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難民營的道路是一段泥巴路,很狹窄,讓我想起科喬村裏鋪路之前的模樣。當天早上,我們抵達難民營的時候,我一直努力想說服自己認為,眼前便是我們的新家。可是,周圍的一切任何能讓我們感到熟悉的事物,都無一不在提醒著我們,曾經的生活已經離我們多麽遙遠。我隻能感到心情越來越沉重下去。

遠遠望去,能看見難民營裏成百上千個白色的集裝箱房子沿著伊拉克北部的平緩山坡,像壘起的牆磚一樣層層排開。每一間集裝箱房子四周都用一道泥路隔開,那泥路裏通常都積滿了雨水、洗澡水以及臨時廚房裏排出的髒水。難民營四周建起了層層圍牆,負責人員告訴我們,這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然而我們已經發現,圍牆的地基已經被孩子們掏出好幾個洞,方便他們去外麵找回踢飛的足球。在營地的入口,有供救援組織和政府人員辦公的集裝箱辦公室,還有一個診所和一間教室。

我們是12月份搬進的難民營,當時伊拉克北部已經開始漸漸降溫。即使集裝箱房子能夠幫助我們抵禦冬天的嚴寒,我還是想找回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空間。集裝箱裏麵很寬敞,有好幾個並排而立的房間。我們將其中一個用作臥室,另一個用作客廳,還有一個則辟作廚房。

難民營並沒有為伊拉克北部的氣候變化做好充足的準備。冬天到來的時候,集裝箱周圍的步道便滿是凍住的淤泥,我們花費了好一番功夫才避免這些泥弄髒我們的屋子。難民營裏每天隻有一小時供水,而且每家隻能有一台取暖器,我們幾個人輪流取暖,才能在集裝箱屋子裏住下去。沒有暖氣的時候,外麵的冷空氣會在牆上凝結成水,滴到我們的**來。因此我們隻能枕著洇濕的枕頭入睡,每天被黴菌的刺鼻氣味熏醒。

我和我的哥哥們同住一個集裝箱,很快我們規劃了每個人的生活安排。難民營裏麵的居民想盡辦法,在營地裏試圖過回自己曾經的生活。如果能重新做一些在家鄉做過的事情,對我們這些難民來說,即使隻是走走形式,也是莫大的慰藉。在杜霍克的難民營裏,每個人的生活規律都和在辛賈爾時一模一樣。女人們忙忙碌碌地清掃房間,準備飯菜,仿佛她們隻要足夠細心,就能夠穿越回到曾經的村子裏,和已經死在亂葬崗的丈夫們重新團聚,回到過去的日子。營地裏的女人們忙活完一天,做完麵包並且將拖把放回牆角之後,很難不想起自己已經無家可歸,早早守寡的現實,並且為此日複一日地大哭不止,震得我們住的集裝箱都微微發顫。科喬村往日總是充滿歡聲笑語和往來嬉戲的孩子,可如今的營地裏恰恰相反,一片死寂。我們甚至開始懷念起往日村裏人在家裏吵架的聲音,當年的吵架聲回想起來,竟如同音樂一般美妙。我們在營地裏根本找不到工作,也沒法念書,隻能每日悼念死去的親人,擔心下落不明的同胞。

對於男人們來說,難民營裏的生活尤其難熬。營地裏麵沒有工作,他們也沒有車子,不能去城市裏打工。他們的妻子、姐妹和母親眼下都被關在“伊斯蘭國”的據點裏,而他們的父兄早已歸天。我的哥哥們加入民兵或者警察部隊之前,家裏唯一的收入就是伊拉克政府發給的補貼,還有一些救援組織的救助。這些救援組織裏最有名的叫“雅茲達(Yazda)”,是科喬慘案發生之後組建起來的,經常會給種族屠殺的幸存者提供援助。他們來發放救濟糧的時候,我們也會跑過去爭搶,有時也會因此錯過前來的卡車。他們有時會來到營地的這一頭,有時又會去營地的那一頭。他們發放的食物有時也是早已變質了的,我們有幾回下廚做飯的時候,常常抱怨下鍋的大米飯聞著像垃圾一樣刺鼻。

