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開車離開摩蘇爾的路上,經過許多曾經的戰場。之前曾矗立在路口的小型政府軍檢查站被廢棄之後,如今已是一堆燒焦的瓦礫。一輛巨大的卡車報廢在路邊,形如一堆破銅爛鐵。我以前曾經在電視上看過,政府軍丟下檢查站撤退之後,武裝分子們會將那些檢查站付之一炬。我一直都無法理解為什麽他們會這麽做。他們似乎熱衷於破壞,並且根本不需要為自己找任何借口。即使讓一個年輕的羊倌騎著一頭慢吞吞的驢,趕著一群羊經過這片飽經戰火的地方,整個景象也仍然無比淒愴。

很快我們就來到了另一個檢查站,這裏隻有兩個“伊斯蘭國”的人把守,而且這兩個人似乎比上一個檢查站的武裝分子們還要懶散,看上去根本不是很在意我們的身份和目的地。他們草草地問了與之前差不多的問題。我同樣也能越過開著的門看到他們的崗亭,但這一回我沒有發現照片。他們沒過幾分鍾,就揮手放我們過去了。

從摩蘇爾到基爾庫克的路很長,而且在鄉村間不斷蜿蜒曲折,有的地方寬,有的地方卻很窄,窄到在兩條車道上相向而行的車輛幾乎有相撞的危險。這條路上出過的交通事故不計其數。開小轎車的司機總是想一腳油門超過龐大而緩慢的卡車,他們不斷給前麵的車打閃光燈信號,逼前麵的車靠邊給他們讓道;而那些載著建築材料的卡車行駛的時候,不免灑下些礫石,劃傷後麵的車子和它們的擋風玻璃。有些路段的路麵十分崎嶇不平,讓人感覺行駛在上麵幾乎顛簸得像要飛下山崖一般。

伊拉克的城市之間都是依靠許多類似這樣的道路彼此相連的,這些道路雖然危險的程度不一,但都十分擁堵。“伊斯蘭國”興起之後,就事先對占領城市之後如何控製交通作出了規劃。他們很快切斷道路,將可能會逃脫掌控的民眾孤立在城市中。隨後“伊斯蘭國”便興建了許多檢查站,方便他們抓捕任何想要逃跑的人。在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一個人想要逃亡,唯一的選擇就是公路。無論是在開闊的平原野地,還是在沙漠之中,逃亡之中的一家人都很難找到棲身之所。如果把城鎮比作伊拉克的內髒器官,那麽道路就像是伊拉克的血脈。“伊斯蘭國”掐住這些血脈之後,便可以掌握任何人的生殺之權。

我望了一會兒車窗外的風景。外麵是一片幹涸的平原荒漠,多有沙石,和我深愛的辛賈爾那一帶天差地別。春天的時候,整個辛賈爾都會換上草木花卉的新裝。如今的我恍如置身某個陌生的國度,而某種程度上說,我想也確實如此。畢竟,我們還沒有離開“伊斯蘭國”的控製區。然而,當我仔細看時,我發現外麵的景觀並不是我想象得那麽單調。沿路的岩石越來越大,直至變成小山崖,隨後又化作沙土;沙土中生長著枝葉鋒利的植物,有時還會有一兩棵枯瘦的樹木。偶爾我還能看見油井來回搖擺的鑽頭,或者一片泥磚瓦房組成的村子。我一直望著窗外,直到我實在禁不住暈車發作才作罷。

我的頭又開始犯暈,因此在車裏摸索著納塞爾離開米娜家時給我備用的那個塑料袋。很快我就忍不住吐了一車。我早晨本來因為擔驚受怕沒有吃過東西,胃裏空空如也,可吐出來的稀薄汁水很快讓車廂裏充滿了酸臭味。我看出司機有些不忿,他不得不打開車窗忍耐,可最後他實在忍受不了隨著車外的熱空氣不斷刮到他臉上的沙子。他不無關切地對納塞爾說:“你跟你老婆說一聲,要是她難受,下回就直接告訴我,我可以停車。”納塞爾點了點頭:“這味兒確實聞著很難受。”

幾分鍾之後,我就得向司機請求停車。很快我下了車,路上的其他車輛疾馳而去,揚起一陣風,將我身上的罩袍吹得仿佛一隻氣球。我不想讓司機看清我的臉,盡量走得離車子遠一些,才撩起麵紗吐起來。我一直吐得嗓子和嘴唇火辣辣地疼,路邊傳來的汽油味又讓我一陣陣幹嘔。

