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斯坦確切地說,是一片由三個省份組成的地區。直到最近,庫區都隻有三個省份,分別是杜霍克、埃爾比勒和蘇萊曼尼亞。然而2014年的時候,庫區政府將當年安法爾戰役中最重要的目標哈拉比亞(Halabja)地區也單獨劃成了一個省份。
盡管很多人都在討論庫爾德斯坦獨立的可能性,並且熱衷於就庫爾德人的民族身份問題進行爭論,然而事實是,這幾個省份之間的情況天差地別,頗有彼此分庭抗禮之勢。庫區的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巴爾紮尼的庫爾德民主黨,塔拉巴尼的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更晚近一些出現的新黨派戈蘭黨(Gorran Party),以及一個由三派伊斯蘭政黨組成的政治聯盟——在境內各有勢力,而民主黨和愛國聯盟之間的分歧尤為矚目。90年代中期,分別效忠這兩個黨派的庫爾德群眾和民兵武裝就曾經打過一場內戰。庫爾德人並不願意過多提及這段曆史,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想讓庫爾德斯坦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脫離伊拉克,那麽庫爾德人民就必須團結;但即使如此,當時的那場無比慘烈的庫爾德內戰還是給兩個黨派之間留下了許多持久且難以修補的裂痕。有些人曾經希望齊心協力對抗“伊斯蘭國”的戰爭能夠讓庫爾德人團結到一起,但隻要到庫區各地看一看,就會發現每個省份都像是一個小小的國家一樣。民主黨和愛國聯盟都擁有自己的民兵武裝,並且都設有自己的安全和情報部門,稱為“安保機關(asayish)”。
蘇萊曼尼亞和伊朗接壤,是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的大本營,也是其執掌者塔拉巴尼及其家人的家鄉。蘇萊曼尼亞比起民主黨的地盤埃爾比勒要更自由開放一些。愛國聯盟執政的地區深受伊朗的影響,而民主黨則和土耳其結成戰略盟友。庫爾德地區的政治錯綜複雜,直到我被解救之後開始從事人權方麵的工作,我才了解到當時庫爾德民兵拋棄辛賈爾背後的深層原因。
我們前往埃爾比勒路上的第一個檢查站是由愛國聯盟控製的,負責盤查來往車輛的則是他們的民兵以及安保機關人員。他們查看了我們的身份證之後,要求載我們的司機靠邊停車,在那裏等待。
我們當時是和一對形似夫妻的年輕男女拚車上路的。那個年輕姑娘聽到我和納塞爾說阿拉伯語的時候,臉色有些害怕。她問我:“你會說庫爾德語嗎?”當我告訴她會說之後,她感到頗為安心,漸漸放鬆了下來。我和那對男女一塊坐在後座,納塞爾一個人坐在前排。那對男女是庫區當地的人,因此我們會被攔下來,完全是因為我和納塞爾的身份證上寫著外地籍貫。檢查站的人讓車靠邊等待的時候,那個年輕姑娘不耐煩地歎了口氣,手裏把玩著她的身份證,往窗外張望起來,想看看究竟出了什麽事情阻礙了她的行程。我生氣地瞪了她一眼。
民兵指了指我和納塞爾說:“你們倆,跟我們過來。”之後那人又告訴司機說:“你可以走了。”我倆從車上取下行李,目送車子揚長而去,然後我們跟著民兵進了檢查站的辦公室,這時我又感到恐懼湧上心頭。我原以為進了庫區地界,就不會再遇到太多麻煩。然而此刻我卻清楚地意識到,隻要我還堅稱自己是來自基爾庫克的“蘇珊”,那麽庫區的路將會非常難走。如果他們懷疑我是“伊斯蘭國”的同情者,或者隻是懷疑我們來埃爾比勒的動機,都很有可能將我們拒之門外。
進入檢查站辦公室之後,民兵開始盤問我們。他問道:“你們是什麽人?為什麽你們一個拿著摩蘇爾的身份證,一個拿著基爾庫克的身份證,卻要去埃爾比勒?”那個民兵尤其對納塞爾充滿懷疑,畢竟那些狂熱的“伊斯蘭國”戰士,跟納塞爾的年紀差不了許多。
我們已經精疲力竭,心裏隻想著趕快去埃爾比勒找薩巴赫。我意識到唯一能夠通過這裏的方法,就隻有卸下偽裝,坦白我自己的身份。我告訴納塞爾:“行了。我來跟他們說。”
然後我用庫爾德語告訴那個民兵:“我叫娜迪亞,從科喬村來,是個雅茲迪人。我的身份證是假的。我之前被‘達埃什’囚禁在摩蘇爾,逃跑的時候,弄了這麽一張。”我指了指納塞爾說:“是這個人幫助我逃脫的。”
那個民兵聽了我的話震驚不已。他呆呆地盯著我們倆看了好一會兒,回過神來之後,他告訴我們:“你們應該跟安保機關的人講講你們的經曆。跟我來。”