夏天到來之後,我決定自己解決糧食的問題。我在附近的農田裏找了一份幫農的工作,那片農田的主人是個庫爾德人,正招募難民們替他收獲甜瓜。他答應前來應征的難民們:“隻要你們幹上一天,我就管你們晚飯。”此外他還會發給我們一筆微薄的工資,因此我便每天在地裏賣力地將沉重的甜瓜從藤蔓上摘下來,一直幹到太陽將要下山才作罷。可是當晚飯擺到我們麵前的時候,我卻差點嘔了出來。盤子裏正是營地裏發放的那些變質大米,色澤蒼白,發出陣陣刺鼻的氣味。我知道了那個農場主的用意之後,不禁哭了出來。他一定是以為,我們這些難民既然十分貧困潦倒,無論他給我們吃什麽東西,我們都會對他感恩戴德。

我想指著鼻子告訴他:“我們也是人!我們也有過家,有過富足的生活,我們不是一文不值!”可我終於還是沒有發作,默默地盡力吃下眼前的這盤令人反胃的晚飯。

回到農田裏之後,我的怒火越燒越烈。我心想:“我今天會幹完我的活,但是我明天絕對不會再回來給這個人幹活了。”

一些在地裏打工的人們開始討論起“伊斯蘭國”來。對於那些恐怖分子到來之前就逃之夭夭的難民來說,我們這些被“伊斯蘭國”囚禁過的人非常令人好奇。他們總是問我們“伊斯蘭國”治下的生活如何,似乎像是在打聽一部動作電影的劇情。

那個農場主從我們身後走來,問道:“你們誰是從‘達埃什’的地方來的?”其他人便指著我。我停下了手頭的活計,本以為他會為對待我們的態度而道歉。他如果早點知道難民營裏有從“伊斯蘭國”的魔爪中逃出生天的人,估計會改容相待。然而他隻是想向我們宣傳民兵們的英勇善戰。“那些‘達埃什’一定會滅亡的。”他說道,“你們會見證民兵們把他們趕出去的。他們非常厲害。當然,為了解放伊拉克的許多地方,我們也犧牲了不少民兵戰士。”

我實在忍不住,對他反唇相譏:“你知道我們死了多少人嗎?我們有成千上萬的族人都死於非命。他們之所以死去,就是因為你們的民兵不戰而退。”那個農場主打住了話頭,轉身離開了。一個年輕的雅茲迪男子麵帶怨色地對我說:“請你不要再說那些話了。隻管幹活就好。”那天傍晚,我對雅茲迪工頭說我不會再為那個農場主幹活。那個工頭非常生氣地瞪著我說:“那人叫我們所有人明天都不用來了。”

我有些內疚,畢竟我的一句話,害得所有人都丟了來之不易的工作。然而很快這段故事就在難民營裏流傳開來。當我離開伊拉克,向國外的人們講述我的經曆的時候,我一個名叫達烏德的朋友來到了難民營,和我的另外幾個朋友抱怨說,我還是太給庫爾德民兵麵子了。“娜迪亞應該跟全世界說說那些民兵是怎麽對我們的!”他說道。這時營地裏的另一個雅茲迪人開始大笑起來:“她最早就那麽說過,還害得我們所有人被炒了魷魚哩!”

