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深刻洞察並秉持了馬克思關於曆史發展思想中的文化和價值維度，指出文化的進步本質上就是人的發展和進步，其核心價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和全麵發展。
(一)文化領導權的啟蒙意蘊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具有深刻的文化啟蒙根基，但後來的很多學者在闡述和運用它時往往隻注重領導權中的鬥爭因素，而忽略了這一點。事實上，如果沒有文化啟蒙的保障，領導權的爭奪或談判往往就會走向簡單的奪權運動，這顯然絕不是葛蘭西所倡導的文化革命的目的。
在葛蘭西那裏，文化是其政治問題的暗線①,二者密不可分。政治與文化除了一種實用性的關係外，更體現為一種更廣泛而細密的關係。這種“細密關係”體現在以下兩方麵：一方麵，政治保障了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麵政治本身就是啟蒙的一種結果，如社會主義政治在葛蘭西看來，就是一種文化啟蒙的擴展。由此可見，在葛蘭西那裏，革命行動或政治實踐，指向的是對民眾的文化啟蒙，進而創造一種新文化、一種新文明，乃至新人類。正因如此，葛蘭西“不為黨本身著迷，不把興趣放在創造一種職業精英去統治大眾上，也不把政治教育僅僅局限於革命中的工具地位上”②。這鮮明地體現了他對單純政黨政治、階級政治的淡化。他堅持對民眾進行文化上的啟蒙，積極地致力於將下層民眾從常識狀態提升到健全的見識的高度，使民眾真正看清自己及其所在的世界。
葛蘭西非功利性的革命目的論正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和革命家的獨特之處。
對文化啟蒙作用的強調，意在保障文化領導權的維護與爭奪方向。在葛蘭西那裏，文化領導權爭奪中的談判與鬥爭有一個明確而清晰的啟蒙的方向，即為人民創造新文化、新文明，推動大眾走向解放與進步。基於此，雷德克裏斯南曾明確指出了葛蘭西與福柯在政治上的區別，即“葛蘭西不會接受一種沒有方向的政治。放任或狂放的政治’或與整體無關的‘特殊的政治’都不是他能接受的”①。葛蘭西所堅持和倡導的是一個啟蒙的方向。可見，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具有很強的啟蒙色彩。
另外，葛蘭西經常使用的“曆史集團”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他的價值選擇傾向。在他的語境中，“曆史集團”是一種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結合，更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葛蘭西說：“結構和上層建築形成一個‘曆史的集團’。也就是說，複雜的、矛盾的和互不協調的上層建築的總和是社會生產關係總和的反映。”②葛蘭西之所以在縱向上強調曆史集團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目的就在於強調曆史集團應該體現了社會生產發展的要求，體現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進而才有可能真正獲得領導權。葛蘭西指出，一個隻體現在單純橫向上的力量聯合的曆史集團，即便暫時獲得領導權，也絕不是長久的，比如法西斯主義的政權。
歸納起來講，“曆史集團”作為一個“描述性的範疇”,指稱的是在爭奪領導權的過程中，不同社會力量借助於談判而不斷地接合、解接合與再接合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綜合性的異質的社會力量，它會隨著社會曆史的發展而變化。
(二)現代性批判中的價值預設與自主選擇
基於20世紀人類的生存境遇以及人類精神麵臨的危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們展開了深深的思索。在這一過程中，對文化的批判開始拓展為一種現代性批判。他們的現代性批判展現了兩種不同的價值選擇，即價值預設與自主選擇。前者將文化理解為一種基於人類的永恒價值，並以此為依據反思現實人的生存困境，對現實社會中一切壓迫、束縛和統治人的物化結構和異化力量展開了全方位的批判，嚐試通過這種批判實現主體從個人價值向人類價值的回歸。後者以本雅明為代表，他基於唯物史觀的立場和方法，以自己獨特的意象闡釋，開啟了解釋人文價值生發的選擇模式，為時代的發展注入了一個趨向合理的價值選擇。
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囿於對文化的抽象理解和定位，將葛蘭西開啟的帶有鮮明啟蒙色彩的文化批判思想演變成了一種漠視乃至否定社會主體在現實的大眾文化實踐中進行價值選擇可能的意識形態批判。他們或強調對啟蒙理性的非辯證性否定，或致力於通過審美激發人類的原始生命力。不論他們的具體思路有怎樣的不同，最終都是寄希望於一種基於抽象的、永恒的，所謂終極價值的審美烏托邦來實現對現實社會主體的解放和救贖，即通過審美來恢複人的感性認識，進而實現人自身的價值。他們還將這一切的實現與現實隔離開來，最終使審美陷入了烏托邦。從這點上說，無論法蘭克福學派早期的學者們對大眾文化發揮意識形態統治功能的作用和內在機製揭露得多麽全麵和深刻，其文化批判理論從本質上來看，仍是一種停留在形而上學層麵的哲學批判，並沒有拓展至社會學的層麵。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邊緣人物，本雅明的現代性批判則展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樣態。他的現代性批判思想深處有一個不可動搖的精神依托，即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精神。他的現代性批判從根本上說，是源自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啟迪，因此，他的現代性批判蘊含著濃厚的辯證意象。
當談到本雅明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時，人們常常會毫不猶豫地提及他與同時代傾向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作家布萊希特的友誼，以及與俄國女共產黨員拉西斯的戀情。毫無疑問，這兩個人的確拉近了他與馬克思主義的距離，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真正促使本雅明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是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他在1929年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指出，人的思維方式不是絕對地由意識形態左右，而是最終由人所處的社會狀況決定的。本雅明對這一觀點深表讚同，由此轉向了唯物史觀。
本雅明認為，唯物史觀的出現徹底突破了將曆史視為傳承的傳統曆史觀。它最偉大的意義就在於，從現實的社會生活出發解讀曆史，開啟了基於當下建構曆史的全新視野。本雅明指出，與曆史主義注重展現過去的永恒畫麵不同，曆史唯物主義凸顯的是一種打破曆史連續性的現在意識。也就是說，曆史唯物主義將曆史看成是基於特定時代、特定生活去建構的對象。