納塞爾走上前來查看我的情況。他問我:“你還好嗎?我們能上路嗎?還是你要在這裏多待一會兒?”我知道他既擔心我的身體,也擔心我們不得不像這樣在路邊耽擱一陣。路上每過一陣就會開過一輛“伊斯蘭國”的軍車。我非常清楚,即使我穿著罩袍和麵紗,要是我總站在路邊嘔吐的話,一定會引人注意的。

我告訴納塞爾“我沒事”,便慢慢地向出租車走回去。我感覺全身脫水,毫無力氣,身上出的虛汗洇濕了層層衣服。我甚至記不清自己上一頓飯吃的是什麽。回到車裏之後,我坐在後排中座合上眼,希望自己能睡上一會兒。

我們又來到了一座建在路兩側的小鎮。鎮上的雜貨店正賣著零食,忙碌的修車鋪索性直接開在了公路邊上等生意。一家茶餐廳風格的飯館打出廣告,宣傳類似番茄汁烤肉配米飯這樣的傳統伊拉克招牌菜。司機問我:“你們肚子餓不餓?”納塞爾點了點頭,他畢竟沒有吃早飯。至於我,我並不想中途停下行程,但這是司機的決定,也由不得我。

那家餐館很大,裏麵也很幹淨,鋪著地磚,布置著塑料外殼的椅子。好幾家人都圍坐在桌邊吃飯,然而桌子上都放著塑料做的簡易隔斷,將一張桌上的男人和女人隔開。在伊拉克民風比較保守的地方,這種隔斷很常見。我在一張桌子的隔斷前坐下,納塞爾和那個司機則去取餐。我小聲告訴納塞爾:“我就算吃得下去東西,之後也肯定會吐出來的。”納塞爾卻堅持要我多少吃一點:“你要是不吃,身體會越來越虛的。”不一會兒工夫,納塞爾就端著幾碗扁豆湯和麵包回來,把飯菜放在我的麵前,然後轉身在隔斷的另一頭坐下。

我將嘴邊的麵紗稍稍撩起,避免吃飯的時候弄髒。扁豆湯裏放了扁豆和洋蔥,味道很好。湯裏的洋蔥味道和以前我們在科喬村種的那些很相像,但更辣一些。然而我擔心之後又要因為難受而不得不停車,因此隻敢喝上幾勺子湯。

麵前的隔斷讓我感到有些孤獨。餐館的另一頭坐著幾個女人,她們離我很遠,我聽不清她們在說些什麽。她們的裝束和我差不多,吃肉串和麵包時,手總是要來回撩動麵紗,因此吃得很慢。看上去和她們一起的幾個穿白色長袍的男人們則在隔斷的另一側落座。我剛進餐館的時候就留意過他們,他們吃飯的時候完全沒有說過話,我們三個人也一樣。餐館裏非常安靜,我甚至感覺自己可以隱約聽到女人們撩起麵紗的聲音,聽上去有點像是呼吸聲。

我們離開餐館回到停車場的時候,正有兩個“伊斯蘭國”的武裝分子朝我們走過來。一輛塗成米黃色,掛著“伊斯蘭國”旗幟的軍用卡車正停在我們的出租車邊上。其中一個武裝分子腿上受了傷,不得不拄拐行走,另外一個人則走得很慢,以免甩下同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立刻奔到了納塞爾身邊,用他的身體做掩護,避免武裝分子注意到我。可當我們和那些武裝分子擦肩而過的時候,他們隻是匆匆瞥了我們一眼,便走遠了。

街對麵有一輛“伊斯蘭國”的警車,裏麵坐著兩個警察。他們是來抓我的嗎?他們是不是負責運送警力到這裏巡邏,追查我和納塞爾的下落?我擔心他們下一秒鍾就會注意到我們走出了餐館,然後朝我們奔過來,用槍指著我們的頭。說不定他們根本懶得問我們話,直接在停車場裏就把我們殺了。

所有人都使我恐懼。餐館裏那些穿長袍的男人是不是“伊斯蘭國”的人?那些跟他們一起吃飯的女人是他們的妻子,還是他們的女奴?她們又是否像穆爾塔紮的母親一樣支持“伊斯蘭國”?街上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我的對頭,即使是賣香煙的小販,還是在車底滾來滾去修車的機修工,都不例外。來往車輛的聲音,甚至小孩吵鬧著買糖果的聲音,在我耳邊都和炸彈爆炸的轟響一般令人心驚肉跳。我逃也似的回到了出租車上。我想盡快到達基爾庫克。納塞爾一直跟在我後麵,我能看出他也不願在此地久留。