* *

2015年1月1日清晨4點,迪瑪爾也來到了難民營。她來的時候,甚至還和沒睡醒的我開起了玩笑,她說:“我真不敢相信,我在外麵逃命的時候,你居然在這裏睡大覺!”可我隻是緊緊地將她摟在懷裏,告訴她:“我一直等你到早上4點才睡,你遲到了!”我前一天晚上確實憋著熬夜,熬得很晚,直到自己實在抵擋不住睡意才迷糊過去。醒來的時候,我的姐姐就已經站在了我的床頭。她曾經沿著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境連著跑了好幾個小時,腿上還因為翻過邊界圍欄時被鐵絲網劃破,一直在流血。她當然是幸運的——在那裏,她很容易就會被邊界守衛發現並射殺,或者不小心踩到地雷。

迪瑪爾回來讓我振作了不少,但是我們仍然眉頭緊鎖。我們兩個手拉著手,一直哭到早晨10點,之後她將許多聞訊前來看望的人們迎進屋子,一屋子人坐在她身邊又哭了好一陣。我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開始聊起其他人的狀況,這也是迪瑪爾回到我們身邊之後我所經曆的最艱難的時刻。我那天早上在床墊上醒來,聽見身邊的迪瑪爾用沙啞的哭腔問我:“娜迪亞,家裏其他人都在哪裏呀?”

1月的晚些時候,艾德琪也設法逃了出來。我們此前都極為擔心艾德琪的安危——我們很少聽說她的消息。幾周之前,有一個從敘利亞逃脫的女人來到了難民營。她告訴我們自己曾經在敘利亞和艾德琪待在一起。我們迫切希望知道詳細情況,便求她告訴我們具體的實情。她便告訴我們說:“那些恐怖分子確實相信她是個母親,因此還沒有動她的身子。”艾德琪一心隻想保護我的侄子米蘭的安全。那女人又說:“她告訴我,如果我願意替她照顧米蘭,她情願自殺。我告訴她要從長計議,我們一定會逃出去的。但是她看上去好像完全不抱希望。”

我們聽那女人這樣說之後,便隻能為艾德琪做最壞的打算。我們已經為她和我那可愛的侄子米蘭進行過哀悼。艾德琪曾經是個敢於和不許自己學開車的兄弟們爭個是非曲直的勇敢女孩,我原以為她當時已經不在人世,可她突然打通了赫茲尼的手機。赫茲尼掛斷電話之後,興奮至極,連忙告訴我們說:“艾德琪他們在阿夫林(Afrin)呢!”阿夫林是敘利亞庫爾德人控製區的一個地方,並不是“伊斯蘭國”的控製區。那裏有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把守。我心想,這些敘利亞的庫爾德戰士曾經幫助雅茲迪離開聖山,應該也會幫助我的姐姐。

艾德琪和米蘭逃離拉卡之後,被一位阿拉伯牧羊人收留在家中。那牧羊人全家保護了她一個月零兩天,其間一直在商量怎樣才能夠萬無一失地把她送出“伊斯蘭國”控製區。牧羊人的女兒與阿夫林的一個男人訂了婚,因此全家人便借機行事,等到女兒出嫁那天,借口送女兒去夫家,帶著艾德琪一起往北而去。後來赫茲尼才告訴我們,他其實早就知道艾德琪到了那個牧羊人的家,但是他並不想提前激起我們的希望,因此才一直瞞著我們。

艾德琪從阿夫林打來電話之後兩天,便帶著米蘭出現在了難民營。這一回,我和迪瑪爾兩個人一直等她等到了早上6點。我們非常害怕艾德琪問起那些已經確認死亡或是下落不明的親人的情況,然而事實證明我們多慮了。艾德琪早就察覺到了這些情況,很快,她也跟我們一起生活在了這個狹窄而悲傷的小小世界之中。