本雅明指出，機械的理解唯物史觀，即將基本的經濟生產活動視為理解社會曆史現象的唯一因素，就會抹殺理論本身的生命力。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等諸多著作中都沿用了唯物史觀，甚至使用了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卻從未將其簡單地理解為這些概念和命題本身，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方法論，並創造性地將這種方法論運用到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他指出，馬克思從未就如何具體看待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問題做過詳盡的論述，他隻是強調了一係列類似於傳動的中介，它們在物質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之間發揮著作用。而且，本雅明還指出，不同時代的“傳動中介”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時代的具體狀況才是問題的關鍵。但經典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常常忽略這一點，隻滿足於類比，從而脫離了對具體現實的切入。本雅明認為，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一切都是曆史的。即便技術，也不是純自然科學性的，因為人類對自然的提問總是受到他們生產水平的製約，實證主義卻忽略了這一關鍵點。
可見，從方法論角度看，唯物史觀的啟示是，事物唯有與當下結合，或者說在當下經驗的參與下，才會顯現出意義。從藝術領域來說，就是要避免脫離藝術作品的生產及流傳過程來看待這些人類精神的創造物，也就是說，要注意作為創造物總和的文化概念的拜物教性質。本雅明據此評論了當時的文化史研究，認為它隻是增加了堆積在人類身上的負擔，卻沒有給人們提供卸下這一負擔進而將其掌握在手中的力量。①顯然，在本雅明看來，要獲得這樣的力量，就要遵循唯物史觀的指導，將文化史方麵的大量財富與不同時期的當下經驗相結合，從而使其煥發出生命力。本雅明還以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為例對此進行了說明。他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深刻理解這一口號，指出那些用來鞏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統治的知識，根本不能帶給無產階級從這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力量。知識隻有與當下的經驗相結合才具有真實的意義。
作為一名傑出的文藝評論家，本雅明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終堅持唯物史觀，努力揭示當下經驗對意義生成的參與。他從來不是教條性地接受和運用唯物史觀，而是將其活生生地融入自己的思維方法和立場原則中。本雅明成功地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運用到變化了的資本主義現實中，對現代主義麵貌做了深入內裏的獨特刻畫。他的思想在當代西方備受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的推崇。
本雅明突破傳統的概念式陳述，為基於現實變化而建構的誘發主體自主思考的意象闡釋，開拓了一種新思路，即讓讀者麵對新出現的狀況自己得出結論，並在此基礎上引導讀者走向其倡導的意義。這樣的理論努力既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的充實與發展，也迎合了現代人精神發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本雅明現代性批判的題旨和價值尺度直接源自馬克思主義。正如有學者評價的那樣：本雅明的批判，不僅秉承了馬克思恩格斯考量現代主義時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尺度，而且出於社會良知，試圖為資本主義找出一條更合理的發展道路①。我們知道，關於人文精神，20世紀以來，西方發展出兩種解釋框架：一是推崇人文的自然發生機製，一是強調人文發生的價值選擇。本雅明就是後一種解釋框架的開啟者之一。他的現代性批判顛覆了一切權威，尤為重要的是，他在揭露虛偽現實的基礎上，彰顯了一種改造現實的革命精神，進而為時代的發展，注入了一個趨向合理的價值選擇。
本雅明的現代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意義且影響深遠。首先，他的理論實踐證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曆史條件下依然有效，而且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當然，這決不能依靠隻是簡單地從唯物史觀中尋找一些觀點加以支持，借鑒一些概念加以利用，而要像本雅明那樣，敏銳洞察和準確把握現實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變化，並在此基礎上去印證和引入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意義。例如，本雅明通過對現代主義的研究，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現代性批判在新時代應做的調整。他敏銳地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的產業工人到了20世紀中葉，已經轉變成階級意識退隱的大眾，並將大眾視為未來社會的主要力量。通過對他們精神狀況的刻畫，本雅明首次將大眾文化批判放在了新時代現代性批判，的重要位置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啟示了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
其次，從總體上看，本雅明基於唯物史觀的現代性批判，遠遠超越了同時代乃至後來的一些思想家。麵對現代性的矛盾衝突以及在此衝突中人類精神麵臨的危機，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多數思想界不同，本雅明直麵現實，采取了一種與審美烏托邦不同的解決方式，使審美走向生活、走向大眾。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本雅明基於對現代人處境的敏銳而深刻的洞察，提出的辯證的現代性批判“超出了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承受力”①,遠非同時代的人所能理解。本雅明現代性批判的這一路徑也深刻影響了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研究範式。一方麵，促使他們突破精英主義的文化傳統，將文化與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和經驗聯係起來，指出文化是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而且基於生活經驗的整體性，提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②。另一方麵，啟示他們進一步嚐試通過文化批判重塑社會主義革命主體，來實現現代性的救贖。