當時已過了中午,午後的陽光更加難熬。我一往窗外看,胃裏就開始翻騰;可我如果想閉上眼,也會因為黑暗而感到暈眩。因此我隻能直直地盯著納塞爾座位的背麵,默默想著路上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以及自己最終的命運。恐懼的潮水一陣陣地泛上我的心頭。我知道,前麵的路上還會有“伊斯蘭國”檢查站,過了那裏,更前麵還有庫爾德民兵的盤查。納塞爾給我的那部手機突然振動起來,原來是他給我發了一條短信。

“你的家人一直在給我發消息。薩巴赫會在埃爾比勒等我們。”

薩巴赫是我的侄子,“伊斯蘭國”屠殺科喬村男人的時候,他正好在庫爾德人的首都埃爾比勒的一家酒店工作,逃過一劫。我們計劃到時投奔薩巴赫處住一兩個晚上,然後我會前往紮霍(Zakho),和在那裏等我的赫茲尼會合。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能平安地走完眼前的這條路。

第三個“伊斯蘭國”檢查站的衛兵完全沒有盤問我們,連我們的名字也懶得問,隻是草草看了一眼我們的證件,便讓我們通過了。我原以為每個檢查站都會對我們嚴格盤查,在第一個檢查站看見我的照片之後,我更確信“伊斯蘭國”必定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疑人物。然而事實看來正相反,究其原因,要麽是當時“伊斯蘭國”還沒有真正安排人手抓捕逃亡女奴,要麽就是這些武裝分子的組織紀律,要比“伊斯蘭國”宣傳的懶散很多。

通過第三個檢查站之後,我們在之後的一段路上都沒有說話。我知道,我們三個一路到此,已很疲累。納塞爾也不再給我發短信,司機也不再調電台的頻率或是問納塞爾話,隻是直直地望著眼前的路,用平穩的車速開過伊拉克北部的農田和牧場,一邊不時從一堆紙巾中抽出一張來,擦拭一下額頭上的汗。那堆紙巾很快就全濕成一團。

我抱病趕路,身體還一直很難受,但我還是擔心納塞爾是否會對接下來要通過庫爾德檢查站感到緊張。把守檢查站的那些庫爾德民兵們訓練有素,非常善於辨認出想混進庫爾德斯坦的遜尼派人員。然而在和赫茲尼打完那通電話之後,我已經下定決心,絕不會讓納塞爾一個人回到“伊斯蘭國”控製區,即使因此我得陪著他回到摩蘇爾去,也在所不惜。我想告訴他不要緊張,但我答應過他一路上不能說話。至於短信,我想等到緊急時刻再用它聯係納塞爾,因此我什麽都沒有說,隻是心裏默默希望納塞爾知道,我不是那種不顧朋友安危的人。

* *

我們來到了一個路口,一塊指著基爾庫克方向的路牌格外醒目。司機停下了車,對我們說:“我隻能拉你們到這裏了。到庫爾德檢查站的路,得你們自己走過去。”那輛出租車掛的是摩蘇爾牌照,司機如果到那裏去,有可能會被庫爾德民兵盤問扣押。

“我會等在這裏的。他們要是不讓你們通過,那你們就回來,我們一塊兒回摩蘇爾。”他告訴納塞爾。

納塞爾謝過那司機,付了車錢。我們將隨身的行李拎出了車。

我們開始向檢查站方向走去,前後的路上隻有我們兩個人的身影。納塞爾問我:“你累了嗎?”我點了點頭:“我太累了。”我全身的力氣都仿佛被抽走了,然而我們的目的地卻仍然如此遙不可及。我每時每刻都在想象最壞的結局——“伊斯蘭國”追上我們,把我們帶走,或者庫爾德民兵扣押納塞爾。基爾庫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城市,早在“伊斯蘭國”動亂以前,這裏就一直是教派爭鬥的高發地帶,我害怕即使我們能通過檢查站進入基爾庫克,可能也會死於汽車炸彈或者土製炸彈,何況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納塞爾告訴我:“我們先去檢查站看看情況。你的家人在什麽地方?”