我的姐妹們能夠全數逃出,完全是一個奇跡。“伊斯蘭國”勢力進犯辛賈爾三年以來,雅茲迪女孩們為了避免被恐怖分子奴役的命運,想盡了所有辦法逃離“伊斯蘭國”。他們有的和我一樣,得到了同情他們遭遇的當地居民幫助;有的則聯係家人或者政府,或是支付一筆錢給營救人員,讓他們組織救援,或是直接向“伊斯蘭國”的成員支付贖金,讓他們釋放被關押的女孩。這些金額有時相當高昂,平均來說,通過這種手段營救每一個女孩,需要花費赫茲尼大約5000美元。這筆錢的大頭會支付給組織救援行動的地下網絡操盤人——赫茲尼戲稱他們每一次營救“都能掙出一輛新車的錢來”。而這些操盤人之後會用在伊拉克遜尼派以及庫爾德地區裏掌握的人脈,協調組織救援行動。他們會負責用錢雇傭許多的中間人——諸如司機,證件偽造者以及負責具體轉移的人,以確保有足夠的人力,而這一切的大費周章,隻是為了解救區區一個姑娘。

每一個逃脫“伊斯蘭國”的故事都無比扣人心弦。一個來自科喬的女孩被帶去了“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首都拉卡,她和一大群女性被關在一個婚禮大廳裏麵,等待分配。那個女孩絕望之際,嚐試用打火機點燃一個丙烷氣罐,引燃整個大廳,不料卻被恐怖分子發現。情急之下,她強迫自己開始嘔吐,一個“伊斯蘭國”的武裝分子要她到外麵去吐,她和一群女孩抓住機會,直接向大廳周圍的陰暗農田裏跑去。後來她們被一個過路的農民出賣,但是這個女孩卻走了運。幾周之後,買走他的那個男人的妻子竟然幫助她離開了敘利亞。不久之後,那名妻子就因為闌尾炎而離世。顯然“伊斯蘭國”找不出一個能夠救她性命的外科醫生。

季蘭在“伊斯蘭國”被關了兩年多,之後赫茲尼用了一個精心布置的驚險計劃成功地將她救了出來。這個計劃直到今天,都是最令我拍案叫絕的。季蘭買主的妻子對她丈夫虐待雅茲迪女孩的行為日益不滿,因此她打電話給赫茲尼,表示自己願意幫助他救出季蘭。季蘭的買主是一個“伊斯蘭國”的高官,也是日益逼近恐怖分子老巢的反“伊斯蘭國”聯軍定下的一個斬首目標。赫茲尼醞釀好計劃之後,便告訴那名妻子:“你的丈夫可能難逃一死。”那妻子表示同意說:“沒有別的辦法了。”

赫茲尼讓那位妻子聯係上了一個庫爾德武裝的指揮官,那名指揮官當時正和美國人合作,打擊“伊斯蘭國”境內的重要目標。赫茲尼叮囑那位妻子說:“你丈夫一離開家門,你就馬上聯係那個指揮官。”第二天,那個“伊斯蘭國”的高官就在坐車外出時死於空襲。一開始赫茲尼通知那位妻子她丈夫已經喪命的時候,她還不相信,問赫茲尼說:“如果他真的死了,為什麽沒有人談起這個事?”她非常害怕自己的丈夫躲過一劫,並且發現她暗地裏進行的秘密行動。她要求見到她丈夫的屍體。赫茲尼告訴她:“那屍體已經毀得無法辨認了。他坐的那輛車都快被完全燒化了。”

被那個“伊斯蘭國”高官囚禁的姑娘們開始等待下一步的指示,而包括季蘭在內的這些姑娘,後來都通過一扇小窗戶離開了險境,逃到了安全地帶。兩三天之後傳來消息,那個“伊斯蘭國”高官確實已經在空襲中喪生,而其他恐怖組織成員則來到他家,想把季蘭帶走,賣給一個新主人。他們敲門時,那位妻子出來迎接,她強裝出鎮定的語氣告訴他們:“我們家的女奴和我丈夫當時坐在一輛車裏,和他一起死掉了。”恐怖分子們顯然相信了她的話,便離開了。等他們走遠之後,季蘭和那位妻子都被轉移到了一處伊拉克政府軍哨所,之後被輾轉帶到了庫爾德斯坦。她們離開之後僅僅幾小時,她們曾經所在的那座屋子也遭受了轟炸。“‘達埃什’一定都認為她們倆都死了。”赫茲尼告訴我。

