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基爾庫克攔了一輛出租車,那出租司機年過40,熱情直爽,問我們要去哪裏。納塞爾和我麵麵相覷,最後還是納塞爾說:“載我們去庫爾德斯坦。”那司機朗聲大笑:“你們可不就在庫爾德斯坦!”然後他重新問了一遍:“你們具體想去哪個城市?埃爾比勒?還是蘇萊曼尼亞(Sulaymaniyah)?”
納塞爾和我不免相視一笑。我們倆誰也沒有來過庫區,根本不熟悉這裏的地理。納塞爾問:“哪個地方離這裏近?”
“蘇萊曼尼亞。”司機回答道。
“那就去蘇萊曼尼亞。”我們倆一齊說道。我們倆上了車之後,終於長長舒了一口氣。納塞爾和我都已經十分疲倦,兩人竟然誰也沒想起按照和赫茲尼的約定,給我的侄子薩巴赫打電話。
天色漸晚,從我們所在的環城公路上望去,基爾庫克隻不過是遠處一團房屋和路燈組成的光暈。我從小到大都以為,辛賈爾會成為庫爾德斯坦的一部分,而這裏的城市和街道也有一部分屬於我。庫爾德斯坦能夠在2003年後建設得如此興旺,讓我也感到與有榮焉。這一帶的安全十分有保障,美軍士兵休假的時候就常來這裏放鬆,而全世界的企業家也都希望在這裏開設分支。我們以前在電視上看過庫爾德人慶祝諾魯茲節(Newroz),也就是他們的新年。電視上的庫爾德人成群結隊繞著篝火跳舞,在草木複蘇的群山腳下忙著烤肉吃。我還很小的時候無比羨慕他們,常常牢騷道:“庫爾德斯坦的日子真好,可我們就隻能住在這個窮村子裏麵。”每當這時,母親就會訓斥我說:“他們當年被薩達姆害得很慘,娜迪亞。如今他們能過上好日子是應該的。”
然而對我來說,庫爾德斯坦仍然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這裏有哪些城鎮,也不知道生活在這裏的人什麽樣。我在基爾庫克或者蘇萊曼尼亞都沒有朋友。盡管薩巴赫在埃爾比勒的酒店上班,薩烏德在杜霍克附近的建築工地工作,但他們和那些來庫區討生活的孟加拉或者印度勞工一樣,單純是為了掙錢才來到這裏,並沒有把埃爾比勒或者杜霍克當成自己的家。或許無論我身在伊拉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會是一個異鄉人。我不可能再回留下過血淚記憶的摩蘇爾,而我也從來沒有去過巴格達,提克裏特或者納賈夫(Najaf),更沒有參觀過什麽博物館或者古代遺跡。整個伊拉克我唯一真正熟悉的地方就是科喬村,可科喬村卻被“伊斯蘭國”占領了。
載我們的出租車司機是個非常自豪的庫爾德人,他沿途一直用夾雜著庫爾德語和阿拉伯語的話,向我們指點沿路的各種地方。他總想和納塞爾聊上幾句,向他打聽打聽摩蘇爾的情況。“摩蘇爾整個城都被‘達埃什’占領了?”他一邊搖頭一邊問道。
“對。”納塞爾答道,“很多人都想逃出去,但逃出去很困難。”
“咱們的子弟兵一定會把他們趕出伊拉克的!”那司機十分肯定地說道。納塞爾沒有作聲。
坐在出租車裏的我則感到更輕鬆了一些。盡管基爾庫克尚未正式歸屬庫爾德斯坦,前方也許會有庫爾德斯坦本土邊境的檢查站,會對納塞爾多盤問幾回,不過有希沙姆的那個辛賈爾老戰友在,通過應該問題不大。希沙姆的那個老戰友很顯然如今在庫區頗有地位,而眼下的我起碼也不用被“伊斯蘭國”的車輛嚇成驚弓之鳥,也不用擔心這裏的人私底下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那個司機向納塞爾一側的車窗伸出細細的手指問我們:“你們看見那些山腳下的屋子沒有?”在我們的右手邊,伊拉克的東部山脈巍峨聳立,而山腳下正建設著規模宏大的住宅樓群。路邊還豎著巨大的廣告牌,上麵畫著未來這裏竣工的模樣,驕傲地向來往車輛宣傳著這片新樓。
司機告訴我們:“這裏建成以後,即使跟美國人的公寓樓比,也差不了多少。以後這裏會非常非常漂亮。咱們庫爾德斯坦如今可是日新月異哩。”
司機又朝後視鏡裏看了看我,問道:“你老婆叫什麽名字?”
