地告訴記者：我的收入，除了支持家裏還有存款，我何必要“彩禮”來作踐自己呢？據鎮婦聯主任介紹：“現在婦女務工較多的地方，女青年出嫁不但不要‘彩禮’，反而帶著銀行存折到男家！包辦婚姻、早婚早育的現象大為減少。”落後婚俗是愚昧的伴生物，婦女的經濟地位和鄉村貧窮愚昧狀況一經改觀，索要彩禮、包辦婚姻、早婚早育等落後婚俗自然隨之消弭！
近幾年來，在羅定縣，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城鎮，城鄉通婚實際已非新聞，農民和居民，特別在農村男青年和有工作的居民通婚這一曆來被認為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妄想”，現在正大批地變為現實。因為居民和農民，無論就現象還是本質，差距已經模糊！婚配的選擇是社會政治經濟關係變化的晴雨表。在人們還把“婚姻”當成終身大事來對待的社會裏，城鎮姑娘轉而把繡球開始拋向農村，這不能不說是城鄉關係、工農關係正發生曆史性巨變的先兆和象征！
來自粵西貧困山區的這篇報告到此算寫完了，但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本文所反映的不過是中國社會的一隅，一個非精選出來的極其普通的一隅。她所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新變化，在許多地方，特別是發達地區已不新鮮。但是，她借助改革開放政策，自力更生，迅速脫貧致富的經驗和精神，卻是永葆新鮮而又具有普遍意義的。羅定之路，是中國人民脫貧致富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編後語
編：廣東現象更多的是一種經濟現象。對廣東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如上海人對廣東的認識就有一個從“不行、不過到不錯”的“三步過程”。對廣東的成功有很多說法，在你的文章中也提到一種“變通”論及“以港為師”論。從今天來看，你認為廣東的成功該用什麽來解釋呢？
王：當時的爭議可能是局部的、階段性的爭議，都有道理但隻是一部分而概括不了全部。當今天塵埃落定時，回過頭來看廣東，也許得出的結論就更接近科學。廣東的成功有幾個因素。
第一，廣東是個“化外”之地，遠離中央的控製，有自己的邊緣文化，有自行其是的曆史淵源。
包括曆史上當中央一直強調農耕主義、農本主義時，這邊的重商之風照樣抬頭、照樣發展，廣東人曆來有經商的傳統。特別是英國殖民主義在它旁邊設立了一個香港，對廣東的影響絕對不可小看。正因為它是“化外”之地，特別是解放後作為國防前線，是準備打仗的地方，所以國家一直沒有大的投資，沒有擺放大工業。廣東對中央的依賴小，所以曆史的傳統得以保留、存活。
第二，中央為什麽選擇深圳“殺出一條血路來”？而不選上海或其他地區？
鄧小平南方講話時曾說：很後悔，當時應該讓上海同時開放，這步走晚了很遺憾。很多人感慨不已。但我說，這是老人家隻能在事後可以說的話。原因很簡單，當時上海支撐中央財政的比重很大，上海是整個中國計劃經濟的擎天大柱。從常識上講，誰敢把這根柱子拆下來，修理好再安上去？如果這樣，整個大廈就要垮下來，中央不可能冒這個險。因此，隻能在這根大柱旁邊的十幾根柱子中找到這根既有一定的承重力、又不會冒太大風險的柱子，就是廣東。把這根柱子拆下來去修，修不好也不會造成太大損失；修好了，說不定能總結出點經驗來。因此，中央才默許、鼓勵、縱容它放開手腳試。沒有想到經過10年的探索，到了1992、1993年，這根柱子已經長成參天大樹。鄧小平一次、兩次到南方視察，就是要到廣東來找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重要例證。當第二次到南方視察時，他已明顯地感到，他不來就要批鄧了。這時他就在88歲的高齡之年到南方視察，因為隻有到了廣東這塊土地上，他的話才有力量，才有充分的說服力。正因為這時廣東已長成大樹，他才有充分的發言權，讓曆史轉過來。有了廣東這棵大樹的支撐，再開始卸上海這根柱子，戰略重點也可移到浦東去了。廣東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第三，廣東的無為而治。
改革開放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隻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央放權，地方也放權，把每個細胞都搞活，以港為師也好，變通也好，反正‘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無為而治使廣東市場經濟的傳統細胞得以充分活躍和張揚，使廣東出現了萬馬齊驅的局麵，出現了“廣東四小虎”，出現了各種模式，出現了各鄉鎮拚命往前趕的現象，出現了經濟的裂變。但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就是廣東的政府行為，這隻看得見的手變得非常無力。所以我在《華東歸來話廣東》中說：廣東是靠無為而治獲得了20世紀80年代的奇跡，但不要以為無為而治是萬用良藥，市場經濟需要兩隻手，既要有看不見的手，也要有看得見的手。廣東在這個時候不強化看得見的手，就很可能被上海所淘汰。