其他人就沒有那麽幸運了。據我所知,2015年12月的時候,索拉格發現了一座亂葬崗。在那之前幾個月,我剛和迪瑪爾一起離開難民營,參加德國政府的一個援助雅茲迪“伊斯蘭國”受害者的計劃,去了德國。那天早上,我打開手機,發現裏麵全是艾德琪和赫茲尼發來的消息。他們經常會打電話給我,通知我還留在難民營的那些家人的情況,尤其是賽義德的消息。賽義德後來得償所願,終於加入了民主黨民兵武裝新近設立的雅茲迪團,在辛賈爾一帶作戰。我打電話給艾德琪的時候,她告訴我:“賽義德現在離索拉格不遠,很快我們就會知道那裏的消息。”

那天我和迪瑪爾本來要去上德語課的,可是我們兩個誰都沒有出門。我們整天坐在自己的公寓裏等消息。我聯係上了一個正在前線報道索拉格戰事的庫爾德記者,整天都能接到他的電話,當然還有賽義德和艾德琪打來的電話。沒有電話打來的時候,我和迪瑪爾便靜靜祈禱,希望我們的母親平安無事。

那天下午,記者打來了電話,他的聲音很低沉,我立刻明白他要帶給我的是壞消息。“我們找到了一片亂葬崗。”他告訴我,“離學校很近,大約掩埋著80具屍體,全部是女性。”我聽完便默默地放下了手機。經曆過那麽多年風風雨雨的母親已經不在人世了,而我卻實在沒有足夠的勇氣將這個消息告訴迪瑪爾,或者打電話通知艾德琪和赫茲尼。我的雙手在顫抖。這時,迪瑪爾的手機響了起來,家人給她發了一條短信,我們倆害怕得尖叫起來。

我因為悲傷而完全無法動彈。我給賽義德打了電話,他一聽到我的聲音,就開始哭了起來:“我在這裏打仗根本沒有用。我已經打了一年的仗了,還是沒有發現任何一個親人,也沒有找到任何的線索。”我又求赫茲尼,讓我回來參加母親的葬禮,可是他拒絕了。“我們還沒有找到她的遺體。”他說,“軍隊還在索拉格,就算你過來,他們也不會讓你接近那片地方的。你現在回來很危險。”我那時已經開始從事人權活動方麵的工作,“伊斯蘭國”每天都會向我發出威脅。

母親確認死亡之後,我隻能希望我的侄女和好朋友凱瑟琳能夠逃出“伊斯蘭國”,和我們團聚。她是個非常善良的姑娘,身邊的所有人都非常喜歡她。此刻我也無比需要她的陪伴,來幫我消化母親離世的痛苦。赫茲尼也很喜歡凱瑟琳,將她視若己出,她被“伊斯蘭國”劫走之後,赫茲尼連著好幾個月都在想方設法解救凱瑟琳。凱瑟琳在哈姆達尼亞和摩蘇爾的時候都分別逃跑過很多次,但是沒有一次成功。赫茲尼手機的語音郵箱裏還存著凱瑟琳的一段錄音,在那段錄音裏,凱瑟琳哀求他說:“叔叔,求求你,這一次一定要把我救出來,我不想再被他們那樣關著了。”赫茲尼時不時就會把這段錄音播放一遍,每次聽完他都眼角含淚,發誓一定竭盡全力把她營救出來。

2015年的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赫茲尼偶然之間接到一個哈維亞(Hawija)垃圾回收工人打來的電話。哈維亞是基爾庫克城外的一個小鎮,“伊斯蘭國”在戰爭早期就占領了那裏,將那裏變成了他們的一個重要堡壘。那人告訴赫茲尼:“我之前去伊斯蘭大夫的一棟房子裏收垃圾,有一個叫凱瑟琳的女孩走了出來,求我給你打個電話,讓我告訴你她還活著。”那個垃圾回收工非常害怕“伊斯蘭國”報複,因此告訴赫茲尼別再聯係他,還說:“我是不會再去那棟房子的。”