他打了一通電話,然後帶我們到附近的一座建築裏去。那裏是當地安保機關的指揮中心,一群長官在一間很大的會議室裏麵等著我們。會議室裏那張很大的議事桌盡頭,有兩張為我和納塞爾預備的椅子,桌子上還放著一台麵向那兩張椅子的攝像機。納塞爾見到攝像機之後,立刻搖起頭來,用阿拉伯語告訴我說:“不行,我絕對不能被拍。我的長相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我轉向那些長官,對他們說:“納塞爾幫我逃到這裏是冒了很大的風險的,他的全家還在摩蘇爾。如果他的身份被泄露出去,他或者他的家人可能會遭遇不測。而且,你們為什麽要錄像?你們要放給什麽人看?”我心裏其實也對愛國聯盟的這些安保機關人員頗為反感——他們要采訪我們,還要拍錄像,卻根本不管我還沒有做好當著大庭廣眾回憶摩蘇爾的心理準備。
他們回答我:“我們拍錄像隻是為了留存檔案,而且我們會給納塞爾打上馬賽克的。我們可以按著《古蘭經》發誓,除了我們和我們的長官,沒有人會看到這個錄像。”
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交代我們的經曆,他們就不會放我們上路。我們隻好同意。我告訴他們:“要我們接受采訪可以,但是你們要發誓,絕不會有人通過這段錄像認出納塞爾的身份,而且除了你們民兵和安保機關之外,這段錄像絕對不許外傳。”他們則滿口答應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於是我們接受了他們的采訪,這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
一個軍銜很高的長官負責問我們問題。他先是問我:“你是來自科喬的雅茲迪人?”
我回答:“是的。我是一個來自辛賈爾地區科喬村的雅茲迪女孩。庫爾德民兵撤離的時候,我們留在村子裏。‘達埃什’來到我們村之後,在我們村的學校上寫了幾個大字——‘此地屬於‘伊斯蘭國’ (Dawla al-Islamiya)’”我向他們描述了科喬村的人是如何被“伊斯蘭國”押進學校,村子裏的婦孺又是如何被帶到索拉格和摩蘇爾。
“你在摩蘇爾待了多長時間?”那長官又問。
“我並不十分確定。”我回答道,“我們被他們關在昏暗的屋子裏,很難知道在每一處被關押的時間。”安保機關的人對辛賈爾的情況了如指掌,也知道雅茲迪男人們被處決,女孩們被運到摩蘇爾後販往伊拉克各地的事情。然而他們最想知道的是我的親身經曆——尤其是我被囚禁時的經曆,以及納塞爾幫助我逃脫的來龍去脈。納塞爾用阿拉伯語低聲告誡我,這兩個話題哪一個都不要多談。他還擔心起他的家人,補充說:“你不要跟他們說你來我家的時候是傍晚,也不要說我們當時坐在院子裏。你就說你是半夜來的,否則他們會以為我們傍晚敢大大方方地坐在花園裏乘涼,一定和‘達埃什’有關係的。”我告訴納塞爾不必多慮。
談到“伊斯蘭國”強暴婦女的時候,愛國聯盟的官員想從我這裏打探一些細節,但我否認自己被強暴過。我雖然知道我的家人會一如既往地愛我,但在和他們團聚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向他們坦白自己失了身,他們,乃至所有雅茲迪同胞,會做何反應。我還記得哈吉·薩爾曼曾經在某次強暴我之後輕聲警告過我,就算我能逃脫回到家鄉,我的家人也會殺了我。他的話還縈繞在我耳邊:“你已經毀了。沒有人會娶你,沒有人會愛你,你的家人也不會要你了。”連納塞爾也對把我送回家人身邊心存疑慮,並且擔心他們到時會作出什麽樣的反應。他在愛國聯盟的辦公室裏對我耳語道:“娜迪亞,這些人在拍錄像,我不信任他們。你應該再等等看,看你的家人會怎麽對你。他們要是知道了那些事,沒準真會殺了你。”有人當著你的麵懷疑生你養你的人會加害於你,這件事本身就讓人難受;然而雅茲迪人確實民風保守,嚴禁婚前性行為,因此他們的懷疑並非毫無根據。不過,這種困境放在任何一個民族,都是極為考驗意誌和同理心的事情。
一名長官給我們遞來了一些水和食物。我急著想離開那裏重新上路,便對他們說:“我們和我在紮霍的家人約好了見麵。現在時間快來不及了。”
那些長官卻告訴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愛國聯盟的官員想知道你被囚禁期間和逃跑過程當中的細節。”他們尤其對民主黨民兵撤出科喬村那一節十分感興趣。我對他們描述了摩蘇爾的武裝分子們如何去奴隸市場買走漂亮的女奴,但至於我自己被囚禁的經曆,我沒有對他們說實話。
負責詢問我的那個長官又問道:“買走你的人是誰?”