從華東回來，我之所以對上海刮目相看，是因為它的有形之手是非常強大的，如果再給它注入市場經濟的機製和觀念，可煥發出非常強大的力量。一比就比出來了。上海在高、精、尖上做文章，包括“五個流”：商品流、物資流、金融流、信息流、人才流，經濟結構形成第三、第二、第一產業比例為3 ∶2 ∶1的格局。那時廣東還在滿足於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產生了很大的差異。上海人說我們是在幹跨世紀工程，廣東當時還不當回事。我出於對廣東的熱愛發出了預警，不知他們聽不聽得進去。
當然現在再來看上海，我明顯感到對上海也不要盲目地樂觀，因為硬件的東西靠上海人的高素質和政策上的強大力量是很容易搞起來的。像小平說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蓋上千億的大樓容易，但怎麽搞活每一個經濟細胞卻是上海人要下很大功夫的。
廣東是細胞已經活了，要考慮骨架怎麽完善；而上海是骨架已搭起來了，難的是要把細胞搞活。
有的人擔心上海發展了，廣東就沒戲了。我說沒這回事。在傳統經濟上不允許有多個中心，但現代經濟中允許有多個中心經濟。廣東和香港形成的經濟對整個中國來說，還是像三足之鼎的一個足一樣，不可缺少。
編：曾記得關於《羅定之路》這篇文章，新聞界老前輩李普曾經在《羊城晚報》上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那是怎麽回事？
王：是的。李普是我們新華社的老領導。1993年我給他寄去一本自己剛出的書《中國走勢采訪錄》，讀了書中《羅定之路》這篇文章他非常激動，為此還專門給我寄來一封信，還有一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發表在《羊城晚報》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這篇文章。
附錄
死胡同的突破
——讀王誌綱《中國走勢采訪錄》（節選）
李普書中有幾篇我在報刊上看到過。最初是關於廣州人經受了三次衝擊波的報道。所謂“廣州人”，其實是指廣東省；所謂“衝擊波”是指對於改革開放的疑慮和攻擊。我曾經多次南下觀光，親身接觸了那裏的成就。新聞記者拿出事實來，旗幟鮮明地講公道話，我讀了感到很舒服。署名的仿佛是兩個或三個人，我都不認識，想必是“小將”。我想，如今是該他們闖**江湖、論列天下大事了。這是六年以前的事！現在該叫他們“中將”了吧。
我打開書來，最先讀的卻是個小題目：《來自粵西山區的報告》，不料在這個小題目之下，也看到了一些驚人的大事情和大議論，使我大開眼界，浮想聯翩。
它說的是曾經被稱為“餓定”的羅定縣，現在也富起來了。
千百年來，羅定窮得“叮當響”。越窮越需要跑步建設，越窮越沒有起步資金。這一回，她經曆了一個艱難的甚至是辛酸的原始積累過程。全縣三十萬名男勞力中，二十萬人出外賣苦力，作者說：“這是羅定現代史上一次悲壯的進軍！”他們千裏奔波，省吃儉用，寄點錢回來支持家裏的姑娘、媳婦們“自帶口糧”，到縣城和鎮上的工廠去做工。所謂“自帶口糧”，是要先交400~2 000元，才獲得進廠做工的資格。而這些工廠，有許多家就幾乎是靠著這些自帶的口糧辦起來的。
作者說，這個原始積累的過程是痛苦的；越窮，其痛苦越甚；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這話對極了！
多年的計劃經濟，使得我們各級的許多“父母官”們隻能“往上看”，養成了“等、靠、要”的習慣。羅定的“父母官”們棋高一著，他們靠自己一點一點積累起步錢，用這些錢逐步創造吸引投資的環境。
硬環境固然是吸引外資必備的條件；軟環境在許多時候同樣顯得重要。羅定的地理條件不如別人，更要靠軟條件來取勝。1983年，有一項加工5 000打服裝的合同，對方延誤了時間，布料送到時，離原定交貨的期限隻有3天了。縣長親自出馬，組織全縣城五家服裝廠3 500人加班加點，終於按期完成。事情很明白，這是救了那位客商一把。那人從此成了羅定的長期客戶，而且成為羅定的熱心宣傳者，介紹來不少新的合作夥伴。
靠著這樣的苦幹，這個邊遠山區的羅定縣，成了廣東省服裝加工出口基地之一。我們有些事，外國人弄不明白，其中之一，是所謂“農轉非”。其實，現在許多國家公開出賣“綠卡”永久居留權，甚至國籍也在出賣之列，堂而皇之叫做“投資移民”。不料這個大問題，在羅定也出現了一番新奇景，作者畫龍點睛，發了一通精彩的大議論，我越讀越興奮不已。古人說，拍案叫絕，可能也不過如此。第四篇文化求索第四篇文化求索行成於思王誌綱中國走勢思考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