“在紮霍。”我回答道,“離杜霍克不遠。”

“從基爾庫克到那裏要多久?”他問我。我搖了搖頭:“我不知道,應該很遠。”之後我們一直肩並肩地走著,沉默不語。

庫爾德檢查站門前排滿了車隊和人群,等待接受民兵們的盤問。從“伊斯蘭國”戰爭打響至今,庫區政府已經收留了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伊拉克人,其中還包括一大批遜尼派民眾,他們原籍大多在安巴爾省以及其他遜尼派聚居地區,那裏已經完全被“伊斯蘭國”控製,任何不支持武裝分子統治的民眾都不得不背井離鄉。然而,庫區政府也並沒有完全敞開大門收留他們。絕大多數遜尼派阿拉伯難民要想通過庫爾德檢查站,必須要有一個庫爾德人作保,而辦理手續的過程常常耗時許久。

基爾庫克當時還沒有正式歸屬庫爾德自治區,因此城裏有很大一部分居民是阿拉伯人,這也讓非庫爾德難民比起埃爾比勒或者其他地方來說,更容易進入基爾庫克。遜尼派的學生或者每周一次,或者每天,都需要通過檢查站進入城裏上學,此外還有很多家庭會前來購物或者探親。基爾庫克居民的民族構成十分複雜——城裏既有土庫曼人和基督徒,也有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這裏的民族多樣性究竟是福是禍,難以簡單說清。

“伊斯蘭國”進犯伊拉克之後,庫爾德人急忙揮師基爾庫克,深溝高壘,將這座城市連同附近極為重要的油田控製住,避免被恐怖分子占據。放眼整個伊拉克,也隻有庫爾德民兵的武裝力量能夠保衛基爾庫克不被恐怖分子染指。然而,城裏的一部分居民常常抱怨庫爾德人的統治,認為他們總是宣揚這裏是庫爾德人的,並不屬於阿拉伯人或者土庫曼人,一言一行都像是表明,隻有他們才是這座城市的主人。我們並不知道,庫爾德人是否也會因為同樣的理由阻止納塞爾過關。我們是從摩蘇爾來的,而摩蘇爾正是“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首都,庫爾德人多半會對我們來看望家人的說辭感到懷疑。除非我向他們坦白,我是一個逃跑來此的雅茲迪女奴,不然他們很有可能拒絕我們進入基爾庫克。然而我並不打算這樣做,起碼眼下,我不想坦白我的身份。

辛賈爾的慘案發生之後,雅茲迪人在庫爾德斯坦境內還是頗受優待的。庫區政府專門設立了營地,收留無家可歸的雅茲迪人。有一部分雅茲迪人對庫區政府的動機有些疑慮,他們說:“庫爾德人這麽做,是為當年拋棄了我們而請求我們的原諒。他們不過是想要掩蓋自己的醜事。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雅茲迪人當時為何被困在聖山頂上,而庫爾德政府卻想讓全世界忘記他們的不作為。”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庫區政府此舉的用意,是想讓雅茲迪人留在庫爾德斯坦境內,一來免去派兵奪回辛賈爾的義務,二來也可以借助雅茲迪人的支持推進從伊拉克獨立出去的計劃。

無論庫區政府的動機如何,眼下雅茲迪人們都必須仰賴於他們的救助。庫區政府在杜霍克附近建立的難民營專門收留雅茲迪人,庫爾德民主黨還開設了一間辦事處,專門負責營救像我這樣的雅茲迪女奴。庫區政府慢慢地開始嚐試修補與雅茲迪人的關係,恢複我們曾經對他們的信任,借此希望我們會接受庫爾德人的身份,成為庫爾德斯坦的一部分。然而那一天的我卻絲毫不想原諒他們過往的背叛。他們本可以在“伊斯蘭國”到達辛賈爾之前保護我的一家,避免我們像今天這樣流散天涯。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的身份之後出於施舍憐憫才放我過關。

納塞爾轉過頭來對我說:“娜迪亞,你可以跟他們說你是雅茲迪人。你跟他們說庫爾德語,告訴他們咱倆的身份。”納塞爾清楚,隻要我向庫爾德人坦白身份,他們一定會立刻讓我通過。

我卻搖了搖頭說:“不行。”那些穿著製服的庫爾德民兵在基爾庫克的檢查站前忙忙碌碌,他們的身影在我心中激起一陣怒火。他們沒有棄守基爾庫克,那為何又拋棄了我們?