“有個非常高大,虎背熊腰的男人選中了我,對我說他是我的主人。”我一邊說,一邊想到薩爾萬的身影,就不住地發抖。“我沒有跟他走,一直待在他們的據點裏,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樓裏沒有警衛,就逃了出來。”
接下來輪到納塞爾答話。
“我們一家人大約是在半夜12點半到1點左右被敲門聲驚醒的。”他一邊往椅背上靠了一點,一邊對他們說。他那天穿著一件條紋T恤,看著年輕了幾歲。“我們以為是‘達埃什’,不知道他們是否帶著武器,因此驚慌失措。”接著他便講了他們全家人是如何發現我這個形如驚弓之鳥的小女孩,又是如何給我做的假身份證,裝做我的丈夫逃出摩蘇爾城。
愛國聯盟的民兵和安保機關對納塞爾交代的來龍去脈非常滿意,納塞爾不僅收獲了他們的謝意,還s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那些人問他“伊斯蘭國”治下的生活如何,並且宣稱:“我們的民兵戰士們會一直和恐怖分子戰鬥下去,直到他們從伊拉克消失為止!”逃離摩蘇爾的難民將庫爾德斯坦視作避風港這件事情,讓在場的那些人都頗感驕傲。他們也不忘提醒我們,當年拋棄辛賈爾的民兵,並不是他們愛國聯盟的人。
“像娜迪亞這樣的落難女孩在摩蘇爾還有成千上萬。”納塞爾對他們說,“娜迪亞隻是其中之一,我隻是幫助她逃到了這裏。”采訪結束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將近4點的光景了。
為首的那個長官問道:“你們現在打算去什麽地方?”
“去杜霍克附近的營地,但是在那之前我們要去埃爾比勒找我的侄子。”我答道。
“你們家誰在杜霍克?”那長官又問道,“我們可不想讓你們再冒什麽風險。”
我把同父異母的哥哥瓦利德的手機號給了那名長官。瓦利德和其他許多幸存下來的雅茲迪男人一樣,在辛賈爾慘案發生之後加入了庫爾德民兵武裝,一來報仇雪恨,二來也能養家糊口。我原本以為他們會信任自己的袍澤,但我沒想到,這麽一來他們卻越發疑慮起來。那長官與瓦利德通了電話之後,轉頭問我:“瓦利德是民主黨的民兵?要是這樣的話,你就不應該去投奔他。別忘了,當年就是民主黨臨陣退縮,害了你們。”
我沒有說話。就算我對庫區的政治再一無所知,現在我也能察覺到,此時在政黨之間站隊絕非明智之舉。長官又接著說:“你剛才采訪的時候就應該多說一些這方麵的內容。必須要讓全世界知道,是民主黨的民兵害慘了你們。”
他又說:“你們要是留下來,我可以幫助你們。想來你們身上的錢也不夠回家吧?”
