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塞爾離開埃爾比勒之後,我一直盡力關注著他和他家人的情況。每每想到愛國聯盟的錄像那回事,我總是滿心羞愧,以至於無地自容,隻能希望那段錄像不會給他們一家人帶去危險。他隻不過是個貧民區長大的年輕人,我和赫茲尼卻擔心他遲早會和恐怖分子沾染上關係。“伊斯蘭國”數年以來一直在城市中安插眼線,專門煽動遜尼派民眾的不滿情緒,進而禍亂整個國家。在“伊斯蘭國”控製區生活的人們都希望那些恐怖分子會像複興黨一樣奪取政權,恢複他們原本的社會地位。即使他們認清了“伊斯蘭國”的真實麵貌,等到納塞爾從庫爾德斯坦回去之後,那裏的孩子們不久就會長大成人,他們很可能會被收編進“伊斯蘭國”的軍隊,甚至很有可能被洗腦,成為他們最忠實的支持者。米娜的兒子們能不能躲過被送上戰場的命運?直到今天,我也無從得知。
赫茲尼非常擔心納塞爾一家會出事。他對我說:“他們幫了你,要是他們為此遭到迫害,我們的良心能過得去嗎?”他如今已是一家之長,非常認真地扮演著頂梁柱的角色。當然,遠在紮霍,後來又去了難民營的赫茲尼很難為身在摩蘇爾的他們真正幫上什麽忙。赫茲尼和希沙姆還有納塞爾打過幾次電話,有一天下午,他照例打電話過去的時候,電話線路裏的聲音卻告訴他對方無法接通。從那以後,赫茲尼就隻能依靠托人打聽的方式了解納塞爾一家的情況。有一天,我們得到消息,“伊斯蘭國”確實發現了納塞爾幫助過我,並且逮捕了巴希爾和希沙姆,但是他們兩人說服前來的“伊斯蘭國”分子相信,這件事是納塞爾一人所為。
2017年伊拉克政府軍打響奪回摩蘇爾的戰鬥時,納塞爾一家仍然在城中,他們的消息也越來越難傳到我們這裏。赫茲尼從別人那裏聽說,2017年“伊斯蘭國”和伊拉克政府軍為爭奪摩蘇爾與瓦迪哈賈爾(Wadi Hajar)之間的道路而發生戰鬥,納塞爾的一個兄弟因此喪生,但我們並不清楚具體的緣故。納塞爾一家位於摩蘇爾東區,當年的戰役打響之後,東區是最先得到解放的城區,因此他們有可能得以成功逃脫,也有可能死於亂軍之中。我曾聽說,伊拉克政府軍攻進摩蘇爾時,“伊斯蘭國”使用平民作為肉盾,確保美軍轟炸區域內的平民和武裝分子綁定在一起。逃出摩蘇爾的人將城裏的情況描述得像人間地獄一樣,我們隻能祈禱納塞爾他們平安無事。
我們出發去我姨媽家之前,先去了杜霍克的醫院,賽義德和哈立德都在那裏養傷。當時難民營還未完全建成,湧進伊拉克庫區的雅茲迪難民隻能到處尋找可以容身的地方休息。城外的雅茲迪難民擠滿了尚未完工的住宅樓,他們在層層水泥樓板上支起救援組織發放給他們的帳篷。可是我每次經過那裏的時候,都擔心高處那些尚未固定的牆板,可能會對樓裏的家庭產生安全威脅。有幾次,住在高層的小孩確實因為牆體不牢而摔死在樓下。然而即便是如此危險的地方,對於這些雅茲迪難民來說,也是僅有的可以安頓棲身的地方。雅茲迪人架起煤油爐子做飯,並且在醫療設施外排起長隊,等待著難民營的落成。整個辛賈爾的雅茲迪人都住進了這些光禿禿的建築,他們身上已經毫無長物。救援組織帶來食物準備分發的時候,難民們爭先恐後地向他們奔來,晚到一些的人也拚命試圖擠進人群,領到一包糧食。做母親的一個個撒開腳步衝向發放救濟糧的地方,僅僅是為了搶一罐牛奶回去。
赫茲尼、薩烏德和瓦利德還有我姨媽都在醫院等著我。我們見到彼此之後,都抱在一起大哭不止,帶著哭腔一個又一個地互相問著話,過了好一陣,我們才漸漸收住眼淚,聽清彼此問的究竟是什麽。我簡單地講了我自己的遭遇,但仍然沒有提到被強暴的事情。我的姨媽啜泣著念起了安魂經。雅茲迪人在悼念亡者的時候,會一邊大聲念著安魂經,一邊繞著死者的遺體走,雙手還要不停地用力擊打自己的胸脯來表達悲痛。有時前來哀悼的人得這樣持續數個小時,直到嗓子喊得聲嘶力竭,腿和胸脯都麻木起來才停止。我姨媽念安魂經的時候,身體並沒有動,可是她的音量卻足以填滿整個病房,甚至傳遍整個杜霍克。