從哈維亞逃脫“伊斯蘭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那個小鎮上起碼住著10萬名遜尼派阿拉伯人,而那個耳鼻喉科醫生伊斯蘭大夫如今則是一個“伊斯蘭國”的頭麵人物。不過,赫茲尼在哈維亞也有線人,利用通信軟件Telegram,他可以通過線人聯係上凱瑟琳。那個線人告訴凱瑟琳,要她去一所醫院:“那裏附近有一家藥店,我會在裏麵拿著一個黃色的檔案袋等著你,你看到我之後,不要和我說話,直接往你被關的那棟房子走,我會跟著你,了解到你被關押的確切位置。”凱瑟琳答應了線人的要求。她那天按照約定去醫院,快要走到目的地的時候,醫院卻被空襲的炸彈擊中。她非常害怕,連線人都沒有找,徑自回了原來的那棟房子。

後來,赫茲尼又嚐試聯係一些被困在哈維亞,反對“伊斯蘭國”的阿拉伯居民,請他們提供幫助。那些阿拉伯人在附近的村莊擁有一間房子,他們可以避開大型檢查站出入那個村子。他們答應會將凱瑟琳轉移到那裏去。赫茲尼通過這些阿拉伯人,總算和凱瑟琳搭上了線。凱瑟琳告訴他,自從醫院遭到空襲之後,伊斯蘭大夫就帶著她搬到了鎮子裏的另一所房子。她對新線人描述了自己的位置,而那個新線人則帶著他的妻子去了凱瑟琳所在的那個小區,挨家挨戶地敲門,佯稱他們想在附近租一個房子,打探消息。他們敲開凱瑟琳被關押的那間屋子時,前來開門的是一個小女孩。那個小女孩名叫阿爾瑪斯,也是科喬村的人,當時隻有九歲。那個線人在阿爾瑪斯身後看見了凱瑟琳,還有我的朋友瓦拉亞的妹妹拉米亞。她們三個都被伊斯蘭大夫囚禁在這裏。線人低聲告訴凱瑟琳:“明天早上,如果屋裏沒有武裝分子,你就在窗外掛一條床單。9點半之後,如果我見到毯子,就能確定你們安全,到時我會回來接你們走。”凱瑟琳雖然有些擔驚受怕,還是答應了線人的約定。

那天早上,那個線人慢慢開車經過那間房子。窗外分明掛著一條毯子,於是那人趕緊下車敲門。房裏的三個雅茲迪女奴——凱瑟琳、拉米亞和阿爾瑪斯——一齊衝出房門,奔上他的車。一行人安全抵達鄰村之後,那人便打電話給赫茲尼,而赫茲尼則給他轉了一筆錢過去。

三天之後,赫茲尼找到了幾個地下營救人員,他們願意將三個女孩和幫助她們逃跑的那個阿拉伯線人一家轉移到安全地帶,索價10萬美元。然而他們身上並沒有合法證件,隻能在夜裏步行穿過庫區邊境。那些營救人員告訴赫茲尼:“我們會把他們帶到底格裏斯河邊,然後會由另外一個人把他們帶到你那裏去。”那天半夜,第一個營救人員打電話告訴赫茲尼,轉移行動已經開始了。我們全家都期待著凱瑟琳能夠在難民營和我們團聚。

赫茲尼整晚都守在手機邊,等著那些營救人員打電話通知他,凱瑟琳已經到達庫區地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見到凱瑟琳。然而那天晚上,他的手機遲遲沒有響起鈴聲。第二天下午1點半左右,才有一個庫爾德人撥通了赫茲尼的電話,問他凱瑟琳、拉米亞和阿爾瑪斯是不是我們的家人。“她們在哪裏?”赫茲尼問。