“蘇珊。”納塞爾用我假證件上的名字答道。
“蘇珊!”司機回應道,“這名字真好聽。那我就叫你蘇蘇吧。”他一邊說,一邊使勁朝我微笑。之後他每次向我們介紹某個地方,都要帶上我的名字。他會不厭其煩地告訴我,“蘇蘇!那片湖你看見沒有?春天的時候那湖可好看了!”或者“蘇蘇!剛才我們經過的那個鎮子,那裏的冰淇淋味道絕對一級棒!”。
我至今仍然記得搭那趟出租車的旅途,並且想辛賈爾是否也能像庫爾德斯坦一樣,從種族迫害的苦難歲月中振作起來,變得比以往更加繁榮昌盛。我很希望會是這樣,但我也承認這樣的願景並不現實。庫爾德斯坦的民眾絕大多數都是庫爾德人,他們可以同仇敵愾地抗擊薩達姆政府軍這個外來的敵人;然而辛賈爾卻是個雅茲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兩族的民眾雖然彼此互通有無,常有往來,並且維持睦鄰友好的關係,但是辛賈爾的敵人卻是從內部生根發芽的,仿佛一個不斷蔓延的病毒,破壞著宿主體內每一個受到感染的細胞。即使美國人或者別的勢力像當年薩達姆迫害庫爾德人時那樣,也對我們施以援助,我們雅茲迪人也並不能提供什麽有價值的回報,因此他們或許並沒有多少這方麵的興趣。可對我們來說,如今又該怎麽恢複往日的生活,和阿拉伯人和平共處呢?
司機又試圖引起我的注意:“蘇蘇!你喜歡野餐不?”我點了點頭,他接著說:“你肯定喜歡的嘛!你以後有時間,就應該來蘇萊曼尼亞城外的山下這裏野餐。這裏春天的景色好看得不得了哩!”我又點點頭。
後來納塞爾和我經常會笑那個司機,以及他給我起的那個俏皮名字。納塞爾後來跟我說:“我們千辛萬苦沒有讓‘伊斯蘭國’逮住你,可要是我們跟那個司機再待久一點,沒準他倒不願意放你走了!”
* *
我們到達蘇萊曼尼亞的時候,差不多是早晨4點。當時城裏還是一片寂靜,出租車場也還關著門。我們原本計劃從那裏搭一輛車去埃爾比勒。我們接近蘇萊曼尼亞的檢查站的時候,司機告訴我們不必擔心,他說:“這些衛兵我都認識。”確實如他所說,那些衛兵和他用庫爾德語聊了兩句,就讓他通過了。
“你們想在哪裏下車?”司機問我們。我們卻搖了搖頭。
“把我們送到出租車場就可以了。”納塞爾告訴他。
“車場還沒開哩。”司機說。那司機心地善良,總是替我們操心。
“不要緊,我們等就是了。”納塞爾說。
司機在車場門口停下了車,納塞爾付了車錢。他對我道了一句:“蘇蘇,一路順風!”隨後他便開車走了。
我們走到出租車場附近的一座超市外麵,倚著牆坐了下來。街上空無一人,整個城市仍在沉睡,窗戶漆黑的高樓在我們麵前聳立著。其中有一棟高樓,通體亮藍色,形狀像一艘帆船,後來我才知道,這棟樓是按著迪拜的某一座建築的樣子蓋成的。一股清爽的涼風吹過,蘇萊曼尼亞周圍的群山像戴在整個城市上的一條項鏈一樣,遠遠望去,令我感覺熟悉又親切。我想上個洗手間,卻並不好意思向納塞爾講,因此我們就一直疲倦地坐在那裏,等著超市開張,好買點東西吃。
“你從來沒有來過這裏嗎?”納塞爾問。
“沒有。”我說,“但我知道這是個好地方。”我向納塞爾描述起電視上放過的諾魯茲節慶典,但並沒有提到薩達姆或者安法爾這兩個字眼。我告訴他:“庫爾德斯坦有很多水,這裏的草本植物要比別處長壽許多。城裏還有遊樂園,還有給孩子們坐的過山車。連伊朗人都會穿過邊境來這裏的公園散步。這裏的山也讓我感覺身在家鄉一樣。”
我問納塞爾:“咱們明天去哪裏?”