我們爭執了一會兒。愛國聯盟的長官堅持認為,我們留在他們的領地裏會更有安全保障,而我卻堅持要上路。最後那長官看出我們去意已決。我告訴他:“我不管我的家人是不是民主黨的人,我隻是想和他們團聚。8月份到現在,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他們了。”
“好吧。”那長官終於鬆口,並且交給了納塞爾一紙通行證。“你們之後在路上遇到檢查站,就別用身份證了,用這個,保你們暢通無阻。”
他們雇了一輛出租車,要司機把我們一路送到埃爾比勒,還替我們預付了車費。臨行前,他們還感謝我們花很長時間接受他們的采訪。納塞爾和我上車的時候都沒有說話,不過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樣,心中隻是慶幸我們終於能通過這個檢查站。
之後的路上,但凡遇到檢查站,我們都會出示那張證明,並且立刻獲得放行。我半躺在車座上,想著在抵達埃爾比勒見到薩巴赫之前稍稍睡上一覺。附近的景色要比之前青翠不少,農田和牧場都有人悉心照料,生機勃勃。一路上我們先是經過和科喬村一樣,建滿泥磚瓦房,停著拖拉機的小農村;之後則經過稍大一些的城鎮,再往前則經過了幾座大城市,那裏的大樓和清真寺金碧輝煌,比辛賈爾的任何建築都要氣派。出租車裏的環境讓我感到安全,即使我打開車窗,外麵吹進來的風,也比之前更涼爽怡人。
沒過多久,納塞爾的手機就響了起來。“是薩巴赫。”他告訴我,緊接著便開始暗罵起來,“薩巴赫說他在庫爾德的電視新聞裏看見了我們的采訪!那幫家夥最後還是把錄像發了出去。”
薩巴赫隨後又打來電話,納塞爾將手機遞給我,讓我接聽。我的侄子在電話裏大發雷霆:“你為什麽要去做那個采訪?就應該讓你等著我去接的。”
“他們說不會發布的,還發了誓。”我向薩巴赫解釋道。那些愛國聯盟的人的所作所為讓我感到不齒,我還擔心納塞爾因為采訪的緣故,已經把自己和他家人的身份暴露給了“伊斯蘭國”,也許正在此刻,武裝分子們就已經敲響了希沙姆和米娜他們兩家的門,準備報複他們。納塞爾認識不少“伊斯蘭國”的武裝分子,他們也認識他。就算愛國聯盟的安保機關說話算數,給納塞爾的臉打了馬賽克,那些“伊斯蘭國”的人也有可能認出他來。我實在不敢相信,之前還隻有區區幾個人知道我的遭遇,如今我卻上了電視。我心中又一陣害怕。
薩巴赫接著咬牙道:“這是納塞爾家和我們家的事情,那些家夥憑什麽那麽做!”
我僵在我的座位上,幾乎要哭出來。我並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麽。那段采訪似乎是對納塞爾莫大的背叛,我對愛國聯盟安保機關的那些人將錄像放上電視的做法,心中也隻有厭惡。他們這麽做,無非就是想宣傳民主黨放棄了雅茲迪人,通過打擊政敵來提高自己的形象。我告訴薩巴赫:“如果我早知道這段錄像會被放出來,我寧願自己死在摩蘇爾。”這句話確實是我的心裏話。愛國聯盟利用了我們,拿我們當作攻擊民主黨放棄雅茲迪人的政治武器,完全不關心我的隱私,以及納塞爾和他在摩蘇爾家人的安危。“伊斯蘭國”固然不曾拿我當人,可如今愛國聯盟的所作所為,隻是將我當作宣傳材料,讓我感覺他們和“伊斯蘭國”之間,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差別。
那段錄像讓我難受了好一段時間。我的兄長們也很生氣,認為我不該露臉,也不該交代自己的家人。納塞爾則擔心起他的安全來。赫茲尼訓斥我說:“要是納塞爾有個三長兩短,我們怎麽打電話跟希沙姆交代?難道要我們告訴他,他的兒子為了幫你的忙丟了性命?”他們還埋怨我不該在鏡頭前指責民主黨的民兵。再怎麽說,收留雅茲迪人的難民營也是建在民主黨的地盤上。我很快明白,我個人的悲慘遭遇,很容易就會被人利用成政治攻訐的武器,在伊拉克這種地方尤其如此。我必須在說每一句話之前都仔細斟酌。同樣一句話,在不同的人群麵前,有著不同的意義。原本隻屬於我自己的經曆,隻要稍加操縱,就會成為捅向我的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