我問納塞爾:“你知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曾經在辛賈爾拋棄過我們?”我回想起當時“伊斯蘭國”迫近的時候,所有的雅茲迪人都出於恐懼,試圖進入庫爾德斯坦避難,卻被他們婉言拒絕。那些庫爾德檢查站的人告訴雅茲迪人:“不用擔心!民兵會保護你們的。你們最好還是待在家裏。”如果他們本就無意出兵保護我們,起碼也應該讓我們進入庫爾德斯坦,可他們沒有這麽做。成千上萬的雅茲迪人因此被殺或者被擄走,無家可歸。

“我不會告訴他們我是雅茲迪人,我也不會跟他們說庫爾德語。這些都用不著。”我告訴納塞爾。

“你冷靜一下。”納塞爾說,“現在你有求於他們,這時候要實際一點。”

我幾乎朝他嚷出了聲:“絕對不行!我絕對不想讓他們覺得我有求於他們。”納塞爾見狀,也就不再說話。

到了檢查站之後,民兵檢查了我們的證件,上下打量了我們幾眼。我並沒有對民兵開口,仍然自顧自地和納塞爾說著阿拉伯語。民兵指示我們打開包給他們檢查,納塞爾從我手中拿過我的包,給民兵看了一看。那些庫爾德民兵翻了好久,一會兒舉起我的裙子,一會兒又檢查起洗發水的瓶子。他們並沒有看我包裏那些藏著首飾的衛生巾,這讓我暗暗鬆了一口氣。

“你們去哪裏?”他們問道。

“我們來基爾庫克看我老婆的家裏人。”納塞爾答道。

“你們打算怎麽去?”他們又問。

“坐出租車去。”納塞爾答道,“我們過了檢查站,就找一輛出租車載我們去。”

民兵說了一句:“行吧。那你們站到那裏去等著。”他指了指檢查站辦公室麵前的一大片人群。那片人群之外還零零散散站了不少人。

我們就和人群一起站在大太陽底下,等著民兵放我們過關進入基爾庫克。人群裏有好幾個一起到此的家庭,全家人帶著巨大的旅行箱,拎著塞在塑料袋裏的毯子被子,彼此緊緊地靠在一起;而檢查站門外的車上個個載著許多床鋪等家具,多得幾乎要壓垮車子。我還看見一個小男孩抱著足球,還有一個老人手裏拎著裝有一隻黃色小鳥的鳥籠,仿佛這些雜物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東西。檢查站裏的人來自五湖四海,什麽年齡的人都有,信仰也不盡相同,可都同樣惴惴不安地等在這座基爾庫克的檢查站前。我們的願望也都是一致的——我們需要安全,需要庇護,需要和家人團聚——而把我們驅趕到這裏來的,也是同一群恐怖分子。我心裏暗想:“這就是‘伊斯蘭國’統治下的伊拉克。我們都已經沒有了家,隻能等在檢查站裏,通過之後再住進難民營。”

終於有一個民兵喊我們過去接受盤查。我用阿拉伯語說:“我是基爾庫克人,但我現在和我丈夫一起住在摩蘇爾。我們這次來是看我的家人。”我一邊說,一邊指了指納塞爾。

負責盤查的人問:“你都帶了些什麽東西?”

“就是些一周之內要穿的衣服。”我回答道,“還有洗發水,還有一點私人物品……”我的聲音越來越小,心跳也開始不住地加速。如果他們拒絕放我們通關,我們將一籌莫展,納塞爾也很有可能要返回摩蘇爾。我們彼此緊張地對視了一眼。

“你們身上有武器嗎?”他們問納塞爾。納塞爾回答說沒有,然而民兵們還是搜了他的身。接著他們拿過納塞爾的手機,尋找是否存有與“伊斯蘭國”有關的照片或者視頻。他們沒有理我,也沒有要我交出納塞爾給我的那部手機。

過了一會兒,一位民兵將我們的行李交還給我們,並且搖了搖頭:“抱歉,你們不能通過。”他的聲音並不凶惡,卻透著公事公辦的語氣。“每個入境庫爾德斯坦的訪客都需要提供一名擔保人。如果沒有人作保,我們實在沒有辦法確定你們的身份。”

那民兵走後,納塞爾對我說:“我們得打電話給我爸爸那個在辛賈爾的老戰友。他路子廣,要是他告訴那些民兵放我們過去,他們一定會照辦的。

我答道:“好吧。隻要你別讓他告訴那些民兵我是雅茲迪,而你是來幫我逃跑的,就行。”

納塞爾撥通電話,將手機交給了民兵。那個民兵和電話裏的人簡單說了幾句話,隨後臉上現出驚訝的神情來,還帶著一點點不忿。他將手機還給納塞爾,告訴我們:“你們一開始就應該讓他打電話給我們。你們可以通過了。”

我們通過檢查站之後,我立刻將麵紗扯了下來,任晚風輕柔地吹拂我的臉頰,露出了久違的微笑。納塞爾也微笑起來,一邊還逗我說:“怎麽了?你不喜歡戴麵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