“我們搭輛車去埃爾比勒。”他說,“我們到那裏的酒店去找你侄子,然後你再從那裏去紮霍,找赫茲尼。”
“你不跟我一起嗎?”我問道。納塞爾點點頭。我替他感到難過,對他說:“我真希望你們一家人都能來庫爾德斯坦,我不希望你還得生活在‘伊斯蘭國’占據的地方。”
“這都是沒有辦法的事。”納塞爾說,“也許有朝一日可以實現吧。”他的神情非常憂鬱。
我在出租車裏坐得太久,渾身疼痛不已,而雙腳也因為在步行前往第一個庫爾德檢查站的時候而累得生疼。終於我們倆都撐不住睡了過去,但並沒有睡很久。一兩個小時之後,清晨的馬路上重新開始熱鬧起來,黎明的陽光照醒了我倆。納塞爾轉頭看了看我,見我睡了個安穩覺,十分開心。“你總算可以安安穩穩地起個床。”他對我說。
“我終於起床時不用提心吊膽了。”我回答道,“這地方真漂亮。”
此時我們都已經饑腸轆轆。納塞爾提議道:“我們找點東西吃吧。”我們倆步行了一小段,在超市裏買了幾個夾著雞蛋和炸茄子的三明治。三明治的味道說不上好,但是我畢竟餓得慌,三兩下就吃完了。我發現自己這麽久以來,第一次沒有在吃完東西後反胃。
在一家餐館的洗手間裏,我換下了罩袍和凱瑟琳的裙子。那兩件衣服經過一路顛簸,早已被汗水洇得發餿。我用濕毛巾仔細擦拭了我的腋下和脖子,然後從包裏拿出一條褲子和一件襯衫換上。我很小心地不讓自己去看鏡子。自從哈姆達尼亞的那個清晨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照過鏡子,我害怕認不出如今的自己。我將凱瑟琳的裙子仔細疊好,放回包裏,心裏想著:“這條裙子我要一直留在身邊,直到她重獲自由。那個時候,我會把這條裙子還給她。”我本來差點就將那條罩袍扔進垃圾筒,可還是在最後一刻收了手。這罩袍畢竟也是“伊斯蘭國”在我身上犯下暴行的一個見證。
外麵的街上已經是車水馬龍,許多人穿梭其間,趕著去上班或者上學。隨著車流越來越密集,車喇叭的聲音也開始響了起來。沿街的店鋪也收起了金屬的卷門,準備開張營業。陽光折射在那棟帆船模樣的高樓上,我借著陽光,才看清那高樓外牆上鋪滿了藍色的玻璃,樓頂還有一個圓形的天台。生活的氣息讓這座城市看上去更加美麗。街上並沒有人看我們,而我也不再害怕生人。
我們給薩巴赫打了電話。他在電話裏提議道:“我來蘇萊曼尼亞接你們吧。”我和納塞爾婉拒了他的提議,我告訴薩巴赫:“不用你來,我們過去就好。”
納塞爾一開始想讓我自己去埃爾比勒。他對我說:“到了這裏,你就用不著我陪著了。”可我反複勸說他留下來,最後他拗不過我,答應繼續陪著我。我骨子裏的那股倔勁兒又回來了,現在我還不想和納塞爾分別。我告訴薩巴赫:“我們會一塊兒來埃爾比勒。我想讓你見見那個一路幫我逃跑的人。”
* *
蘇萊曼尼亞的出租車場那天早上特別忙碌,我們來到車場裏,打算搭一輛車去埃爾比勒,可是一連問了四個司機,都被婉拒。他們並沒有說明原因,但我們猜測是因為我們從摩蘇爾來,而納塞爾又是個阿拉伯人。每一個司機都會問我們要證件,看上一眼之後,又打量我們一下,像這樣來回掃視好幾遍,才問我們:“你們要去埃爾比勒?”我們點點頭。
然後他們都會問:“為啥要去埃爾比勒?”
我們則跟他們說:“我們是去探親的。”可他們都會無一例外地歎口氣,把證件還給我們,對我們說:“抱歉,我已經有客人約了。你們找別的司機問問吧。”
“咱們是摩蘇爾來的,所以他們害怕出事。”納塞爾告訴我。
“他們這麽做可以理解。大家都害怕‘達埃什’。”我答道。
納塞爾又問我:“你還是不肯說庫爾德語?”我搖搖頭。在遇到真正的困境之前,我還沒有打算亮出我真實的身份。
車場的人群越來越多,我掃視了一下周圍,沒有人往我們這邊看。我現在膽子大了不少,但並沒有像之前自己預想的那樣輕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到達紮霍之後,我的生活會變成什麽樣子。我們家很多人都要麽下落不明,要麽不在人世,而我即使到了紮霍,也終將無家可歸,隻能麵對許多親人都已不在的殘酷現實。我的內心既欣喜,又感到無比的空虛,但起碼眼下我還有納塞爾可以說話,這讓我感到稍許的慰藉。
我問納塞爾:“如果‘達埃什’現在出現在這片車場,我們該怎麽辦?你覺得這裏會變成什麽樣?”
納塞爾回答道:“那這裏的人一定會嚇得不輕。”我想象著一個渾身黑衣,帶著自動步槍的武裝分子出現在這片嘈雜忙碌的人群之中的場麵。
我又問:“你猜猜他們會先抓誰?咱們倆之間誰罪過更大一點——是我這個脫逃的女奴?還是你這個幫我逃出摩蘇爾的遜尼派?”
納塞爾大笑不止:“這題可不好答。”
“我來告訴你,‘達埃什’肯定會把咱倆都抓起來,咱倆都得死。”說完之後,我們倆都笑了起來,但隻笑了短短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