那男人告訴赫茲尼:“拉米亞受了重傷。”他們想步行穿過庫爾德斯坦邊界的時候,不慎踩到了一個土製炸彈,那個炸彈在他們的腳下爆炸了。拉米亞渾身上下被炸彈炸成了三級燒傷。那個男人接著說:“剩下兩個已經不在了。願她們安息。”赫茲尼頹然地垂下了拿手機的手,神情仿佛是被人開了一槍,震驚而痛苦。

當時我已經不在伊拉克了。凱瑟琳一行被轉移到哈維亞附近那個村子的安全屋之後,赫茲尼曾經給我打過電話。我一想到有望和我的侄女重逢,心裏欣喜不已。然而那一天晚上我卻做了一個噩夢,夢見我的表哥蘇萊曼站在科喬村裏一台正在供電的發電機旁,夢裏的我正和馬蘇德還有母親一起散步,我們走近蘇萊曼身邊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死了,遺體邊還有很多動物在吃他的肉。我驚懼不已地醒來,渾身大汗,意識到出了事。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赫茲尼,問道:“凱瑟琳她們怎麽樣了?”他便把情況告訴了我。

這一次,赫茲尼同意我回伊拉克參加葬禮。我和迪瑪爾坐飛機,淩晨4點抵達了埃爾比勒的機場,一下飛機,我們就直奔醫院看望拉米亞。她已經說不了話,臉部燒傷得十分嚴重。離開醫院之後,我們去了基爾庫克,見到了那戶幫助凱瑟琳一行逃跑的阿拉伯家庭。我們想要找回凱瑟琳的遺體,以便妥善安葬。按照雅茲迪人的習俗,想要落土為安,找回死者遺體是必需的前提。可是那一家阿拉伯人卻愛莫能助。他們告訴我們:“她們踩上炸彈之後立刻就沒了命。我們把拉米亞扛到了醫院,但我們實在沒法連剩下兩人的遺體也一起帶上。她們的遺體現在應該在‘伊斯蘭國’的手裏。”

赫茲尼極度悲傷,完全聽不進去任何安慰的話。他認為自己辜負了凱瑟琳,一遍遍地播放著她生前的那段錄音,心如刀絞。他的手機裏反複響起凱瑟琳的聲音:“這一次一定要把我救出來。”至今我聽著她的聲音,腦海中都會浮現出她和赫茲尼的臉龐,以前凱瑟琳的神情,總是那麽的樂觀爽朗。每每聽到這段錄音,我也會暗暗垂淚。

我們開車去了難民營。整個營地和我將近兩年前與兄長們一起搬進來的時候,差別並不大。營地裏的人們努力將集裝箱屋子布置出一點家的氣息。他們在門前搭出油布小篷子,好在室外乘涼,還將家人的照片貼在了屋子裏。營地裏的一部分難民已經找到了工作,那些集裝箱屋子之間停著的車子比起以往也多了不少。

我們走近時,看見了艾德琪。她和我同父異母的姐妹們還有長輩們在室外,一邊扯著自己的頭發,一邊向天空高舉雙手,嘴裏念著經文,眼眶裏不停地流著淚水。凱瑟琳的母親阿斯瑪爾哭得震天動地,以至於營地的大夫都擔心她可能會哭瞎自己的眼睛。我們走進營地大門的時候,就能聽見她們念安魂經的聲音。來到我的家人住的集裝箱屋子前之後,我也和她們一起加入了哀悼的行列。我和我的姐妹們一起繞圈踏步,拍打起自己的胸脯,痛哭流涕。我感覺到自己被囚禁虐待時,還有奔走逃亡時累積下來的內心創傷,此刻全部重新迸裂開來,使我痛徹心扉。我無法想象自己今後再也無法見到凱瑟琳和我的母親。從那之後,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家庭將永遠不會完整,永遠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