赫茲尼的反應並沒有那麽激烈。他原本十分容易感情用事,家裏有人生病的話,他都會哭個沒完;追求季蘭的時候,他做出的種種表現愛意的舉動,也足夠寫一部言情小說。然而他現在卻隻關心追問自己為什麽能夠活下來。“我不知道神明為什麽讓我活了下來。但我知道,從今往後,我得用我的這條命辦點好事。”他告訴我們。我望見他那寬闊和藹的深色臉龐,還有他那撮小胡子,就控製不住自己的眼淚。赫茲尼摟著我說:“不哭,不哭。這就是我們的命。”
我走向賽義德的病床。他身上的傷讓他痛苦不堪,可再多的傷對他而言,也比不上目睹屠殺現場的驚駭,以及獨自幸存下來的愧疚令他飽受折磨。即使有像他這樣的人從“伊斯蘭國”的槍口下撿回一條命,他們也永遠地背負上了不可愈合的心傷。我和我的兄長們這一代雅茲迪人心中隻剩下對親人的回憶,和對“伊斯蘭國”的熊熊義憤,注定日後要迷茫並且永無憑依地活在這個世界上。賽義德已經加入了民兵武裝的雅茲迪團,迫不及待地想要上陣殺敵。
我哭著抱住賽義德,問他:“媽媽在哪裏?”他回答我:“我們都不知道,娜迪亞。我們會盡快從‘達埃什’手中解放索拉格,把媽媽解救出來的。”
哈立德雖然中的槍比賽義德少,可是受的傷卻要比賽義德重得多。兩顆子彈打碎了他的肘關節,因此他急需人工關節進行移植。可是杜霍克的醫院並沒有這種東西。至今他的一條手臂都隻能僵硬而無用地掛在他的身側,像一棵枯死的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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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我第一次到達紮霍的時候,赫茲尼仍然住在他剛從山裏逃難到此時尋覓到的那間沒蓋完的屋子,離我姨媽的所在不遠。我的姨夫和姨媽原本計劃在他們的土地上為自己的兒子兒媳蓋一座小屋,但是他們兩口子並不富裕,隻能且停且蓋,等到手頭有一點閑錢的時候,再慢慢地東修西補。“伊斯蘭國”的戰爭使得他們不得不放棄蓋屋的計劃,等我來到紮霍的時候,那座小屋是兩間用水泥建成的臥室,窗戶也沒有裝過。水泥板之間的縫隙也沒有粉刷過,外麵的風沙很容易順著這些縫吹進屋去。我從來沒有在母親不在身邊的時候進過那間屋子。母親不在,我的心裏總是少了一大塊。
我和我的哥哥賽義德、赫茲尼、薩烏德,還有我的同父異母哥哥瓦利德、哈立德和納瓦夫一起住進了那間屋子。我們努力把裏麵裝點出一些家的氣息。救援組織來分發油布的時候,我們就拿它遮住窗戶;他們來發救濟糧的時候,我們就仔細地分配糧食,將收集來的食物都堆在我們辟作廚房的一個小房間裏。赫茲尼從大屋子裏拉出了很長的電線,接進了我們的房間;他還給我們房間的天花板上接上燈泡,方便照明。我們又買來一些填料堵上牆上的縫。雖然我們平時總是會聊當前的戰事,但我們很少會提起讓某一個人不舒服的話題。
賽義德和納瓦夫是僅有的兩個沒有結婚的男人,他們因此也比那些已經成家的兄長們少了些憂色。赫茲尼仍然沒有季蘭的消息,我們隻知道她和妮斯琳都在哈姆達尼亞。我們也不知道薩烏德的妻子希琳,還有那些同父異母兄長的家室的下落。我不想告訴他們“伊斯蘭國”對雅茲迪姑娘的那些殘忍獸行,他們心中也許已經有了一點預感,但我絕不想去印證他們的猜想,那樣隻會加深他們的痛苦。我也沒有問起科喬村屠殺的細節,避免賽義德和哈立德回想起當時恐怖的一幕。我們都不想讓彼此更加難受。
盡管屋裏住滿了幸存者,可是我們難言快樂。我的兄長們曾經是如此充滿活力,如今卻像是行屍走肉。他們白天醒著,隻是因為實在難以整天睡覺。我是這裏唯一的女人,因此洗衣服做飯的事情,都是由我擔當,可是這些家務活有很多我都不會做。以前在家的時候,我的姐姐和嫂子們負責做家務,我隻需要認真學習即可。如今我卻隻會手腳笨拙地在廚房裏忙活,胡亂洗洗衣服,不免自覺無用。兄長們對我還是很照顧,知道我還沒有學會怎麽做家務,便手把手地幫著我一起做,然而他們的用意很明顯,當我學會之後,這些都將成為由我操持的責任。我的姨媽知道我不懂怎麽烤麵包,因此每天她都會多做一些送到我們這裏來。可是烤麵包也是他們希望我學會的技能之一。在學校念書的日子此時顯得無比遙遠。
我已經逃出了“伊斯蘭國”的魔掌,和我的家人團聚,可是回想當時,我卻覺得自己即使能生存下去,未來的人生也是一片無邊的黑暗。我被“伊斯蘭國”囚禁的那段日子當然是沉重的苦難,可如今我生活在赤貧之中,不啻是另一種苦難。我一無所有,沒有家,沒有土地,沒有羊,沒有書可以念,糧食都必須仰賴於人,身邊活下來的親人也是十不足一。我們隻能苦苦等待難民營建成,住進帳篷之後,再苦苦等待有朝一日能夠住進集裝箱改造的臨時屋裏,之後再苦苦等待科喬解放——我當時覺得這恐怕永遠都難以實現——再苦苦等待姐妹重獲自由,困在索拉格的母親得到解救。我每天都哭個不停。我做夢的時候,總是夢見自己被抓回“伊斯蘭國”,然後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我們逐漸學會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救援組織發放的物資。每周會有一輛大卡車載著成袋的大米、扁豆和麵條,還有一些食用油和番茄罐頭來到這裏。我們沒有儲藏櫃,也沒有冰箱,因此隔夜的食物總會發餿,或者引來老鼠。我們隻能將整袋的糖和小麥全部扔掉。直到後來,我們找到一個空的汽油桶,便將它洗幹淨,用來儲存我們的食物。倒掉不能吃的食物總是令人感到無比難過。我們並沒有錢買多餘的食物,因此隻能少吃一些,等著卡車下一次來到紮霍。天氣轉冷之後,我的姨媽會給我送一些保暖的衣服,可是我並沒有內衣,也沒有胸罩和襪子穿。我不想張嘴求人,因此隻能湊合。
赫茲尼的手機經常響,每次接到電話,他都會跑到外麵離我們很遠的地方接聽。我很想知道他打聽到了什麽信息,但是他每次隻會告訴我隻言片語。我猜測他是不想讓我因為壞消息而感到難過。有一天他收到了艾德琪打來的電話,便走到院子裏去接,回來的時候,他眼圈通紅,仿佛大哭過一場。他告訴我們:“她在敘利亞。”艾德琪一路上設法和我那兩個假扮她兒子的侄子一直待在一起,然而她卻很擔心“伊斯蘭國”會發現她在撒謊,把那些男孩帶走。“我試著在敘利亞聯係一個營救者。”赫茲尼對我們說,“可是從敘利亞轉移一個女孩出來要比在伊拉克還要難上百倍。而且艾德琪還不願意拋下他們兩個。”更加殘酷的現實是,敘利亞的營救網絡和伊拉克的彼此獨立,因此赫茲尼想營救艾德琪,勢必困難重重。
我的姨媽是第一個聽我講述完整遭遇的人,包括被強暴的那部分。她聽完眼角垂淚,將我緊緊地抱在懷裏。我很慶幸自己終於能找到合適的人一吐為快,也不再擔心雅茲迪同胞們會因為我的遭遇而排擠我或是譴責我。我們有無數族人被“伊斯蘭國”殺害或綁架,活下來的幸存者們無論經曆過什麽,聚在一起之後都隻想著怎樣盡可能恢複家園。不過,大多數逃離“伊斯蘭國”的女奴都和我之前一樣,對她們的經曆三緘其口,我非常能夠理解她們。她們有權將自己遭遇的悲慘經曆埋在心底,不向任何人坦露。
在我之後,羅伊安是最早逃跑成功的。她某天早上兩點來到了我姨媽家,身上仍然穿著“伊斯蘭國”給她的罩袍。我還沒有來得及問她話,她就反問我說:“其他人都在哪裏?”赫茲尼隻好把掌握的消息一並告訴她。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任務,隨著赫茲尼將村子和家人的遭遇一一道來,羅伊安的臉上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令人感到無比難受。赫茲尼告訴她,村子裏所有的男人都已確認喪生,大部分年輕女孩被抓走當了女奴,眼下仍然被“伊斯蘭國”囚禁著,至於中老年婦女,至今依舊下落不明。羅伊安聽完之後,頹然地癱坐在地上,我差點以為她會一時想不開當場尋短見,就像赫茲尼幾個月前知道科喬慘案的消息之後那樣。然而羅伊安後來還是挺了過來。我們都必須這樣。她來的第二天早上,我們便搬進了難民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